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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胡温又一场“政治改革秀”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4月04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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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中共十一届人大
     (博讯 boxun.com)

    3月18日上午,随着温家宝的中外记者会的结束,中共的又一出换届大戏曲终人散。如果只看媒体报道,此次两会似乎开得很热闹;但如果认真清点会议成绩单,就会发现华丽包装里的残叶败絮。
    
    抑制通货膨胀的信誓旦旦,收到的却是物价的高速上涨,行政干预已经第N次失灵。被外界解读为政治改革先声的大部制方案,结果却是雷声大、雨点小,只减少了一个部委,远不如1998年江朱主政时行政改革的力度,不能不让人大摔眼镜。思想解放和政治改革成为两会热门话题,代表们的发言也比历届活跃,有些代表甚至被誉为“大炮”,但他们的“炮火”却躲过所有的敏感议题,所以并没有高质量的“炮弹“出镗。
    
    这种华而不实的最集中表现就温家宝的记者会。可以说,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决心的豪言壮语再次响起,诸如“思想解放”、“政治改革”和“公平正义”等漂亮话也说了一箩筐,但当记者提到诸如西藏、奥运、人权、新闻自由等敏感问题时,温家宝的每一次回答都是官样文章,有时还霸气十足。
    
    言行背离是中共统治的常态,现政权也不例外。胡温执政五年来,一面频繁地作亲民秀和政治开明秀,一面从不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从不放松对民间的民主诉求的打压。因为,中国改革三十年,现政权固守的邓小平模式早已走进死胡同,未来的改革向何处去,绝非胡温政权的“亲民路线”和“科学发展观”所能提供。
    
    与此同时,民间权利意识觉醒,民间维权活动此起彼伏,民间价值评价系统的独立,网络民间力量日益壮大,给固守跛足改革的中共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以至于,近年来党内多元化政见也开始越来越频繁的表达,党内外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不断高涨,遂使邓小平的“不争论”被新一轮改革大讨论所取代。加上奥运年里全世界媒体聚焦中国,让中共决策层不得不玩几招政治改革的花拳绣腿。所以,从去年十月的中共十七大到今年三月的中共两会,“思想解放”、“政治改革”和“民主”等词汇,似乎变成中共官员的时髦,频繁出现出现在中国媒体上。胡锦涛的十七大报告大谈有序参与的民主,新科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刚到广东上任不久就高调发起号召思想解放,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公报也用大篇幅谈论“政治改革”,中央党校在两会前推出“政改报告”提出了政改“三步走”方案,中央党校校副校长李君如屡屡高调谈民主,他甚至说:“中国将进一步推进各个层次的民主,包括人大、政协、党内和基层民主。”随着十一届人大和政协换届大戏的登场,政治改革再次成为大陆媒体的热门话题。
    
    然而,以往的经验证明,民间压力、国际大势和社会的善意期待,并不能换来中共决策层的实质性回应。1998年政府换届,“政治小阳春”被热炒,但接踵而来是镇压民主党和法轮功的人权灾难。2003年政府换届,“胡温新政”又被热炒,但现实中的政治改革依然裹足不前。因为,无论是江朱政权还是胡温政权,他们所固守的改革模式仍然是邓小平模式,那就是只改经济而不改政治,用经济高增长的政绩代替道义合法性的重建,用花样翻新的行政改革代替真正的政治改革,江朱政权曾经大搞精简机构,现在的胡温政权又在玩弄大部制,不过是安抚党内外不断高涨的政改要求的“画饼”,决不会有动真格的政治改革,甚至连不会影响到大局稳定的局部性改革都没有。
    
    就拿此次人大会议来说,这个在中共《宪法》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在现实政治中的“橡皮图章”地位却没有丝毫改变。所以,为了这枚“橡皮图章”忠诚地履行职责,从1954年的第一届人大到2008年的第十一届人大,中共一直进行三方面的操控,甚至连局部性的制度改革也没有。
    
    首先,是领导权的操控。全国人大和各级人大的领导层必须由党权来安排,主要领导人必须由中共高干出任,特别是人大委员长和秘书长这两个关键位置必须在中共的掌控之中。近些年来,虽然改革人大领导体制的民间呼声不断高涨,但胡温中央非但不予理会,反而大力加强党权对人大的控制。
    
    在胡温上台前,党权对地方人大的控制逐步放松,省委书记兼人大主任的比例逐渐降低,有些省市的地方人大也逐渐活跃起来,甚至把党权指定候选人选下台。但胡温上台后,“省委书记兼人大主任”的旧体制逐渐恢复。在十一届地方人大的换届中,除了四个直辖市和少数省份(大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出任党委书记的省市)之外,其他二十四个省份的人大主任皆由省委书记兼任。更过分的是,党权对地方政协的控制也在同步加强,许多省份的政协主席由省委专职副书记兼任。
    
    其次,是立法与议题的操控。无论是全国人大还是各级人大,其主要功能是为中共背书。所有重要立法都要由同级党权了确定,也就是通过人大将中共的意志和利益转化为国家法律。每次人大会议的议题也都是由党权来提供,政府换届的人事安排更要由党权来敲定,今年当然也不例外。
    
    十一届人大为人事换届大戏,中共更要预先安排。在各地方人大换届会议召开前,中共十七大已经率先完成了各省市领导层的安排。全国人大召开前,中共率先召开了十七届二中全会,为此届全国人大提供主要议题和人事安排。于是,“大部制改革”方案也好,人大高层和国务院的人事换届也罢,早就由十七届二中全会敲定,人大不过是走走“盖章”的过场而已。当貌似庄严的选举结束后,所有当选人的名字早已在开会前尽人皆知。
    
    第三,对人大代表的操控。在西方的权力分立体制下,议员不可能担任行政职务,行政官员也不可能担任议员。但在中共治下,中国特色的“议会”一直是“议政合一”,执政党党员和党政官员的比例占了人大代表总数的大头。近年来,人大代表中的党员和官员比例又有大幅度上升,而非党员和工农的比例大幅度下降。截至第十届人大,仅占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的7000多万党员,在人大代表中所占比例却高达70%以上,这些党员代表的身份构成又大多是各级官员;而占总人口80%以上的非党民众,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已经降到20%。
    
    与此同时,从毛泽东时代遗留至今的城乡不平等也进入了人大。左右着人大代表的城乡比例。迄今为止的人大代表的名额分配,占全国总人口70%的农民和30%的城镇市民,所占全国人大代表名额的比例却形成了本末倒置的25%和75%,即每96万农民中才产生一位代表,而每26万城镇人口中就有一位代表。地区间名额分配的歧视也很明显,如北京、上海和天津的代表比例最高,而河南、河北、甘肃等12个省的代表比例则偏低。
    
    在越来越大的民间压力下,此届人大增加了工农代表的比例,以凸显胡温政权的“亲民”。但是,即便是被官方媒体大肆炒作的“人大代表结构优化”的亮点,也是奉中共之旨而行。早在去年中共十七大结束后,中共中央就十一届人大代表名额分配发出指示,要求“一线的工人和农民代表人数高于上一届。”“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省、直辖市,应有农民工代表。”“减少党政官员代表的数量。”于是,我们才看到工农代表的增加,二亿多农民工中才出了三位农民工代表。但是,作为“政治新星”的三位农民工代表的出现,不过是装饰性的点缀,并不能改变城乡代表比例、中心边缘代表比例严重不平等的现状。
    
    更富有戏剧性的是,三位农民工的产生并非竞选的结果,而是党权钦定的结果,是自上而下的恩赐。据中央电视台名牌栏目《新闻周刊》3月8日报道,三位农民工代表之一的胡小燕对着镜头说:她事前根本不知道自己将当选为广东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当领导告诉她广东省人大会议选举她为全国人大代表时,她正在车间工作。对自己的当选半信半疑,感到茫然。当她已经走进人民大会堂后,她对记者动情地说:“感谢政府给农民工这个机会和平台。”
    
    由此可见,只要一党独裁体制不变,无论每届人民代表大会玩出多少吸引眼球的“改革秀”,实质上还是“万变不离其宗”,党权至上,官权第一,两会仍然是变相的党代会和官代会。
    
    无论胡温政权的公开发言多么繁花似锦,但到目前为止,仍然看不到现政权进行政治改革的诚意,自然也没有任何动真格的政改举动,甚至连不会影响到政治稳定大格局的局部性改革都没有。
    
    民主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特别是当民主化已经成为普世政治常识的今天,由专制向民主的转型,已经不需要多少理论解释,只需要切切实实的行动。如果胡温政权真要进行政治改革,根本不必搞什么“大部制改革”,而只要回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的起点即可。
    
    当年,赵紫阳报告已经提出七项政治改革措施,其中的基层民主、政企分离、党政分离和建立民主与法制秩序尤为重要。十三大后,赵紫阳从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入手,把党政分开放在政治改革的第一位,意在改变权力集中在党委、党委权力集中在书记的一言堂体制,进而改变“以党治国”和“党权高于一切”的政治制度。
    
    赵紫阳推动的党政分开的具体措施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转变党对国家的领导方式,划清党权和政权的各自职能,理顺党组织与国家政权机关、企事业单位、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2,实行党政分开就要明确中央、地方和基层所应采取的不同方式,先从中央和地方做起,之后扩展到基层;3,调整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机构,撤销各级党委中不在政府任职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和常委,撤销党委机关中与政府机构重迭对口的部门,撤销政府各部委的党组,党的纪检机构只管党纪而不管法纪和政纪。
    
    回归十三大的政治改革路线,既具有党内合法性和改革连续性,又能赢得党内外和国际主流社会的广泛支持,是政治风险很低的改革措施。
    
    如果胡温真要进行政治改革,也可以先从低风险的改善人权入手,值此奥运年起码可以做二件事。
    
    首先,废除一项废除臭名昭著的恶法——劳教制度。劳教制度的邪恶乃千夫所指,不但与国际通行的法治原则相悖,而且与中国的宪法、立法法相抵触。六四后的十八年来,中国民间力量、党内开明派和国际主流社会一直在合力推动废除这一恶法。2007年12月4日,茅于轼、贺卫方等69位公民上书全国人大,建议废除已经实施五十年的劳动教养,何不顺应民意加以废除。
    
    其次,批准一项联合国人权公约。众所周知,江泽民政权在1998年签署了联合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至今仍然没有得到中共人大的批准。今年,既是签署此公约十周年,又是中国奥运年,的确是批准这一最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的好时机。
    
    如果胡温能够作出上述二项有助于人权改善的改革,奥运年里的中国政府形象将得到大幅度提升。即便二项无法全部做到,只要完成其中的一项,也可以算作动真格的政治改革。
    
    民主不是“画饼”,只说不做,说民主的调子再高,也不如少说多做,做民主的低调再低,也是在切实地推动中国的实质性进步。
    
    2008年3月18日于北京家中(《争鸣》2008年4月号)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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