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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鸭头不是那丫头”——80年前的中国共产党一瞥/张成觉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5月10日 来稿)
    张成觉更多文章请看张成觉专栏
    
     现时拥有8000万党员的中共,无疑是世界上备受瞩目的政治力量。而它所控制的北京政权,最近的表现更引起广泛的批评。其中,奥运圣火在境外传递过程中担任护卫的“蓝衣人”,遭西方多国舆论抨击,获得“暴徒”“恶棍”之类名号。CNN主持人卡弗蒂又在评论中指(中国政府)“五十年来一直是暴民和匪徒”。这些实在大伤中共的面子。 (博讯 boxun.com)

    
    应当指出,自从上世纪40年代末毛入主中南海以来,将近60年里北京当局无论在国内或国际上的倒行逆施均不胜枚举。但若将其执政党全体成员悉数归入坏人之列,则极为不妥。如此非但很不策略,对西方并无好处;更不合事实,经不起推敲,不能解释其当年何以得天下。
    
    平心而论,今天的中共党内不仅广有人才,亦不乏正直善良之士,包括若干居于领导地位的开明者。尽管整体而言,决策圈及高层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迥异于时代潮流所趋,但绝对不应“一竹篙打一船人”,对之全盘否定。
    
    尤其是在建党初期,具体地说是1928年以前,可称为中共精英云集、正气沛然的时期,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瞿秋白等早期领导人,以身作则,为该党培育出一些好的作风和传统。这是不可抹煞的。
    
    诚然,当时的中共是“拿苏联卢布”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苏共及其指挥下的共产国际从根本上决定了它的政治路线。但在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对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对“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发挥了正面的作用。
    
    这里面还要强调的是,上述领导人均属开明正派的学者,立志于救国救民,并无政治野心。正如论者所指出的,他们积极学习和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注意吸取西方的先进思想和国际共运的经验教训,同时努力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因此能够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充分发扬民主,反对个人独裁。”(何方《党史笔记》,利文出版,2005年,292页)
    
    陈独秀担任中共中央领导后明确主张:“中国共产党不采取党魁制,如孙中山之任国民党总理那样,而采取民主的委员制,从委员中推选出一个书记来负联络之责,其他委员分担宣传、组织等各方面的工作,权力不应集中于一个人身上。”(同上)
    
    1924年5月中央扩大会议上,陈特别提出,如果中央的政策多取决于他的意见,难免发生偏差,要求会议予以纠正。可见虽然他自视极高,脾气很倔,但有自知之明,“警惕大家因对他的尊敬和畏惧而不愿或不敢提不同意见”。(同上)
    
    其后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时,虽正值白色恐怖时期,仍再三强调要扩大党内民主生活,发出通告提出:“反对封建社会的遗习,因为中国党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很容易流于首领个人的独裁形式。”(同上)
    
    “二是与民主有关的自由讨论作风。”
    
    无论陈独秀或瞿秋白,对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均持开明态度。瞿在1927年2月就批评那种不准讨论政治问题的诸多“不准”,“不准说,不准问,不准讨论。。。”的党内消极纪律。六大通过的党章中也专门增加了如下内容:“在未经决议以前,党内的一切争论问题,可以自由讨论。”(同上)
    
    其实,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恩格斯说过,“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马克思说得更生动形象,他在对普鲁士官方的评论中写道:“你们并不要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形式呢?”“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出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转引自同上资料,292-293页)
    
    “三是与民主和自由都有关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问题。”
    
    当时党员可在党报上公开批评领导包括总书记,后者可作辩解或反批评,也常进行自我批评。在三大的政治报告中,陈独秀就公开讲:“陈独秀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再加上他很容易激动,犯了很多错误。”(同上,293页)
    
    “四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
    
    陈独秀、李大钊都很重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陈最早提出民主革命的基本纲领,使二大《宣言》正式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李大钊亲身参加群众斗争,多次在反对军阀的游行中冲锋在前。陈独秀把1920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编成《劳动结转号》,请了16个人题字,既有孙中山等7位名人,还有9个名不见经传的劳苦工人。(同上)
    “五是严格保持清廉自律作风。”
    
    1926年8月4日,陈独秀亲自签发《中央扩大会议公告---坚决清洗贪污腐败分子》,这是中共党史上第一个反腐文件。他和李大钊等人以身作则,长期过着清贫的生活。他放弃教授的优厚待遇,投身革命,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李大钊虽然薪酬很高,却多用之于革命事业和接济他人。他牺牲后得到的社会评论是:“生时仅可供家食,殁后则一贫如洗,棺椁衣裳,皆为友助。”(同上)
    
    最后是延续了二十年的不突出个人的传统。至1940年起才开始被打破,“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和“泽东日”,连同不少歌颂和学习毛的文章,就在这一年出现。
    
    此后的中共,更和1928年以前截然不同,堪称泾渭分明。而其名则一。
    
    所以,倘说优良作风和传统,中共确曾有过,其之所以吸引大批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千里归附,与此息息相关。
    
    但自1942年延安整风起,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即“随风而逝”,一去不复返了。对于大陆现时的执政党,那更成了十足的历史!
    
    这里用得着《红楼梦》里的一句话:“这鸭头不是那丫头,头上没有桂花油。”
    
    (08-5-9)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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