“老女排”超一半选择海外生活 杨希成房产富姐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8月05日 转载)
来源：了望东方周刊
[提要] 中国“老女排”的队员们自1984年起便纷纷退役走上了不同的生活道路。当时国家退役的许多优秀运动员都选择到国外球队效力，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既能挣钱又能开眼的好机会。中国“老女排”中有一半以上选择了出国，留在国内的队员有的成了国家干部，有的经商成了富姐。 (博讯 boxun.com)
女排姑娘今何在
球场上是英雄，生活中可能只是个普通人，这是作为运动员必须面对的现实
1980年的春天，冬日的萧瑟过后，万物复苏。
北京大学校园内，欢呼声如海潮般一波波涌动，学生们把体育馆围得水泄不通。
“女排来了！女排来了！”越来越多的人流向这里汇聚。突然，不知是谁，把一名女排姑娘抬了起来，紧接着立刻又有几个姑娘，被热情的学生们举过头顶……
1979年底，中国女排首次夺得亚洲锦标赛冠军，立刻成为全民偶像。
“那个景象太难忘了，学生们都沸腾了，我是躲在郎平她们这些大个子球员后面才进到馆里的。”时任国家体委宣传司教育处处长、后来以女排为主角写下报告文学《中国姑娘》的鲁光告诉《�望东方周刊》。
如今已过花甲之年的他回忆说，那天，女排姑娘们都被大学生的热情“吓坏了”，“大家开玩笑说，以后拿了世界冠军也不敢来了”。
第二年，中国足球队将参加亚洲锦标赛，而女排将去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全中国人都擦亮了眼睛。
“当时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中国体育事业的春天就要到了，而女排有可能就是第一响春雷。”
女排队员张蓉芳私下里曾跟鲁光说：“我们和冠军就差一个台阶了，一迈腿就可能上去。”她的话在那一年成为了现实。1981年，中国女排首获世界冠军；3年后的洛杉矶奥运会（搜狐联想2008奥运、联想官网）上，她们拿到了奥运金牌。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句原本起自男排入围世界杯决赛的口号，因为女排的惊人战绩而传播更广、更鼓舞人心，成为整个上世纪80年代的最强音。
20多年后，这些昔日让举国若狂的女英雄们，有的久居国外，有的成了商场精英，有的供职政府部门，也有的只是平凡的妻子和母亲。
拼搏精神也不是生来就有
“1981年春天，女排在湖南郴州训练，我为了写《中国姑娘》，专门和她们一起住了半个月。”鲁光说，当时训练基地在一个公园里，公园的另一角关着很多猴子。女排队员陈招娣曾跟他开玩笑说，“我们也像一群猴子，满地滚翻，耍我们的就是袁（袁伟民）邓（邓若曾）两位指导。”
今天的女排总教练陈忠和，那时是男陪练。鲁光说，他眼看着陈忠和站在高凳上，居高临下使劲往女队员身上扣球。“姑娘们都是闭着眼睛接球，球打在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叫喊声、球落地的咚咚声，听得他胆战心惊。
为何如此严酷地训练？队长曹慧英告诉鲁光，她们和苏联队比赛的时候，隔网看到，人家的腿比她们的腰都粗。“她们的大力扣杀威力太大了，我们不这么练，怎么对付她们啊。”
当年女排的技术顾问李安格如今已经80多岁了，他曾经提出了“快速反击”理论，发明了“单脚背飞”和快抹技术，在女排的成功之路上，是个幕后英雄。
他说，当时国家队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训练原则---“三从一大”，就是“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进行大运动量训练”，这是60年代中，日本队教练“魔鬼”大松博文被请来对当时的女排队员进行“极限”训练时采用的方法。“文革”后，刚摘下“法西斯教练”帽子的中国教练们，还普遍有些“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谨慎。
“女排组队是1976年，袁伟民是教练，他是一个胆子很大的人，也是一个严厉得很有技巧的人。”李安格告诉《�望东方周刊》。
1980年前后，女排姑娘们被拉到美国训练。运动员们没出过国，也没坐过飞机。十几个小时的飞行，很多队员都不太适应，一路上疲惫不堪。飞机终于落地，大家被拉到宾馆里，累得只想睡觉，结果电话铃响了：立刻集合，开始训练。
留在国内的“老女排”队员，有的当了国家干部，有的下海经商，大部分人已经淡出公众视线。
来自四川的张蓉芳，1987年曾被请回来担任国家女排的主教练。李安格回忆说，当年张蓉芳是“临危受命”，比赛两个多月前执帅印，当时她已经怀孕3个月。结果她带领老女排，获得了第五块金牌。
今天的她已经是排协副主席，也是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的副主任。
副攻手朱玲活泼爱笑。1984年，27岁的朱玲退役后，担任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带职入四川大学学习。在这之后，朱玲经历了两次婚姻：1987年丈夫因病去世，1992年，她和现在的丈夫曾山结了婚，现在，她已经是四川省体育局的副局长。
女排第二任队长孙晋芳的为官之路比较顺当。1983年，因为严重伤病，有“神二传”之称的孙晋芳，在28岁时退出国家队。后来，她出任江苏省体委副主任，分管全民健身和体育推广经营等工作。
2001年初，孙晋芳开始主掌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至2003年，中国体育彩票销售大幅度攀升，不到三年销售总额就达570亿元，超过过去7年总和。2003年，为备战雅典奥运会，体育总局又将她调入国家网球管理中心，担任主任至今。
热情似火的陈招娣，现任总政文体局局长，肩扛两杠四星，成了“陈大校”。
上世纪90年代初，尤其是在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全国掀起了“下海热”，刚退役不久的女排姑娘们，也有不少人赶上了这趟历史快车。
年纪大一些的球迷应该都还记得“笑面黑娃”梁艳，“她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人缘也好。”李安格这样评价。
退役后的梁艳，先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毕业后到《新体育》杂志社工作了4年，随着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经商浪潮，思想活络的她，也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海”了，创办了“梁艳体育广告公司”。
“除了收入一般，其他还满意。”她曾开玩笑地说。实际上，在1992年和1996年两届奥运会上，她的公司都做过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广告代理。
“文革”后女排第一任队长曹慧英也被这股风吹到了“海里”。1982年，28岁的她退役后进入北京体育学院进修，毕业分配到原国家体委的中国国际体育旅行公司任副总经理。
90年代初，曹慧英辞了职，随丈夫一起办公司，从事体育文化领域内的经纪业务。她还有一座颇有气势的“龙德行大厦”。2007年以后，曹慧英全家移民加拿大，如今，她是加拿大体育发展公司、美国体育发展公司的董事长。
还有太多大家曾经十分熟悉的身影，在你我的身边静静生活着。
“无声手枪”张洁云，现在是江苏省国际体育交流中心副秘书长、江苏省体育旅游社的副总经理；人称“小孙晋芳”的周鹿敏，现在是上海体委社会体育中心的干部……
陈忠和曾经在《笑对人生》一书中详细回忆了他和这些女排姑娘的往事。在书稿末尾，他说：“她们全部步入中年了，但是 ，中国排球史上，她们都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功臣。”
（特约撰稿邢静、兰燕飞、马俊岩对本专题亦有贡献）�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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