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社》是非功过——兼谈黄翔/ 李家华（路茫）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0月15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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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黄翔投靠毛泽东的悲剧
《风雨茶花》是黄翔在文革时期写的一个电影剧本，它的前称叫《茶山青年》。剧本的主线是这样：茶场的一批青年在省城看见铺天盖地批判走资派的大字报，回茶场后他们（男主角叫继农、女主角叫茶花）也依照省城的模式，以大字报向本单位的领导发起进攻；而本单位领导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是走资派！黄翔对茶场的这个走资派作出这样的暗示：在茶科所所长的背后，一条暗线延伸到国民党撤退时的南京……一切都清楚了：茶场领导——假共产党——走资派——国民党的潜伏特务。借着贯穿作品的这个流程，黄翔热情洋溢地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传大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绝对正确。
尽管黄翔旗帜鲜明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他的《风雨茶花》还是没有发表。对于当时的情况，可以这样推断：（1）如果这个作品起用了，黄翔将调离单位去某个文化机关从事专业创作，当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文化工具；（2）如果剧本被更高的地方看中，并被文化机关的头面人物赏识，成为第九个“革命样板”，黄翔将调往上海或北京，成为法西斯党羽镇压自由思想的文艺骨干……
《风雨茶花》打击的对象是走资，而走资派的最高统帅是邓小平。1978年10月，中央派专人到贵阳调阅我们4个人（李家华、方家华、莫健刚、黄翔）的档案时，《风雨茶花》这个反走资派的剧本也随机达北京。以后的情况大概是这样：打倒走资派的作品，终于落到了走资派的手中。铁证如山，不容抵赖！在“曹公”的眼里，黄翔成了三国的吕布。黄翔为什么不能成张辽呢？这是由黄翔的“内部”决定的。
二、黄翔反对毛泽东：三七开始末
1978年11月中旬，我写完了《评<火神交响诗>》的长篇论文。大字报在我家（贵阳威清路275号）抄好。当时在这分大字报上先后签名的共有8位，他们分别是：李家华，黄翔，杨在行，方家华，罗宾孙（罗因创办“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被判刑６年，签名时还带着反革命的帽子，他捐助了一块１２０元的上海表，未上京）＼胡长论＼莫健刚＼黄杰（黄翔之弟，未上京）．列车行至河南，方家华创意结社，大家同意了．不久又想了两条标语：毛泽东必须三七开，文化大革命必须重新评价．当黄翔在天安门书写这两条标语时，给外部一种假象：是他黄翔即兴创作的．黄到了美国之后，也一直有意维持着这个假象．时间长了，加上当事人东分西散，无人站出来证实，假象也就慢慢地变成真相了．11月24日的北京之行，黄翔是空着两只手跟着去的。现在我们姑且把这个集体的三七开（包括“文化大革命必须重新评价”）划在黄翔个人的名下，看他是如何来对待这个“宠儿”的。
在北京宣布结社之后，大字报上的8个人作为《启蒙社》的创始人从此扬名海外。在返回贵阳的列车上，我们认识了列车员梁福庆。回贵阳几天后，黄翔拿一张参考消息给我看：北京出现了动乱，外商不敢来中国投资……这时北京也有大量信件寄到贵阳，内容主要是指三七开不科学：不知哪边是成绩哪边是错误。信来得越多，黄的压力越大。思想斗争了几天，黄翔终于写出了收回三七开的声明，要求我和方家华等人去北京收回。为此，义士廖兴邦先生捐助了50元钱和30斤全国粮食。临行前，我们召开会议。我在会上指出：三七开既在首都贴出，那就不可能收回来了；如果一定要收，那无异于向世界宣告《启蒙社》的灭亡。大家认同了我的分析：上京收回三七开之事就这样被取消了。事后黄翔不服，又写了一个含糊收回三七开的“声明”贴在贵阳的民主墙上。当天各种攻击、谩骂《启蒙社》的小字写满了黄的“声明”。说句实在话，在人们的心目中，特别是在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心目中，三七开也实在是太客气了！就算是在邓小平那边，这个比例恐怕也开不下来。《启蒙社》的黄翔，连这个小小的开比都承担不了，而且还要“收回”！这就不能不引起外部对这个中国第一社的极大愤慨！
《启蒙社》已经乱了套。很多人大骂黄翔是小人，是胆怯鬼和投机分子。有人建议开除黄翔，我没有同意。在《启蒙社》不死不活的情况下，蔡华第一个声明退出《启蒙社》。退社声明全文如下：
声 明
蔡华（《启蒙社》第三次赴京代表）从今日起正式宣布退出乌合之众——《启蒙社》。
1979年2月15日
以后接着退社的是汪印风（第三次赴京代表）、罗宾孙、胡长伦……
1997年4月，贵阳的6位民运人士先后被捕，按进贵阳看守所的时间顺序，他们分别是：李家华、汪印风（“4、5”纪念日在重庆被捕，押于原中美合作所）、杨在行（4月22日被捕）、黄翔（4月23日被捕）、方家华、梁福庆（4月2日在上海被捕）。1985年11月香港的《争鸣》杂志发表署名朱园的文章说：“在当局开始收捕民运分子时，激进的李家华是《启蒙社》中唯一未被捕者”。这话是假的。署名朱园的这篇文章，是黄翔在贵阳事先写好托盛×带到香港交给《争鸣》杂志社整理后发表的，文中85%的内容都是黄翔个人的观点。李家华未被捕纯系黄翔造谣！
贵阳的6个人同关一个看守所。有一天黄翔被传去登记（黄以为大难临头！）回来站在大院中高叫：“毛泽东三七开是大家提出的，不要推在我一个人头上！”不久因伙食差方家华领头绝食，大家照办了。稍后，贵阳公安局政保处处长樊懦林上京请示回来，我们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大家由独居改成合住，可以吃干部伙食。在那间合住的小房子里，我与黄翔大吵了几天几夜。我对他说：黄翔，你连这点压力都承担不了，还想在中国搞启蒙？你应该滚蛋！
这里顺便说一句：罗宾孙和胡长伦原为《启蒙社》创社人，后来黄翔害怕我这边的力量加大对他不利，便偷偷地将两人的名字抹去；取而之的，是后来加入《启蒙社》的梁福庆和没有加入《启蒙社》的郑继联。今天海外的刊物之所以看不见两个创社人（罗宾孙和胡长伦）的名字，是黄翔在其中做了手脚。
三、黄翔等待戈多“引导”
因为是匆忙结社，自然就来不及考虑下一步的何去何从。在贵阳一段时间后，《启蒙社》怎么干就被提上议事日程。既是社团，那就得有个指导思想来统一整体的行动。负责组织工作的罗宾孙受权起草了一个十几条的《宗旨》提交大会讨论。黄翔在“接受党的领导”之后加上了“引导”。这“引导”二字传达了这样的暗示：只要共产党（给我黄翔）安排一个适当的位子，我黄翔即可宣布退出《启蒙社》。
这个初期的《宗旨》所主张的，还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范围活动，其冲力不大。一段时间之后，全国民运的形势发生了变化。为了将《启蒙社》的活动提升和扩展到更重要的领域，罗宾孙又受托起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启蒙社》章程。我主张加入多党制这一重要内容，黄翔坚决反对。几次讨论都未能达成共识。矛盾日益加剧，分裂迫在眉睫。
黄翔的坐视以及某些言论（如“引导”）的出扬，使我看透了他的内心：他急，因为他什么都没有；他急，因为戈多迟迟不出现。戈多不来，那就只能厚着脸皮去拜访了。黄翔到了诗刊社，祈求别人同情并尽快发表他的作品。对一般诗人，这可以理解；对黄翔这样一个在中国从事民主运动的诗人来讲，实在叫我迷惑！黄翔可怜又可悲！事实上，在78年那个时期，发表在天安门广场不知要比发表在人民文学上重要多少倍。在中国，诗刊即国刊，国刊即党刊，黄翔不考虑这些因素并去祈求别人同情，能行得通吗？
7年前，黄翔写好了加入贵州作协的申请，要我陪他去省作协外联处负责人程显谟家。程收了申请，答应帮忙。后来黄翔要我为他打听结果，外联处任立新表示说：黄翔的申请，作协不予考虑。又碰了一鼻子的灰！缺少骨气，一心想招安：这就是黄翔！
四、黄翔从主演到配角
《启蒙社》是中国第一社，在1978年底那段时间，他是民运舞台上的主演；79年初，它变成了配角。这个转变是如何开始的？它有哪些标志？为了明确起见，这里回顾一下79年初那小段历史是很必要的。
第三期大字报（我的《论人权》署名路茫，黄翔的《致卡特总统》署名公民）由莫健刚、蔡华、汪印风三位代表在北京贴出后，鉴于民运在各省发展的不平衡，我再次提出兵分三路大出击。第一路从重庆经成都、西安、太原上北京，第二路从长沙经武汉、郑州、石家庄上北京，第三路从杭州经上海、南京、济南、天津上北京。这样一来，各地被动的局面就会带动起来。我相信，那些规模小、能量小的地方经我们的鼓动之后必有一番大风景出现。黄翔对此极为害怕。这里说一句后话：如果当时黄翔大器一点，接受我的主张并与我密切配合，那么，今天的国际舞台就可能是另一种景象。观点不一必然导致分裂；分裂后的《启蒙社》在轰轰烈烈的民运中降格为配角。可以把《启蒙社》和《解冻社》所发的文章作个对比：
A：1978年10月11日《启蒙社》《火神交响诗》
1978年11月24日《解冻社》《评<火神交响诗>》
两者均呈高昂的进攻态势
B：1979年1月1日《启蒙社》《致卡特总统》
1979年1月1日《解冻社》《论人权》
《启蒙社》的势头稍有下落
《解冻社》依然是高昂的进攻态势
C：1979年3月《启蒙社》《论历史人物》
1979年3月《解冻社》《新诗学》
《启蒙社》的下落更明显了。用旅美诗人、民运活动家曹长青的话说，这类文章搞得好还可以在上升派那边获得某些“回扣”。因为此文意义不大，《中国第五次人权运动》的编者才将其删去10分之9。《解冻社》虽是诗学，但实质上是人类的苦难之学，同时也是一部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诗歌作品，其进攻性和历史深度十分明显。按台湾版的评价，《新诗学》符合法国启蒙时期百科全书的标准。
D：1979年3月 《启蒙社》《爱情诗专集》
1979年3月 《解冻社》《北京宣言》
《启蒙社》已经偏离了越来越尖锐的民运：它已经不属于主流了。爱情诗的出台，成了黄翔撤退的信号：黄翔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写的了。与《启蒙社》相比，《解冻社》的势头比一、二、三次更猛。在一个唯唯诺诺原地踏步的困难关头，多党制终于被《解冻社》提上民运桌面。多党制的出现，促使当时的民运朝前推进了一大步。
《探索》指向个人，《解冻社》指向背景，加上全国各地民运人士的潜在威胁以及“4.5”纪念日的临近，迫使中央下达了收捕令：这就是当时关键，也是当时的历史。下面是《解冻社》言论引发的有据可查的部分反应——
“有个所谓《解冻社》，发表了一个宣言，公然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说这是分裂人类的。我们能允许这种公开反对宪法原则的言论自由吗？”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解冻社》是由个别坏人把持的全国最大的反革命组织，其性质属敌我予盾。（引大意）
——1979年中发32号文件
“他们公然提‘需要理性和良心的指引’，‘取消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一切形式的专政’。”“……他们还直言不讳的宣称：‘目前特别要宣传卢梭的人权思想’，”“‘提倡学习基督教精神外化出来的文化及文明，效法在它和平、宽恕、谅解、博爱教义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治’”。
——1975年5月号党刊《红旗》
“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竟扬言要‘取消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一切形式的专政’”，“说什么‘一切斗争、暴力和专政都是分裂人类的’。
取消阶级斗争的论调，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从共产主义诞生的第一天起，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就从本能上预感到末日的来临，他们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丧心病狂的咒骂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1975年5月党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
“李家华要搞一个政党同共产党平起平坐。”
——1979年8月号《团内通讯》（团中央主办）
“发难最早，表现最为突出的，是贵州的《启蒙社》和《解冻社》，他们登高一呼而成为震憾世界的中国大陆民主人权运动的先河。”“比较后出的《今天》、《四五论坛》、《北京之春》、《探索》、《中国人权同盟》，相信都受到启蒙的先驱式的鼓励。”
——台湾刘胜骥：《大陆地下刊物研究》79页
“他们（指《启蒙社》和《解冻》——引者注）的活动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比魏京生的《探索》杂志社大得多，在国内外造成的影响也大得多。”
——香港1979年11月号《争鸣》杂志
“‘解冻’在其《宣言》中声称要‘取消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一切形式的专政’，‘提倡学习基督教精神’，‘建立起孙文学说为核心的新国家’。”
——华原：《痛史明鉴》3页（1991年北京出版社）
“在1979年2月27日出版的《解冻社》刊物中，他们提倡卢梭的人权思想；孙中山的民主理念；基督教的和平精神、节制和世界人类之爱。同时提出中国应实行两党制，……”
——曹长青：《民办刊物·抗争的声音》（1993年12月美国版《北京之春》）
“从《解冻社》可以看出，黄翔的伙伴李家华确实更为激进，他要求以孙文学说代替马克思主义，要求取消阶级斗争与专政。相形之下，黄翔只是一名马克思主主的改良派。”
——香港《争鸣》杂志1985年11月号
“《启蒙社》拥马（马克思主义）容共的《启蒙社宗旨》令人失望。《启蒙社》以启蒙自命。《解冻社》的李家华、路茫等人在著作中大量引用卢梭、孟德斯鸠、约翰·斯特拉彻的言论，岂不是欲缔造中国大革命的启蒙运动？！”
“李家华是一个新人主义者，他的诗吸收了追求光明、披露黑暗的自由主义，并培养了质问凶手、参与受难的正义精神。”
“路茫的《论人权》也不是一篇静待中共施舍的人权文章，而是一部强有力的革命行动纲领。”
——刘胜骥：《大陆地下刊物研究》71页
“《解冻社》政治上的见解也超人一等。就资料而言，《解冻》远在《启蒙》之上。”
——1994年钟鸣来信
《启蒙社》没有明确的文字反应，黄翔在国外所提到的什么主席、副主席，什么《红旗》杂志、贵州日报对他的批判全是胡编乱造、附庸风雅，并以此制造混乱瞒天过海蒙蔽国际议论。他的那个《启蒙社宗旨》和他的文章，根本达不到中共必须予以重视的高度。黄翔在海外吹的“牛皮”，我看应该结束了。
五、黄翔是不仁不义的伪君子
A、剑桥名人从何而来？
1992年成都工人日报社的编辑钟鸣被英国剑桥国际人传记中心封为世界文化名人，并获该中心颁发的“20世纪成就奖”。两项殊荣钟鸣都谢绝了。考虑到作为民运重镇的贵阳默默无闻，钟推荐了黄翔。不久名人证书和邀请寄到贵阳。可以肯定，如果没有钟鸣的推举及其在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活动，黄翔就不可能在93年进入美国。作为常理，黄翔理应感谢这位朋友才是；然而黄翔没有。当了名人之后，黄翔瞒着我们，说名人是国际社会鉴于他过去的功劳评定的。前不久，钟鸣的三大本《旁观者》在深圳出版。当在美国的黄翔得知《旁观者》陈述了黄翔这位名人的来龙去脉时，黄反咬钟鸣一口：钟鸣完全是出于虚荣作怪。钟实事求是，黄隐瞒事实，虚荣十足的，应该是黄翔而不是钟鸣。黄又进一步说，他的书在深圳不能出版，而《旁观者》三大本却畅通无阻地出来了。这里有一个暗示：《旁观者》的作者可能与中共“私通”；再进一步朝里想，钟可能就是共产党的间牒了。
B、魏京生《探索》在贵阳的下落
1979年3月，黄翔在北京与魏京生互换刊物在各自的住地散发宣传。魏的《探索》一部分由方家华等人带到上海散发，另一部分则由黄翔带回贵阳，扔在一个叫彭光忠的朋友家。大约一年以后，我去彭光忠家才知道此事。当着我的面，彭一把火烧了。黄翔的私心决定了他不可能让《探索》在贵阳发生影响，因为魏京生的文章与黄的相比，反差实在太大。按当地形势，要散发魏京生的文章确实要些胆量。
C、黄翔为什么要攻击北岛？
北岛是一个在70年末民运中逐步杨名国内外的诗人，他主篇的《今天》为中国的帮美学向诗美学的转变立下了战功。北岛在那一段历史所做出的文化贡献，是谁也无法骂倒的。北岛的知名度刺痛了黄翔。为了解痛或镇痛，黄翔将北岛比作上海“瘪三”加以攻击。公正点讲，北岛写自己的诗，并不是黄翔仕途上的障碍；既然不是障碍，黄翔又为什么处处不容北岛呢？其实理由很简单：向有名的人挑战也可以成为名人，还可能获得某些意料不到的好处。在这种心理诱导下，黄翔向艾青挑战。结果女学生张玲找上门来，最后取代黄的原配艾幼君。86年黄翔在北京搞“天体星团”时，又想找刘晓波辩论。从这些事看进去，黄翔要求和卡特总统交谈以及对北岛的仇视也就一清二楚了。
D：为什么要将作品推后10年？
大约在7年前的某一天，黄翔来我处并煞有介事地对我说：李家华，你知道不知道，北京那几个（指食指等人）把我们的地盘全占了。他们把自己的作品推后了10年，我们也应该照办：将写作的日期向后推。可笑的闹剧！如果黄翔将73年至74年写的《火神交响诗》、《世界在大风大雨中出浴》等作品推到1964年就能成为诗坛盟主，那再推到1954年岂不成了中国的神童？1954年黄翔才十几岁，正是当神童的好时光。
六、黄翔想以诗歌挂靠民运“钓大鱼”
黄翔多次重复：他是一个反抗极权政治的诗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在这里想问问黄翔：既然你反专制反得那么纯粹，哪你为什么要在极权政治的《诗刊》门口低三下四求其尽快发表你的作品？而且还写好加入贵州省作协的申请要我带你找熟人帮忙？既然你是反叛黑暗的光明斗士，哪你为什么连一个毛泽东三十开都承担不了？而且还写好“收回”的大字要求我和方家华送往北京张贴？你说说看，这算英雄还是算狗雄？！
黄翔口口声声要殉诗，但却时时刻刻把功夫下在诗外……统观黄翔在国外的言论和行动，我们不难看出他的动机：尽可能毁掉“对手”的同时也尽可能张扬并抬高自己的身价。除此之外，黄翔还有一个潜在目的：那就是“追上去”抢搭政治末班车，并设法以诗歌挂靠民运钓“大鱼”……
黄翔出国前做了些什么？翻开1978年12月的“底牌”（《启蒙社宗旨》），凡看不清的都可以看清了——
（一）、《启蒙社》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制度。
（二）、马克思主义是我社的基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必须不断充实、丰富和发展。反对把它庸俗化、教条化。
（三）、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积极履行公民应尽的义务。
（四）、为中华民族的强盛和进步，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呼吁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权。
（五）、提倡新文学、新艺术、新哲学，新的文明生活方式，并在伦理道德方面寻求新观念、新准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式的发展，试图逐步对社会科学的其它领域进行新的探索）
（六）、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的唯五标准。
（七）、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应同样受到社会尊重，认为人类创造的科学文化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八）、提倡真正的“双百”方针，促进思想革命，情感革命。在意识形态领域，敢于冲破一切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禁区”。
（九）、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不承活“偶像”的地位，不承认任何特权，认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十）、反对官僚主义，积极协助政府维护党的国法，申张正义，敢于同一切邪恶势力作斗争。
（十一）、维护人类科学文化事业和一切科学文化成果，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应尽的崇高义务。
（十二）、我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接受党的领导和引导。接受各民主党 派，各人民团体、社会各界人士、全体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批评。
这个《启蒙社宗旨》究竟算什么东西！？在抄录它的过程中，我确实感到恶心想呕吐……用这种东西作为宗旨或指导思想的黄翔等人，还有什么资格在中国搞启蒙运动和奢谈法国百科全书！？
1999年一稿 2003年10月29日二稿 南陶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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