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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丘之貉 主奴之别——驳“党史专家”的谰言/张成觉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4月30日 来稿)
    张成觉更多文章请看张成觉专栏

    40多年前的文化大革命之初,林彪不遗余力地搞造神运动时曾说:中国有七亿人口,需要靠毛思想统一全国(大意)。想不到这场浩劫过去了32年,还有人继续为毛涂脂抹粉,极力维护毛的神圣地位。此人就是担任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的逄先知。

     这位拥有编审职称的“党史专家”,撰文大谈毛与“四人帮”的“根本区别”。如此立论简直匪夷所思。林彪所说的七亿中国人,至少还有3亿仍然在世。他们之中可说无人不知毛跟“四人帮”就是一丘之貉,二者在本质上何来根本区别? (博讯 boxun.com)

    当然,毛与“四人帮”也并非毫无区别,概而言之,主人与奴仆之别也。

    关于毛是“主人”这一点,逄先知理应很清楚。因为他曾在毛身边工作,其顶头上司田家英就是将毛称作“主公”的。而江青则叫毛做“老板”,也是“主人”的意思。她在受审时供称:“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主席叫我咬谁就咬谁。”更明白无误地道出了两人地位的差异,以及毛操控“四人帮”的事实。

    总括起来,逄之论点有三:

    一是认为毛好心办坏事。作者一方面不得不承认毛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这是毛犯的一个全局性的严重错误。”但又引用中共《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毛之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他经常注意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在他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

    应该指出,上述决议是1981年6月26日通过的,其中对毛的评价带有暂时妥协的过渡性质,邓小平后来就说当时只能这么写(大意)。

    只要略作分析,便可知其为毛作的辩护拙劣之至,不经一驳。

    试问,哪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发动过文化大革命?连斯大林也没有类似的“错误”—正确地说是没有类似的“罪行”。

    说毛“经常注意克服党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的缺点”,这里用“缺点”不但说轻了,而且回避了责任者恰恰是毛本人这一事实。更重要的是,正如邓小平自己对决议起草小组一再提到的那样,根本的在于制度问题。毛极力维护和强化以他为尊的皇权专制制度,这才是从57年反右、58年大跃进、59年反右倾直至66年开始的文革,这一系列灾难层出不穷的症结所在!

    至于讲毛犯错误时还“多次要求全党”学马列,那简直是彻头彻尾的虚伪和无以复加的讽刺。他自己究竟读过几本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为何不好好读一下《资本论》?连自己都做不到,怎能要求手下?以己昏昏,使人昭昭,行吗?

    正因为他压根就不懂马克思,所以,“他始终认为他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就只能是十足无稽的妄想,与叶公好龙如出一辙。叶公好的是“龙而非龙也”,毛标榜的是“马克思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也”。而中共历来对于毛思想的经典解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其中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便是马克思本人所说的:“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句话里,所深恶痛绝的“马克思主义”。

    再说“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中共是个农民党,封建帮会色彩浓厚,何来无产阶级的地位?毛入主中南海,便成了一小撮既得利益者的总头目,即党官和军头们的掌门人。何尝有过什么“无产阶级专政”?硬将其巩固毛氏小王朝的种种举措,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挂钩,无非挂羊头卖狗肉而已。

    二是指“四人帮”背着毛祸国殃民,毛的错误被利用,本人不知情。这是逄睁着眼睛说瞎话!

    毛发动文革,重用“四人帮”,乃出自其“伟大的战略部署”。不是“四人帮”利用他,而是他利用“四人帮”,首先是利用江青这条狗,到处乱咬。什么亲密战友、老帅老将,无一幸免。连周恩来也不例外。林彪开头也被利用了一阵,70年庐山会议后落得个“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

    所谓“四人帮”背着毛干坏事,这无异于中共自打耳光。因为他们长期宣传毛“洞察一切”,英明伟大,倘如此怎么会一再“上当受骗”,不仅受陈伯达、林彪的骗,同时又遭“四人帮”蒙蔽?

    这里有两个事实必须指出:毛的心腹特务无处不在,无论林彪、“四人帮”,要搞什么小动作,都休想瞒过他;毛天威难测,其“圣意”未必明言,而且事后往往不认账。

    关于前者,从涉及林彪“九一三”事件前后的许多记述可知,林之动向其实一直逃不脱毛之耳目。以往人们认为周恩来是中共特工情报系统的主管,可是自毛登上金銮宝殿后,所有秘密监控手段已悉归毛掌握。“四人帮”乃一班笔杆子,他们不可能逸出毛之掌心。

    对后者,不妨回顾1967年初陶铸被打倒一事。据说,事后毛曾批评陈伯达、江青背着他造成既成事实,说陈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但谁能清楚地知道,毛在事前没有向江青明示或暗示陶已失宠呢?江青会不顾毛可能反对的后果,就那么鲁莽地公然喊出“打倒陶铸”吗?退一万步说,倘若此举有违“圣意”,毛不是可以随时拉陶一把使之出离深渊吗?“打倒刘邓陶”的口号风靡全国多少年,毛一句话不是就让邓重登高位吗?为什么没有如此对待陶呢?

    类似情况还有贺龙被整死,毛在陈毅追悼会上说那是林彪搞的,与他无关。这同属推卸罪责。可见,“四人帮”(以及林彪)背着毛祸国殃民之说,是蓄意为毛洗刷的地地道道的大谎言,完全经不起推敲。

    三曰毛多次尖锐批评和揭露“四人帮”,指出其政治野心,并且临终并没把权交给他们,从而为其日后被粉碎奠定基础。这种说法就更加罔顾事实了。

    诚然,毛说过:“江青有野心。”见于中共中央文件。但这句话后面讲的是:她想当党的主席,让王洪文当副委员长。这能算什么尖锐批评和揭露吗?

    不管怎么说,当时江是毛的合法夫人,且深获其信任,又是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第一把手。以此身份介入最高层权力分配,按彼时形势而言,可谓正常不过。且古语有云:“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即使江毛遂自荐当主席,推荐王为副委员长,也于党纪国法并无不合。

    何况近年来披露的资料显示,毛确有意让江继位。他给华国锋的六字圣旨“你办事,我放心”之后,据说还有一句“有问题,找江青”。

    再说,王其时正按毛旨意,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足见圣眷之隆。就算出任委员长,取代耋耄老人朱德,也不足为奇。故上述江有关最高层人事之建议,应属无可指责。毛批准与否是另一回事。

    中央文件上另有一些对“四人帮”的批评,但毛出语委婉,留有余地。某些字句甚至含情脉脉,态度亲昵。再如“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含义暧昧,什么叫解决?为什么可以拖下去?显然不是多么严厉的指责。

    作者又指“四人帮”“是一个为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反革命集团”,这不过是扣帽子而已。什么叫“革命”,什么叫“反革命”,这在中共发言人来说,无非“一张嘴,两层皮”,随他怎么讲。但若指控其“为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则明显的不合逻辑。须知林彪事件后,王、张、江实际已握有相当一部份最高权力。除毛之外,皆不在话下。邓小平也无法与之抗衡。华国锋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只是等着今上驾崩,既可迅速就位,然后彻底清除一班老家伙,便大功告成。

    而就毛的心意而言,指定华为接班人乃其权宜之计,仅属过渡性安排罢了。最终还是属意于过去的枕边人江青,使之继承毛王朝大统。其此种意向,今天早已大白于天下。作者以毛身边区区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的身分,摆出“党史权威”的架势说三道四,实在太不自量力了。

    逄文中还进一步发挥称:(“四人帮”)“他们讲理论曲解马克思主义,是为实现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这个目的服务的。他们在实践中歪曲毛的一些主张,把毛一些错误的主张推向极端,也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这种与事实不符的说法既冤枉了“四人帮”,又贬低了毛。编审大人何以失察若此?

    的确,张、姚他们谈理论的文章“曲解马克思主义”,但请别忘了:那是奉旨写作。“最高指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他们念歪了马克思的经,却讨得万岁爷爷的欢心,倚为股肱。完全不顾当时的事实,咬定其文旨在为夺取最高权力服务,未免有栽赃诬陷(粤语称为“砌生猪肉”)之嫌。请尊重这些已故或尚在生的文人之基本人权。

    同样,指控他们“歪曲”毛之主张,或将毛之错误“推向极端”,是居心叵测,意在夺权,这也太牵强附会了。从不少中央文件可知,毛一直大权独揽,老到连话也说不清,仍由张玉凤看口形传达谕旨,听毛远新汇报党国大事。所以,“四人帮”自把自为的空间极其有限,别将毛的错误与罪行转嫁给他们。

    总之,毛与“四人帮”各有其罪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从本质来看,二者毫无不同。但毛是主子,“四人帮”属奴仆,地位相异,仅此而已。

    (08-4-30)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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