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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六四」屠杀与中国「奇迹」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0月31日 转载)
    胡平更多文章请看胡平专栏
    【编者按】今年是中共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三十周年。三十年前鄧小平提出并领导实施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經濟得到了很大發展。但只改經濟不改政治的後果,造成中國社會貪汙腐敗猖行;貧富懸殊加大;严重的社会不公,導致民怨沸騰,終於爆發了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民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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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值「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际,我们特在『透视中国』栏目中开辟「改革開放三十年反思」专栏,将陸續刊登和播放专家学者的有关演讲稿和实况录像,以供大家回顧、反思和討論。
    
    下面刊登和播放的是胡平先生,二零零八年十月十八日在美國西東大學、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和全美中華學人聯誼會聯合舉辦的『中國的歷史教訓和未來挑戰--紀念大躍進五十周年和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國際研討會上的发言:『「六四」屠杀与中国「奇迹」』。
    
    【胡平】今年是中国改革三十周年,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确实有了比较显著的发展。当然这中间有非常多的问题;当然也有泡沫经济的成分;另外还有极度的贫富悬殊、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等等问题。不过总的来说呢,它经济发展的很快,这倒是一个我们应该承认的事实。问题是造成所谓中国「奇迹」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当然原因很多,但我以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六四」。没有「六四」屠杀,就不会有这个中国「奇迹」。
    
    从一九七八年起,中国开始进行带有市场取向、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这个改革造成了很多的后果。第一,它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第二,这种改革也导致了对共产党革命和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自我否定。因为共产党革命和掌权的宗旨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在你回头你改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了,这不等于说你革命革错了吗?你掌权也没有道理了吗?所以它的改革不是个共产党革命和政权的自我完善,而是一种自我否定。
    
    过去共产党压制自由民主,它唯一的法宝就是说你们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你们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现在你自己是资本家了,你就在走资本主义道路,你还有什么理由去压制别人呢?这个问题其实在改革一开始,很多中共上层的人就是非常清楚的。
    
    我听到一个故事,当年袁庚奉命到蛇口工业区上任,去主办蛇口特区,他的儿子就问过他。因为袁庚是当地人,三十年前他是解放军的炮兵团长,是他带兵去解放的深圳。所以他儿子就问他说:三十年前你带着兵去占领深圳,把那里私有制变成公有制;三十年后你又跑到那里去搞特区,要把那里的公有制变为私有制。那你是在干什么呢?袁庚半天没话说,后来说:唉!总不能让中国人总是这么穷嘛!所以对这些人来说,他们非常清楚他们在干什么,非常清楚。
    
    像「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那句话,实际上在八零年代初期就已经出现,当时很多人可能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你看邓小平讲「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那第一次革命是哪一次呢?就四九年这一次嘛!你改革,说了半天,就是在改你四九年那次革命嘛!中国需要改革,就说明四九年那次革命错了嘛。所以在当时,他的这种改革越深入,人们对于原来的道路的怀疑和否定就越强。所以他的改革就成为一种自掘坟墓的行为。
    
    另外呢!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后来的城市的经济改革、工业的经济改革,特别是「双轨制」的提出,又导致了大量的所谓官商、官倒的现象,也就是腐败的大量出现。
    
    
    最近,我看他们国内讨论改革三十周年,很多人还在为这个「双轨制」是谁提出来的争论。当然「双轨制」当时提出来是情有可原,因为你要彻底放开,那个阻力就比较大。其实,现在鼓吹中国经济改革「渐进改革」模式的主要人物,在当时都是主张全面放开的。包括张维迎本人都是持这个观点;另外还有张五常更是这个观念;包括弗里德曼也是这种观点。
    
    张五常还讲过一个例子,说要一次放开。他说狗尾巴你不能一段一段的斩,那它不疼死了,你干脆一刀斩断就完了。这跟中国话所说的「长痛不如短痛」是一个道理的。当时像吴敬琏他们反对「双轨制」的主要理由,也就是说它必然会造成权势人物,利用他们的权力利用两个「轨」之间的差价牟取暴利,腐败必然出现。后来施行了「双轨制」,它确实造成大量的官商、官倒,这也是导致「八九民运」爆发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们知道八九年有两个口号,一个是「要自由要民主」;一个是「反官商丶反腐败」。那么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六四」屠杀,如果「八九民运」和平结局,那么,这个中国后来的道路,我想就和俄国和东欧相差无几了。 「八九民运」导致中共集团内部空前的分裂。以赵紫阳为首的党内温和派反对戒严,反对镇压。在当时,北京各个党政机关,走上街头的人数多达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左右。另外,没有上街的人,大部份的人心里也是同情学生的,所以说「八九民运」在党内造成了一个空前的分裂。
    
    造成分裂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党内相当一批人他们不赞成用武力来镇压,他们为什么不赞成用武力镇压?因为他们没法说服自己,认为镇压是正当的。他们早就失去了用暴力镇压这种和平民众抗议活动的正当性的考虑。他们知道共产党过去给人民带来过很大的灾难;他们知道他们对不起老百姓。因此凭什么别人要抗议丶要上街去,你还去杀人呢?
    
    谈到苏联丶东欧,我们知道苏联丶东欧大部分领导人(除了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之外),也是在民众的和平抗议面前没有动用武力。他们没有动用武力的原因,是基于同样的道理。就像美国一个学者讲到的一个道理,他说,当时为什么苏联和东欧的领导人不去镇压的理由,是因为官僚对保卫手中的权力无话可说,就是说他们找不出理由来说服自己去镇压别人。当握有扳机的人完全无话可说的时候,他们怎么扣得动扳机呢。
    
    当然在中国毕竟后来发生「六四」屠杀,邓小平下令开的枪,尽管他对共产主义早就不相信了。邓小平在八十年代初期接见一个非洲领导人说,不要搞社会主义。所以说他脑袋还是非常清楚的,但毕竟发生「六四」屠杀。「六四」屠杀之后,我想中国的改革从此就改变了方向。
    
    我认为谈三十年改革不恰当,因为这明明是两场改革。第一场改革跟第二场改革的性质、情况完全是不一样。在「六四」屠杀之后,中国经济改革走向歧途。在「六四」后最初的一个阶段,由于「六四」屠杀,再加上苏联东欧的巨变,在中共上层引起了一片恐慌。对未来应该怎么走,感觉非常徨惑。在这个时候呢,党内就有人提出反对「和平演变」。不但在政治上要反对「和平演变」 ,也要在经济上反对和平演变。认为「自由化」 、「八九民运」闹出这么大的事儿,那不光是政治上的问题,也有经济上的问题。这是一定有它的经济基础。于是就对当时已经搁浅的经济改革,出现了一种「反攻倒算」的声音。包括当时中共的高级领导人在内部讲话中,提出要个体户「倾家荡产」 。
    
    就在这个时候,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他提出要加快改革的步伐;不问姓「社」姓「资」。这时邓小平就想明白了,你再回过头去强调你的社会主义、正统的社会主义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你人都杀了;你的意识形态已经是千疮百孔了,再把它修补起来你是不可能的。现在人民之所以没有反抗,是他们没能力反抗!是他们打不过我们。到这个时候,他没有必要在乎资本主义或是社会主义了,所以他说不问姓「社」姓「资」。
    
    以前他还在八零年代他强调,一定要把他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相区分。他区分的真正考虑不是对不同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有什么考虑。他说,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说我们是社会主义了,那凭什么就坐在这儿呢?我们凭什么去压别人呢?现在横竖都已经去杀人了,都已经是那么回事了!我们还说是什么社会主义、或是资本主义,这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嘛!所以在「六四」之后「保守派」曾一度以为他们要翻身,要得势了,证明他们对了,但结果他们马上发现他们比原来更没有市场。因为到这个时候,邓小平更不在乎是走资本主义,还是走社会主义了。结果就是大踏步地走向资本主义,而且在这方面就应该走的更远。
    
    正因为「六四」之后,党内和民间的「自由化」民主力量遭到了压制,九二年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就不可避免的变成了所谓权贵的社会化,就是大大小小的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在改革的旗号之下「化公为私」。可以肯定,如果没有「六四」屠杀,那么后来的经济改革就不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腐败;不可能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所谓官员的「化公为私」的行为。
    
    如果没有「六四」屠杀,那么各种民间组织必然是雨后春笋,风起云涌。工人的工会也好、农会也好都会出现。你怎么可能下达一道命令,就使几千万国营企业工人就成了下岗工人,这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昨天有人也讲到了,像当年商业部长王磊在「丰泽园」没怎么给钱,就这么一件事,他就被轰下台了。你想那个时候人们的道德要求有多高!怎么后来允许这么多腐败现象发生,所以就说,如果没有「六四」屠杀,中国的改革就不会像今天这个样子。
    
    但是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六四」之后中国进行的这种「权贵私有化」的经济改革,在道义上是最无耻的丶最恶劣的。但是在效益上,却可能是最容易见效的丶最容易成功的。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说到底就是把「公有制」变成「私有制」 ;把「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 。那么你把「公有制」变成「私有制」 ,这在实践上是非常大的一个难题。
    
    早在共产国家刚刚提出改革的时候,有人就打个比喻说,怎么能把 「鱼汤再变成鱼」 。你当年把「私有制」变「公有制」,就是把「鱼」杀完了,变成「鱼汤」了;现在「公有制」已经建立起来了,你要变回去「私有制」,你怎么变法呢?具体操作起来非常困难。但讲起来大致有好几种变法:第一种变法就是你退还,物归原主。你抢人家地主的地,还给人家地主。你抢了人家资本家的企业,就还给人家资本家。可以退实物,也可以退金钱,用钱来补偿。在东欧一些国家中呢!特别像捷克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就施行了这种「退还原主」 的办法。但是「退还」这其中也有很多的问题,且不说你共产党已经做了几十年的江山了,原来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另外,有的人已经死了;而且你在此基础上又新建了很多企业,新开发来一些资源。所以你不可能都采取还的办法。
    
    那么更多地是采取就是「分」的办法。中国农村改革之所以出现的比较平稳的过度,基本上就是采取了「分」的办法。虽然农民没有得到他的土地所有权,但至少得到的了使用权。那么你在进一步地落实把所有权都还给人家。但是「分」的办法,你对农村还好办,你对企业丶对工厂就不好办了。因为农田你一块大田分成一百份,它还是田。但一个工厂你分上一百份,每个人拿一块回去,那工厂就没了。所以企业,它是不可分解、不可肢解的,你不可能分。所以一般采取的办法就是,把整个资产折价成股。然后老百姓一人分一股。当年苏联、捷克都搞这种类似这种方案。这种方案的好处就是很公平,大家都很接受。既然说全体财产都是属于全国人民,对!那现在你就要落到实处,全国人民一人一份。
    
    但这里面最大问题,就是它造成资产过度的零碎化。每人有一股,但每人只有一股,到头来你和原来的国有企业、公有制没有什么区别。照样是个大锅饭;照样是一个企业没有人负责。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导致经营的效益急剧下降。在一段时间之内,它不但不会生产有所上升,还会滑坡。只有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通过市场的运作,慢慢地丶慢慢地出现一些人富裕起来了。他们有足够的资本,他们能够掌控比较多的股份丶企业。他们真变成资本家了,那么他们能像资本家一样行事,这个「资本主义」才能运作起来。
    
    因为毕竟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不是建立在千千万万个小店主,每个人一份儿,一个小摊儿的基础上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一个规模经营之上的。所以说要求一个国家要有富人,有一些有钱人,得有一些资本家。而过去共产革命就是把所有的人都变成了穷人,怎么样在一个全体都是穷人的国家,能够出现一小批富人呢?这点是非常困难的事。你开放市场,最初你平分,那必须要经过一个相当的一个过程,才可能使财富财产慢慢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头,出现新的资本家,所以这种采取「分」的办法,是最公平的最合理的;大家最容易接受的,但在一段时间之内,它本身对经济成长是相当有害的。它会使你的生产滑坡。
    
    另外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卖」,把大企业就卖掉。但要卖掉也有很多困难,在改革初期没有有钱人,没有人能买得起。你一个生产队、一个公社,要有什么鱼池呀,有个瓦窑呀,你还可以叫某个人出来承包,还可以让他买下来。可你说一个鞍山钢铁公司、一个安源煤矿,那谁买得下来呢?中国人不可能有人买得下来。另外,如果采取什么办法,就说「贷款」 吧,而「贷款」一、两万这没问题,可是你根本没有任何偿还能力,你们个人信用全都等于零,银行凭甚么贷给你,而不贷给他呢?你们都一样的嘛!另外呢,一个企业它到底该值多少钱?这也说不清楚的。所以另外这个办法呢就很容易造成「开后门」。因为他可以任意压低价格,把东西卖给自己的亲戚朋友。
    
    所以有些国家就干脆采取把企业卖给外国人的方法。我们自己没有资本家,没有有钱人,那么干脆卖给外国人。所以匈牙利有很多企业就卖给了外国人,买的非常的多,以至于匈牙利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匈牙利还是不是匈牙利人的了?都卖完了嘛。当然这涉及到民族自尊心,和民族工业需要保护这样一大堆的问题。当然这也是对于匈牙利这样比较小的国家,还比较可行一点。然而你想中国这么大,就是卖你也很难找到这么多的买主。
    
    那么你也可以看出要把这「公有制」变成「私有制」,不管是您采取这个「退还」 ,「物归原主」的办法;还是采取「平均分配 」的办法;还是采取「出卖」的办法,都有很多的困难。那么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呢? 早在八零年代初期,张五常提出了个办法,他说,你干脆送,就送给当官的不就完啦!那为什么送给当官的呢?他说因为你把产权一明确,这不就上轨道了,这个经济就可以正常的运行了。
    
    为什么送给当官的呢?他说,你不用管当官的有甚么道德优越性,为什么他们该得,他们不该得。你给他们,他们就不会反对改革了。所以要改革你总不能侵犯这些人,你要考虑既得利益者的这些利益。他提出白白送给人就完了。这是他早在八十年代初就提出来的。当时也没有任何人敢答应这个做法,因为这也太讲不过去了。但是八九「六四」之后出现的中国经济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送给当官的。党委书记、厂长,一下子就成了资本家,那么他们当然就会像资本家一样的行为。
    
    中国没有像其他国家,把原来的大资产拆散,它没有拆散,它很集中。中国是厂长、书记一步到位,变成资本家了。那么它的运行马上就进入资本主义的运行轨道了,你原来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所形成一些大企业,这工业没有受到太多的破坏。那么这么一来呢,八九之后,「六四」之后,中国就是把原来企业就送给了大大小小的官员。现在的共产党就是中国唯一的一个董事会;各级官员就是自己的CEO,这基本上就是个「化公为私」的一个问题。
    
    但这个问题,在一段时期内它可能是最有效的,它避免了我们在俄国、东欧经济中所看到的经济滑坡。但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没有任何合法性的,没有任何正当性。凭什么东西就成了你的了呢?对不对?昨天你还刚刚抢了别人,怎么今天就成为你的呢?这个道理实在讲不过去嘛!而这个道理是一般中国人都很清楚的,没有人不明白。
    
    我老是引用十几年前的『读书』杂志的一篇小文章中就讲的,说有一个老农民说,邓小平说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我们村解放前就已经是一户地主,两户富农,早就是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嘛!长沙有一个下岗工人叫陈洪的,他办了一个博客,他就说「计划经济」是应该改革;改革是应该付代价。但是「计划经济」不是我们工人发明的,是你们共产党发明的。要付代价,该你们付代价,怎么叫我们付代价呢?怎么你们就成了资本家,我们就成了打工仔了呢?这个道理绝对说不过去嘛!所以这就造成了一个极大的问题,就是,你整个财产分配格局没有任何的合法性。
    
    这我们就谈到中国现在贫富悬殊,非常惊人。它的特殊性还不仅在它贫富这个差距特别大,而且它的性质特别恶劣,它性质几乎是史无前例的恶劣。你看美国贫富也很悬殊,但是美国的富人们多少年的积累,多少代人的积累,有的是靠他的创新。你中国的富人怎么富起来的呢?那绝大部分就是靠权力富起来的,而且那还就是你们这些人还专门去共人家的产,把人家有产者统统都给消灭掉,这里呢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有的钱完全是没有正当性的。那么呢它要维持这个局面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采取高压,他不敢松这个手。他担心一松手别人就要「清算」 ,别人就要叫「算帐」 ,就要叫你把吃的东西给吐出来。
    
    当然这些年有很多人提出,比如前些年地方的党委、省委就提出来,要「赦免原罪」。就是在经营第一桶金的时候,难免有些人做的事在法律上说不过去。但是我们要既往不咎。这个赦免没甚么用嘛,你自己赦免自己嘛!你自己出来宣布赦免,那有甚么用呢?你就是债务人,然而你宣布你欠的债可以不还了。那有什么意义呢?另外,去年我看了国务院发了个东西,就说这些官员们,你们有不义之财的,你们要在几月几号之前交出来,那么以后我们就不追究你了。
    
    可是现在谁理你这个茬儿,交出来,那不成傻瓜了吗?当然没人会交啦!当然话又说回来,如果他们被告知明天就要大选了,到时候新闻开放,我相信很多官儿都会交出来的。因为他知道那是玩真的了。现在你们这样坐在那里,你叫我们交?可能吗? 在这种情况之下,大部分官员对于政治改革丶政治开放就更敌视丶更恐惧。
    
    一方面,他把中国经济近几年的发展作为坚持「一党专制」的一个资本、一个理由,你看我们就是杀了人,我们发展了,证明我们当时杀人是对的。另一方面,他对政治开放就会更恐惧。对他来说,政治开放不但意味着你会失去在政权的垄断权力;而且很可能在经济上面被「清算」。现在很多当权者的想法无非就是拖。一边压着;一边拖着,时间拖长了就把黑钱就漂白了,这当然有可能。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是,如果一个经过这么残忍、这么不道德的手段,居然还能继续维持若干年下去,把黑钱漂白,以至于到后来成没事儿人了。到那个时候,我们面临的政权一定是个更蛮横的政权。他从骨子里蔑视人权,因为这一辈子我就是靠践踏人权走过来的,而居然就走通了;我坏到底了,我就赢了。你要指望他那个时候他突然间善心大发,说我们明天自由民主吧!我们尊重人权!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不及时刹住这种趋势,我们将来会面临一个很大的灾难!
    
    谢谢大家。
    
    【编者注】胡平1947年生于中国北京。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主修西方哲学史,获哲学硕士学位。1979年投入北京民主墙运动,于民间刊物《沃土》上发表《论言论自由》长文。1980年参加地方人大代表选举,当选为北京大学海淀区人大代表。毕业两年后被分配到北京出版社,1985年转至北京社科院。1987年1月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定居美国纽约。现任《北京之春》杂志主编。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新唐人首發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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