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台医改方案晦涩艰深那是故意为之的/何必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0月16日 转载)
新出台医改方案晦涩艰深那是故意为之的
(博讯 boxun.com)
何必
新医改方案征求民意被指内容生涩难懂（2008年10月16日央视《新闻1+1》）
哈哈。白岩松还出来哪。
看到了吗？白岩松醉酒后上节目胡说八道的内容？这就是央视第一名嘴耶。
不过，这个医改方案，千呼万唤始出来，却是个这副人嫌狗不待见的德行样。
王未名从美国发来的相关报道。
2008年01月07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4:36北京时间 22:36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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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竺：2020年人人享有基本医疗
看病难、看病贵是中国百姓的心病。
中国卫生部部长陈竺表示，将制定“健康中国2020”战略，确保届时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陈竺7日在全国卫生工作会上讲话时说，“人人享有”的本质含义是“公平享有”， 任何公民都享有平等权利。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既包括疾病预防控制、妇幼保健、职业病防治，也包括采用基本药物，急慢性疾病的诊断、治疗和康复等医疗服务。
陈竺还表示，中国将在今年实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面覆盖。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中国在农村地区实行的一项医疗保障制度。通过政府和农民的共同筹资，对农民的医疗费用进行补贴。
截至2007年9月，中国已有约86%的农民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陈竺承认，中国医疗制度改革没能跟上经济的迅速发展，无法给13亿人口提供足够的医疗保障。
陈竺说，医疗卫生是公益性质，主要的责任是维护和增进全民健康，“不是通过治疗患者而获取经济收益。”
BBC中国事务编辑陈时荣说，“健康中国2020"战略是中国政府面临的严峻挑战，试图弥补“党的要求和人民期望之间的巨大差距”。
陈时荣说，中国此时提出这一目标的另外一个考虑是：随着2008北京奥运的临近，中国希望加强疾病监控，评估公共卫生的潜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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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9月01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0:27北京时间 18:27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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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称医改将在两年后初见成效
两名女大夫
老百姓抱怨医药费太贵，生不起病
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卫生部党组书记高强称，医疗卫生系统全面推进改革体制，到2010年将初见成效。
据新华社报道，高强在"2008年深化医院管理年活动及全国医政工作会议"上提到，全国卫生系统要做好各项准备，全面推进以三大体系和意向基本制度为重点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三大体系包括公共卫生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一项基本制度是指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过去几年，公费医疗制度在中国农村和城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看病难、看病贵一直是普通百姓的一个巨大的心结。由于医疗费用昂贵，许多人有病不敢看。
高强说，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重点是扩大公共卫生服务功能和提高服务效率，增加政府投入，完善公共卫生的经费保障体制，有效预防和控制疾病的发生。
完善医疗卫生体系需要政府的大量投入，这包括资金投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资金投入会有多大的提升一直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
高强还说，要加强对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改革。
现在，病人到医院治病或到药房买药经常被介绍购买价格很贵的药物。医院和药店商业味很浓。
新华社说，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建设就是要实现基本药物的安全、有效、可及、廉价。对药物的生产、流通、配送、使用等各个环节实行科学管理。改变目前管理混乱和价格虚高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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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鬼子在中国的媒体也对医改给予了关注。
医改有望给投资者带来滋补良药
英 | 大 | 中 | 小2008年03月06日12:05
过去的两年里，中国制药行业曝光了包括监管官员贪污腐败案在内的数起丑闻，它们加剧了由问题药品引发的危机。
如今，随着中国政府医疗改革方案的制定接近尾声，人们有望迎来黎明的曙光──至少对投资者来说如此。分析人士称，现在可能是投资一些中国医疗保健公司的良机，特别是那些定位于农村市场的公司。
目前还不清楚医疗改革方案何时会最终敲定，但预计这将成为周三开幕的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议题之一。
除了与腐败做斗争之外，医疗费用也是政府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据中国卫生部的数据显示，人均自费医疗支出占总医疗支出的比例从1978年的20%上升到了2005年的52%。2005年政府补助部分只有18%。
医疗改革很可能会显著提高政府补助支出。去年12月卫生部部长陈竺曾表示，医改旨在扩大城乡基础医疗服务的覆盖面，以便向居民提供安全、有效、便捷且价格便宜的公共卫生和基础医疗服务。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China Galaxy Securities Co.)的分析师刘彦明预计，政府医疗补助支出将从2006年的人民币1,700亿元跃升至2016年的人民币1.2万亿元（约合1,700亿美元）。
瑞士信贷集团(Credit Suisse Group)驻香港的分析师杜劲松（音）认为，政府补助的增加将使一些医疗设备公司从中受益。他估计，2007年至2010年间，中国医疗设备市场销售收入的年均增幅将达20%。
在纽约证交所上市的迈瑞公司(Mindray Medical International)就有望迎来市场需求的增长。这家总部位于深圳市、有着17年历史的企业主要从事监护设备、诊断仪器以及超声成像系统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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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劲松在1月7日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政府加大了建设农村诊所、城市社区医院，以及更新医疗设备的力度，而主攻中低端市场的迈瑞在政府招标项目的激增中处于有利地位。今年1月3日，他将迈瑞的12个月目标价从42美元上调至46美元，并对该股给出了“强于大盘”的评级。
纽约证交所周三该股收盘下跌了2.49%，至34.49美元。
随着美国股市的整体走软，迈瑞股价近几个月来也有所下滑。目前该股价格已较去年10月初创下的45美元左右的纪录高点累计下跌了23%，跌幅略大于同期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的跌幅，但好于上证综合指数的表现。
UBS Investment Research驻上海的分析师Vicky Chen表示，迈瑞目前的股价提供了买进的良机。她将迈瑞的评级定为“买进”，将12个月目标价定为42.23美元。她表示，中国的医疗设备行业集中度仍然很低，迈瑞在这个市场上处于领军地位，该公司正在努力扩大面向农村市场的产品线，这将为其提供新的增长动力。
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强生公司(Johnson & Johnson)以及荷兰飞利浦电子集团(Philips Electronics N V)旗下的分公司Philips Medical Systems等外国公司也是中国医疗设备市场上的重量级选手。不过瑞士信贷的杜劲松认为，由于中国的医疗改革旨在扩大基础医疗服务的覆盖面，因此中国本土公司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国内公司能发挥它们在简单、低成本产品制造上的优势，而外国生产商通常定位于高端市场。
分析人士认为，其他有望在医疗改革中受益的公司还包括：在纳斯达克上市的诊断仪器制造商中国医疗技术公司(China Medical Technologies Inc.)，以及在香港上市的山东威高集团医用高分子制品股份有限公司(Shandong Weigao Group Medical Polymer Co. Ltd.)，该公司主要从事输血器具等用品的生产。
分析人士表示，医疗改革方案的另一个关键主题将是控制医生出于利益考虑而多开药、滥开药。这可能会刺激非处方药市场需求的增加，而且可能意味着药房将从医院分离开来。
医药分离有望使类似中国海王星辰连锁药店有限公司(China Nepstar Chain Drugstore Ltd.)这样的零售药店受益。该公司在纽约证交所上市，是中国医疗保健行业巨头海王星集团(Neptunus Group)旗下子公司。截至去年末，海王星辰已在中国62个城市开设了2,000多间药店。市场咨询公司Frost & Sulliva驻上海的顾问侯旭超（音）预计，中国的医疗改革将推动零售药店的药品销量大幅增长，并表示海王星辰处于很有利的地位。
纽约证交所周三该股收盘上涨了3.2%，至11.28美元，去年11月该股首次公开募股(IPO)时每股价格为16.2美元。
其他分析人士提醒道，目前仍有很多不确定性，所以很难预测谁将成为药品市场的最大赢家。杜劲松认为，医院药房，尤其是农村诊所和社区医院的药房，可能会成为药店的强劲竞争对手。
还有更多的分析人士警告说，医疗改革的细节和时间仍存有不确定性，这也为投资医疗公司带来了风险。瑞士银行的Vicky Chen建议投资者专注于那些主要从事研发的公司。在产品差别不大且竞争激烈的医疗保健行业里，研发是保证可持续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
Sue 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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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虑建设基本医疗体系
英 | 大 | 中 | 小2008年03月11日14:32
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国政府正考虑将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重点从国有大医院转移到建设一个与之平行的由数千家小诊所组成的基本医疗体系。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医疗体系为数亿人口提供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而今天，在改革开放已近三十年之后，政府提供财政补贴的医疗卫生体系却已不复存在。很多人必须自掏腰包支付难以负担的高额医疗费，而得到的服务却往往不足。现在的情况是，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由数千家医院构成，医生们缺乏监管，为了盈利不惜多开药、甚至多开刀。
相关报导
• 中国多方寻求医疗改革良方
有人提出，在不改变现有国有医院体系结构的基础上，扩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覆盖面，并增大财政投入，为城乡居民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所以国有医院体系不会发生太大变动，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开了医院改革的问题。
政府多次承诺要解决医疗问题。一年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一直在研究医改方案。去年，发改委还向7家外部机构征询意见和建议，包括世界卫生组织(WHO)、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麦肯锡公司(McKinsey & Co.)。据知情人士透露，发改委曾希望在3月初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前将最终方案提交给国务院。据官方媒体新华社报导，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上周三表示，医改初步方案已制定，不久将公开征求意见。
一个非常棘手问题是，该如何处置国有医院。很多国有医院都以类似独立企业的方式运行，并且实现了创收。一些官员和外部观察人士指出，政府应进一步推进医院私有化，甚至可以把国有医院卖给私人公司，以便提高效率、敦促医院改善医护质量。
现在各方开始达成共识，即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需要加大医疗卫生服务的财政投入。中央财政和很多地方财政都在数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中积累了大量的资金。
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中国政府很可能已经决定不能对国有医院进行大幅度的直接改革。在现有制度下，医院的政治影响太大。这位知情人士曾与数位参与制定医改方案的官员谈过话。
据另一位曾与发改委高层谈过话的知情人士透露，这些官员私下曾表示，目前大力改革国有医院或许还不可能。
卫生部和发改委均未回复记者的书面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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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知情人士透露，目前已有的最佳方案是在基层诊所基础上建设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过这个方案仍可能会出现变数。据其中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很多细节还有待研究，参与规划的各部委之间斗争仍很激烈。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的方案是一种历史回归。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依托就职的单位通过由医院和诊所组成的分散系统享受医疗服务。现在虽仍有小型诊所和乡镇卫生院，但医疗卫生体系的重心已转移到了大医院，因为很多人相信在大医院能得到最好的医疗服务，因此总希望去大医院就诊。
根据新的医改方案，政府将建设更多的诊所，并支付医务人员工资，以便减少医生通过多开药而从病人身上获利的情况。这些诊所将归卫生部管理，每个诊所只设几张病床，为那些因骨折等尽需要治疗几天等待康复的病人提供服务，其主要工作是为门诊病人提供基本医疗服务，而把那些危重病人转到医院让专业医师进行诊治，这样一来，患有感冒、发烧等常见病的病人在小诊所中就可治疗，而无需去医院。
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政府已决定建立这样一个体系与医院并存，以便增加竞争。
卫生部部长陈竺已开始提及医改方向，以便公开征求意见，避免潜在问题和异议。在去年12月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陈竺表示政府将大力发展农村卫生服务，建立健全以县级医院为龙头、乡镇卫生院为骨干、村卫生室为基础的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
他说，政府将重点建设以社区卫生服务为基础的新型城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为居民提供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
但实施医疗改革仍面临着挑战。举例来说，中国人已经养成了到大医院看病的习惯。美国人生病时常常先是打电话给家庭医生，而中国人则会到最近的大医院就诊。中国的患者甚至随身带着病历本，因为很多人每次看病的医生都不同。
Nicholas Zamis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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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官方媒体对于医改也有着没完没了的期待与喋喋不休。
【我国正建立完善医疗质量保障和持续改进体系】
据中国卫生部消息，2006年全国医院管理年工作会议近日召开，会议透露，国家医疗质量保障和持续改进体系正在建立和完善之中。据了解，国家医疗质量保障和持续改进体系包括准入体系、控制体系、评价体系、检查监督体系、信息监测预警体系、医疗风险保险制度(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等。目前，准入体系具备了基本框架，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已实现准入管理，现在正在着手建立医疗技术准入制度。控制体系中已经制定了一系列医疗卫生管理法律、法规、规章、诊疗护理技术规范、常规、管理制度、规则、标准、办法、指南等，对医疗服务全过程实施控制，今后将进一步完善。中国尚缺少一个针对医疗机构的统一标准的医疗质量评价体系，医疗机构难以科学、客观地评价自身。没有统一的标准，无论是卫生部门还是医疗机构都很难衡量医疗机构运行状态。目前，正在探索建立统一指标体系、评价标准、评价方法和评价程序的国家医疗质量评价体系和制度。检查监督体系既有卫生部门对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执业行为依法进行的外部监督管理，也有医疗机构的院内监督，如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执行法律、法规、规章、诊疗护理技术规范、常规等执业规则情况。
中新网2006/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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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医疗卫生体制在自由派的忽悠下完成了一次极为深刻的蜕变。人们对此也是议论纷纷。
“看病最不难最不贵”也是实话实说
每聿
最近，政协委员、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为看病难和看病贵“把脉开方”。他说，在中国，专家门诊的诊金是7元，但是国外要请一个医生看病，诊金是300元。“所谓看病难看病贵，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曾其毅认为是国人的价值观在作祟，“喝一次茶要多少钱？大家对生命、医疗技术不够尊重，所以就觉得看病贵，修一个人一百多觉得贵，修一个机器、换一个汽车零部件要几千块却没人觉得贵，这是价值观不对。”（2月19日《新快报》）
曾先生的这番话显然与公众感受相差十万八千里，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高强，曾在全国两会期间称：“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涉及十几个部门，相当复杂，目前尚无灵丹妙药可以解决。”当然，曾先生的“看病愉悦”与高部长所言的民生困境之间，已然不是一个话语平台。对于有钱去城市茶馆喝茶的、修一个机器、换一个汽车零部件要几千块的、能够走遍全世界的消费群体而言，就医看病自然不算什么难题，因此，曾先生不仅没有说错，反而是一番颇有价值的大实话。
“中国看病最不难最不贵”——这番“实话”说得之所以让我们小老百姓眼红，起码给公众提供了一个解读医疗资源配置的范本：一者，部分人士“抱怨”看病容易，说明医疗资源在某些领域利用率还比较差，分布上可能存在马太效应的嫌疑，建议有针对性地减少投入、缩短战线，以解决他们看病太容易的“难题”；二者，有人“抱怨”看病便宜，说明医疗价格对这些群体确实存在性价倒置的情况，建议通过财税政策等二次分配途径增加其医疗支出，解决他们的怨言。
曾先生当然没有撒谎，“中国看病最不难最不贵”与“中国看病难看病贵”本不是两个水火不相容的价值判断。按照这两个命题往下推论，于即将出台的新医改或有裨益——那就是，在医疗资源配置的棋局里，确实存在着“饱的撑死、饿的饿死”之怪现象。那么，在解决全民医疗困境的时候，千万不能再“补有余”了，不然，诚实如曾先生的群体肯定会更有怨言。
曾先生认为“大家对生命、医疗技术不够尊重”，所以才觉得中国看病贵，换句话说，等有一天你发现生个感冒不治就完蛋了，你还会在乎一两百块钱嘛？笔者很赞同曾先生的逻辑，把“看病难看病贵”归咎于国人价值观的确可谓理论创新，但似乎与实践相悖：国人虽穷，但历来重视教育，但大学依然贵得出奇；国人自古有“安身立命”的说法，重视居住的基本生存前提，但商品房依然贵得离谱……何以“重视什么贵什么”呢？如果我们学着和曾先生一起大声朗诵“中国看病最不难最不贵”N遍，是不是医院大门就对所有患者“芝麻开门”了呢？
当然，既然大众都在以充分的话语权呼叫着“看病贵看病难”，我们也不能剥夺小众“看病最不贵最不难”的抱怨，“辱骂与恐吓都不是战斗”，倒是相关决策部门应该认真倾听，理性回应，在大力解决看病“贵”与“难”的时候，也该“一视同仁”地解决解决“最不贵最不难”的抱怨吧，毕竟，“一枝一叶总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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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代表人物更是对医疗卫生体制的市场化道路赞不绝口，认为人人健康的说辞本来就不是市场所能够担负得了的。
人人享受卫生保健的限制条件
周其仁
“2000年人人健康”，是1977年世界卫生大会提出的全球目标。30年过去了，这个目标究竟实现得怎么样，其间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中国规划未来医改时吸取？作者认为，离开了对现实约束条件的把握，完美动人的目标并不自动等于实际问题的解决。
当世卫提出这个目标，即“HealthforAllbytheyear2000”(简写HFA/2000，直译是“2000年人人健康”)的时候，离开承诺要实现的时间还有23年。英国贝弗里奇爵士在二战岁月里为英国规划战后社保计划，规划的过渡期也是20年。大体到1960年代，英国的确建成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虽然贝氏当年测算的建设成本完全没谱)，而财政不堪负担、服务质量以至遭到民怨，都是后来才浮上台面的问题。在比较发达之国，英国模式、德国模式、外加前苏联模式的福利保障一起上了路。再努力一把，从1970年代末到新世纪来临之前，把社会福利推广普及到所有发展中国家，“环球同此凉热”，总是有可能的吧？
“HFA/2000”还不完全是根据发达福利国家的经验提出来的。我看到的背景介绍说，世卫提出这个宏伟目标时，受到过一个发展中国家经验的启发。这个发展中国家就是中国，就是1970年代中国农村的 “赤脚医生”和农民合作医疗体制。以当时公开宣示的案例看，一个农民1年交1元钱，外加很少一点挂号费和药费，就可以在本村范围内得到最基本的医疗服务——这样的医疗服务网络覆盖了5亿农民，让世卫组织激动一下的理由是充分的。
不过，“人人健康”更多的还是一个远景式口号。第30届世界卫生大会提出目标的正式表述，其实是 “到2000年使世界所有的人民在社会和经济方面达到生活得有成效的那种健康水平”。这个提法也较空泛，所以第二年，世卫组织又发表 《阿拉木图宣言》，提出通过推行 “初级卫生保健(primaryhealthcare，简称PHC)”是实现HFA/2000战略目标的关键措施和基本途径。
中国政府很快对上述全球目标作出了正式承诺。也许因为世卫参考了中国经验，所以时任中国卫生部长还特别提出，“我国应在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战略目标方面走在全世界前列”。1980年代中，“2000年人人享受卫生保健”数度写入中国政府报告和长期发展规划。1990年，卫生部等五部委联合颁布了 《关于我国农村实现 “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规划目标》，给出了“初级卫生保健”的中国定义和指标(“初级卫生保健是指最基本的，人人都能得到的、体现社会平等权利的、人民群众和政府都能负担得起的卫生保健服务。”)并指出，“我国农村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基本途径和基本策略是在全体农村居民中实施初级卫生保健。”1997年，中国《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决定》还是坚持，“到2000年基本实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
仟僖年终于来临了。全球实现了“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吗？或者退而求其次，至少实现了覆盖所有人的“初级卫生保健”？没有看到世卫这样说。中国做到了没有？中国也没有说。可是2002年，中国政府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又提出 “到2010年使农民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很明白，“2000年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承诺根本就没有兑现，否则不需要再提2010年。问题是，2010年也很快就要来到，届时能不能做到？
我认为对政府未能兑现的承诺要作分析，不能由于没有做到就再也不提了，好像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那回事。这是因为，既定目标没有实现，里面总有一些经验教训值得记取。回避现实——哪怕是令人尴尬的现实——就把这点经验教训也“回避”了，对未来没有半点好处。个人的看法，2000年中国没有实现的 “人人享有卫生健保”，既因为承诺的目标大而无当，更因为对现阶段我国推行医保的限制条件缺乏清醒的认识。
先谈目标的大而无当。本来中国农村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的做法，财务基础是农民在一个个小集体的范围内，自筹资金并实行一定程度的互济。所有农民和在农村生活过的知青都知道，不同地方的农村集体之间、甚至同一地方的不同小集体(生产队和大队)之间，收入水平和集体福利都存在不小的差别。在这个财务基础上搞起来的医疗制度，说“人人享有”也可以，但以为人人享有的福利标准是 “整齐划一的”，不免就是“美丽的误会”了。其实就连“人人”，也不能完全较真。比较客观一点，那是一套比较普遍实行的、平均的绝对水准很低、各农民小集体之间相对水平差距甚大的医疗制度。
当这个出口转内销的 “2000年人人健康”被写成中文“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健康”，再被写入中国政府文件之后，问题就严肃起来：作为一项政府承诺，到时候兑现不了，问谁的责任？中国政府不是联合国机构，可以写下无数美妙动人的远景和目标，实际做不到也没关系，反正继续开会、继续编文件、继续大把花联合国经费就是了。中国政府要负具体行政责任，公开承诺不能兑现，言而无信，也是开玩笑的事情吗？
老老实实说，“201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是根本难以实现的目标。这不但是因为中国人口数目巨大、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更因为中国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变革过程之中，以下三大制约条件将长期约束包括医疗卫生方面的政府承诺。
第一个制约条件，是长期被抑制的城市化，在改革开放以后加速爆发，巨量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融入城市，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可能形成一个新的社会结构。这是赤脚医生的人民公社时代没有的事情。现在不提别的，单每年春运的规模——1亿人口上火车，几亿人口坐汽车——哪个国家历史上见过？这对医保有重要影响：按人口属地原则设计的保障制度，怎么应付绝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民工的医保设在贵州、四川、安徽，工作生活却在北京、广州、深圳，在外有病，是回老家看，还是看了拿了账单回去报销？这些问题，所有德国模式、英国模式都没有遇到过。那些老牌国家，是在城市化大流动阶段早已经结束，多数人进入新的城乡社会结构，有了“正规就业”以后才搞起福利制度来的。“苏联模式”更没有这个问题，因为那个模式——尤其是其中国版——根本不让人自由流动。
有专家说，所以中国才要用税收支付医疗保障，就是“公费卫生健保”，人不分天南地北，走遍天下(国内)到哪里看病也免费。当然，只要免费看病做得到、可持续，什么话也不要说了。问题是做不到。因为这里有第二个制约条件，即财政状况。近年中国财政收入增长比GDP增速快了许多，不免让人想入非非。不过，财政收入不论增加了多么快，中国财政还是有赤字，政府还是内外举债——就是说财政开支增长得更快，要花钱的地方更多。以教育为例，“政府教育经费占GDP的4%”，也是政府多年承诺要做到的，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做到。个人看法，那个承诺在技术上就难办，因为政府预算是每年3月两会决定，但GDP要到年底才知道。所以哪一年GDP增长得快，哪一年政府教育开支的比例反而更低。教育如此，根据什么说卫生医疗就可能“例外”？
我不反对在政府现有总开支中增加卫生经费——特别是公共卫生经费——的绝对数和比例。但是有一条，此项增加，一定要以其他项目的减少为前提。就是说，做加法要以做减法为条件。现在的趋势是，家家做加法，谁也减不动，结果就是政府在国民收入大盘子中的总份额越来越高。这个趋势不扭转，什么“内需驱动的增长”根本就是无源之水。这一点，应该把各部门专家放到一个房间里，大家吵个明白。讲重要性、伟大意义，没有人不同意。卫生重要，教育重要、环境重要、治安重要，国防更重要——这都没有问题。问题是，每个都“重要”，钱从何来。水少了加面，面少了加水，把总税负和政府进项搞得越来越大，非出更大的漏子不可。
这就带出了最后一个制约条件，公共财政体制的监督和政府行政效能。不去说严重的贪污腐败，因为讲了也未见有改善。剩下来的公共款项利用，凡是读过前几年中国国家审计长报告的，应该都有深刻印象。反正我是没有在贝弗里奇报告的英国——或者任何被称为福利国家的其他地方——看到过类似公币被滥用情况的报告。至于现在政府讲排场，办公场所、公车和一切公款开销的规模和水平，就是不看系统资料，人们也有机会在日常生活里略知一二。
这点很重要。因为所有医保无论叫哪种模式，总要把钱集中到政府机构管理。要是政府行政效能差，腐败程度高，写得再好听的目标，实际上做起来也一定南辕北辙。这一点，我们既为中国医保尚不普及而感到遗憾，但也要为之感到庆幸——否则像“上海社保”那样的案子岂不更多？而以“人人享受卫生健保”伟大名义集中起来的公共资源，岂不是有更多部分可能落到“近水楼台先得月”分子的口袋？所以，万不能以为，建了一个保障账户就等于实现了“人人享有卫生保健”。
现实条件约束了中国医改的可及目标，也约束了实现可及目标的模式选择和时间规划。把天下五花八门的福利方案搬来容易，但要把人家的约束条件也搬来，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天下国家不是一家，政府也不是一家。中国医改只能从自己的制约条件出发，才可能避免再次开出无望兑现的支票。
（本文原载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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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则对右派的说辞给予了隔靴搔痒的回应。
评《改革把“工具”重新变成“人”》——兼论我国人民公社农民的性质
刘晓铎
一，冯东书何许人？
《炎黄春秋》2008年第5期发表了题为《改革把“工具”重新变成“人”》的文章，作者是冯东书。冯东书是何许人？他是新华社高级记者，报道农村的记者，以大量报道大寨大队的消息而闻名。我曾从事过我国农村经济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对冯东书的名字很熟悉。毛主席提出“农业学大寨”的口号时，他的报道也都是正面消息，没有看到他写过农民、特别是大寨农民只是“工具”，而不是人民公社主人的意思。听说他发表了这篇文章，专门找来看了，感到很惊讶，这也许是我少见多怪。人的观点是会改变的，正像他在文所说：“改革完全打破了我们过去思想上的枷锁，我们的思想解放了才恍然大悟。”不过，我还是担心，哪一天冯东书又一次“思想解放了”，再来一个“恍然大悟”，分田到户以后的农民又会变成什么呢？
这里不探讨冯东书的思想变化的过程，不研究他的品格，主要是说由于这位名记者写了《改革把“工具”重新变成“人”》的文章，引起我的关注。我们要探讨的主要内容还是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中农民的性质：是主人，还是“工具”。
二，集体经济的农民是主人还是“工具”？
1，集体农民的权利
冯东书的文章说（以下简称冯文）：“经过这两次强制‘自愿’（指合作化与人民公社化运动——引者注），全国农民就从有自主人格、自主生产、自主经营权利的人，变成了简单劳动工具。当时报纸上没完没了地说他们是人民公社的‘主人’，有这个权利，有那个权利。但是他们自己觉得自己除了有听从指挥去劳动的义务以外，没有感觉到自己这个主人有什么权利。”这里所说的“报纸上没完没了地说他们是人民公社的‘主人’”，想必也包括冯东书自己的报道吧！
那么人民公社的农民究竟有没有权利？是不是主人？事实说明他们有权利，是主人！
首先从经济上看：人民公社的农民有劳动的权利。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民没有失业、下岗的威胁，也不要千里迢迢的外出“打工”，只要具备劳动能力，干部就得安排他们劳动。冯文回避这样一个重要的权利，说明他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马克思早就指出，劳动者如果不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生存。”（参看《马恩选集》第三卷第5页）人民公社社员具有劳动权利，说明他们是物质财富，特别是生产资料的主人，有权利使用这些物质财富。
冯文说：人民公社的农民是没有“自主生产、自主经营权利的人”，这是事实。集体经济的农民是没有“自主生产、自主经营”权，因为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自主生产、自主经营”权，由集体经济的代表——干部行使。只有个体经济的农民，才有“自主生产、自主经营”权，因为劳动的物质条件归农民私有。以上事实表明农民是集体经济的主人，而不是个体经济的主人。
人民公社的农民，不仅有从事劳动的权利，而且还具有作为人民公社主人所享受社会保险和集体福利事业的权利：当时有五保户制度、义务教育制度、医疗制度等，保证了农民的受教育、医疗保健、养老送终的权利。我国的“赤脚医生”、“民办教师”曾闻名世界。虽然初创时教育、医疗、社会保健的水平不高，但是，作为一种制度、农民的权利确实存在了，而且随着生产的发展，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的水平也随之提高。这些都是人民公社农民所享有的权利，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怎么一位专职报道农村的名记者都看不见呢？！怎么能说农民“没有感觉自己这个主人有什么权利”呢？人民公社农民所具有的经济权利说明，农民是物质财富的主人。
其次，就人民公社社员的政治地位，也体现了他们是国家、集体的主人。
以陈永贵为代表的一大批干部，包括政府各部门、地方的农民干部，是农民主人公地位的体现；另一方面还表现在广大社员对干部的监督上。
我们党历来重视从工农中、从实际斗争中选拔干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更加强调这一点。陈永贵当选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担任副总理就是典型。农民干部在各级地方政府担任领导职务就更多了。这一事实表明，农民是国家、人民公社的主人。这只是农民在政治上表现为主人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是建立集体经济之后，毛泽东就一直强调干部不能脱离群众，不要当官做老爷，而且发动群众监督干部，采取了各种措施，包括大字报等形式，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让群众在政治上当家作主。当然，这不仅仅是对农村干部的要求，而且是对全国所有干部、特别是当权派的要求。为此，在农业合作社建立不久，党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农业合作社干部必须参加生产劳动的指示》，以后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等，其政治内容都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证广大劳动群众当家作主，从根本上改变“官”管“民”的私有制社会的残余。虽然这样一场伟大的变革被旧势力所否定，但是，它的原则像巴黎公社的原则一样，将继续照亮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毛泽东曾明确指出：“这里讲到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第275页）所以他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发动广大群众把矛盾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让劳动者学会运用“管理国家”的权利。
最后，在文化领域则要求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演工农兵、写工农兵；农民不仅要受教育，而且要管理农村的学校等。
总之，无论是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看，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民，不仅是集体经济的主人，而且是国家的主人。可见，冯文说人民公社的农民，不仅不是主人，而且也不是人，只是“简单劳动工具”，完全是颠倒黑白的谎言。
当然，社会主义时期的劳动者，包括农民，仍然存在着公有制与私有制残余的斗争，存在着重新沦为雇佣劳动的可能，存在着重新成为被压迫阶级的可能，这就是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
冯文不仅不承认我国存在着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反而说是什么“极左路线对‘人’的态度不对，在农村就是对农民的态度不对，得罪了农民。”按冯东书的看法，只有把农民变成“打工崽”、“农民工”，给“老板”干活，在“血汗工厂”、“黑砖窑”干活，才是把“工具”变成了“人”？！农民不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没有劳动的权利，那就只能出卖劳动力，这样的农民，哪里还有什么“自主人格”。人民公社的农民恰恰是公有制经济的主人，集中的表现就是具有劳动权，因而具有“自主人格”。
这里顺带探讨一下“人”的问题。冯文说：“——---人就是人，人是创造工具，人有自主意识，有人格的”等等。但是，冯东书不懂人不仅是动物、高级动物，“有自主意识”，能“创造工具”，而且是社会的人，而且人的本质是社会的人。社会的人是由他们在文化、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社会制度的地位决定，首先是由他们在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决定的。一个连“饭碗”都没有保证的人，有什么“自主人格”可言。“打工崽”与“老板”讲什么“自主人格”，那真是天大的笑话。现在我们经常讲“以人为本”，就是不讲以什么样的人为本，是以什么经济地位的人本：是以“老板”为本，还是以“打工崽”为本。这与冯文所说的“自主人格”的人都是抽象的人，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人，这种说教只能欺骗群众，掩盖社会的人的真实面目。其实，冯东生所说的“自主生产、自主经营”的人，就是私有者。在冯东书之类的“精英”那里，人就是私有者，公有制下的人只不过是“工具”！
2，只有“听从指挥去劳动的义务”
冯文说：“——--他们自己觉得自己除了有听从指挥去劳动的义务以外，没有感觉到自己这个主人有什么权利。”“他们的一切行动听指挥：早上去哪里干什么活，上午去哪里干什么活————-都是分派的。”其实任何社会的集体劳动，总是要有统一的指挥。劳动者要听从指挥，不能自由“选择”，这是由集体劳动的性质决定的，不论是资本主义的工厂劳动，还是社会主义企业的劳动，劳动者都要听从指挥。农民“听从指挥去劳动”，怎么能说明人民公社社员只是“劳动工具”呢？！问题是听从谁的指挥？是劳动者在经济关系中的地位：为资本家赚钱？还是为国家、集体创造财富？
冯文说：“当时的中国是活‘工具’多，而‘人’太少。一个国家只有个别领袖能动脑子，能发挥‘创造性’，社会生产力怎么会发展快？”这也是对广大劳动者和领袖的诬蔑。
毛泽东一贯重视发动群众，发挥群众的主动性，在战争时期是这样，在经济建设中仍然如此。互助合作运动是群众首先搞起来的，他大力支持；农民搞乡镇企业，他全力支持；大寨大队干得好，他提出“农业学大寨”的口号等等，事实表明当时决不是“个别领袖能动脑子”。河南林县红旗渠的建成等大量事实表明，农民绝不像冯东生所说的只是“活工具”。把农民说成是“活工具”，是“贵族”对“泥腿子”的蔑视。
3，关于“吃不饱肚子成了全国的一个最难解决的大问题”、“搞得全国生产上不去”与农民“磨洋工”等
冯文为了证明人民公社的农民被当成“简单工具”，不是“主人”，说了上面一些所谓的“事实”。那我们就来逐个进行探讨：
A，关于“吃饱肚子成了全国的一个最难解决的大问题”。
一点没有错！冯东书作为“跑农村”的“高级记者”，连这一点也感到惊讶，充分表明他的无知！
美国的原国务卿艾奇逊就说过这个问题。早在1949年8月5日艾奇逊就说：“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转引自《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510页）当然，艾奇逊所说形成吃饭问题的原因是错误的，但是“人民的吃饭”问题确实存在。众所周知的“闯关东”、“下南洋”、风阳花鼓所说的“十年倒有九年荒”等等，都反映了旧中国广大劳动群众，特别是农民存在的“吃饭”问题。至于遇到大的灾害，更是饿殍遍野。“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同上书第1495页）朱自清是大学教授，连他都存在吃饭问题，可见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我们曾经走访过一些贫困地区，问及农民在旧中国的情况，当地的农民告诉我们说，抗日战争时期，他们仅有的一点黑豆都给了八路军，支持抗日战争，自己没有什么粮食可吃。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3的数据，1949年全国粮食产量为2263。6亿斤，人口为54167万，人均产量仅418斤原粮。而当时中国的贫富悬殊十分突出，广大劳动群众连平均数也得不到，而且农民生产的粮食要留种子、饲料，还要出卖一点换取工业品等，剩余的才能供自己吃，说明了“吃饭”问题的严重程度。
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初期，也就是冯东书所说的“中国农民”的“黄金时代”（土改以后，合作化以前），恰恰是我国人民的“吃饭”问题突出的时候。因为要实现工业化，进行有计划地经济建设，就要把大量农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把生产粮食的农民，转变为消费粮食的工人，而且人均消费农副产品的数量比原来的还要多；再加上人口的增长，耕地面积的减少等因素，粮食问题，或者说“吃饱肚子”的问题，确实是一个“最难解决的大问题”。1952年的粮食产量恢复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人均粮食产量为576斤，而1953、1954年，人均占有粮食仅为574和570斤，不仅没有增加，还稍有下降。这样，粮食问题就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实行农业合作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
1953年12月，全国实行了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也是为了解决“吃饱肚子”问题一种措施。毛泽东说：“一九五四年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我们却多购了七十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闹得去年春季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73页）直到1959年，他还在《党内通讯》中说：“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的问题。————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而冯东书竟对我国存在的“吃饭”问题感到惊讶，不知道他了不了解我国的国情、看过这些材料没有？对于这样的“跑农村”的“高级记者”人们能说些什么呢？
B，关于“搞得全国生产上不去”
冯文说：“他们（指农民——引者注）放出自己的‘原子弹’——磨洋工，软磨硬泡，搞得全国生产上不出”。实现人民公社化以后，全国的生产是搞上去了，还是没有搞上去？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只要看看事实就清楚了。
《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中指出：“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九八0年同完成经济恢复的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二十六倍多——--”、“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国灌溉面积已由一九五二年的三亿亩扩大到现在六亿七千多万亩，长江、黄河、淮河、珠江、海河、珠江、辽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仅引用以上两条，就足以表明冯文所说的“搞得全国生产上不去”，完全是违背事实的谎言。而这些成就是在帝国主义封锁的条件下完成的。怎么能说“搞得全国生产上不去”？
冯文一再诬蔑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民，说什么：“农民就是不好好干，出工不出力，干活不讲质量，种地不种满，不种足，犁地时不犁透，锄地时不锄净草，收获时节，产量本来不高还到处抛撒，不受净”、“他们当劳动工具很憋气，上地的时候互相说：“‘走，给人家干去！’意思是给干部们干去”、“他们放出自己的‘原子弹’——磨洋工，搞得全国生产上不去”等等。很难想象冯东书当时就看到这样的“事实”，怎么还能写出那么多报道大寨大队和农业学大寨的消息？！事实当然不像冯文所描述的那样。
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民，都像冯文所描述的那样“磨洋工”，那么农业生产根本不可能提高，农田基本建设更不可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就。
我国的人口从1952年的5。7亿，增至1978年的9。6亿，而粮食的人均产量仍然由576斤增为637斤。这样的成就是“磨洋工”磨得出来的吗？！至于农田基本建设的成绩就更大了。农田灌溉面积由三亿亩扩大到六亿七千多万亩，就是说这二十多年扩大的灌溉面积，比我国几千年积累下的还要多。至于治理大江大河的功绩，也是我国几千年历史上空前的。仅大寨大队的梯田、林县修建的红旗渠，就可以显示出人民公社农民的伟大业绩，“磨洋工”能磨出大寨的梯田、林县的红旗渠来？总之，在人民公社时期，广大农民摆脱了小农经济制度的束缚，在公有的土地上，依靠集体劳动，开新河，修堤坝，建水库，改造洼地，平整土地，改良土壤等，实现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实行了改天换地的农田基本建设，这在我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也为后来农业发展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说什么“农民就是不好好干”、“给人家干去”等等，完全是对农民的诬蔑！
C，关于农民“磨洋工”
一些农民“磨洋工”确实是事实。
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农民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农民是集体经济财富的主人；另一方面农民又要凭工分领取生产品（或现金），要赚钱养家；就是说一方面是公有制的主人，另一方面又是赚工分的私有者。用毛泽东的话说，叫：“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13、486页）就是说劳动者的劳动还有“谋生手段”的一面，因此，一部分群众存在“雇佣思想”、“磨洋工”是一种客观必然。而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就是要以自己的行动、言论，带领、说服这一部分群众，逐步由“金钱的纪律”，转变成为“自觉的纪律”，使劳动成为人生的第一需要，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
农业集体化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由1955年的1。9亿，增至1978年的3亿多，而耕地还不断减少，剩余劳动力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在这种客观条件下，“磨洋工”的现象就会更为严重一些。但是，存在“磨洋工”的现象，并不能否定人民公社农民的主人公性质。
三，土地分到户以后的劳动农民是什么？
冯文说：“农村改革的核心，就是尊重农民意愿，把土地分到户，联产承包，让农民有自主经营的权利，让农民自己为自己生产，让农民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农民也可以经商办企业。农民觉得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这才感觉自己当了主人。”
事实是上亿的农民涌到沿海城市打工，成为“农民工”，给外资老板或“民营企业主”当“打工崽”，成为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有的“农民工”干了活拿不到工资；有的进入了“血汗工厂”、“黑煤窑”等等。这就是冯东生所谓的“农民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感觉自己当了主人”。过去农民享受的受教育、医疗保健的权利，都成为过去。现在流行的“看病难”、“住房难”、“上学难”所谓的“新三座大山”，对于农民来说就更为尖锐。每逢春节成千上万的“农民工”返回老家，就是因为他们虽然成年累月地在城市打工，但根本不可能在城市买房。“农民自己为自己生产，让农民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仅仅是人民公社时期保留下来的几亩公有土地，否则农民早就流入城市的“贫民窟”了。现在绝大多数农民实际上已经成为半无产者了；确实也有极少数“农民”“经商办企业”，成了“农民企业家”，但是，他们已经不再是农民了。
冯文说：“农民成了自己的主人以后，干劲大得不得了，个个都活了起来，磨不推自转，不仅两只手解放了，几亿人的脑子也转动起来了。他们的创造性发挥出来了。北方过去一亩地打400斤小麦就很不错了，现在普通的地方也要打七八百斤，好的地要打一二千斤。他们养虾也会了，养鳖也会了，养蟹也会了。马上，全国的粮也多了，肉也多了，水产也多了，油也多了，菜也多了，果也多了，以至多得卖不出去，没有库房放了。”看看这一段话，土地分到户以后，农产品“多得卖不出去，没有库房放了”，这与当前粮食、油料、肉类价格上涨的形成鲜明的对比。在通货膨胀、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威胁面前，冯东生还能妙笔生花地写出“多得卖不出去，没有库房放了”等等，真是令人惊叹不已！
当前我国农民的地位，与分田到户以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是公认的事实。问题只是怎样的变化？连“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大课题研究成果；国家‘十五’重点图书规划”的《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研究报告》，都把农民划作社会的最底层——十大社会阶层的第九层，属于“弱势群体”。而冯东生居然还说：农民由“‘工具’重新变成‘人’”。有人把冯东书先生称作是“神化分田到户的改革家”，我看他倒像是一个颠倒黑白的无耻文人；像一根随风摆动的“墙头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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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涛新中国的二十七年1949 —1976，
中国崛起策副篇二：
对于新中国头二十七年的评价是相当有分歧的，持有肯定态度立场的和持有否定态度立场的国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列出非常多的例子。肯定者认为这是一个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时代，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中国在极其落后贫困的条件下依靠自主的力量建立了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发展了两弹一星，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立场让中国在美苏对立的两极世界里走出了独立的道路，成为当之无愧的第三世界领袖。否定者则完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读，他们认为新中国的这二十七年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都与世界主流发展方向背道而驰，中国不仅没有取得实质制度上的进步，反而走向了倒退；一场场惨烈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批判大会带来的政治迫害让中国知识分子处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非常苦闷的时期，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左”祸让中国知识界和精英界受到极大的摧毁，国家法治建设、民主建设和人权建设遭到严重破坏。对新中国头二十七年的评价是和对毛的评价联系在一起的，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两种评价的相关性。对毛的评价也出现严重两级分歧的特点，从左派眼中的“古今完人”、“中国五千年历史最伟大的英雄”到右派对毛的彻底否定，这两种评价差距之远，常常令人感到吃惊，并怀疑大家是否在谈论同一位政治家。2006年以来，西方国家的媒体利用华人作家张戎关于毛的长篇传记重新掀起评价毛的热潮，这样，一个在中国早就不成为话题的话题在毛去世近三十年后又被热炒。只是这一次西方媒体出奇的一致，对毛的形象采取了近乎妖魔化的报道，对于毛的评价中，再也看不到任何正面的肯定，而只是负面的批判。
哪一个新中国才是真正的新中国？哪一个毛才是真正的毛？如果一个局外人不了解中国历史，突然同时读到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一定会陷入极大的困惑之中。我想，即使是中国人自己也未必能说清楚哪种观点是合理的。我们谨遵邓公为我们留下的“三七开”的评价标准，认为新中国成就是主要的，失误是严重的，对毛的评价也紧循这种模式，从而摆脱了可能的政治争论，但是大家心里的疑惑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许多重要的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澄清。事实上在国内读到关于新中国头二十七年的许多传记和历史分析时，我们感到对这段历史时期的评价恐怕是五五开更恰当，也就是毁誉参半，功过各占百分之五十。而立场完全相异的国人，无论对过去的历史持有什么样的观点，也无论处于左中右的立场，恐怕大家都不会否认，今天的中国和毛时代的中国是截然不同的。仅仅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也能感到这种巨大的差异，今天的中国老百姓生活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无论大家对改革开放的具体国策怎么评价，大家的生活形态都远远不同于1976年之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今天我们不再使用粮票、肉票、布票，我们不再排着长队去领取单位分发的肉类制品，而是到自由市场或是现代化的超市里去购物；我们也不再依靠单位的证明才能到另外一个城市出差，而是可以到全国任何一个城市去旅游和工作，只要有经济实力，我们还可以去国外旅游；当然，今天的国人再也不太可能像以前那样旱涝保收，无论干多少活都挣到相同的、但却是非常微薄的收入，今天的国人都必须发奋努力、全力打拼才能获得更高的收入，无论今天身处何种阶层，大家对压力的感觉都是明显和真实的。考虑到改革开放前后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组织和人民生活方面巨大的差距，也让民众在模模糊糊中很难说清楚建国头二十七年和今天的岁月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结的地方，或者这两个阶段根本就是截然相反的不同时期，如同水与火一样，选择一样就意味着否定另外一样？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和评价1949到1976这段历史时期？
也许，当历史的车轮前行到那么一天，过去的历史已不再被个人的恩怨好恶、不再被个人的经历所完全影响的时候；当过去的慷慨激昂、壮怀激烈和血雨腥风逐渐沉淀为理性客观的分析的时候；当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目标已经完全实现的时候，再回过头来看新中国的头二十七年，未来的史学家也许会写下这样的评价：1949年到1976年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上重要的阶段，中国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完成了民族国家构建的现代化第一阶段的任务；通过特殊的政治动员的方式和土地改革让中国第一次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尽管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距离现代化的构建还依然非常遥远。
也许历史的最终评价是精炼而又简洁的，但是这却最能反映出实质。回到1911年的中国, 皇权帝制下的中国建立了前现代化时期跟其它古文明相比最有效能的统治方式，中国各个王朝的皇帝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统治着一个庞大的帝国，这其间中国发展出来的儒家官僚阶层体系、实现人才流动的科举考试体制和一套帝国管理体系下的刑罚制度，让中国走在古代文明世界的前列。但是正如崛起策二十一指出的那样，古代的“帝国”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中国具有一个形式上至高无上的天子，具有庞大有序但却又是盘根错节的儒家官僚体系，具有直到县一级的行政管理体系，但是国家的权力却主要限制于县城以上的城市构成的点线联结上。在帝国广大的平面地区，统治着绝大部分居民的并不是中央的天子和儒家官僚阶层，而是千千万万的家族和宗族。这并不是说国家权力完全被排除在外，比如在不同的朝代，国家也会试图通过乡约、保长、甲长、里长的管理体系来试图控制乡村地区，而且农民的赋税也是国家财政制度的重要来源。但是国家只能借助和家族平分权力的合作模式非常有限地介入乡土社会，而真正在家族内部中家法是大于王法的，家庭族长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违反家族的家规和家法是无比严重的。国家这个概念，对于乡土社会的大多数国民来说，就是家族，家族是许多农民的真正庇护者、管理者、仲裁者，而国家是一个非常模糊抽象的、高高在上的观念。我把中国古代这种在大一统皇权统治下的国家描述为整体秩序维护下的原子分化社会，也就是中央政府建立了一个皇权帝国，并对帝国境内县级以上的行政单位进行了有效控制，同时国家在乡土社会权力极其微弱，或是根本无力介入，或是与家族平分一定的权力。而在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严重的大分裂时期则是一种解体性的原子分化社会，家族依然在某种意义上存在，但是整个国家、中央政府则完全解体，基本的行政秩序和社会秩序被彻底打乱，任何一个地方机构（或是藩镇、或是节度使、或是将军、或是军阀、或是流匪）都可以用暴力在帝国固有的统治范围内统治任何一个区域。在这种解体性的原子分化社会里，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往往遭到毁灭性打击，人民会遭受最严重的苦难，乱世人命如草芥，甚至皇亲贵戚、王公大臣的生命都如同草芥，“天街踏尽公卿骨”，讲的就是毁灭性的动乱、地区豪强征伐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导致上层人士也一拨拨的惨遭屠戮。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局面就是一个解体性的原子分化局面。当然，这不是要否定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正面意义，毫无异议，辛亥革命带来了民主共和的理想，后来也带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更带来社会生活的一系列进步变革。但必须指出的是，革命党人在理念和观念上作了极大的努力，也试图在中国进行一场启蒙运动，但是革命党人并没有明确全面地考虑到在灭亡了一个政权体系（大清皇朝）之后下一步该怎么办，中国究竟应该如何治理，以何种的方式达到革命党人期待的目标？事实上是：旧的帝制皇朝体系轰然坍塌，整个中国社会进入了解体原子化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中国出现了今天非洲某些部族国家的情景，我称之为中国的“索马里化”局面，也就是整个国家是家族统治加上一个基本坍塌崩溃的中央政府，各个省分被军头、军阀、武装势力、割据势力分割统治。这是各种现代化进程中最糟糕的一种，退一步不能衔接上过去旧有的政治经济体系，实现渐进式演变；进一步又无力向现代化作出具有任何实质意义的发展，相反是整个国家陷入沉沦的局面。大一统帝制下还至少保持了国家基本行政管理、社会秩序以及国家版图的统一，在无政府的“索马里化”局面下任何一支具有暴力武装的地方军队都可以接管地方政权，任意侵犯国民的财产和生命，随意破坏国家的基本法律法规，每个军阀都可以自行颁布政令和法令，可以随意实施处决，国家的基本行政秩序陷入彻底崩溃的局面。更为惨痛的是，在解体原子化的局面下，分裂势力必然利用他们看来的“千载难逢”的所谓民族独立的机会，借机分疆裂土，谋求从中国永久地独立出去，因为中国的各路军阀和“中央政府”之间正在发生混战，根本无力顾及边疆地区的安危。辛亥革命之后，外蒙古利用这样的机会借机独立，西藏和新疆也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险些独立成功，中国的现代版图和五族共和的局面陷入空前危机之中。
再来看1911到1949年之间的中国，当时的严重困局期待秩序重建：那就是需要有某种政治力量用强有力的动员手段，统一中国，彻底结束中国毁灭性的解体原子分化局面，迅速建立有效的中央政府的统治，以强烈的意志和力量扭转中国文明所呈现的衰势和颓势，将中央政府的政令和法令贯彻到全国任何一个角落，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如果不迈出这一步，那么后面的市场经济、界定民权、法治国家、民主政治和功能分化就根本谈不上。没有一个有效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民族国家，以后的一切恐怕都是不切实际的空中楼阁。今天读到毛主席的诗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跃”，真的可以体会到这其间的深意。客观地分析，当时的中国处在现代化道路上第一个基本阶段的入口处，也就是民族国家构建的阶段。在军阀混战的年代，无论是任何政治力量，其名称可以叫甲党，乙党，丙派，丁团体，也可以信仰A思想，B主义，C路线，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哪种政治力量，哪个政治团体，利用哪种政治思潮和主义，能够率先建立强有力的组织，能够率先以强有力的力量动员中国的基层，能够利用强大的组织能力统一中国，能够打破中国千年的乡土社会和家族分割的局面，就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真正明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并不是一句刻板的政治宣传口号，而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历史规律，至少我今天是坚信这一点的。
其实，“一个政党，一种主义，一个领袖”这样的观点并不是毛泽东，也不是蒋介石提出来，而恰恰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具有民主自由思想的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孙中山先生在民主革命屡遭挫折之后，受到十月革命后列宁思想的影响，接受了这种我们今天看来近乎集权专制的思想观点。但是细细想一下，这一点也不难理解，在中国处于“索马里”化的存亡绝续的历史关头，任何一个想要有所作为的中国政治力量都会先暂时搁下我们最终希图演进的现代化彼岸目标，因为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在太遥远。国民党提出的“军政”、“训政”和“宪政”的三阶段目标正是经历了无数挫折和失败后更切实际的渐进改革目标，这跟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改革和制度建设的确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国民党和共产党正是中国两支最进步和最有希望把中国引向现代化之路的政治力量。我认为，中国近现代史的关键不是政党和主义的争斗，而是一个是否有能力建立民族国家的问题。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的袁世凯政府是一个中央政府权力极度衰弱的政府，其实际控制的范围就是北洋军阀的势力范围。袁世凯也许当时有机会建立一个稳定的中央政府秩序，但是其称帝的丑剧让袁政府四面楚歌、声名狼藉，使中国滑向了更加混乱的军阀混战的解体原子化局面；1927年的南京国民政府比北洋军政府迈进了一步，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大陆，蒋介石政权也曾作过努力和尝试，建立一个更有作为的中央政府，并进一步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然而南京政府的效能依然非常有限，其真正实际控制的范围即使是在南京政府最强大的时候，也不过是山东、安徽和江西的部分地区和江苏、浙江、上海全境。中央政府的实际管制效能局限于五到六个省市，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各路军阀仍然实际控制不同的地区，桂系军阀、湘系军阀、山西军阀、云南军阀、新疆军阀、四川各路军阀实际控制中国的各个地区，更不要说国民党还远远没有动员基层的能力，也无意去实行土地改革，把现代民族国家的治理范围从点线扩展到整个国家的平面上。尽管对南京政府的现代化努力今天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给予正面的肯定，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中国“索马里化”的危局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中国依然处在割据军阀加乡土社会的原子分化局面，维系“中国”存在的只是中国人历史上形成的精神纽带和文化联结，如果不是华夏民族的文化认同的话，“中国”极有可能在这种危局下土崩瓦解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革命的成功不仅象征着党派斗争的成功，更象征着中华文明在面临衰落、崩溃甚至毁灭中迎来的新希望，是中华民族真正意义上的凤凰涅磐，是中国崛起大戏剧的开端。新中国的头二十七年，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二十七年，也决不是跟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国崛起断裂的二十七年，相反，正是因为有了这二十七年，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才会有今天这样波澜壮阔的局面。过去笔者跟许多同时代的学生一样，对新中国的这二十七年了解甚少，不太感兴趣，而且认为这二十七年就是“反右”、“大炼钢铁”、“自然灾害”、“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负面事件的结合体，对今天的中国没有什么正面意义。恰恰是在出国后，接受了社会学的专业训练、并开始懂得数据分析和实证分析以后，再回头看新中国的这二十七年，真是感慨万千，既感慨自己过去的浅薄无知，又反思这种不愿深入去了解一个时代、但却轻易下结论的判断在先的认知模式。年少时候的我很有爱国热情，但是思维非常简单，总是一切向外求，向西方寻求，在国外十年后，却反而变得更加喜欢向内寻求，寻求本国文化、历史、传统和制度环境中独特的现代化遗产和现代化动力源，当然更加结合了当前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感觉到看待问题的角度竟是与十年前完全不同了。好了，有点扯远了，现在回归正题，来看一看，新中国的二十七年中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的贡献。这里将超越简单的好与坏的价值判断，而是着重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新中国二十七年为我们留下的重要的现代化遗产：
—— 统一了中国，结束了中国领土范围内的“索马里化”和解体原子分化的局面。诸路军阀分割国家政权和各自为政的局面被一个具有强大效能和动员能力的中央政府所取代。
—— 相对于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新中国政府统一了政令，作到了政令有效地推及全国，并建立了远超过上面三个政府治理下的税收汲取能力（中国崛起策二十二将详细谈及）。
——中国基本完成了民族国家的构建，尽管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政府效能也是漫长的，但是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没有任何平行国家体如军阀、军头、游击队、流匪和大家族等可以截取国家的权力。中国完成了欧洲国家持续了近两百年的民族国家构建过程。
——国家通过土地改革消除了现代化最重要的障碍，并在基层农村通过政治运动和土地分配建立了强有力的基层动员能力。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政权仅仅通到县级一层的局面被彻底改变。大家族的解体虽然从文化角度和人类文化学的观点来看殊为可惜，但是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而言却是必然要走的一条路。只是新政权的政治动员模式过于激烈，来的速度过快过猛，在人们还没来得及讨论“传统和现代”的课题的时候，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决了土地分配的问题，瓦解了中国数千年的家族势力、乡绅统治和乡土社会，其副作用当然是很大的，但是却为中国现代化扫除了无比棘手的障碍。
——尽管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人民公社是生产效率低下的和违反市场经济规律的，但是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它却发挥了重要的功能，农村地区和乡土社会第一次被纳入了国家的行政规划和行政管理之中，中国千年的乡土社会和原子分化的局面被彻底改变。国家的治理能力不再仅仅限于几个核心的点和由这些点联结而成的线上，而是真正扩展到广大平面地区。这样的历史性巨变堪称是划时代的和具有转折意义的。从此中国历史摆脱了各个朝代治乱的平面循环怪圈和始终没有实质进步的局面，而真正把中国历史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从此，中国农民的认同感不再只是对家族的认同，而是对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强大的国家和政府的认同。“国家”概念的迅速扩展见证了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而这在新中国政府成立后仅仅10年就基本完成了，这是何等的伟业？
——农村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也见证了新政权的基层动员能力和庞大动员规模，为农业的稳定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人民解放军在建国初期剿灭了湘西、四川和云南的数百万土匪，而这些土匪力量从明清、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就长期存在，没有任何一种政权力量和地方军阀力量试图或是能够作到全面剿灭西南的土匪，因为西南的山区和险峻的地貌为土匪提供了永久生存的土壤。不要低估了新政权剿灭西南土匪的重要意义，否则的话，今天的中国将出现“菲律宾化”和“印尼化”的局面，国家每年会花费无数的财政资源和国防力量跟流匪进行无止境的战争，这样的战争在东南亚数国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政府军和匪军的战争在这些国家也不会停止。如果不是新中国强大的动员力量和组织力量，考虑到中国国土幅员之广大，地形和地貌之复杂，我们不知道还要花多少力量去“剿匪”，这势必将严重延缓中国现代化进程和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
——尽管西藏问题让中国在国际上倍受争议，但基本事实却是，新中国政府第一次在历史上直接控制了西藏和实现了对西藏的行政管理。如果不是新中国政府，可以想见的是，中国版图就不会是今天的形状。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政府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了全国的卫生体系和医疗系统，并消灭了麻风、天花、麻疹、乙脑、流脑、血吸虫等传染病，而这些传染病在中国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之久，对人民健康危害性极强。五千年中华文明历史上从来没有哪届政府能够完全消灭这些疾病，如果不是新中国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并建立全民卫生保健系统，我们还要面临很多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许多可怕的高发传染疾病扩散的局面。今天的中国民众去南亚旅游，在城市街道上就会看到很多患有可怕传染病症的病人，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医疗卫生条件让我们避免了上述局面。新中国在教育、扫盲和公共卫生医疗方面的成就让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从建国前的35岁提高到1978年的68岁，这都是在中国生产力极低的条件下完成的。1978年在阿拉木图召开的世界卫生会议上中国的公共卫生制度被列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成为后进国家的学习目标。中国的卫生制度和公共教育培育了人力资源，为未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在今天国内为中国是否应该参加抗美援朝这场战争激烈争论的时候，我们往往忽略了，这场战争是真正确立中国大国地位的一场战争。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的确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场伟大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但是对于一向以欧美中心主义看待世界的欧美民众来说，他们对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不甚了解，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日本曾经侵略过中国和中国军民的抗日战争，即使欧美历史学界对中国的抗日伟业也是轻轻带过，他们往往认为亚洲战场的战争就是太平洋战争，就是美日之间的对决，是美国打败了日本。这样的观点也深深根植在日本右翼的思想中，他们认为日本是败给了美国的原子弹，而不是败给了中国，所以日本右翼在二战后对中国依然非常蔑视，非常猖獗。真正树立中国民族自信和大国地位、并表现出中国人英雄气概、卓越的军事能力和民族精神气质的就是抗美援朝战争，当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极大的民族牺牲和伟大的民族精神逼退了世界超级霸主、曾经战胜过日本人的美国的时候，世界震撼了，日本人震撼了，日本右翼更被震慑住了，他们突然发现，面对他们的是一群新的中国人，跟以前截然不同的、有着强大民族精神的新中国人。新中国成立后，抚顺日本战俘营的管理员见证了这历史性的一幕。当时，许多顽固不化的日本战犯拒不承认战争罪行，还非常顽固骄傲，而当抗美援朝志愿军胜利的消息传来后，这些骄傲的日籍战俘低下了头颅，开始认识到即使打败日本的美国都再也无法保护他们，并开始低头认罪。日本战后的政府也正是在抗美援朝后开始同新中国政府外交联系的。当周恩来总理1955年参加印尼万隆会议的时候，许多国家对新中国显示了敬畏和佩服，这样的心态转变在抗美援朝之前是无法想见的。抗美援朝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国际尊严，赢得了对手的尊重，保证了中国未来几十年的领土安宁和现代化建设，真正振奋了中国人近百年来颓废的民风和士气，体现出了中国人独特坚韧的民族精神。 面对前人用巨大的牺牲换来的今天中国大国崛起的局面，我只能用“无比感恩”一词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当然，对于新中国头二十七年伟大业绩的肯定并不意味着我们忘记过去的许多沉痛教训，这二十七年的挫折、教训和失误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具有强大动员能力的中央政府的确是中国现代化第一、第二阶段之必须，但这并不必然等同于领袖专断、领袖崇拜和滥用权力，事实上中共八大是非常具有正面意义和非常理性客观的一次党代表大会，许多我们今天讨论的议题比如权力监督、权力制衡和基层民主等当时都有讨论，但是领袖个人崇拜和独断的阴影终究盖过了集体领导的理性设计，最终把中国引向了一场场阶级斗争的灾难。“文化大革命”十年是灾难的十年，导致了国家公检法（司法）系统彻底的崩溃，建国以来培育的精英几乎被集体清洗，也导致了中国文化的毁灭性破坏，国家的基本秩序一度荡然无存，公民基本权力被严重侵犯。如果说“大炼钢铁”是急于求成和无心之过的话，那么十年“文革”则是一场地地道道的人祸，这一点上来说，毛应该是负有主要责任的。许多对于新中国完全不同的两极评价都是从这些争议中产生的。如果没有“大炼钢铁”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失误和灾难的话，也许我们今天对毛和新中国头二十七年的评价要容易得多，争议也会少得多。
新中国开国二十七年既是让我们感到无比自豪、扬眉吐气、英雄辈出的时代，另一方面“文革”十年却也是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思想压制和政治迫害的一个时代，我们时常感到无所适从，感到缺乏方向感，很难完全说清这二十七年。中国人在近代历史以来从来没有像这二十七年一样振奋过，但是对于大量遭受政治迫害的个人和家庭来说，他们却也经历了无尽的、也许是我们难以想象的苦痛。那的确是一个痛并快乐的年代，我们的父辈在清教徒式的的清规戒律和严格的政治教条中、在极度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发展出了两弹一星，建立了全面的重工业体系；用极其简陋的武器、但却是高昂的士气战胜了不可一世的美国人；我们的父辈为今天中国的发展打下了牢固根基，但是却不得不忍受极为清贫的物质生活。他们的生活固然极其简陋，但是内心却充满着理想和激情，浪漫和追求，痛苦和失落，追寻和求索，这也许是我们这一代无法完全理解的。
无论如何，在大家的争议和讨论中，1976年的中国已经不再是1949年那个中国，无论毛的遗产是正面还是负面，1976年的中国都到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尽管新中国的发展历经曲折和沧桑，留给了我们太多的教训和思索，但就是在我们对历史的沉思和探索、争议与讨论中，中国已经完成了现代化的重要历史阶段 —— 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与许多还在现代化道路上苦苦徘徊而不得其路的发展中国家相比较，我们是非常幸运的。通过新中国的二十七年，我们已经跨越了民族国家构建这一重要现代化阶段。1978年，另外一位伟人将率领中国开启第二个现代化阶段 —— 经济现代化的发展主义阶段。今天，我们在两代伟人的政治遗产中，来到了中国现代化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公民社会建设、制度建设、法治建设的功能分化阶段。
现在常常流行着一些非常轻率的观点，比如说有人认为如果是南京国民政府治理下的中国就不会经历“反右”、“大炼钢铁”和“文化大革命”，中国今天就是一个超级大国了。这种观点缺乏历史感和理性分析，非常情绪化和草率，但是却极容易混淆视听。我想，国内也一定有这样的观点，有时候闲谈中也会听到这种非主流性的说法，但是很少有人能够细细思考这种观点的荒谬性然后去反驳这种看似有理的观点。我们就按照这种思路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新中国的二十七年，中国将是什么样？那么我们可能今天还要为大西南的几百万土匪而疲于奔命，政府每年都要兴师动众去剿匪；我们可能还要面临数以千万计的各种传染病病人，鼠疫、麻风和血吸虫病会夺去无数人的生命；我们可能还要面临六七亿的文盲，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文盲大国；我们还要面临军阀之间的年年征战不止，每年的国内战争军费可能会占了政府公共开支的相当份额；如果是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那么中国的战略地位仅仅是放大一号了的日本罢了。中国会被牢牢地绑在美国的战略棋盘上，成为美国的一颗大棋子。因为南京国民政府要依靠美国来摆平国内不同的武装集团，因而必然高度依赖美国。可以设想美国的军事基地、空军基地一定遍布沿海各个港口城市，美国大兵可以随意大摇大摆的招摇于中国的街道上，无视中国的法律，中国却因为其享有治外法权而毫无办法；我们恐怕依然还要面临土地分配这一最棘手的难题，如同南非、印度、巴西和津巴布韦一样，对农民和地主之间的血腥斗争和土地兼并问题束手无策。不要忘记，在今天全球化的世界，再想通过政府强力或是暴力分配土地已经是不可行的了，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只是在分配土地上纵容了一些黑人农民去攻击白人农庄主，马上引起了西方世界的抗议和制裁，这些国家土地分配的棘手难题在今天是很难完全妥善解决的，而且越往后拖就越难解决，而我们今天已经不再面临这样的难题了；缺乏了独立发展道路的中国一定会同菲律宾和阿根廷一样，成为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实验场，不同的是，我们将是一个大得多的实验场，其结果恐怕也是更具灾难性的，我们会面临一个比今天严重得多的两极分化的阶级社会，社会的动乱随时可能被点燃••••••
的确，历史是无法重新选择的。就算是历史可以选择，我们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国，一个充满自信和具有民族精神的中国，哪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经历重大的曲折，哪怕我们在现代化航行中会经历一定的迷航，但是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中国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人民中国。我们经历了成功和喜悦，也经历了迷茫和痛苦，但是只要我们掌握着自己的命运，不是别国的势力范围和附庸，我们有着独立的国格和人格，具有坚韧顽强的民族精神，那么我们就可以修正自己的错误和缺失，在继承过去丰富政治遗产的基础上，继续沿着中国崛起的航道傲然前行。中国崛起，不仅是1978年后的崛起，而是毛时代加上邓时代的崛起，是几代人艰苦奋斗的共同结果，新中国的二十七年给我们留下的正面遗产，依然是我们今天前行的基础。新中国的二十七年，我们父辈洒下的汗水和开创的英雄业绩，值得我们永远感恩；新中国的二十七年，风风雨雨中无数感人历史瞬间，值得我们永恒的铭记；新中国的二十七年，成就与失误，喜乐与痛苦，我们都无怨无悔，都把其看作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新中国的二十七年，是共和国成长的二十七年，也是中国崛起的二十七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08-2-15 本站发布时间：2008-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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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时报的评论认为：医改的关键看点在“补贴患者”吗？医疗改革已幻化为最大的民生问题。就目前而言，我们不仅需要强化一些政府更多拨款，强调公共利益等“绝对正确”的理念，还需要基础事实基础，有一套实实在在的框架大脉络。
哈佛大学著名印籍经济专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阿莫多•沈（Amartya Sen）对中国的发展一向赞许，就有一件最令他痛心的事：中国废除“赤脚医生”的社会主义医疗制度而推行先看钱再看病的、连流行病预防注射都收费的、比资本主义更资本主义的体制。
詹奕嘉发来相关的内容。
詹奕嘉
2008年2月28日 2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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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中国到了非民主不可的程度.doc
陈志武：中国到了非民主不可的时候
没有人会相信“民主和法治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没有人说“只要有民主，经济就会快速增长，就无忧无虑了”，难以相信把民主和法治制度搬到毫无人烟的沙漠王国上，那沙漠王国的经济就会自然快速增长了。
民主将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国的经济增长是靠人们没日没夜地工作、不分周中周末地勤劳而挣出来的，是勤劳战胜制度障碍才有的，来得很辛苦。
试想，如果制度成本能大大减少，如果每天为对冲制度障碍而要勤劳的时间能减少几小时，那么，中国人的勤劳所能创造的收入会高多少呢？
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
第一，有形的制度成本很高。众所周知，去年国家财政收入3.9万亿，占GDP的19.5%，虽然这百分比只比美国联邦财政收入占GDP的16%高出3.5个百分点，但美国政府财政开支的73%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公共产品，行政开支只占10%，而中共政府开支只有25.5%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教和科研事业，行政开支却占了38%，养着庞大的官僚队伍。因此，政府机构庞大，加上从北京到乡一级各层政府的奢侈官方办公大楼、形象工程，浪费全国公民的财富，而不是把这些收入用在老百姓福利上，这些制度成本不低。
第二是各类行政管制、审批，逼着企业、个体户、大小单位、个人，甚至大学教授，都去跑关系，“跑部钱进”和事事要审批迫使体制内外、大官小官、是官非官每天要花几小时泡饭局，耗费青春，拖延企业发展。
第三是由于对契约权益、对私人产权保护不可靠，执法机构缺乏公信力，要么使许多创业和交易无法做，要么就交易成本特高，抑制民间创业倾向。
为了对付这些制度成本和制度障碍，中国人只好每天多勤劳几小时，先为制度成本打工，然后才是为自己的收入工作。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一年的工作时间在全世界属最高之列，平均大约为2200小时。其它国家中，阿根廷一年人均工作1903小时，巴西人工作1841小时，日本人1758小时，美国人1610小时，英国人1489小时，而荷兰人工作得最少，一年才1389小时；但是，跟这些国家比，中国的人均收入却最低。
只要中国人比任何其他国家更愿意勤劳、更愿意干苦力活，那当然是有没有民主、法治，中国经济照样能利用经济全球化增长。但是，如果我们想生活质量高一些并有更多时间跟家人在一起，那么就必须降低制度成本、减少制度障碍。所以，勤劳决定碗里是否有饭吃，而民主和法治决定生活品质，决定是否能付出更少的勤劳但照样能增加收入。
民主使提高收入机会增多
今天中国也的确到了非民主不可的时候。从实际利益看，从明中期到晚清，中国的财政税收基本是国民收入的3%左右，乾隆中期朝廷的财政收入在5000万两银子上下，相当于今天的95亿元；到晚清，朝廷收入是8000万至9000万两银子，不到今天的200亿元，跟今天国家一年3.9万亿的财政收入比，当年的朝廷开支还抵不上零头。那时候的朝廷的确糟蹋不了什么东西，充其量几千万两银子。
可是，虽然现在一年的财政开支4万亿，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还欠缺，行政开支、形象工程占绝大头，花在国民福利上的钱只占小头。为什么是这样呢？归根结底还是缺乏对行政权力、对政府预算的问责机制。在财政预算不透明又没有公开听证的情况下，政府开支当然不会注重人民的福利。全国人大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对行政权力没有任何问责。
也有人认为，民主只是中国一部分精英和知识分子的诉求，一般老百姓可能对反腐败和社会公正有更强烈的诉求，而要达到这些目的，可能不一定需要民主，那么对老百姓来说，民主有什么用？
腐败盛行，社会不公，地区间、城乡间以及不同群体间收入机会不平等，这些现象越来越严重。之所以如此，一是权力不受民主监督制约，二是通过国有制与行政管制让政府控制的资源权力太多，这两者加在一起形成了最有利于腐败、有利于不平等的温床。
既然政府权力不受监督制约，而我们同时又通过国有制让政府直接代替市场进行资源配置，这就等于把全国老百姓的钱和前途都交给不会被问责的当权者去支配，你说，他们会先把这些集中控制起来的资源和发展机会分配给谁呢？当然是给那些有权力、有关系的地区和个人，给他们的亲戚朋友，哪个地区有更多权力，哪里就得到更多的固定资产投资。
中国连老百姓的金融储蓄都全掌控在国有银行的手里，结果也是谁有权力、谁有关系，谁就能融到资金发财。土地在国有制的名义下由官员支配，结果也是谁有关系，谁就能做一夜暴富的房地产开发商。
另一方面，权力关系也决定了谁能、谁不能找到高收入的工作。由于行政权力掌握了所有的资源和审批权，这也逼着每个想发财的人只能走官商勾结的道路。如果说中国有以官为本的传统，那么，这些年的国有制加政府管制使“官本位”上升到史无前例的高度。
这就是说，当政府掌握所有资源的同时行政权力又不受制约的时候，政府在代替市场分配资源时，资源的配置就会既不符合效率原则（因为不是按市场规则分配），又不符合公平原则（因为没有代表民意的民主问责机制），而只会符合权力原则，这样的经济是权力经济，不是市场经济，更不是乌托邦式的福利经济。
所以，民主不是什么抽象的价值诉求，而是涉及到普通大众切身利益的务实选择，涉及到收入机会是否能平等的问题，一点不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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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了吧。陈志武的说辞实在可谓是陈词滥调了吧。让国有变为私有（最近他改称民有），却还是摆脱不了徐水良批驳秦晖们有关农村土地私有化的制度性前提（一党专制）的回避。陈志武这里所谓的民主，在一党专制条件下如何成为可能，他却闭口不谈。其实，这是个很轻松偷懒的做法，更是个很危险的方式，很容易把问题的性质改变得浮皮潦草蜻蜓点水。
詹奕嘉
2008年4月26日 23:33
近期网文共享
还要让我们再等30年.doc
仿佛有人当头泼下盆冰水：还要让老百姓等30年
中国思维网 www.chinathink.net 2008年4月16日 阅读数： 3385 源作者:振 扬
在今年三月七日农工党召开的小组讨论会上，卫生部长陈竺面对满腔热情为医疗改革出谋献策的农工党委员们说：“大家都抱怨看病难、看病贵，今后30年我们都必须为促进公平而努力，我们也准备再挨大家30年批评”（见2008年3月25日《生活文摘报》转自《羊城晚报》）。
作为国家卫生部长，陈竺毫不隐讳地道出了中国医疗改革令人难以想像的艰难，以致今后30年都要为促进公平而努力，并“准备再挨大家30年批评”。如此看来，中国要做到医疗公平，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还有十分漫长的道路要走。我不知道，农工党的委员们听了陈部长这番话以后有何感想，但我听了以后却感到仿佛有人当头泼下一盆冰水，让我从头凉到脚。
人们不禁要问：难道我们的医疗改革，真的就如此艰难吗？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葛延风在2006年3月18日指出：在中国构建面向全民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所需投入的经费大致是每年1500亿——2000亿元。这个数字，无论是对于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还是对于中国国家财政收入来说，都是一件不难做到的事情。
以2007年为例。
我国国民生产总值（GDP）已达到246600多亿元，从世界第6位升到了第4位；国家财政收入已达到51300多亿元，占GDP的20.68%，比2006年增加12543亿元，增幅达到惊人的32.4%，比预算超收7239亿元。而与政府收入大幅增长相比，同期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12.2%，农村居民只增长9.5%，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都远远低于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此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劳动者的报酬在国民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重（即分配率）太低。在市场经济国家，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普遍都在54%—64%之间，而我国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以2004-2006年为例，分别为10.6%,10.8%,11.1%,不仅新中国建立以来不曾有过,也为世界各国所罕见,如果加上农民收入（假设为工资）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就更低到10%以下。据中国社科院教授李志宁估算，中国只用占GDP1/4的工资加福利养活了占99%的民众。（见2008年1月1日《生活文摘报》转自《经济观察家报》），换言之，中国99%的民众，只占有国民生产总值（GDP）的1/4；因此，又出现了这样一个“奇绩”——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1/4，但消费总额却只占世界消费总额的4%。（见2008年1月1日《生活文摘报》）。中国人的消费之所以这样低，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医疗、教育、住房等等已成为他们的沉重负担而不敢消费。但对于国家而言，51300多亿元财政收入，还没有包括预算外收入，如果将巨额预算外收入加在一起，据著名学者、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估算，2007年国家财政收入实际高达90000亿元，占到国民生产总值（GDP）的36.5%（见2008年3月11日《文摘周报》转自《经济观察报》），由此可见，在全国人民创造的巨额财富中，国家所占有的比重之大。国库十分充裕。
取之于民，应该用之于民。在国家巨额收入中拿出1500亿——2000亿元，用来构建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所占的比例是很小的。就按国家拿出2000亿元计算，在51300多亿元财政收入中，也只占了3.9%；如果按包括预算外收入在内的总收入90000亿元计算，则只占2.22%，而在国民生产总值246600多亿元中，2000亿元所占的比例，仅仅占0.8%。
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巴西召开的国际卫生工作会议上，形成了有名的《巴西宣言》。该“宣言”要求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为了使这一各国首脑达成共识的目标能实现，宣言规定各国对卫生费用的投入不应低于国民生产总值（GDP）的5%。我国政府在宣言上签字承诺2000年“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但是，据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公布的数字，我国卫生费用的投入只达到GDP的2.7%，远远低于巴西（6.5%）、古巴（6.3%）、墨西哥（5.7%）、印度（5.2%）等发展中国家，在全世界191个国家中排名第188位，即倒数第4位。这与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或与我国国民生产总值（GDP）在世界各国排名中所处的地位，都是很不相称的。
而且，在投入如此有限的卫生费用中，还存在着两个严重不公。
一、城乡分配严重不公。
在国家投入的卫生费用中，80%以上投放在占总人口不到30%的城市，而占总人口70%以上的广大农村，只占不到20%。以1988年为例，国家共投入卫生费587.2亿元，其中投入农村的卫生费仅92.2亿元，只占15.75%（见2003年第438期《特区文摘报》）。
二、个人占有严重不公。
在国家投入的卫生费用中，80%以上，被850万党政干部占有，他们在总人口中仅占0.6%以2006年为例，全国卫生总费用为7000亿元，国家投入1190亿元，占17%，另外的5810亿元（占83%）是老百姓掏口袋。在国家投入的1190亿元中，850万党政干部占有952亿元，其余的将近13亿人民仅获得区区238亿元（见2008年3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平均每人为18.30元，而850万党政干部人均占有11200元，超过普通老百姓612倍。
在医药费上涨了数十倍至数百倍的情况下，国家投入的非常有限的卫生费用，其分配又是如此严重不公，老百姓还能看得起病吗？
我国医疗改革已进行了20多年，怎么越改越不公平，越改老百姓越看不起病了呢？
我们且来看看墨西哥是如何进行医疗改革的吧。
墨西哥是一个一半以上国土处于海拨1000米以上的高原国家，也是一个积极主张“依靠自己力量发展经济”的发展中国家，这和我国长期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国，可谓不谋而合。在医疗改革前，占半数以上的墨西哥低收入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非常普遍。
2000年年底，胡里奥?弗伦克出任墨西哥卫生部长，她目睹许多家庭被疾病困扰和折磨的残酷现实，极为不安，就决心要解决国民的医疗问题。但是，她面对的是墨西哥医疗体制严重存在的三低——公共卫生投入低、医疗保险覆盖率低、各州之间人均卫生费用均衡性低。这与我国的情况也大体相似。
对于一位刚刚上任的卫生部长，面对严重存在的“三低”，当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弗伦克进行医改的决心丝毫也没有动摇，她要做到的是，医疗保险“一个都不能少”。她决定依靠政府支持。
弗伦克说干就干，上任伊始就于2001年初开始医疗改革试验，仅仅过了2年多一点时间，即到2003年5月，墨西哥国会就颁布了医疗改革的相关法律，其中之一，就是用法律规定，政府对卫生费用的投入大幅增加，在国民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例，由2000年的5.7%，增加到6.8%，为构建“一个都不能少”的全民医疗卫生体系提供了经费保障。仅仅过了7个月，即2004年1月，依法建立起来的新的全民医疗保障体系，就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启动。
从弗伦克2000年年底出任墨西哥卫生部长，2001年年初提出医疗改革并开始进行实验，到2003年5月墨西哥国会颁布医疗改革的相关法律，只用了2年半时间；到2004年1月，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启动“一个都不能少”的医改新政，也只用了3年时间。医疗改革的进展之快，不能不令人惊叹和佩服。
我国医疗改革已进行了20多年，不仅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至今没有解决，甚至连一个像样的医改方案也还没有拿出来,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却越来越严重。而今，卫生部长陈竺又告诉我们，要解决老百姓的医疗问题，还“必须”经过“30年努力”，并且 “准备再挨大家30年批评”。且不说“30年努力”后的结果如何，就按陈部长说的30年计算，加上我国已经进行的20多年医疗改革，就是说我国医疗卫生要经过50多年改革，才可能解决老百姓的医疗问题，这不是太不可思议了吗？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50多名党员、13位代表在租来的一条船上开会建党，靠白手起家，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打败蒋介石的800万大军，彻底摧毁蒋家王朝，到1949年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只用了28年时间。那时，我们的党和人民面对的是何等凶恶、何等残暴的国内外强大敌人啊！难道我们今天进行的医疗改革，竟比革命前辈开创一个新中国还艰难吗？如果我们已经进行了20多年的医疗改革，要构建面向全民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保障体系，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还要让老百姓等30年，我们的人民对这种改革还会有信心有希望吗？我们的卫生部长陈竺先生，能不能在医疗改革中，也学一学墨西哥那位女卫生部长胡里奥?弗伦克呢？
2008年3月29日——4月1日于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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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忘了，陈竺是现如今委府高调宣传的非共产党人士主掌部级权力的典范。这个海归到了贪官污吏的位子上，按照中国的官场的逆向淘汰机制的作用，自然免不了沦落为王八蛋。
老周发来的参考材料。
zhoujd
2008年7月2日 11:05
供参考
再重读毛泽东的这段讲话有感.doc
再重读毛泽东的这段讲话有感
作者：秦川牛 文章来源：乌有之乡 点击数：5941 更新时间：2008-6-12
秦川牛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在5月25日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下山的时候，【毛主席大声地问：“你是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张平化激动地望着毛主席，大声地说：“主席，我懂了”。】（摘自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第151页）
感想之一 共和国花费了近30年的心血，依靠集体的力量，兴修了大量的水利工程，平整了大片的土地和梯田，培育了诸多良种，建好了大大小小的化肥厂。然而，小岗村却在这种情况下包产到户。据说，这还是冒了生命的危险，甚至还将有关事迹保存到了博物馆。如果说小岗村是靠包产到户才解决了人们的吃饭问题，那么，兴十四村、南街村、华西村岂不是至今还要饿肚皮？如果说小岗村包产到户也是冒了生命危险，也是一种革命，应该进博物馆，那么，以上三村岂不成了反革命？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那么，今日的以上三村与千千万万个“小岗村”相比，究竟哪个好？
感想之二 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变了，那个曾经被联合国肯定的赤脚医生制度也混不下去了，广大农民也就看不起病了。
感想之三 正如毛泽东当年所说，农村所有制的基础一变，工业公有制基础今天果然也变了，两极分化果然很快。快到了什么程度？快到了据权威人士讲，人们富的都不知乍吃乍玩了，而更多的人，却为本己解决的看病、上学、住房发愁。如今我们的党，难道不正是在内外夹击的情况下，为推翻工农头上新的三座大山在努力奋斗么？
感想之四 每当想起我国的一些工业，对外是人家的廉价加工厂，对内是血汗工厂，技术被别人收买拢断，再加上那年我住南斯拉夫大使馆被“误炸”，更加上近来在拉萨事件上美、英、法、德等国的丑恶表演，我实在无法否认毛泽东的英明和伟大。
老汉我无意指责任何人，我只是站在中国公民的立场上说出了自己的一点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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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ujd
2008年9月23日 17:08
供参考
国家发改委官员反思医改 最大损失是迷失方向.doc
国家发改委官员反思医改 最大损失是迷失方向
2008年09月22日07:17 [我来说两句(2251)] [字号：大 中 小]
来源：中国经济网
[提要]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副司长王东生今日表示，改革开放30年来，卫生体制改革最大的损失就是行业发展方向的迷失和对宗旨灵魂的败坏，以及医患关系紧张。市场化改革导致人们看病贵、看不起病；医德医风每况愈下。这已造成严重社会问题，因此，医改必须回归其公益性质。
今天(9月21日)，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健康发展高峰论坛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司副司长王东生表示，改革开放30年来，卫生体制改革最大的损失就是行业发展方向的迷失和对宗旨灵魂的败坏，以及医患关系紧张。
王东生表示，从上世纪80年代进行卫生体制改革以来，医疗机构基础设施条件得到较大改善，先进的医疗设备大量配置，医疗技术和服务水平明显提高，群众因资源短缺造成的看病难问题得到基本解决。
但同时，改革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一是医药费用大幅度增长，个人支付比例增加。王东生列举了一些数据，我国卫生总费用由1980年的143.2亿元猛增到2006年的9843.3亿元，增长了68倍，同期政府和社会投入由78.8%下降到50.7%，个人支出由21.2%增加到49.3%，看病贵、看不起病成为新的社会问题。
二是对医疗机构监管不力，医德医风每况愈下。在放开搞活、鼓励创收政策引导下，医疗机构逐利行为不断增强，花样不断翻新，医疗费用成倍增长。行政管理部门疏于对医疗机构的监管，更加剧了医疗机构和医生不规范行为的发展。
王东生指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在市场经济机制改革中，首要的任务是要分清市场与政府的职责，把公共产品和半公共产品用市场化的办法进行改革必然走向趋利化，违背了公益事业的发展规律，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为此必须回归其公益性质”。 (责任编辑：安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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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贪官污吏如此说辞，似乎现在就找到了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方向似的。
崔之元则继续着他发送大量相关信息的劳作。
Cui Zhiyuan
2008年6月19日 5:34
Fw: 医改方案今年下半年将公开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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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 WSG
发送时间： 2008-06-17 08:3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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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医改方案今年下半年将公开征求意见
医改方案今年下半年将公开征求意见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6月17日14:40 新华网
新华网消息 据卫生部新闻办公室17日在卫生部网站发布的消息称，在6月17日召开的全国卫生厅局长工作会议上，卫生部部长陈竺透露，下半年卫生部要重点抓好几件事中，第一是要与相关部委共同做好医改方案的公开征求意见和修改完善工作。
陈竺说，卫生部门要把稳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作为今后一段时间卫生工作的头等大事，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以改革创新和求真务实的精神狠抓落实。下半年，要重点抓好几件事：一是与相关部委共同做好医改方案的公开征求意见和修改完善工作。要努力使公开征求意见的过程成为反映民意、集中民智、汇集民力的过程，使方案更加贴近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期望，更加符合卫生事业发展的规律和我国的国情，从而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特别是，要把此次抗震救灾中形成的一些新认识、新思考充分吸纳进去。二是抓紧做好医改方案配套文件的修改完善工作。要努力在深化、细化、实化方面下功夫，把配套文件起草好、修改好，争取与医改方案同步下发、同步部署、同步实施，保证医改工作顺利启动，有序推进，取得成效。三是做好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试点准备工作。要加强对地方情况的了解和调研，考虑试点地区的选择原则、标准和程序；及时总结各地已经开展的试点情况，为国家试点提供重要参考；要加强对试点评估体系的研究，做好相关技术准备。各地也要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和测算工作，做好试点的准备工作。
陈竺指出，在积极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同时，要抓紧研究制定“健康中国2020”战略规划。在今年年底前，要对我国居民健康状况和主要健康影响因素以及相关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分析预测，对各种健康问题和包括全球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和重大自然灾害在内的健康影响因素的干预策略和措施的成本效果进行分析，筛选成本效果好、适合我国国情的干预策略和措施，为战略规划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要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比较成熟的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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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i Zhiyuan
2008年8月1日 2:25
中央明年将安排近27亿元为农村购置医疗设备
中央明年将安排近27亿元为农村购置医疗设备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7月31日17:42 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7月31日电（记者 周婷玉）卫生部规划财务司司长赵自林31日透露，2009年中央将继续安排专项投资近27亿元，用于县、乡、村农村三级卫生基础设施建设。
他说，前几年中央安排的专项投资都主要用于业务用房建设，目前，这些机构业务用房相继建成，需要及时配置设备。因此，2009年投资将主要用于设备装备，在继续装备乡镇卫生院基本设备的基础上，开展县妇幼保健机构和县中医院的设备装备。
赵自林介绍，中央的投资按照一般卫生院平均8万元、中心卫生院平均20万元、妇幼保健所平均25万元、妇幼保健院平均38万元、中医院平均100万元选配设备。
乡镇卫生院设备选配品目包括Ｘ线机、Ｂ超、洗胃机、消毒器、手术床、心电图机等21种。
县级妇幼保健机构选配品目包括妇科治疗仪、红外线乳腺透照仪、Ｂ型超声波诊断仪等14种。
县中医（民族医）医院选配品目包括彩超、心电监护仪、呼吸机、中药煎药设备、针灸治疗仪等32种设备。
据了解，截至2007年，中央已投入专项资金94亿元，改造和新建了一批农村卫生基础设施。2008年中央又安排了27亿元专项投资用于县乡村医疗卫生机构的业务用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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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i Zhiyuan
2008年8月8日 5:46
Fw: 医疗方面，香港实际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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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 WSG
发送时间： 2008-08-07 22:09:44
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cmt1.itsc.cuhk.edu.hk
抄送：
主题： 医疗方面，香港实际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地区
香港医改最低层居民可享受家庭医生医疗待遇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8月07日10:17 南风窗
特约记者 吴木銮 发自香港
香港医改：和内地反着走
贫民区天水围最近成为了香港有史以来公立和私立医疗融合的试点区。在香港，所谓的家庭医生一直以来就是私立医疗的一部分，只有有钱人才享受得起，但是，现在天水围社区的试点目标恰恰是最低层的民众。
试点启动的当日——6月18日，陈女士在接受本地媒体的访问时很兴奋。因为天水围落成时间不久，公立医疗还没有实现配套，所以她之前都是颇费周折去邻地的社区看公立医生。天水围倒是有一些私家诊所，也离家很近，但是，一次两三百的诊费却让陈女士望而却步。如果私人门诊的费用便宜，又不用费时等待，那该多好！这是典型的鱼和熊掌兼得的梦想！不过，还是实现了。
按香港医院管理局的计划，在天水围公立诊所求诊1年或以上的慢性病人有资格申请加入试点。参加试点的病人只需要支付与公立门诊一样的费用就可以在私家诊所就诊。每年，病人可看医生10次，包括复诊6次以及4次伤风感冒、发烧等。其中，政府负责提供药物、验血和X光检查费用，而私家医生提供诊治、身体检查、监控病情等服务。当然，一个额外的要求就是，病人应将私人医生当成家庭医生，一经固定不能随意更换。
而同期，香港医管局还推行了一个“耀眼行动”计划，与家庭医生试点是同一主题下不同的措施。“耀眼行动”缘于香港社会老龄化日趋严重的现实。有关专家估算，香港每年大约产生2万多个白内障新患者。如果患者全部在公立医院动手术，平均的等候时间大概要3年。对许多老人来说，3年的时间实在太长，可能他们在等的过程中已经死亡。而私家医院虽然不用排队，但治疗费非常贵，至少需要花8000元左右，因此，很多香港的老人即使患有白内障也不去治疗。而按现在的计划，每名获选的病人可获得政府5000元的补助，病人补足剩下的余款。而领取综合援助的老人是免费治疗。
这是香港目前正在进行的医疗改革的一小部分。
香港没有内地医疗制度之弊
2008年6月5日，香港城市大学亚洲管理中心和新力量网络主办的香港公共医疗改革吸引许多公众、医疗业界的关注。香港和内地近年都在讨论医疗改革。其中，香港的讨论可能对内地具有启发意义。
3年前，有媒体披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个课题组的意见，认为内地的医疗改革基本不成功，存在内地医疗保险成了“富人的俱乐部”、城乡医院的服务水平相差极大、医生开大处方等问题。由此，对内地医疗制度的质疑不断增加，改革的压力也不断加大。
回过头来看香港，看病不能说是享受，但至少不是一件闹心的事。
在香港，只要拥有香港身份证，就可以享受公立医疗。在港居住超过180天的人大多可以领这个身份证。只要持这个身份证，排队挂号，大家都是平等的。香港的富豪在预约公立诊所的服务时不可能说自己是富豪就可以排得更前，也不可能说自己是医院院长的亲戚就得到优待，绝大部分关于排队预约的事情由计算机系统来完成。
刚从内地来港居住的徐女士对笔者说，她原以为来港后看病贵可能还麻烦，结果却发现这边看病比内地便宜了不少，而且还出奇地方便。在内地，她首份工作的公司没有给她买医疗保险，而之后的公司给她办了医疗保险，可是报销的门诊费用也不多。因此，她自己的总结是，身体健康时，这份保险买了无用；而身体不好时，保险不够用。而来到香港后，她不仅感觉公立医疗的费用便宜，一次几十元或者上百元，而且感到很公平。大多数病人都是提前预约，到时间去了基本上就可以看医生，也未见有人靠关系插队等，医生护士的态度也很好。
另外，徐女士比较开心的还是香港医生无法开大处方，因此很省心。香港是从制度上消除了大处方问题。徐女士介绍说，她向公立医疗普通科门诊求诊，一次收费就是45港元，没有其他的药费、挂号费、治疗费、检查费等，所有的费用就是这个45港元。而如果是住院，患者只需要交100元一天，其中还包括三餐、住宿、检查和手术等所有事项。
公立医疗太好也有后遗症
对此，香港医院管理局主席胡定旭的观点是，从医疗的供给层面来分析，香港实际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地区。香港政府人均医疗投入每年达4000多港元。因此，许多专业人士也认为香港的医疗制度是世界上最好之一。
从香港医疗总支出的图表也可以看出：收入不高的阶层实际支付最少的医疗费。17亿元这部分的费用事实上大多是收入偏低的社会阶层支付，这也是身体比较差的群体，占医疗总支出的2.9%，也是最小的一块。事实上，这与当时殖民地政府的思路有关。“安抚”贫民的一个办法就是让他们医疗无忧，因此，当时的公立医疗服务虽然水平一般，但是医疗费用很低。低收入阶层一方面不交个人所得税，另一方面不用买医疗保险，安抚的效果当然很好。
这个体系一直得到维持，公立医疗服务不断改善，价格还基本维持不变，因此，像徐女士这样的“新港人”喜欢香港的医疗自在情理之中。而收入较好的白领大多数是由公司出钱购买私立医疗保险，他们的看病费用中很大部分是由保险承担，这就是84亿元这部分。当然还有一部分是114亿元，这里面可能分成两部分：门诊和住院。家庭经济状况还好的居民患小病大多看私立门诊，一方面是省时间，另一方面是图方便，私立门诊在香港的社区随处都有。
另外一块是在私立医院。笔者了解的情况是有两个群体。一个是香港最富有的阶层。他们住私立医院的豪华病房，自己直接支付。另一部分是游客贡献。很有意思的是，大陆游客占很大的比重。港澳自由行开通后旅客量增大，有些旅客生病后就会入住私立医院。因此，游客也贡献于114亿这部分支出。
但是，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周一岳却认为，香港公私立医疗分工虽然科学，但平衡易打破。从数据上来看，香港公立医疗大约用去所有资金投入的66.3%，起到主渠道的作用，而私立用去33.7%。这表面上看是公平与效率的最佳平衡。但是，这种平衡也容易被打破。比如经济景气时，可能更多人愿意光顾私立医疗机构，这时私立医疗的供应没有跟上，也有可能出现拥挤的现象。另一种情况就是公立医院越办越好，舒适度提高，会有更多人宁愿牺牲时间也要来排公立医疗机构的队。因此，公立医疗机构的资源负荷越来越重，等待时间越来越长。而私立医疗机构的病人数下降，被迫提高医疗费用，病人人数越来越少。后一种情况已在香港出现。
“就香港医疗制度本身而言，算是个好的制度。这几年，医院人力物力都有所增加，而医院的舒适度也提高了。现在即使有钱人也爱去公立医院。因此，私立和公立无意间产生了两极化市场。”周一岳认为。
现实的情况是，一方面公立医疗得到政府很高的资助，耗去很大的公共资金。另一方面是，私立医疗却完全依赖极高的收费来生存。香港大学一学生的探亲家属曾因小病入住私立医院一天，医疗费用高达近万元。而前文提到的“家庭医生试点 ”和“耀眼行动”事实上就是融合公立和私立医疗的尝试。香港这种公私两极化市场虽然短期内不会在内地出现，但是在设计医改路径时似乎也要注意这个问题。
包办型医疗制度能否持续
徐女士虽然觉得香港的医疗制度很好，“看一次病比吃一餐饭还便宜”，“但是，人口老龄化之后，看病的人越来越多，香港政府能一直这么做吗？”徐女士问笔者。确实，这也是香港人目前最担心的地方。今天的制度，明天却可能变成包袱，这就涉及可持续问题。
很早以前，香港这种政府包办型的医疗制度让当地的公共政策研究者感到担心。政府资助的比重过高，2006~2 007财政年度里，最低的政府资助额达到82.7%，而最高的是97%，也就是说，病人只出成本3%至17%左右的费用。而这个权利不仅是香港永久居民享有，诸如在香港读书、工作的其他居民也一起享受。随着香港社会的国际化进程加深，后面一部分的人口事实有增多的趋势。因此，一份美国哈佛大学专家小组报告的结论在香港引起“地震”：香港医疗制度的优势在于以低成本、高效益实现很好的医疗供给，医疗服务相当公平。但是，医疗服务水平参差不齐，医疗融资制度能否维持将是今后香港要面对的大问题。
据估计，香港的人口比重将从去年每8人中1位老人增至2030年每4人中1位老人。一些跟地域有关的疾病发生率也在呈上升态势。因此，香港食物及卫生局的估计是，如果现在不做任何变革，公立医院的医疗拥挤度将惊人地上升。
而应对的策略如果是加税，香港就会丧失低税率的制度优势，这可能直接削弱香港的竞争力。而另一个策略就是挤压其他开支。但是如教育等开支一旦缩小，也会从另一角度削弱香港的竞争力。因此，香港的医疗融资成为烫手山芋。周一岳认为，最后的策略就只能是改变医疗融资本身。
许多人担心香港的医疗制度会逐步向美国式转型。不久前，美国一名年仅12岁的男童死于细菌感染。而这个感染一开始是从一只坏牙开始，此后一直向上蔓延。而如果这个牙齿能够早点被拔出来，孩子的死亡可能就会避免。遗憾的是，这个男孩并没有牙齿保险。与这孩子一样，美国有900万儿童没有基本的医疗保险，也就是生病后要么接受高昂的治疗，要么任由发展。在现行香港的医疗制度下，这种故事不大可能发生。香港人即使不买保险，也能够享受低廉的公立医疗，这就是称之为“社会主义”的来由。但香港人现在的担忧是，政府要求个人投入增加时，香港的医疗制度会不会悄然滑向美国那一端，健康状况不好的人是否会陷入如12岁男童般的无助状态？
事实上，香港政府也非常谨慎地推行医疗改革，不仅将咨询方案交由市民讨论，政府官员还亲赴各种公众论坛进行解释和说服。政府一再重申一个重要的既定政策：就是不容许有市民因经济困难而得不到适当的医疗服务，并且政府还用“辅助 ”医疗融资方案来明示政府仍将是公立医疗费用的主要承担者。但是，反对声音仍然非常强大。
客观地说，一个人从出生就享受着低廉的公立医疗，除税收外，他或她不需要交纳额外的其他费用。对于内地人来说，这个是梦想中的医疗体制。但是，政府的财力雄厚也不是无穷无尽的。2008至2009财政年度，香港的教育、社会福利和社会治安占政府经常开支的23.8%、17.6%、11.8%，而到2033年，公共医疗开支大约将占政府经常开支的27.3%。到时候，教育、社会福利等投入必定要做出牺牲。
这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问题。香港医改的讨论对内地最大的启示，在医疗改革时需要通盘考虑医疗、教育等其他福利支出。如果医疗由政府包办，教育仍由私人负担，那么，这个社会也不见得非常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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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i Zhiyuan
2008年8月14日 3:46
Fw: 贵州"新农合"使用率住院补偿及受益面居全国前列
贵州"新农合"使用率住院补偿及受益面居全国前列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8-08-13 发表评论>>
8月8日早上，福泉市城厢镇马田村村民余成章起床后感到牙齿隐隐作痛，便立即来到县城金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医生。打针、抓药，共计39.93元，因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他只需交纳21.91元，其余18.02元当场就在医院报销。“合作医疗就是好，农民看病也能报销了，大家不管大病小病都会往医院跑。”余成章高兴地对记者说。
记者从省卫生厅了解到，自2003年我省启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以来，经过不断探索与完善，新农合制度得到农民的广泛认可，参合率逐渐上升。截至目前，全省88个县(市、区)已全部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县为单位实现了全省覆盖。今年，我省参合农民已达2831万人，参合率由试点之初的49%上升到92.12%。随着这项惠民政策的全面实施，切实减轻了参合农民医疗负担，有效促进了农村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高和水平的改善，全面提升了我省农村医疗卫生质量。
来自卫生部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底，我省参合资金使用率约为当年筹集资金总额的64.21%，实际住院补偿比达41%，超过西部地区33.78%的平均水平，在全国31个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省(市、区)中排名第2位；参合农民的住院受益面达到6.4%，超过全国4.83%的平均水平，位列全国第4位。全省58%的参合家庭获得了医疗费补偿，15%的家庭获得了住院费补偿。
在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过程中，各地通过提高报销比例和封顶线、降低起付线和药品价格、加强对医疗机构监管等措施，扩大了参合农民受益面，减轻了农民看病经济负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不少农民在生病时不再感到无奈和无助。有关部门统计表明，新农合施行前后相比，全省村级卫生室门诊病人平均增加了28%，乡镇卫生院门诊病人平均增长了20%，住院病人增加了近40%，县级医疗机构住院病人平均增长了18%，农村医疗机构总体经济收入增长了20%以上。与此同时，县、乡两级医疗机构费用却逐年下降，降幅在11%至23%之间，患者对定点医疗机构测评满意率均在80%以上。根据计划，明年我省还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最高补偿统一提高到6万元，以进一步减轻参合农民就医经济负担。
针对农村医疗卫生机构设施简陋、设备缺乏、人才总量不足、水平参差不齐、服务质量不高等实际，全省各地在卫生投入、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加大投入，增加了农村医疗机构的综合服务能力，解决了农民就近看病问题，初步形成了“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乡(镇)、大病不出县”的便捷服务模式，极大改善了农村卫生基础条件，有力推动了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和发展。(本报记者 黄诚克 实习生 石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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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i Zhiyuan
2008年9月1日 18:08
Fw: 医改三体系和一项基本制度披露 试点公立医院改革
医改三体系和一项基本制度披露 试点公立医院改革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8-09-01 发表评论>>
卫生部长透露医改三大体系和一项基本制度
中新社北京九月一日电(记者 曾利明)中共卫生部党组书记高强在此间刚刚结束的“二00八深化医院管理年活动暨全国医政工作会议”提出，全国卫生系统要做好各项准备，全面推进以三大体系和一项基本制度建设为重点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到二0一0年见到初步成效。
三大体系包括公共卫生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一项基本制度是指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高强称，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重点是扩大公共卫生服务功能和提高服务效率，增加政府投入，完善公共卫生的经费保障机制，有效预防和控制疾病的发生。
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是以完善城市社区卫生和农村医疗服务体系为重点，增加政府投入，保障人员和业务经费，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维护公益性质。
同时，加强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降低服务收费标准，建立分级医疗制度，增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功能，使大医院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学科建设和攻克疑难病症的研究以及对危重病人的有效救治上。
高强强调，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重点是帮助困难企业职工、城镇非就业居民和农村居民分别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障、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使各种不同形式的基本医疗保险覆盖到城乡全体居民，有效化解群众的疾病风险。
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建设是要实现基本药物的安全、有效、可及、廉价，对生产、流通、配送、使用等各个环节实行科学管理，改变目前管理混乱和价格虚高现象；对国家确定的基本药物要实行招标定点生产、集中采购、统一配送、规范使用，保障药品的质量，保障药品的供应，保障药品的合理使用。
文章来源: 中国网综合消息
卫生部将在部分城市试点公立医院改革
中新社北京九月一日电(记者 曾利明)中共卫生部党组书记高强透露：中国将选择部分城市进行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围绕公立医院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内部分配等方面存在的突出矛盾，用三年时间，探索出比较科学规范的公立医院改革思路和政策措施。
高强在此间刚刚结束的“二00八深化医院管理年活动暨全国医政工作会议”上强调：公立医院改革的核心，是正确处理国家、医院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利益关系，既要维护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又要调动医院和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增加和改善医疗服务上来，实现多劳多得、优劳优得；必须纠正过去那种将医务人员收入与服务收费挂钩、收入分成的办法。
他说，通过改革试点，第一要切实让人民群众能够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又能看得起病，减轻其经济负担。第二要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调动医务人员增加服务和改善服务的积极性，保障医务人员通过诚实的劳动和优质的服务获得合法的利益。这两者的关系必须处理好，实现统筹兼顾，任何一方不满意，也达不到改革理想的效果。
高强提出，公立医院改革既要增加政府投入，体现公益性；又要注意提高服务效率，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正确处理国家、医疗机构、群众和医务人员之间的关系，既要改革以药养医机制，有效降低群众医药负担，又要注意改善服务，提高质量，方便群众看病就医。
他要求，医院特别是大型医院的院长要立足医疗体制改革的全局，认真思考医院内部的改革、管理和发展问题，以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和质量为重点，积极创造公立医院改革的成功经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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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i Zhiyuan
2008年9月10日 18:10
国务院决定就医改方案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国务院决定就医改方案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8-09-10 发表评论>>
中新网9月10日电 据中国政府网消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决定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会议指出，根据国务院的部署，发展改革委、卫生部等部门组织各方面力量，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用两年多的时间，形成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意见》提出了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方向、目标、基本原则和主要措施。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包括比较完善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比较健全的医疗保障体系，比较规范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比较科学的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
为此，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坚持预防为主、以农村为重点、中西医并重，积极探索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努力建立协调统一的医药卫生管理体制、高效规范的医药卫生机构运行机制、政府主导的多元卫生投入机制、科学合理的医药价格形成机制、严格有效的医药卫生监管体制、可持续发展的医药卫生科技创新机制和人才保障机制、实用共享的医药卫生信息系统，建立健全医药卫生法律制度。
会议强调，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涉及面广、难度大，需要经过艰苦努力和坚持不懈的探索；需要统筹兼顾，把完善制度体系与解决当前突出问题结合起来。近期要从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入手，重点抓好五项改革：
一是加快推进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较大幅度提高参保率，妥善解决流动人口医保问题，健全城乡医疗救助制度。
二是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科学合理确定基本药物，控制基本药物价格，减轻群众药费负担。
三是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加快农村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经费保障机制，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服务水平。
四是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完善城乡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
五是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改革公立医院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推进结构调整和合理布局。加大政府投入，规范收支管理。改进医院内部管理，优化服务流程，规范诊疗行为。
文章来源: 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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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i Zhiyuan
2008年9月7日 12:24
杨念群 赤脚医生制度俨然继承了陈志潜的设想，同时做了重要的改进
主题： 杨念群 赤脚医生制度俨然继承了陈志潜的设想，同时做了重要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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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一组数字，毛泽东大发雷霆：书读得越多越蠢
信源：燕赵晚报｜编辑：2008-09-05｜ 网址：http://www.popyard.org 抄送朋友｜打印保留
八阕 http://www.popyard.org “赤脚医生”这个词，1968年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随之流行。其本义是指中国农村中不脱产的基层卫生人员。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公社社员经过一定时期的培训，具有一定的医疗卫生知识和技能，他们一面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面为社员治病，鼎盛时人数在100万以上。
几乎被国民党政府明令禁止的中医，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医疗体制中占据了话语的制高点，这种逆转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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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草原上巡诊的赤脚医生
毛泽东大发雷霆
1965年毛泽东接到卫生部关于农村医疗现状的报告，不禁大发脾气。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认为，毛泽东的态度是对一组数字的反应：“1965年，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了75%。”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这几乎是对1949年以来的医疗卫生工作最严厉的质疑。为了改变最底层尤其是市镇之外的农民缺医少药的局面，1965年之前已经出台了各种方案并加以实行。尤其是临时组建下乡巡诊的医疗队最为常见。这些医疗队有的来自城市和县城，有的出自镇一级的卫生院或者联合诊所，有的则是以“土改”或“四清”工作队的名义下乡，但并未真正解决亟须解决的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问题。
杨念群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即便医疗队密度再大地穿梭巡医，与居住过度分散的农民求医的渴望相比，无异于杯水车薪。医生无法留在乡下，对农村的医疗保障来说是致命的缺陷。杨念群认为，毛泽东发怒的真正原因在于中医一直没有整合进农村医疗资源。
尽管1949年以来政府即提倡中西医的团结和互相学习，很多中医也逐渐学会了注射等西医诊疗技术，并且参加各地防疫活动，但中医整体被贬抑的评价并没有根本改变。1954年毛泽东曾说，解放后卫生部门有宗派主义情绪，对扶植中医不积极，导致中西医没有团结好，责任主要在西医。他指责中央和各地卫生部门领导对中医中药抱有严重的粗暴的宗派主义态度，是一种极端卑鄙的恶劣的资产阶级心理的表现。
“神医有三个好处”
毛泽东并不掩饰对中医的兴趣。1958年他曾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整理，提高。”但毛泽东的兴趣与其说是医学的，不如说是政治的。这种兴趣既源于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农村的了解，更和他的政治构想不可分割。“六二六指示”认为西医教育和诊疗手段不适合农村。毛泽东说，“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6月26日大发雷霆之后一个多月，毛泽东召见卫生部长钱信忠等人，讨论在农村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事宜。谈话中，毛泽东忽然说，乡村“神医有三个好处：神药它保险，不会害人，没有毒；第二个好处是省钱，几个铜板就可以了；第三是给病人精神安慰，病也就好了”。
这时候，“毛泽东考虑最多的仍是‘中医’的位置。他心里很清楚，中国乡村医疗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好绝大多数民众长期认可的医疗资源。”杨念群认为，这种资源不可能是西医，因为在毛泽东看来，西医只为城市中占15%的“老爷”服务，而农民最相信的仍然是中医、1965年那次后来被称作“六二六指示”的讲话，被认为是赤脚医生的理论基础，毛泽东说，“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成本最重要
“ 养得起”事关农村卫生保健制度的成本问题。实际上，毛泽东念念不忘要将1949年之后仍受贬抑的中医整合进新制度，成本是重要原因。他带有怒气表态，是对当时医疗资源分配的不满，国家医疗资源严重倾斜在城市，城市中又倾斜向高收入人群；也是对西医排斥中医的不满。根据“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不脱产的卫生员制度正式迅速进入中央政府的议程，而“不脱产的卫生员”也即后来的赤脚医生在医疗活动中，大量使用了成本低廉的中医中药。
实际上，赤脚医生制度出现绝非1960年代灵机一动的创造。1930年代晏阳初在河北定县进行举世闻名的“乡村建设运动”，吸引了大量知识精英加入，史称“ 博士下乡”。他们试图用试验的方法，探索使中国农村走向现代化的方法途径，其中，毕业于协和医学院的陈志潜试图在定县建立“县、乡、村三级保健制度”，奋斗多年，成效不理想。
杨念群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陈志潜的失败与两个因素有关：首先他的医务人员来自城市，不能长期为当地服务；其次他坚决排除中医参与这一公共卫生体系。而赤脚医生制度俨然继承了陈志潜的设想，同时做了重要的改进。赤脚医生大多是本地农民，居住在乡村里，还要参加农业劳动挣工分，这大大加强了农民对他们的认同；另一方面，将价格低廉的中医药纳入治疗，降低了成本，有利于广泛覆盖、低水平的医疗保健制度建立。
“ 成本问题解决了，农民的医疗需求可以满足，也就可以有效地整合国家。”杨念群认为，1949年后大多数国家政策，比如户籍政策，工农业剪刀差等等，都违背城乡平等原则。但在医疗上，却实现了实际上的平等。这不是医疗资源分配在城乡之间绝对平衡，而是指医疗资源向农村倾斜，并且达到了一般意义的平等。
不管今人如何评价历史和人物，杨念群说，“通过吸纳中医，创设赤脚医生制度，为中国几亿分散的农民提供了基本的医疗保障，这是一个事实。”多年后，在评价中国医疗体制变革的历史时，赤脚医生更是常常被提起。有人叹息这一“公平的”制度后来消亡是一种不幸。“文革”结束之后，城市里迅速恢复了西医在医疗体系中的主流地位，赤脚医生的专业能力受到了怀疑，政治地位也急剧下降。随着公社解体，他们后来大多自行开业，很多人放弃了中医治疗手段，同时接受了市场经济的法则。上世纪90年代药价飞涨，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在城乡之间变得更加显著起来。（据《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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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i Zhiyuan
2008年9月6日 21:25
医疗黑幕，一层纸的后面是铜墙铁壁
医疗黑幕，一层纸的后面是铜墙铁壁
2008年09月04日 09:05:04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他的父亲过世，他所在科室的近百名同事，没有一个人前来吊唁。欣慰的是，有200多名患者闻讯赶来，一些患者抬着挽联、花圈，围着胡卫民所在的医院和娄底市政府绕场一周
“我向阿波罗及诸神起誓：为患者利益着想，决不做任何有害之事……我一生将纯洁而高尚地从事医学事业。”每天清晨，湖南娄底中心医院医生胡卫民都要站在自家阳台上，大声朗诵这段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的经典誓言。
四年前，中国医改阵痛之时，胡卫民在中央电视台面对亿万观众，痛批娄底中心医院院长杨志毅公开推行开单提成、乱收费、虚高药价等腐败行为。胡因此一夜成名，并先后获得“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央视年度十大法制人物”、“凤凰卫视风范大国民人物”等。
2008年7月21日，杨志毅涉嫌在医疗设备采购、工程发包过程中受贿450万元一案，在娄底市中院开庭审理。
此时，人们都会以为，杨志毅倒台了，胡卫民就胜利了。但事情并非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辞职
2008年8月14日，胡卫民来到娄底中心医院党委书记李文莲的办公室，向医院提出正式辞职。
这，已是他四年内第三次萌生退意。李文莲也努力地进行着挽留。
“你留下来，情况只会越来越好。”
“在这里，我毫无希望。医院没有正气，我决定离开！”
“全国哪个医院没有开单提成、医疗回扣？”
“别人这么运作也许没问题，但是我要做的话，就是一个罪状，别人就可以无限上纲，我是胡卫民！”
“一个人的力量和全国医院作对，你不觉得自己的力量太渺小了？你改变不了！”
……
据胡卫民事后回忆，那是一次气氛不错的交谈，近两个小时。期间，李文莲少有地，起身给他添了几次茶水。
这样的交谈有过很多次。从内心里，李文莲真诚地希望这个执拗的“为民医生”明白，自己并非不支持他，只是腐败并非一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