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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自立 赵紫阳的难点!
请看博讯热点:六四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5月19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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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赵先生录音文本出来;有作者讲,赵明确主张实行议会民主。这是难能可贵的选择和论述;但是,议会民主由赵先生提出和由孟德斯鸠抑或约翰.穆勒提出之,异同何在?在于,赵先生对于这个政治制度和政治操作的定位,对应了他的共党总书记之头衔——这就为孟、穆之政治学(代议制民主学),添加了一个东方文本。这是非常独特的建树。而同时,问题也就籍此而出:共产党何以接续这种西方文明之东方化结果呢?
    
    换言之,三权分立之政治体制,对于赵先生而言,异于一般理论者甚至政治家,因为对于一个阐释者,坚持这个观念,不过是一般性认知和良知所在;而对于赵先生,就完全不同;因为赵先生作为一位政治家,对他的要求,不是坚持一般性理论阐释,而是要拿出实行办法,总体战略和斗争策略——也就是说,赵的意义不是孟、穆,而是类似中国改革时期乃至古往今来之所谓践行者——这是六四定位,反思和总结的关键与要求。
    
    问题的提法是:赵先生后来表述的议会民主,在六四时期的实行问题如何解决!这里的基本层次是:一,六四主导权是不是掌握在赵先生手里?是不是像有人所说,如果按照赵先生战略(和平理性解决之),共产党和平转型为议会民主,就是可行,就是胜算?二,这个可能性究竟是为邓干扰形成挫折和失败,抑或邓体制本身不可实行赵改革——这个改造的可能性本身,是一种新的幻觉和乌托邦吗?三,如果实行策略成功,赵议会如何在党内推行?这个过程是解构共产党,还是保留之?保留之,会出现什么后果?不保留之如何?四,如果实行蒋经国改革,解严共产党党禁报禁,是导致六四升级为对于共党清算,还是不清算?不清算,又如何实行历史真相的追溯和还原?清算,将会置共党于合法性,还是非法?“赵议会”该当如之何!
    
    所有这些问题是针对六四本身发问——对其实际进展和虚拟进展,未来进展和必然进展的一种估计——赵主义对此如何应对和解答。这是问题的关键。赵关于后六四情势的分析和判定完全真实准确而且不乏深刻;关键却是,他要如何回顾六四“进行时时期”,对此采取(六四前期)或者不采取(他的“无所谓论”)行动的区隔。也就是说,如果他采取行动的过渡主义,将是呈现党制的解构,还是延续,抑或双面有之;双面有之,又当如何接续最后对于体制的总结,解构和复生——产生一种他所谓议会民主。这个议会成员来自何方?他是不是坚持“我们/学生”不是要推翻制度,而是要改革之?不推翻制度的反对党成员——一议会成员,来自何方?他们的合法性如何估计?
    
    所有这些问题,并不是一讲议会民主,就可以一了百了的——而赵紫阳主义也绝对不是站在一般理论者后面,追认三权分立和议会民主。这是一种纯粹正确却毫无反思价值的空泛议论。重复而言,我们真正要总结的,是如何操作六四实行过程中的微妙转变或者不转变,抑或以后转变——以后转变的时间表,又是如何?如何对应以邓、陈为代表的老旧们,党阀和威权者?是不是等待他们的自然淘汰?不是自然淘汰,是不是要等待十年或者二十年?如果不行等待,赵的具体办法和策略究竟如何识辨和分析?他在事后诸葛亮的战略中,哪些是亡羊补牢的珍贵见解,如何估价?那些只是读本子后的一般读后感?如何估价?这些课题,二十年来几乎无人问津。道德制高点和策略至低点,双向苟合,形成什么也不是的哭泣和悲哀诗意。而我们认为,悲哀诗意是绝对不可以缺少的;赵的正义感和人格魅力同样重要;可是,更加重要的则是,实行当时——请注意,实行当时的战略和策略——就像赫鲁晓夫的报告和叶利钦站立在坦克上面,等等。如果退而求其次,则要告诉世人,如果发生第二波类似的“现在进行时”之事件,我们又该如何面对所有这些问题和挑战?包括如何应对国际间的纷扰和同谋。我们知道,赵如果现在可以在美国出书,面对国际媒体——那么,六四时期,如果他这样做,是错,还是对,是违反党纪,还是破坏国法?是挽救六四于之?还是拯救无效?他的出路是国内,还是海外?
    
    最后,我们不得不回到清末宪政预备期以后的考量。也就是所谓清末实行和平转型之可能与否之问。这个问题,很多人做过分析。清末宪政的不可能性,超过可能性——除非由于偶然之故而侥幸成功。但是,清朝不知道,不愿意,不可能实行(汪大燮规避之)反对党大宪法,势必在某种程度上先行实行没有反对党的伪宪——这个不幸被后来的党宪继之,就是很好的说明——对此一问,赵的当时“进行时”,如何解答和对应?民主议会,如果大胆释放海内外“敌对势力”,又将如何?不释放,又当如何?没有反对党的议会,那是什么?如果有了台湾式的反对党,赵,是不是合法?他,不合法?又当如何?历史将这样提问,政治将这样提问。所以,我们希望赵先生在本子里,对此可以一一做答。不然,理论的纠缠,势必成为实行另外一轮的党文化表达:实行一个党的新民主主义,实行一个党的改革和实行一个党的(中共)价值再现。这样,赵先生的议会民主就等于回到原点;回到原点,就是一场“我们一无所有”的无价值颂歌——其除去诗意盎然以外,等于原地踏步。
    
    六四反思之道,正是要反思与之。如果没有这等反思,我们就会陷入一种感性主义的旋涡而自溺于空置无敌思维之梦想。取消任何反对、敌对思维的前提,其实并不现实。如果将此背景设置于西方议会,那么,反对之之政敌,正好是日本人称颂大隈重信和阪原退助之“两大敌国”之政治前提。换言之,任何反对思维之务必不可缺乏,不是因为耶稣之爱敌人,可以化解的;其提法是,要认同或者接受或者保留这种反对观念;这个观念之形成是民主的前提。而反对党建设和存在,正是西方政治不可或缺的要素。而专制极权主义清除“敌对势力”,正是要取缔反对党——而不是民间力量自己首先取缔“敌对”和“反派”——这个取缔的权利分析,如若如此,就是本末倒置。而反对党之存在,又是西方政治民主妥协艺术的延续和深化。所以,敌对势力可以是反对党;但是,这个反对党又不是和他的执政党互为吃掉,消灭和吞并之所在。问题的提法该当如此。所以,消除敌对势力,正是要建立反对派和反对党——而不是实行一党和气,群众宽容,政界稀松的奇特和谐局面。这是一种基本面向的政治常识。
    
    故此,对于所有这些问题,我们认为,不因为赵的“后知后觉”而得解决,而是没有解决。
    
    问题的关键,恰好在此。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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