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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治化:当代文艺学知识生产的危机征兆/陶东风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2月29日 转载)
    
      如果文学和文学研究内在地包含广义的政治性,如果一种坚持公共关怀的文学和文学知识必然具有广义的政治性,那么,抽象地否定文学的政治性,或者人为地鼓励文艺学研究非政治化,就有使文艺学知识非公共化的危险,使之无法积极回应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丧失参与社会文化讨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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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倾向如果联系阿伦特的“社会”和“经济”等概念以及哈维尔的社会理论,就会理解得更加透彻。如上所述,阿伦特认为政治乃人的言谈与行动的实践,而这一实践必须有一“展现的空间”或“公共事务领域”(45)。依据阿伦特对于“劳动”、“工作”和“行动”三大人类活动领域的划分,为生存而进行的劳动、为利益而进行的工作都不属于政治实践。政治是一种摆脱了物质的功利性和必然性束缚的自由活动,是人们在公共领域中自由地、尽情地展示自己的卓越与优异的活动。作为行动者展现和演示自己言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主体间平等沟通的空间,公共领域是一个没有支配和宰制的平等对话空间,人们在这里凭借平等、理性的交往原则(而不是暴力、支配与宰制)就超越了物质必然性的公共问题进行自由讨论。在阿伦特的类型学分析中,劳动与工作作为物质经济活动,不属于公共事务,而是私人事务,也不是发生在公共领域,而是发生在家庭或“社会”等私人领域。
    
      这里,阿伦特对于“社会”的理解是非常独特的。(46)在阿伦特看来,社会“按照经济上的要求组织在一起,形似一个超人的家庭”,“我们把这个家庭的集合称为社会,把它的政治形式称之为国家”。(47)众所周知,在阿伦特那里,“家庭”是与公共政治领域相对的私人经济领域。阿伦特把“社会” 指认为“超级家庭”以表明社会的规模虽然远大于家庭,但本质上还是经济活动的领域。
    
      让阿伦特深感忧虑的是:现代世界公共领域的重大危机就是经济(社会)领域的政治化。“政治不过是社会的一项功能”。正如有学者指出的:
    
      阿伦特发现西方现代社会在其形塑的过程中欲把劳动和工作的工具性价值转变为价值自身,把属于“私人域”的、应该隐匿的活动(如家产的经营管理)施放到“公共领域”里。……生活的价值不是表现在公共或政治的生活,以及履行公共的责任,而是在经济市场上追逐“私人的利益”。无限制的经济生长,以及牺牲公共领域以换取私人领域的扩张,成为集体生活的最高目标。(48)
    
      阿伦特依据古希腊经验而在理论上提炼出来的、和社会经济利益无关的公共政治活动,现在变成了经济利益的“上层建筑”。经济行为渗透到公共领域,家务料理以及以前与家庭私人领域有关的所有问题都变成了公共领域的事务。社会领域在现代的这种扩张使得原先非常明确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城邦与家庭、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区别显得困难。现代世界把政治共同体(国家)看做是需要一个像家庭一样的家务管理机关来处理,于是,“国民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 取代了政治哲学(而依据古希腊的思想,“政治经济”的说法本来就是矛盾的,因为经济不管是什么,它永远是家庭的事情)。这正好是阿伦特甚为担忧的现象,它意味着物质需要、生物需要的满足等原来处于私人领域的东西进入且主导了公共政治领域。(49)
    
      同样,哈维尔也非常担忧公民的政治冷漠,认为它是现代消费社会的一个病症。哈维尔指出,消费社会滋生的一个毒瘤,就是大众的政治冷漠,是只关注个人“幸福生活”的消费主义的大面积流行:“一个人越是彻底放弃任何全面转变的希望,放弃任何超越个人的目标和价值,或任何对一种‘外在’方面(指公共事务,引注)发挥影响的机会,他的能量就转向阻力最小的方面,即‘内在’(指个人的物质生活,引注)。今天(哈维尔写作本文时是1978年,译注)的人们一心一意地想着自己的家庭和房子,他们在那儿找到安息,忘掉世界的愚蠢和自由地体验他们的创造性才华。他们在自己的房子里布满各种用具和可爱的东西,他们试图改善他们的食宿,他们想为了使自己生活变得愉快,修建小别墅,照料自己的小汽车,将更多的兴趣放在食物、穿着和家庭舒适上。简言之,他们将兴趣转向他们私人生活的物质方面。”(50)
    
      尽管阿伦特和哈维尔的担忧乃针对西方现代社会或特定时期的东欧社会而发,但是,我们在90年代以降的中国同样可以发现类似阿伦特和哈维尔所担忧的现象。值得指出的是,随着现代化的逐步实现与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对于所谓“物质必然性”的理解也应该作相应的扩展。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是在极度贫穷的意义上受制约于物质必然性。但是,如果“保护我们的生活,滋养我们的身体”成为我们的最高生活理想,那么,即使我们远远超越了温饱水平,我们的生活本质上受制于物质必然性;如果我们把消费自由当成唯一的或最高的自由,把物质幸福视作最大的幸福,而不再追求其他更加重要的自由与价值,甚至视之为 “多余”、“幼稚”,我们的公共关切和政治责任与义务感就必然弱化。正如阿伦特指出的:随着现代科技革命、自动化产业的发展,越来越多地将人从生计压力下解放,事实上消费社会人们往往有充足的闲暇时间,但他们宁愿花在休闲、娱乐等消费活动上而不是公共事务。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无闲暇,而在于不同的人如何支配闲暇时光。(51)当以物质经济生活关切为核心的那套生命哲学只专注于生存竞争中的成功与失败时,必然会把公民的责任与义务视作时间与精力的浪费。
      
      与此相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急剧非政治化。不难发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目前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沦为大众物质生活的设计师和解说员,而希望“专家”来指导自己理财、养生则成为大众对于学术的最高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包括文艺学在内的人文社科知识生产出现两个趋势。一个是实用化,用文艺学的知识来直接为社会的物质消费和文化消费生活服务,为“我消费故我在”的“身体美学”、“生活美学”辩护,文化产业和文化媒介人在全国各个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迅速崛起就是一个明证;另一个是装饰化、博物馆化和象牙塔化,那些既不敢用文艺学的知识批判性地切入重大公共事务从而获得自己的政治品格,又不愿意俗学媚世的学者常常选择这条“专业化”的道路。两者虽然存在很大差异,但都属于文艺学知识生产非政治化。
    
      在我看来,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危机征兆。我们看到今天的文学艺术,特别是以“80后”一代为主体的文学,已经成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架空一代的游戏机世界”,此类作品的代表性类型就是去年流行的玄幻文学和今年火爆的盗墓文学(以《鬼吹灯》系列为代表),它们专擅装神弄鬼,沉浸在非道德化的真空世界。(52)在一个社会问题很多、公民道德建设任重道远的时代流行这样的文学实在是一件非常值得忧虑的事。
    
      克服这种危机的途径,我认为,只能是重申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知识的政治维度——当然不是极“左”时期“为政治服务”意义上的政治,而是作为公共领域自由行动意义上的政治。极“左”时期的“政治化”迫使文艺学成为一元化政治的附庸而无法独立,也无法呈现真正的政治品格;而今天文艺学的“非政治化” 看似 “摆脱”了政治附庸的地位,但同时也逃避了对公共政治的关注和批判性反思,它是被迫背弃公共政治而“离家出走”的孩子,而不是能够在公共领域自由发言的 “成人”。在这个意义上,它同样没有获得真正的独立。中国的文艺学始终缺乏的正是一种对公共性的批评性反思的能力,而这正是文化研究所具有的性格。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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