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燕:“人物对”现象文化心理分析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8月02日 转载)
提要:在中国古典通俗小说中,存在着一系列的"成对"人物,他们性格截然相反,但关系非常亲密,分别是集团中正统仁德的领袖和粗莽豪放的属下,形成了特定的"人物对"模式。本文以这一模式为研究对象,尝试分析其中蕴含的文化心理。
关键词:人物对 中国传统文化 荣格心理学 原型 (博讯 boxun.com)
作者褚燕,女,1974年生,第二炮兵指挥学院人文教研室。
一
在阅读中国古典通俗小说时,常常会有一种有趣的人物搭配跳将出来吸引我们的注意,那就是仁德宽厚的主人公与粗野滑稽的伙伴的奇特组合。这在我国通俗小说早期的三部巨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中都可以找到--长厚君子刘玄德和怒目圆睁的猛张飞;孝义三郎宋江和黑旋风李逵;老好人唐僧和无法无天的"妖猴"孙悟空。他们在其战争生涯或漫游经历中几乎形影相随,一庄一谐,相映成趣。
细加琢磨,会发现这些组合有许多共通之处。人物双方同属被作者歌颂拥护的正义集团,刘备、宋江、唐僧是集团的绝对领袖,肩负着沉重的历史使命;张飞、李逵、孙悟空则是他们的手下、将领或徒弟,主从关系、上下等级十分分明。但同时,人物之间又有着主从关系之外的亲密友谊,称兄道弟,如影随形,就是常有小矛盾的唐僧和孙悟空,也是师徒情深。他们的性格对立互补,一方沉着稳重,不苟言笑,讲究忠孝仁义,为自己的信条所束缚,遇事畏缩犹豫;一方急躁好动,直言快语,滑稽幽默,嗜血好斗,率性而为。就是人物的外形,也形成了有趣的鲜明对比:刘备是"面如冠玉,唇若涂脂",张飞则是"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孙悟空是罗圈腿、雷公嘴、浑身长毛、人见人怕的恶模样,唐僧则是"唇红齿白"、"丰姿英俊"人见人爱的俏和尚;倒是宋江其貌不扬,"面黑身矮",但与"不搽煤墨浑身黑,似着朱砂两眼红"的"黑凛凛大汉"李逵相比还是端正许多。这种对立互补、主从加兄弟式的人物组合,形成了中国古典通俗小说所特有的"人物对"系列。
从其他明清通俗小说,我们还可以发现不少这样的组合--《杨家将演义》里的杨延昭和焦赞;说唐系列中的秦琼和程咬金;《说岳全传》中的岳飞和牛皋;吴《飞龙全传》中的赵匡胤和郑恩;《孙庞斗志演义》里的孙膑与袁达以及狄青传奇系列中的狄青和焦廷贵等等。"人物对"的特殊组合,一再重复出现于不同时期的不同作品,并受到读者的确认和欢迎,可以说是中国通俗小说独有的奇特现象。早在明末,小说评论家金圣叹就指出李逵与宋江的"陪"和"衬"的关系,是所谓的"反衬法"、"背面铺粉法",使人物性格更加鲜明突出。但如果仅从艺术技巧角度来阐释这一现象,似乎还远远不够。美国学者浦安迪在《明代小说四大奇书》里特别关注到宋江和李逵之间这种"若即若离,相互抗衡为主调的关系",以为"在这两人纠缠不清的交互作用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运用一对对性格截然相反的成对人物,来探讨更高的抽象层次上关于人类动机的某些深层问题的这种写法技巧的一个卓越例子"。浦安迪的论述虽只出于直觉,却启发着我们去探讨其艺术技巧外表下更深层的文化心理内涵。
二
"人物对"几乎是两种极端化人格的组合。刘备、宋江等正统英雄们有着极成熟的社会心理,自觉遵守道德伦理规范,小心翼翼地奉行着忠君之道;粗莽英雄则几乎是未开化的原始人,没有长大的孩子,一出门、一开口就要招惹麻烦,对皇权也是毫无敬意。前者是社会化"理性"与"道德"的象征,精神世界的领袖;后者则是破坏既有秩序的"非理性"和"力量"的化身,行动着的强壮肉体,这使我们不由联想到中国传统文化里"德"与"力","理性"与"非理性"的分裂和对立。"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宇宙开始于一片混沌,然后分阴阳,生万物,才有了所谓的阴阳对立和互补。探讨"人物对"模式的文化内涵,也要从中国文化的"混沌"期开始。
中西方文化同样起源于巫宫文化,但进入文明社会后,中华文化转入了以人伦为本的史官文化。"孝"、"礼"、"德"的字样出现在殷代文献里,到了西周,"敬德"、"保民"就成为统治者的施政大纲。"天命"以"人德"为转移,"神"也就成了道德力量的化身。而史官文化对巫官文化的冲击、排挤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造成了上古神话传说的中断、流散以及史诗的阙如。这场古神话的变革,或者说是改良,发生于周代。上古神话中的一部分被转为古史传说,披上道德的外衣,成为中国最早的历史;另一部分则被筛选下来,保留着朴野、原始的风貌,流传于民间,散见于典籍片断。我们只能从这些片断里依稀寻见巫官文化时期那种古朴荒蛮、怪诞夸张和蒙昧的非理性精神,其显要的一点,就是对力的崇拜。
希腊神话里的超人多是些勇敢强悍的征服者,在中国原始神话资料里也可寻觅到巫官文化时期"力崇拜"的痕迹,而且这些"力"往往与叛逆者连在一起:蚩尤众兄弟发动苗民与黄帝作对,飞沙走石,大动干戈;刑天与帝争神,操干戚以舞;夸父与日逐走,道渴而死;共工同颛顼争帝,不胜,怒触不周山……这些拥有非凡勇力的神礻氏身躯巨大,外貌凶恶,脾气暴烈,面对强大的自然、神界的权威坦率而任性地提出争胜和取而代之的大胆要求。透过他们巨大的身影,我们看到了粗莽的、动物性的原始力的恣肆,但在古史传说中,这些叛逆巨人们被划到了恶的范畴。"中国上古神话历史化的关键作用在于:把古代神礻氏分成善恶两类,分头代表历史事件中的正反两面。"(1)当我们的祖先踏入文明门槛后,适应着宗法农业社会的需要,强力不再受人崇拜,德行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一部分神礻氏由此获得人形、人性,被改造成为造福生灵的文化英雄和圣君贤臣;那些与他们作对的肌肉发达的怪物则成了不服教化的逆民,打入了恶的地狱。神话传说中夸张力勇的成分随而被冲淡,过于荒诞的情节被删改,添上现实的道德说教的主题。神话历史化,是史官文化对巫官文化冲击的结果,"德"与"力"的分裂初现端倪,原始的非理性精神逐渐为文明社会驱逐。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文化气象空前繁荣,关于"力"与"德"的关系,在当时同为显学的儒、墨两家有各自的见解。
儒家学说全盘继承了史官文化的"隆礼"、"敬德"的传统,并将"仁"、"义"之类新的道德精神注入礼乐形式中,增加理性成分,淡化"天命"观,巫官文化的遗迹被进一步清除,"德"与"力"的观念也被明确地对立起来。孔子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2)骥是千里马,日行千里是其力,孔子认为骥的价值更在于性情善良,听从驱使。孟子从王道出发,区别了"以力服人"与"以德服人":"以力服人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服人者王,王不待大。"(3)重视道德教育,忽视力量的培养,推崇仁德,轻视勇力、智力,儒家学说的偏执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墨家具有小生产劳动者代表的特征,很强调力的作用,认为人类生活区别于动物的特征是"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4)墨家学说里"力"与"德"是统一的,而与"命"相对,认为一切在于人的努力,不在于命运,社会道德以及道德的标准也应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功利基础之上。《淮南子·要略》说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墨子也自称"夫兼相爱,交互利,此自先圣六王者亲行之"。(5)可见墨家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远古夏禹时代无阶级等差的原始共产主义的遗风余韵,其"尚力论"实际上也可追溯到巫官文化时期原始初民的"力崇拜"。
然而随着儒学成为文化主潮,曾与儒家并列对抗的墨家作为思想体系和学派,在秦汉以后逐渐消失无闻,尚力论被逐出思想界,"德"与"力"也从此彻底云泥两端了。
但原始文化里的野性反抗的冲动,并没有就此消亡,而是在下层民众的文化层里继续存活。有勇力的征服英雄仍旧受到大众的敬仰--后羿的传说在古史神话里支离破碎,在民间却相当丰富。即使是已被统治阶层定性为恶的化身的叛逆巨人蚩尤,在民间却仍享有很高的威信,被视为"战神"。他死后,头、身分葬于寿张县、钜野县,寿张县的古代居民每年十月都要举行"蚩尤祭",来表达对这位造反英雄的崇拜。(6)
史官文化传统与儒家文化的深入控制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德"与"力"、"理性"与"非理性"的截然对立。但随着宋元之际市民文学的兴起,尤其是雅、俗文化的撞击、交流下长篇通俗小说的诞生,又让这分裂已久的伦理因素有机会重新相聚,幻化作"人物对"中的正统英雄和粗莽好汉。刘备、宋江、岳飞等正统英雄,拯救世道,挽救民族命运,肃穆威严的理性光环下恍惚闪现着三皇五帝的圣洁之光;张飞、李逵等粗莽好汉们让人直接联想到蚩尤、共工这类带着动物野性,横冲直撞的叛逆巨人。也许真的是巧合,《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里猴行者自称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猴王",隐约透露出他所继承的蚩尤血脉;《水浒传》里的李逵装模作样地当了一天寿张县县令,而如前文所说,寿张县正是蚩尤的葬身之所。在这些粗莽英雄的身上,沉默了数千年的反抗精灵复活了。
有趣的是,在传统文化范畴里水火不容的两种精神,在小说中却能和谐亲密地相处,在对立中体现了统一,在统一中又体现着对立。粗莽英雄们虽然个性狂野,对正统领袖却是言听计从,生死不渝,似乎只有与之相随,才能找到人生意义所在;而领袖人物一样离不开张飞、李逵的相伴,在他们性命危急,或是为道德束缚犹豫不决时,往往是粗莽英雄不要命地冲出来,杀得个天翻地覆。这种协作关系里,又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宋江对李逵"黑厮"、"黑畜牲"的斥骂如此凶狠,与他平日温和的形象相去甚远;同样,对于宋江的招安政策,表现得最激烈,跳起脚来踢翻桌椅大喊大叫,坚决反对的正是李逵。这种人物关系中的奥妙也许只能从心理学角度来揭示了。
三
我们在谈论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时,讲得最多的是"儒道互补"。中国很多读书人具有二重人格,得意时是儒家,失意时是道家。道家的存在不仅不会威胁到儒家的独尊地位,相反还是儒家所必需的缓冲地带,从而使整个上层意识形态更加稳定,所以说儒、道互补是上层文化内部的互补。而英国人韦尔斯独具慧眼地指出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不仅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还有一个"土匪",闻一多先生在感叹旁观者清的同时,又认为修正成"儒家、道家、墨家"更为恰当。(7)土匪或墨家,其实都指的是中国人灵魂深处隐藏着的非理性的原始冲动。墨家的消亡并不意味着其思想方式的消亡;上古神话的历史化,也并不说明原始神话里非理性冲动的部分由此销声匿迹。在文化层次上,它退出了文化表层,与以儒道互补组成的上层文化形成对立,而就民族心理而言,"原始文化中神秘的、非理性的冲动,受到日益强大的压抑,……不能象其它古代民族那样明朗化,并与理性的意识平分秋色,于是潜入人的意识背后隐藏起来,造成灵魂中不与理性相通的'死角'。"(8)用心理学术语来讲,就是隐退到潜意识,或者无意识里去了。这个过程是整个华夏民族在文化进程中的共同体验,由此形成了中国人心理中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
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iconsious)是容格分析心理学说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它指的是人类一种集体的、普遍的,对所有个人来说都是相同的非个体性的第二心理系统。原型(prototype),是集体无意识的具体组成内容,"生活中有多少典型的情境,就有多少种原型,无数次的重复已将这种种经验刻入我们的心灵之中……"(9)原型批判学家N·弗莱认为:原型批判的最佳对象是"高度传统化的文学",因为原型体现着文学传统的力量,可以沟通不同时空的作品,探讨其共同性,使文学成为社会交际的特殊形态。"所谓高度传统化的文学,在大多数场合是那些质朴的、简单的和大众化的文学。"(10)本文的研究对象--通俗小说,恰好是这种"高度传统化的文学",当我们尝试着将原型批判运用于"人物对"模式的阐释时,即发现一些社会学批判无法揭示的现象,在心理学的分析下迎刃而解。
我们可以发现那一对对性格截然相反的人物实际上是人格结构中支配行为选择的两种对立的原型的外化,即适应社会生存、冠冕堂皇的"人格面具"(persona)和蕴含着人的基本动物性的"阴影"(the shadow)。
在容格的心理学理论中,人格面具所起的作用相似于演员用的面具,它使得个人能去扮演不一定是他本人的角色,而呈现出与己有利的形象,与他人和睦相处,获得社会的悦纳,从而取得个人利益和成就。刘备、宋江、岳飞、杨延昭等人是典型的人格结构中人格面具的象征。他们自觉地扮演着为社会普泛道德所称颂的角色,在不同的社会关系里,还带着不止一副的人格面具:家庭生活中,他们是孝子严父;皇权下,他们是忠臣勇将;在自己领导的集团内部,他们又是仁德的领袖。不同的境遇中,正统人物总可以从众求同,为社会认可,从而成为被所有阶层崇拜的"经典英雄"。
人格面具可以使人获得成就,但同时如果一个人过于专注于自己扮演的角色,他的意识自我(ego)亦会视自身等同于这种角色,而迷失本性,容格心理学称之为"人格扩张"(inflation)。岳飞的愚忠思想,宋江的招安论,使他们不仅自身为自己过于专注的扮演所害,还危及了其手下的生命。"被人格面具主宰了的人,还常将自己的角色投射到他人身上,要求他人也扮演这种角色。假如他处于领导地位,那么他就会使那些在他手下工作的人们的生活变得痛苦而悲惨。"(11)
且看《说岳全传》中岳飞手下王横、张保等人是如何被引上悲剧道路的。当冯忠等人奉奸臣秦桧的命令前来捉拿岳飞,王横欲加阻拦时:
岳爷道:"王横,此乃朝廷旨意,你怎敢罗唣,陷我于不忠之名,罢罢,不如自刎罢了。"……王横跪下哭道:"老爷难道凭他拿不成?"冯忠见此光景,提起腰刀来砍王横,王横正待起身,岳爷喝一声:"王横不许动手!"王横再跪下,已被冯忠一刀砍中头上,众校尉一齐上来,可怜王横半世豪杰,今日被乱刀砍死。
--第六十回
在狱中,张保一头撞死在岳飞面前:
岳云、张宪痛哭起来。独有岳爷哈哈大笑道:"好张保,好张保!……我们'忠'、'孝'、'节'已经有了,独少个'义'字,他今日一死,岂不是'忠孝节义'四字俱全了!"
--第六十回
风波亭父子归神一回里,
岳云、张宪道:"我们血战功劳,反要去我们;我们何不打出去?"岳爷喝道:"胡说!自古忠臣不怕死,大丈夫视死如归,何足惧哉!且在冥冥之中,看那奸臣受用到几时!"
--第六十一回
读到这里,读者对奸臣的切齿痛恨几乎要转为对岳飞愚忠的扼腕叹惜了。岳飞之"愚"正在于他过分着迷于自己扮演的"忠臣"、"大丈夫"角色,而且又要求手下人也照此而行,来完备他忠孝节义的名声。王横等人为他人的"人格扩张"而死,实在冤枉。梁山好汉们,尤其是李逵,也成了执迷于忠义形象的宋江的陪葬品。同样,蜀汉事业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也归于刘备的"人戏不分"。蜀汉政权经过诸葛亮的苦心经营,已经初具规模,而刘备一时为"义兄"的角色主宰,执意进攻东吴,替张飞、关羽报仇,最终使蜀汉政权元气大伤,一蹶不振。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人格面具既能成就事业,也可以使整个事业功亏一篑。
戴着人格面具的领袖人物,常凭着极高明、极微妙的手段操纵他人。他们总是表现得那么谦卑,富于牺牲精神,但顷刻间,每个人都会来为他出力。在这方面,刘备可称表率。携民渡江时,他于船上望见百姓"扶老携幼,将男带女,滚滚渡河,两岸哭声不绝",大恸曰:"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赵子龙单骑救主,他掷阿斗于地曰:"为汝这孺子,几伤我一员大将!";白帝城托孤,他拉着孔明的手说:"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若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史书称之为"以情感人","以得人死力",而从容格心理分析学说来看,则属典型的经过化妆后的权力情综(情结)(complex)。一个人在与他人的关系上表现得极端的柔顺而谦恭,总说"不要管我",但他总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实现对他人的操纵。这种人将自己对某种事物,特别是权力的积极兴趣隐藏在强烈的消极态度背后,他大声反对的东西,事实上是他内心真正想要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宋江总是极力向每个上山的好汉出让头把交椅,刘备又为何对称王称帝如此断然拒绝,而唐僧不会"化妆",常把真实想法赤裸地表达出来,所以才由崇高变得可笑。
夏志清尖锐地指出:"李逵不断表示反对宋江接受招安的政策,每次都使宋江怒不可遏。宋江本性温和,颇有策略,很少发火,但在喝斥李逵时,似乎是在谴责自己内心那不可告人的部分……李逵道出了宋江想当皇帝的心声。"(12)的确,李逵等粗莽的、充满叛逆精神的英雄人物正是人格结构中"那不可告人的部分"的外化,容格称之为"阴影"。与人格面具是社会生活和团体生活的基础相反,阴影原型是个人成为团体一员所必须抑制的对象,因为阴影中所蕴容的大量的人的基本动物性使其成为一切原型中能量最大,最具有潜在危险的原型。中国文化进程中被排斥、压抑的原始"力"、叛逆精神和非理性元素,从意识中淘汰出来,遁入了无意识层面,以潜在的状态隐伏下来。人一旦发现自己面临危机或生活困境,阴影就会借机向意识表现自我。于是中国人的灵魂世界里,儒和道名正言顺地坐于正堂,墨或者"土匪"或者原始的野性只能在后院躲躲藏藏,不特别注目难以发现,但它又丝毫不安于寂寞,随时酝酿着暴力和反抗。武侠文学的盛行,就说明不论在民间还是上层知识分子内心无不潜伏着这股不合儒教的阴影。
张飞、李逵等粗莽英雄粗眉浓发,脸肉横生,狂野不拘,完全一幅未经教化的原始人模样,就连他们漆黑的肤色,也让人联想到文明之火点亮前那幽深恐怖的黑暗。他们代表着文明人内心深处被压抑的兽性,或者说是"邪恶的无法无天的因子"。他们的所作所为往往是正统英雄们碍于人格面具不便实行的真实想法。杨六郎奉母命私下三关,惩治佞臣谢金吾,故事制作者巧妙地安排了焦赞与他同行,去实行六郎本要做却被角色限制了不能做的杀戮。岳飞一再被戚方暗害,却不治罪于他,而是以德化之,还与他一封书信,叫他连夜到临安寻个出身,"若到天明,恐众将不服,就难活命了。"结果不久,牛皋便把戚方打得脑髓迸流,岳飞见了只是说"是本帅忘了,不曾记得今夜是贤弟巡夜。被你打死,也是他命不该活。"(13)按照岳飞精细的为人,绝不会有如此疏忽。岳飞突然的健忘,给了他下意识里的阴影--牛皋动手的机会,完成了对仇人的惩罚。
阴影原型的特点之一,是具有两面性,它既是创造力、强烈激情的源泉,也是制造凶狠残暴的来源。我们在为粗鲁英雄斩杀恶棍奸臣的截断行为快然欣畅时,又无法不为他们过于嗜杀,伤及无辜时的无所谓态度胆战心惊。李逵劫法场,"火杂杂地轮着大斧,只顾砍人,……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为赚得朱仝上山,他连四岁小儿也不放过,活生生劈作两半;狄太公请他去捉鬼,结果捉出了奸夫,他手起斧落结果了奸夫性命,但一时兴起,连太公的女儿也砍了,"拿起双斧,看着两个死尸,一上一下,恰似发擂的乱剁了一阵"。狄太公大哭一场,却也无可奈何。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已经知道"人物对"实际上是"一个人"的分裂。中国通俗小说源于讲史技艺,为了讲故事的方便,一个人的复杂内心被外化和条理化作"人物对"双方。而就心理学角度分析,也可看成是人格组成系统的个体化过程(individuation)。个体化是人格各系统自身发育的过程,如果发育不良或者发展机遇不均衡,将导致人格的畸形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牛皋、程咬金、李逵、郑恩等粗莽英雄大多由寡母抚养成人。很多小说着力渲染了强壮蛮横的儿子与慈爱母亲之间相依为命的深厚情感,在父亲方面却是一片空白,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正统英雄们则往往出身于强大的父系系统:刘备是中山靖王之后,秦琼、岳飞、杨六郎等也是历代忠良,将门虎子,宋江则完全由父亲独自带大。很显然,粗莽英雄与正统英雄处于不同的成长环境,而这恰好应和了他们成人后的不同性格。
人文学家们认为父权、父教代表着权威、法律、抑制和道德;母教则较温婉、放纵。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人类经历了从原始人到社会人的进化过程;同样,一般人的人格形成也要经历从母爱的放任中分化出来,接受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文化教育,从而成为循规蹈矩的父权社会中的一员。粗莽英雄们自幼缺少父教,人格中原始因素保留完整,而人格面具缺乏发展的环境,所以人格逐渐为阴影原型主宰。相反,正统英雄们成长于严格的父教,即使岳飞、秦琼是由母亲带大,但其施行的仍是严父般的管教。所以他们的人格中的人格面具格外的强大。通俗小说中人物成长背景与人物性格的对应,正好印证了心理学家、人文学家们个性成长与家庭环境密切相关的观点,这就是作家们对生活真实的无意识概括吧。
而从总体上来说,整个中国传统教育以道德教化为中心,在这个大环境下,阴影原型也仅能停留于原始野性的阶段,无法获得充分的个性化来为社会、个人提供创造的激情和生命的活力。所以希腊神话中非理性精神的化身酒神狄奥尼索斯既是悲剧之神,又是美男子,而从蚩尤到李逵,仍只能保留着原始人粗野的外貌,与艺术更是粘不上边了。只有在孙悟空形象上,我们才能看到阴影借助着启蒙思潮的冲击力,走出了阴暗的角落,在阳光下自由地呼吸成长,在那个超验的世界里,孙悟空不再只是粗野人物,而是充满热情活力、能安邦定国、有大作为的时代英雄。
人格的个体化只是人格发展过程的第一个阶段。一个人如果要获得和谐、平衡的人格,就必须使人格内部各种对立力量实现对立中的统一。各结构之间的补偿作用为对比鲜明的组合提供了一种均衡,使心灵免于成为神经性机能失调的心灵。
当"一个人"分裂成两半后,又无时无刻不在寻找对方以实现自身的完整,"人物对"双方通过两人之间的亲密合作,调济补偿自己的欠缺,从而达到心理的平衡。粗莽英雄只有跟随了正统领袖后,才结束了盲目的游荡,走上建功立业的"正途"。正统英雄于他们,既是仁厚的兄长,又是威严的父亲。在正统英雄的关爱和管教下,粗莽好汉们弥补了自幼缺少的父教,享受到依赖于强大父权保护下的心灵宁静,从此言听计从,至死不渝。对于正统英雄来说,他们被强烈压制的阴影心理通过粗莽英雄发泄出来,宋江一见李逵,就"敬他真实不假",从此结下一段生死兄弟情。与率性天真的粗莽英雄们在一起,他们就好似在同顽童打交道,宋江称李逵是"家生的孩子"并不是事出无因。借助着李逵们的自然天趣,他们严格压制的灵魂也可以呼吸一两口新鲜空气,分润一些放荡的欣然。
这种补偿作用同样有效于读者。"原型可以满足人在现实中所缺少的与'原型'有关的需要,从而达到补偿。"(14)
粗莽英雄无视规章条例,轻视皇权威严,具有排除一切阻碍束缚和将冲动付于实施的勇气,这也是一般文明人在受了无理欺压后无法排谴的痛苦,即使有冲动的想法,往往又被自我压抑下来,所以粗莽英雄们的直爽快截,在身为文明人的读者看来,觉得大出一口闷气:"安得快人如翼德,尽诛世上负心人!"张飞、李逵等人的放肆言语,所作所为,正是常人想说而不敢说,想做而不敢做的。
而读者们从正统领袖人物身上看到的,则是他们想做而做不到的。生活于平凡中的读者往往向往着超越平凡的体验,当正统英雄叱咤风云,统领千军万马,为民族、为正义而战时,当忠义人物屡遭陷害慷慨赴死时,读者们胸中无不膨胀着激昂、悲壮的情绪和深沉的正义感。这是日常生活中无法体验的崇高情感。而且,领袖人物的故事,也替代性地满足了读者获得社会成就、实现自我的心理需要。
N·弗莱在一次学术专题报告中将原型定义为"在文学中反复使用的、并因此具有了约定性的文学象征或象征群"。按照这个定义,本文研究的通俗小说中的"人物对",也应是众多原型之一。作为一个整体的原型,"人物对"让读者享受到在民族文化进程中被分裂的灵魂向混元太一状态回归后的喜悦和宁静。它的出现连带着一批联想群,包括理性和非理性、善与恶、悲与喜、力与德、阴与阳、柔与刚、人格面具和阴影等等,它如同一个巨大的黑洞,期待着我们的接近和探索。
责任编辑:项义华
(1)谢选骏:《神话与民族精神》,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214页。
(2)《论语·宪问》。
(3)《孟子·公孙丑上》。
(4)《墨子·非乐上》。
(5)《墨子·兼爱下》。
(6)袁珂:《神话选译百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7)《关于儒、道、匪》,引自《闻一多全集》第三卷。
(8)谢选骏:《神话与民族精神》,第400页。
(9)容格:《原型和集体无意识》,《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译,三联书店,1987年。
(10)N·弗莱:《批评的解剖》,引自叶舒宪选编:《神话-原型批判》,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67页。
(11)[美]卡尔文·霍尔、沃农·丁·诺德拜:《容格心理学纲要》,黄河文艺出版社,1987年。
(12)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113页。
(13)钱彩、金丰:《说岳全传》,第五十四回。
(14)容格:《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译,三联书店,1987年,第108页。
_(博讯记者:hshssada)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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