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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燕琼:一个中国公民的自述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6月18日 来稿)
    
    一个中国公民的自述/作者范燕琼
     (博讯 boxun.com)

    范燕琼,福建省南平市人。《福建省受害者联合大会》策划、发起人。多年来先后为数万名弱势群体提供维权帮助。六十年代诞生。八十年代发表作品。二十年跋涉在遥遥上访路上。2002年开始社会问题写作。著有《中国上访人》、《一个无罪女囚挣脱出死神的手》和《妈妈,您的儿女是罪恶之人》等长篇纪实文学 。
    
    1985年3月里的一天,我家房屋无端遭遇南平市政府非法暴力强拆。一夜之间,一家人沦为无家可归的难民。母亲在事发当晚精神突然崩溃;妹妹在事发后不久因病无钱及时救治病故;本人也在事发当晚被大雨浇淋后持续高烧数月患上严重心血管疾病,后被福建省立医院心血管研究所确诊为:多发性大动脉炎,右肾萎缩,双颈动脉狭窄,血压顽固性增高以至终身服药。
    一连串残酷的人祸、天灾,不仅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也改变了我的人生坐标——从追求文学殿堂转变为追求真理,并发誓要为这个破碎的家讨一个说法!为此,我做过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过激行为”;也因此付出几近生命的代价。所幸的是,在历经一十五年的磨难与抗争后,2000年4月,南平市政府在多方压力下终于作出了赔偿!我也从一个天真的少女变成了不再有满头青丝的中年妇女。
    
    经历艰难而漫长的告状苦旅,我再也无法将投向受害人的目光收回。从未间断过帮助上访人。无偿代理近二百场的民告官案。
    为了救助更多的上访人,2001年11月,踌躇满志的我根据国家《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撰写《福建省受害者联合大会章程》(草案)和《申请筹备成立福建省受害者联合大会报告》,联合全省206名告状人向福建省民政厅申请筹备成立“福建省受害者联合大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申请报告与章程递交上去才五天,我就与部分骨干成员被公安机关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抓捕。出狱后,我诉公安机关行政不作为,以权压法,剥夺了我们的申请权。但两级法院均判我败诉,至今投诉无门。
    
    2002年初,我从一位在市里工作的朋友那得知:大型国企南平配件厂已被政府官员卖给了房地产商,而作为在该厂工作了近二十年的工人阶级一分子的丈夫林辉却一无所知。为维护全厂工人的利益,我斗胆让林辉牵头联名向厂长郑道东要求“公开厂务”,想以此来遏制腐败分子的黑手,谁曾想到,这一举动的最终结局会是我们夫妇双双下地狱。
    
    2002年10月22日晚8点多钟,南平公安在时任的南平市委书记李川(现为福建省副省长)的特别指使下,调集四五十名警察,在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文书的情况下,将我夫妇强行押上警车,紧接着,当着我一个未成年女儿和一个曾患有精神分裂症母亲的面进行肆无忌惮的抄家,抄走大量告状材料和举报腐败分子材料,临走时还带走一串家中钥匙(现钥匙已归还,但抄去的所有材料至今无一归还)。其嚣张气焰令人难以置信!
    
    我最初十天被关押在南平看守所。由于该所是地区级看守所,省厅经常派人下来检查,我在牢房中频频强烈要求前来检查工作的官员为我伸冤,这使得检查团感到非常尴尬。因此,在南平看守所关押了整整十天的我被警方押往建瓯看守所。
    
    在牢房里,我心血管疾病频繁发作,几次昏厥,几近死去。建瓯看守所不断为此通报病情,但总是得不到时任市委书记李川的任何答复,万般无奈的罗所长只得四处为我请医问药。关押犯人的牢房居然成了我的急救病房,两间女囚室里的囚徒们成了轮番看护我的特别护理员。善良的女看守伍雅姬更是为我病急乱投医——求神拜佛喂“圣水”。到了最后紧急关头,整个看守所里的工作人员为我的疾病忙得焦头烂额!
    
    就在我下肢瘫痪、生命极度垂危的关键时刻,时任市委书记李川不是下令抢救我的生命,而是下令向我宣布“逮捕”。(事后我得知:这一天,南平汽车配件厂厂长郑道东兴高采烈的令厂保卫科长徐忠荣设宴款待了参与迫害我夫妇二人的公安等有关人员,其罪恶勾当无不令人发指)。这一沉重的打击几近让我命丧黄泉。这一天,我彻底地崩溃了!
    
    然而,就在我昏昏沉沉地接受死神来临之际(2002年12月5日),我突然又被押往家中。
    
    在警车里,我看到车厢里面不仅坐满了警察,还有两名身着白大褂的南平市立医院急救科医生以及各种抢救用的医疗器械。
    我是在南平、建瓯两地心血管专家的多次诊断下才被这个时任市委书记李川临时决定紧急运往家中的。
    
    诚然,这位时任市委书记李川简直是挖空了想要灭我之顶而又不必承担任何后果的心思!
    
    有道是:天道无私,人欺天不欺!
    
    也许这位现已升为省级领导高官的李川至今还在感叹自己——没有如神的料事,没有天算的本领。
    
    七天后,我丈夫林辉在时任的南平市委副书记徐肖剑的协调下,于2002年12月12日被释放回家。
    
    因此,我这个“主要”犯罪嫌疑人被关押了45天;而我丈夫这个老实巴交的“次要”犯罪嫌疑人却反而被关押了52天。
    
    在被拘押的45天里,我先后被提审过四次(其中一次是由于我的情绪过于激动而无法进行审讯)。内容总是围绕着“诬告”厂长郑道东上,并时不时地质问从我家中搜抄去的那些告状和举报材料从何而来,甚至赤裸裸的威胁说“还敢不敢再告状”等等。在前后提审过我的三名警官当中,一个名叫陆文龙的警官手段最为下流卑劣。
    
    为了拯救生命,2002年12月19日,我在家中用电话向辖区派出求救:准备借钱上医院救治。时任四鹤派出所所长林建平在请示完领导后与一名副所长匆忙赶到家中——向我作出口头严重警告:“一旦发现,立刻收监!”为此,我只好根据平时医生给我开具的药方——自己给自己充当医生。除此之外,我只能听天由命。
    
    2003年初夏,当警方发现我能够在自家门口摇摇学步时,当即以“审讯”为名赶来。一面要求我在《监视居住通知书》上签名按手印;一面要求我在《取保候审通知书》上签名按手印,以此来威慑和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现如今,南平汽车配件厂工人已于2004年全部被迫买断工龄。厂房也已基本拆除,盖起了一幢幢号称为“大居住时代”的商品房(现更名“创世纪”)。绝大部分工人找不到工作。生活无着。有些干起了明令禁止的“摩的“,并不断遭到政府部门高额罚款的沉重打击(少则一千元,多则数千元),弹奏出一曲曲悲凉的社会音符,而公安部门对我们夫妇二人的“刑事拘留”至今不作任何结论,与此同时,检察等各司法监督机关对我夫妇一次次的诉求均不予理睬。
    
    谁来拯救这不断壮大而又苦难无边的上访人?
    
    如何保障被改革大潮推向风口浪尖工人阶级的利益?
    
    被称之为第四种权利的法律监督权究竟在哪里?
    
    所谓的“至高无上的法律“为什么竟连我一个公民最基本的人身合法权利都不能保护?
    
    这一切,是我每天、甚至是每时每刻都在思考着的问题。
    
    经过如此残酷的迫害,我的身体至今尚未完全康复。
    
    为了远离这该死的牢房,在官方的种种威逼下,我不得不多次作出“永不告状”的书面保证。
    
    我曾一度被官方称之为“告状领袖”;也被一些认识和传说我的人称之为“女中豪杰”。其实,我没有那么大的能耐。我所做的一切是任何一个道德公民都能够做的到的,也是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所应当做的。
    
    我希望:在我还活着的时候,有那么一天,国家有关部门对我历次“刑事拘留”都能有公正的结论,并认可我是个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用而无害的道德公民,这就够了。
    
    福建南平杨真新区5号206室范燕琼
    
    2007年8月9日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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