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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威: 评说毛泽东千秋功罪 致胡温的公开信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2月19日 转载)
    作者:邓威
    
     二十世纪长期以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至今阴魂不散,各级党报不敢揭露阴暗面、蒙蔽和愚弄人民。60岁左右的人不知道这段历史,但历史不会湮没。亲眼目睹这段历史,亲自经历这段历史的人,应当将这段真实历史写出来,重新评价暴君毛泽东让后人知道,以免历史重演。 (博讯 boxun.com)

    
    一、首先回顾毛泽东执政前的历史
    
    毛泽东:血染红的顶子
    
    1929-1931年 35-37岁
    
    自1929年初离开井冈山以后,毛泽东在一年多时间里完全控制了两支红军:朱德红军和彭德怀红军以及闽西红区,但他的眼睛一直盯着井冈山东边的江西红军和他们的根据地。
    
    红色江西,领导是颇有魅力而相当温和的李文林,指挥着一支几千人的队伍。毛2月从井冈山来到他们的地盘时,他们曾热情地接待这批阶级兄弟。毛马上宣布是他们上级。派他的兄弟毛泽覃做红色江西首府东固的党委书记。这些都是自我委任,没有中央授权。江西人心里不服,但没有跟毛争执,因为国民党的军队追来了,毛也得转移。
    
    留下的毛泽覃,没有象毛似的权利欲,又怕负责,毛在三个月后重新派来个得力的助手叫刘士奇(老乡)。
    
    刘士奇一来,就把毛泽覃女朋友贺怡夺走了,贺怡是贺子珍的妹妹,于是刘与毛成了连襟。刘和毛在性格上有相似之处,没有组织观念,脾气大,爱骂人,态度不好。他也象毛一样,手很长,不择手段抓权。不到半年就抓到两个重要职务。1930年二月古田会议,朱毛红军成了毛的工具。毛再度来到江西,并一举并吞红色江西。
    
    毛宣布在陂头的地方,召开与红色江西的“联席会议”,时间定于2月10日,一等通知发出,毛就把时间提前到6号开会,等到刘士奇代表到达时,会议在9号结束。这就是历史上的“陂头会议”,实际是两连襟唱双簧戏。一唱一和的结果。刘士奇做红色江西地方组织首领,江西红军创始人李文林只得到一个低级地方职务——赣西苏维埃政府的秘书长。
    
    江西共产党人当然不服,毛于是用恐怖手段吓唬他们,在陂头四个有名的江西领导人被打成“四大叛徒”,以“反革命”罪名枪毙,这是第一批有姓有名被毛为了夺权而杀掉的共产党人,而造成党内的赤色恐怖。当时正是斯大林斗争富农的时候,连襟们称江西“地主、富农充斥各级地方指挥机关”,根据是:红色江西领导们都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其实毛本人也是出身于富农,那时中共已有不少人以革命的名义,为了权力而杀人,在中共内,毛似乎是始作俑者。
    
    二、毛泽东打政敌,打蒋介石,不打日本
    
    1937—1940年 毛43—46岁
    
    毛泽东的危机没逃过一个人的眼睛,这就是张国焘。1938年4月4日,他逃到延安,不为别的,只为想把毛推下台。
    
    张国焘在长征时与毛会师时,拥有红军8万,毛只有残兵1万。但几个月工夫,毛就成功地破坏了张的军队,抢先联系上苏联,被斯大林首肯为中共中央领袖。重逢时张国焘是灰溜溜地来的,军队只剩下一半,但毛仍不放过他,因为张仍然是书记处书记,张的四万军队仍然比毛多一倍。
    
    1936年10月红军打到外蒙古边境去接收苏联武器时,毛用张国焘红四方面军当先锋,要在蒋介石的重重阻兵中杀出一条血路来。失败后,红四方面军的2万1千8百人被隔在黄河彼岸,成为孤军一支,这时莫斯科询问中共可不可能改道去新疆接收武器,这一路长达1500公里,大部分是沓无人烟的沙漠,控制在极端反共、凶悍无情的穆斯林马家军手里。毛明知前景毫无希望,但他抓住莫斯科的建议,把这支孤军派去,这就是“西路军”。
    
    毛把这支上不沾天,下不沾地的孤军在沙漠里调来调去,向他们忽而发出这样,忽而那样的指示,迫使他们打一场又一场的恶战。指挥员徐向前说,给他们的任务是“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的限度”,西路军最后实在无法支持下去,要求回延安,毛命令他就地坚持下去,1937年2月22日更令他们“奋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
    
    到3月中旬,张国焘手下的这支劲旅几乎全军覆灭,被俘红军遭到残忍杀害。甘肃西部的最后一场血战下来,1千多人被活埋。活埋以前,浮虏们被集中起来照了相,从照片上看,他们还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命运。2千女战士被强奸,被凌辱后杀掉,或被卖身为奴。2万多人中,只有4百人在4月底争扎到了新疆,苏联飞机运给他们武器和粮食。
    
    少数逃回陕北的西路军官兵在自己人手上,当时在延安的司马璐先生目擎一个当地干部这样津津有味地讲述“丑表功”:
    
    当四方面军从甘肃被国民党军队追得无路可走,到达我们关中苏区的时侯,我们首先很客气的接应他们,又举行欢迎招待他们,然后缴下他们的武器,对他们说:“同志,你们辛苦了,调你们来后方休息。”再把他们一批一批骗到山沟里,把这些王八乌龟孙子的四方面军活埋了。
    
    活埋的时候,那在好玩呢!开始,我们笑嘻嘻地对他们说:“把坑挖好了,我们要活埋国民党军队了”。他们果然起劲地挖,一揪一揪挖下去,抹抹脸上的汗珠,还笑着说:“再挖深一点,让这些国民党军队躺在里面舒服一点”。他们也笑笑,挖好了,我们把他们一个个推下去,起初他们还以为咱们开玩笑,等到我们提起揪填土的时候,才大声呼叫:“同志,我们不是国民党军队呀!”我们骂:“妈的,管你是不是国民党军队,老子要你死,你就得死。”
    
    他们说得得意洋洋,听的人愤怒了,大声呵斥他:“如果你们真的这么做,你们就错了……你们也太过火了,我相信这绝不是党的命令。”
    
    讲故事的人大声反驳:“什么,不是党的命令,是我们过火了?难道我个人与他们过不去?我那时是个支队长,咱们团长要我这样干的,团长说高岗同志的命令,高岗同志又是奉毛主席的命令,咱们只认得毛主席,毛主席叫咱干啥,咱就干啥。”
    
    西路军一朝覆灭,毛泽东就对延安的张国焘下手,说西路军失败是“张国焘路线”的结果,在红四方面军干部面前批斗张国焘,毛企图把张国焘赶出政治局,只是莫斯科不同意而没有得逞。
    
    用张国焘后来的话说:“他受尽了折磨,是毛泽东在后面掌舵。”毛的秘书把张撵出住宅,让给毛住,张的警卫员被捕。一次张国焘看见自己儿子在学校演戏时被派演“托派”张慕陶,扮成奇形怪状的汉奸样子……,等我走到文艺会场的时候,一群人正在捉弄我的儿子,毛泽东也在哪里凑热闹,奸笑着说:“张国焘的儿子扮演张慕陶,再适合不过。”我恰恰走进去,目击这种情况,就将儿子戴的假面具撕掉,牵着他离开会场,一面走一面高声申斥说:“野蛮、残忍、禽兽不如”!
    
    三、延安是圣地吗?
    
    看毛泽东在延安的所作所为
    
    毛是1937年元旦住进了延安,一住就是十年。毛喜欢舒适,住宅装有当地罕见的墙中地下暖气,毛拥有好几所住房,有高墙围着,严秘的警卫守看,是人们望而却步的地方。共产党的新形象引来了一批批青年,毛身边时髦漂亮的女孩子,毛按奈不住了,毛同也喜欢女孩子的高岗说:“没有性生活的日子只能顶多维持40天”。
    
    毛初次看上的是美国的26岁女演员吴莉莉。吴1937年来到延安,立刻成了明星。她的雅致时装和风度使这个偏远小城大为倾倒,甩来甩去的披肩牵动着男人的心。
    
    毛同美国作家斯诺拉关系,请斯诺“大为宣传”。其貌不扬的史沫特诺给延安带来了交际舞的热潮。毛为了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为了猎艳的大好机会,毛每个星期都组织舞会,像发疯一样迷上了跳舞。
    
    贺子珍像许多舞女一样,也迷上了舞会,是个优美的舞伴。
    
    但是对毛搞女人,子珍难以容忍。6月的一个晚上,史沫特诺听到了子珍叫骂:“龟儿子你敢跟这个资产阶级臭婆娘上床睡觉。”史沫特莱跑去隔壁房子看见子珍用手电筒朝毛头上乱打,毛的警卫员在旁不知所措,毛说只是和吴小姐聊天,子珍当然不信,转身冲向吴,抓脸扯头发,毛站在一边,子珍指着史沫特诺喊:“帝国主义臭婆娘都是你招来的,滚出去!”“你算什么丈夫?什么共产党员?你就看帝国主义婊子打我?”毛的警卫把子珍抱起来,子珍也把警卫拌倒,最后三个警卫把她抱走了。毛也不予理睬。
    
    1939年夏天,他(她)们分离快两年了,一天,子珍跟不会说俄语(在苏联)的同伴一起听每周例行的读报有篇文章是苏联导演卡门写的毛泽东访问记,子珍听到读报员读到毛和“他的夫人”踏着月光在窑洞外送行,“毛的夫人”,这短短几个字,宛如一声霹雳,使子珍翻江倒海,随后几天同室人发现她整夜翻来覆去,本来她有失眠症,现在更是彻夜不眠,不久,她收到毛的一封短信,是几句大道理:“希望好好学习,政治上进步,我们以后就是同志了”,结束了十年婚姻。
    
    毛泽东已经再婚,不希望子珍回国。
    
    毛泽东最后一个夫人——江青,她小时候喜欢无事生非,12岁时她喜欢把一口口水吐在老师脸上,被学校开除,14岁从家里逃走,参加京剧戏班子,转到上海,成为小有名气的演员。1937年夏天被受雇的电影公司解聘,她受不了同居男人有个7岁的儿子,于是到延安碰碰运气。她有左倾一面,来延安的以前就入了共产党。
    
    江青很懂得吸引男人,毛泽东在演讲时,他坐在前排,眼睛睁得大大的,问些天真可爱的问题,一天,堪称戏迷的毛泽东来看她主演京剧,戏后毛到后台把一件大衣披在她肩上,第二天她去还大衣,就与毛过夜了。
    
    他们出双入对在人前露面了,闹得延安满城风雨,江青已经跟四个男人结过婚或同过居,上海小报常有她的诽闻,尤其是上海滩文人唐纳与江的浪漫史,唐为她喝带火柴头的酒精,企图自杀,议论沸沸扬扬,都是责怪江的。
    
    像上海这么大的都市尚难容纳江青,清教徒式的延安就更不知所措了,人们同情子珍。刘少奇那时的妻子谢飞,曾跟子珍一道长征,回忆说:“我们马列学院的学生都不满意,气得跺脚江是这么个女人。”有的公开写信给毛,有的秘书写信,不敢落自己的名字,都希望毛不要和江青结婚,贺子珍身体又不好,你们又生了五、六个孩子了,老夫老妻了,江青这个人在这里影响不好,男女都骂她是妖精。对党组织来说,江青有严重问题,她进过国民党监狱,写了“认罪书”出狱,在共产党里算叛党。人们还说她在监狱里为特务唱戏助酒,有的说她跟特务睡过觉。上海等地区的地下党给延安发电报,正式指出毛不能同江结婚。毛接信时大怒,当场把信扯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第二天毛摆两桌婚宴,张闻天不在宾客之列。
    
    毛请康生为江青担保,康生1937年11月从苏联回到延安,不久成为毛泽东得力助手,中共克格勃头子,康生顺着毛的意愿给了江一个“组织结论”,说江“历史清白”“政治无问题”。其实,毛81岁生日那天对周恩来讲,他早就知道江青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他毫不在乎,他要她,这就够了。毛的第四任夫人江青以她的劣行举世闻目。
    
    延安有个“民主墙”,跑到延安去的进步青年学生在民主墙上写的批评意见,不少人“失踪”了。大家都明白康生在毛的授意下将这些敢于批评者秘密杀害了,还在延安打AB团开始自己杀自己人杀了10万。
    
    在国统区许多进步青年对国民党失望,来到延安的热血青年大约有四万多人,都是中共地下党把他(她)们介绍到这块“革命圣地”来的,到达延安时,他们无不兴奋万状,《延安颂》的歌声响彻全城,但很快他们失望了,他们来延安冲着一个梦,这个梦与现实相关十万八千里。最使人失望的是“平等”问题。这是他们理想的核心,竟然在这个革命圣地无踪无迹,不平等,特权比比皆是。就吃来说,每个单位都有大、中、小灶,中灶的肉、油大概是大灶的一倍,小灶就更多了。高级领导有特别的营养食品。穿着也是一样,一般人穿当地自织的土 布,粗且扎人。领导人穿国统区进口的斜纹布,毛的内衣内裤是极细的布。
    
    日用品按等级分配。小儿子,中央领导人可以送去苏联,或有保姆,高干妻子生育可以进医院,产后有专人服务。毛本人有美国医生马海清,还有两个苏联医生。
    
    四、执政后的毛泽东
    
    毛泽东以暴力取得政权,又以暴力去巩固政权,每年开展一次甚至两次整人的政治运动。
    
    五O年以暴力进行土改,不但破坏了生产,而且人与人产生了鸿沟。刘少奇要首先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毛泽东要先改变生产关系。由于毛的一边倒的思想,实践已证明苏联的集体农庄破坏了生产力,毛改头换面要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而侵犯了中农、富俗中农、富农的利益(农具成为公有)而减产,农业部长邓子恢撤销了20万个农业合作社,毛发怒了,在《农业合作社》一书上的序上说:“有些人像小脚女人一样,走起路来东倒西歪,说别人走快了,走快了。”接着成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一心想当共运领袖”,“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吃饭不要钱”“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亩产粮食三万斤,亩产红茹三十万斤的“卫星田”,结果饥死4000多万人。而台湾实行和平土改,台湾不称地主,而称财主。财主的水田卖给学水稻的学生,果木卖给学园艺的学生,学生没钱,银行贷款,以产品还贷,财主的钱可以办工业,可以搞商业,生产没有受到破坏,人与人没有鸿沟,六十年代初,成为亚洲“四小龙”。
    
    五O年同时又进行镇反,国民党军政人员,对号入座,进行关、管、杀、区政府就有批准杀人的权力。古今中外对历朝历代在改朝换代时期,只要没有现行破坏,都以宽大处理。以安民心。
    
    一九五一年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二年的“三反、五反”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一九五三年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一九五四年胡适思想的批判,一九五五年“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和“肃反运动”。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是毛泽东一手制造的冤案,波及两千多人。
    
    一九五六年是难得平静的一年。这要归功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揭露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斯大林个人迷信及其恶果的揭露,震撼了所有由共产党专政的国家,毛泽东不得不有所收敛。但一年后他即疯狂反扑,发动以打击知识分子为主要目标的反右运动,把当时全国五百多万知识分子的百分之十一(五十五万)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右派分子”属“阶级敌人”,是“专政对象”,这是史无前例的大灾难。
    
    反右前毛泽东使尽阴谋诡计,“反右”胜利后又冲昏头脑,自诩为暴君秦始皇,自已坑的孺比秦始皇要多一百倍。于是是非,真假完全颠倒,谎话、假话满天飞,人人在谎言中生活。毛泽东更是在谎言中自我膨胀,反右尚未结束,就提出“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幻想三年实现共产主义的神话。
    
    为医治“大跃进”所引起的三年大饥荒,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一向逢迎毛泽东并被指定为接班人的刘少奇,说了一句“三年困难”,是由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由此认定刘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经过四年的精心策划,于一九六六年发动打倒“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以“除四旧”的“十年浩劫”,使中国倒退几十年,伤害1亿多人,文攻武卫中又死了两千多万人,国家主席刘少奇以无名氏死在开封监狱,是中华民族最荒唐而血腥的大灾难,最后也葬送毛泽东的神话。
    
    承袭毛泽东衣钵的邓小平,对直接伤害他的文化大革命当然是完全否定,但对自己负责执行总责反右运动,却断言“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只是“扩大化”,并于一九八一年九月作过如此危言:目前形势比一九五七年还严重,知识分子要向我们夺权!显然是想再搞一次反右运动,可惜力不从心,只能每隔一年搞一次冷冷清清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一九八九年四月,因反自由化不力而被罢黜的胡耀邦去世,几十万学生到天安门广场悼念,称胡耀邦为“中国魂”,招致邓小平忌恨扬言要以“流血”来镇压,北京部队同情学生,不同意镇压,邓从四川调来21军、23军、28军,21军执行任务,用机枪扫,用坦克压,23军、28军包围北京城,这是邓小平继毛泽东之后所制造的第四个史无前例的大灾难。
    
    为什么毛泽东要发动反右运动?
    
    在毛泽东心目中,具有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是妨碍他统治的祸患,但国家建设又离不开知识,于是在建国初就发动改造知识分子运动,要把他们改造成驯服工具。对有些他认为不完全驯服的人,就飨以铁拳。反右运动就这样发生了。其根源在于毛泽东敌视知识分子的心态。对于这个问题,王来棣二OO三年的论文《一贯敌视知识分子的毛泽东》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此处介绍两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史实。
    
    在国共合作时期的一九二六年,在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发表论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把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了,一部分定为“极端反革命派”,大部分定为“半反革命派”。此文同在三个刊物刊出,并出过单行本,一九五一年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此文是开篇,但文字删去近半,上述这些话完全不见了,却又加上原文没有的“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这一公然伪造历史的铁证,以前未引起学界注意。
    
    毛泽东是怎样发动发右的?
    
    这个问题,在一九七七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一九五七年一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可以找到基本答案。请听:
    
    “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党内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他们不搞什么大民主,不到处贴标语,还不晓得他们想干什么。他们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匈牙利事件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这些蚂蚁引出了洞。”
    
    毛泽东于一九五六年四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双百”方针,要贯彻“双百”方针,必须要“有独立思考自由,有发表自由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有宣传唯心的自由”。可是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一月这篇讲话中,向党内高级干部泄露了天机:
    
    “康清和里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东西,需要读一读。”“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在被统治地位。”
    
    “百家”中马克思主义以外的九十九家,原来都要臣服马克思主义的“统治”,这算什么“争鸣”?所谓“争鸣”,要不是滑稽双簧的闹剧,就是冒出来遭诛灭。
    
    为了巧设诱敌深入的圈套,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历时四小时的讲话,给人一个假象:经历肃反运动后,靠工资生活的工作人员,都是自己人,可以享有人民的自由权利,可以自由鸣放。随后又召开了历时8天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他召开了五次各界知识分子的座谈会,并对全体作了一篇讲话,反复重申人民内部矛盾讲话精神。最后提出共产党准备整风,恳切地希望党外人士提批评意见。
    
    为了显示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的“诚意”,毛泽东于四月三十日又召开了一次最高国务会议,抛出不少诱人的钓饵,如说:“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但附和这一意见的人,四十天后统统被打成右派。
    
    六月八日,反右斗争终于出笼了,《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假惺惺的社论《这是为什么?》
    
    反右运动的恶果
    
    反右运动,策划准备了五个月,正式演出十个月,正式定为右派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官方数),占当时五百万知识分子的11%,超额完成了毛泽东估计的10%的指标。
    
    由于共产党的株连政策,一个人划为右派,全家和所有亲属都连带遭殃。受害者至少五百万人。
    
    有一次罗稷南问毛泽东,这次反右运动,如鲁迅还活着会怎样?毛答:要么他不说话,要么坐在监狱里一向被毛捧为当代圣人的鲁迅,说话都要坐牢,何况其他人呢?
    
    为了处置右派,毛泽东创立了劳教、劳改制度,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可以随意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进行无限期的关押,并强制劳动,甚至超负荷地劳动,各地劳教所都有累死、整残、整死,一九六O年甘肃省夹边沟农场三千右派,饿死一千五百人。
    
    除了对右派及其亲属进行非人精神摧残和人身摧残以外,反右运动另一个恶果是,摧毁人类文明赖以生存的道德准则,毒害全国人民。毛泽东为自己的胜利而陶醉,得意忘形,毫无顾忌地兜出自己丑恶的暴君心态。他称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甚至要炫耀自己比秦始皇还凶残一百倍。在毛的怂恿和威逼下背信弃义成为时尚,说假话受奖,说真话遭罪,整个社会道德沦丧,是非颠倒,黑白混淆,良心被鄙弃,人性遭践踏,是人类一次罕见的精神浩劫。
    
    毛泽东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暴行,罄竹难书。私人生活比流氓地痞不会逊色。执政后仍然劣迹不改。外交部长周恩来的干女孙维世,当年还只有16岁,是个优秀电影演员,天姿国色,能歌善舞,会俄语。毛在访苏时由孙作翻译,当夜在包厢里就被强奸了,第二天向干爸爸周恩来哭诉时,干爸爸抱着她一面拍背,一面安慰:“顾全大局,顾全大局。”
    
    文革中江青的权力大于周恩来,江嫉恨孙,说孙是特务,而批准者又是孙的干爸爸周恩来。孙在监狱里受尽折磨,死后一丝不挂,就火化了。
    
    毛执政以来,饿死四千多万人,杀了四千多万人,打AB团杀了10万人,十年浩劫,伤害1亿多人,文攻武卫又死了两千多万人。毛泽东的思想是血染红的,带有浓厚的血腥味。暴君毛泽东杀人如麻,大大超过了希特勒、秦始皇、斯大林,在任何一个文明法治国家里,是死有余辜的。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只因下令杀害几个无辜的政敌,被哈克总统推翻,依法处以绞刑。传说武汉街头出现过一幅漫画,毛泽东高高在上,希特勒、秦始皇、斯大林三人跪地朝拜,标题是甘拜下风,真乃绝妙之笔。这样的毛泽东思想还能高举吗?天安门城楼的暴君像还能够继续高挂吗?广场的“纪念堂”还值得全国人民悼念吗?毛泽东思想还能写进中国共产党党章里要全体党员去学习吗?
    
    孙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畅,逆之则亡。”
    
    权力,被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往往被滥用,被亵读了。改革者总是深思熟虑,审慎用权,但当遭到阻力时,也绝不后退,而是大刀阔斧,披荆斩刺!
    
    我们期望将二十世纪的仇恨,残酷的斗争和可笑的诽谤统统带走,抛进世纪的无底的深渊,让反民主、反潮流的意识形态在二十一世纪黯然失色,有理性的人们对它们不屑一顾。
    
    胡主席在第一任时,就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要构建和谐社会环境”的治国理念,是符合民心,符合世界潮流的。
    
    科学发展观,首先要有科学历史观,用科学态度处理前人留下的重大历史遗案。公开、公平、公正处理好了,人民满意了,“和谐社会”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温总理的亲民政策,老百姓称“平民总理”自上任后每年的“团圆饭”不在家里与亲人团圆,不是在煤矿井下与矿工同吃,或者去灾区人民访贫问苦,特别是今年赶赴去湖南重灾区,对某电力企业3名职工抢修设备不幸殉职,总理看望职工家属,并深鞠一躬表示安慰的感人场面,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在我国60多岁的人在这寒冷的冰天雪地都在家打牌遛鸟,颐养天年,而我们的“平民总理”却仍像年轻人一样,冲锋在抗灾第一线。老百姓都在“将心比心”,觉得总理跟老百姓站在一起。能否给老百姓更多的人本关怀,是对其民生意识,执政智慧的真正考验。总理的光辉形象成了下层官员和军民的灯塔,众志成城,局面很快扭转,赢得了海内外的好评。我相信总理和胡主席在第二任期间,对前辈造成的重大历史遗案一定会公开、公平、公正处理好,全国人民在期盼!我已80多岁,行将就火了,多么盼望民主、自由,渴望和谐社会早日实现!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受害者代表:邓威
    通讯地址:湖南省邵阳市一中
    电 话:0739-2339184
    
    来源: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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