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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翰圣:赵紫阳和邓小平分手的真正原因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10月13日 转载)
-- 读《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

    
     读书能读出不同的东西。一部《红楼梦》,有人读出儿女情长,有人读出宫廷权术,有人读出看破红尘,有人读出阶级斗争。同样,最近香港出版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也能读出不同东西。海内外不少人,从书中读到了赵紫阳的“民主信念”。例如作者宗凤鸣先生在该书扉页上的题词便是:“献给为坚持正义为中国转向民主政治献身的赵紫阳”。有位朋友来信,说读出了赵紫阳和邓小平的不同。我却两者都没读出,非但没有读出赵紫阳的“民主信念”,还偏偏读到了赵紫阳和邓小平的相似。 (博讯 boxun.com)

    
    赵紫阳并不“民主”的信念,书中俯拾即是,不一而足。例如,下台前,赵紫阳提倡的政治改革是:第一,共产党执政地位不变,但党要改变领导方式。第二,中国要实行法治(宗凤鸣,146页)。这两条都与民主无关,倒与邓小平思想颇为近似。下台后,赵紫阳说自己对政治改革的想法有所改变,但仍坚持中国不能搞多党制。在长达十六年的软禁生涯中,赵紫阳在政治改革上走得最远的言论,是说要象香港那样,给人民以言论自由,舆论监督(宗凤鸣,84页,344页)。赵紫阳为什么说要像“香港”,而非“台湾”或“南韩”?赵紫阳主政时流行的“新权威主义”要仿效的榜样之一,历来是作为整体的“亚洲四小龙”。如今台湾、南韩为何排除在外?因为台湾、南韩在九十年代实行了多党制。但是,在西方学者开列的民主“第三次浪潮” 排行榜上,台湾和南韩恰恰是亚洲的佼佼者,而香港却名落孙山,榜上无名。在赵紫阳书中读出或希望读出“民主”的人,对此大概颇感尴尬。而我却从中读到了赵紫阳思考问题的严肃、理性和诚实。赵紫阳没有因为不再是国家领导人,没有因为个人遭遇而随波逐流,迎合世俗。他不象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自封“民主领袖”,信口开河,不计后果。同时,宗凤鸣先生也忠实地记录了赵紫阳的思考,不管这些思考是否符合宗先生本人的想法。正因为这样,《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才不失为一本追踪下台后赵紫阳思想轨迹的好书。
    
    在《红楼梦》中读出阶级斗争的毛泽东说:《红楼梦》第四回是理解全书的总纲。以此类推,理解《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并由此推广至理解以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三人恩怨为中心的那段中国政治历史的总纲,可能是赵紫阳大意如下的一段话:邓小平和胡耀邦分手与和赵紫阳分手不一样。邓小平和胡耀邦分手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和赵紫阳分手却只有“六四”一件事。邓小平和胡耀邦关系很深,邓小平和胡耀邦分手的根本原因不是八六年学潮,而是政见不合,主要表现在“反自由化”上。邓小平说过,“反自由化”不力,是胡耀邦作为总书记的根本弱点。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对胡耀邦越来越失望,说自己“看错了人”。即使没有八六年学潮,邓小平也要让胡耀邦体面地下台。邓小平和赵紫阳的关系不同,他们间没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但是,邓小平对赵紫阳的工作却大力支持,尤其在经济改革上,邓小平宁可压胡耀邦而挺赵紫阳。“六四”前不久,邓小平甚至要赵紫阳接掌军委主席一职。邓小平要赵紫阳下台没有经过长久酝酿,根本原因就是八九年学潮一件事,这与邓小平要胡耀邦下台完全不同。“六四”后,邓小平从来没说对赵紫阳是“看错了人”。相反,在“南巡”这个有生之年最后一次的重要亮相中,还公开夸奖赵紫阳,可见邓小平对赵紫阳由衷赏识(宗凤鸣,61页,83-84页,125页,143-4页,177页,207-8页,238页)。
    
    为什么邓小平说起用胡耀邦是“看错了人”,而不说起用赵紫阳是“看错了人”?因为起用赵紫阳,邓小平确实没有看错人。无论讲理想抱负、治国方略,还是论聪明才干、人情练达,邓小平在整个中共高层难找第二个人,能象赵紫阳那样合适来贯彻落实自己的政治主张。赵紫阳不像胡耀邦,他不热衷于“理论务虚”、 “真理标准”。他不会关心“作协四大”的选举自由,不会为想象中“艺术的春天”心潮澎湃。但是,凭赵紫阳的才情、敏锐、眼界、甚至天性,他又远比胡耀邦更能从根本上改变当年那个铜墙铁壁、令人生畏的社会主义。赵紫阳的这种能量,从胡耀邦和赵紫阳当年共同的政敌邓力群的态度中可以得到证明:对邓力群来说,胡耀邦是人民内部矛盾,而赵紫阳是敌我矛盾。邓力群不愧是一方政治力量的代表,他清楚地意识到危险来自何方。
    
    然而,赵紫阳却获得邓小平的赏识:一种男人对男人的赏识,政治家对政治家的赏识。这种赏识,用“高山流水”、“空谷足音”形容不算为过。赵紫阳和邓小平十分相似:他们都追求民富国强,都对意识形态不感兴趣,不管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解决问题就是好“主义”(宗凤鸣,324页,327页)。他们都相信经验,尊重实践,在改革中不问“姓社姓资”,他们都“摸着石头过河”,最终“摸”到的都是同一块 “石头” ,通向的都是同一个市场经济。他们的改革时间表有同样的轻重缓急,都主张先经济,后政治。他们都认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快速变革的年代,需要权威政治保持社会稳定(宗凤鸣,83页)。如果说,邓小平和胡耀邦的关系是“私交”的话,那么,邓小平和赵紫阳的关系则是“公谊”。当然,“公谊”未必胜于“私交”。因为对政治家来说,政治联盟一旦破裂,“私交”尚能藕断丝连,“公谊”却注定荡然无存。所以,胡耀邦下台后还应邀赴“邓府”切磋牌艺。而赵紫阳与邓小平“八九”一别,从此无缘再睹天颜。整整十六年,漫漫长夜,寂寂永昼,“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中共党内有人这样概括邓、胡、赵的特点:“胡耀邦的良心,赵紫阳的头脑,邓小平的手段”。这个概括原本不错,如果它不排除“邓小平也有头脑,赵紫阳也有手段”。赵紫阳不仅有手段,而且手段也和邓小平相像。这种相像,虽不一定“神似”,却至少“貌合”。例如,一九七六年邓小平曾以一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公开道破了自己和毛泽东分道扬镳的决心。同样,一九八九年赵紫阳也曾泪洒广场,以一句“老了,无所谓了”公开宣示了自己和邓小平分道扬镳的决心。所不同的是,一九七六年的邓小平比一九八九年的赵紫阳占尽“天时人和”。所谓“天时”,是指天从人(邓)愿,毛泽东一九七六年按时一命归西。所谓“人和”,是指中共高层“人心”,一九七六年确实在邓小平一边,而一九八九年未见得在赵紫阳一边。
    
    不仅一九八九年的赵紫阳和一九七六年的邓小平相似,如果将两段历史,各自推前两年,就会令人惊讶地发现,一九八七年的赵紫阳和一九七四年的邓小平同样相似。一九七四年,刚从江西返京的邓小平参加了中央批评周恩来的会议,这是毛泽东对邓小平的重大考验。在会上,邓小平不负毛泽东厚望,对周恩来讲了那段日后注定永载史册的名言:“你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我们是可望而不可即,你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警惕”(高文谦,472页)。邓小平对周恩来的批评与“四人帮”不同,没有意识形态,没有“右倾投降”、“评法批儒”等废话。但是邓小平的批评远比“四人帮” 厉害,短短三十一个字,字字千钧。同样,在一九八七年导致胡耀邦下台的“生活会”上,赵紫阳也身手不凡。赵紫阳问胡耀邦:“现在老人还在,你尚且如此。一旦格局有变,你我如何共事”?(宗凤鸣,203页。邓力群,444-445页)。“生活会”前夜,即将扶正代总书记的赵紫阳造访胡耀邦,谈话中赵问胡:“小平多次招呼,为何不听?究竟有什么考虑”?据赵紫阳说,胡耀邦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宗凤鸣,216页)。面对这样的问题,真不知胡耀邦该如何回答?与赵紫阳不同,邓力群在胡耀邦“生活会”上,作了三个半小时的长篇发言(邓力群,417-443页)。通观全篇,邓力群虽然洋洋万言,对胡耀邦主政时历次意识形态斗争,不厌其详,如数家珍,却远不及赵紫阳寥寥数语的份量。与一九七四年邓小平讲话相比,赵紫阳讲话在文采、意境和深度上都略逊一筹,但两者同属“诛心之论”,同样直刺命穴,一剑封喉。
    
    正因为如此,下台后的赵紫阳对那段历史耿耿于怀,在书中不惜用大量篇幅进行表白。对那封引起误解、自己在“生活会”上提起过的致邓小平的信,更是全文发表,立此存照。大有拳拳此心,天日可表之概。其实,赵紫阳大可不必如此。明眼人都会同意,在胡耀邦下台的问题上,正如赵紫阳所说,“自己既没有落井下石,也没有帮忙,帮也没用”(宗凤鸣,209页,238页)。至少从实际效果讲,赵紫阳讲的是真话。赵紫阳所作所为,和当年“批周”时邓小平所作所为一样,都不会影响被批判者的命运。但是,他们的讲话却能影响自己的前程。特别有趣的是,下台后的赵紫阳还将上述信件,抄送胡耀邦夫人李昭一份,意在取得这位未亡人的谅解。据说,那位当年为“自由鸣炮”,如今向“第一桶金”敬礼的胡家长公子胡德平,深明党国大义,慷慨表示:他们这代人不会计较此事,只是他母亲难以释怀(宗凤鸣,217页)。不经意间的一句话,刻画出的其实不是代沟,而是政治,更是人性。胡德平如此大度,因为他正春风得意,前程似锦;他如此豁达,因为他不仅是儿子,更是厕身庙堂的男人。李昭做不到这点,因为她已垂暮之年,物是人非,往事哪堪回首;她难以释怀,因为她不仅是妻子,更是以家为中心的女人!
    
    既然赵紫阳和邓小平如此相似,为何最终难逃被废的命运?其实赵紫阳的被废,恰恰是因为他和邓小平相似。《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中最关键的一句话是:“邓小平和胡耀邦分手有一个过程,和我却只有‘六四’一件事”。试想,如果政见不同,分手就必定有一个矛盾逐渐暴露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个过程,政治决裂就必定起于风云突变,利益对峙。一九八九年中国的政治形势表面上和一九七六年何其相似?广场上同样群情沸腾,北京城中同样人心所向,导火线同样是一位政治领袖去世,中南海最高统治者同样风烛残年。一九八九年的赵紫阳,一定想到了一九七六年。而且一九八九年的赵紫阳还知道,“邓小平身体非常不好”(宗凤鸣,361页)。可惜,这种表面的相似掩盖了更深刻的差别:邓小平不是毛泽东,“改革开放”不是“文化革命”。下台后两年,赵紫阳第一次会见宗凤鸣时,还颇具自信。他不无调侃地说:“我什么都不愿干了,总理也当了,总书记也当了,还想做什么呢”?是啊,他还想做什么呢?其实,他想的就是不当那个有名无实的总书记,他要的就是不再做 “儿皇帝”!一九八九年的赵紫阳和一九七六年的邓小平多么相似,他们都要在上一代强人离世后,开创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同样的感受,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同样的欢乐,给了我们同一首歌”。一个血性男儿,一个有理想的政治家,一个和邓小平有着类似聪明才干和雄心壮志的革命者,萌生了和邓小平同样的渴望和抱负,这能怪赵紫阳吗?
    
    再后来,邓小平“南巡”,讲了句“谁不改革谁下台”。赵紫阳的朋友们闻风而动,纷纷议论邓小平是否会象当年毛泽东再度起用自己那样,起用赵紫阳。而此时的赵紫阳,独具慧眼,知道大势已去,断然否定了这种可能。赵紫阳说,当年毛泽东和邓小平没有“恩怨”的问题,而自己在“六四”问题上和邓小平结下了“恩怨”,形成了对立。要邓小平再起用自己是不可能的(宗凤鸣,42-43页)。在书中,赵紫阳多次断然否定了外界有关“六四”前邓小平曾想要赵紫阳下台的猜测(宗凤鸣,61页,240页,358页,362页)。同样,在书中赵紫阳也多次断然否定了“六四”后邓小平再度起用自己的可能。这一前一后两个“断然否定”,概括起来就是一个结论:邓小平和赵紫阳分手就为“六四”一件事。在为什么分手的问题上,赵紫阳和邓小平两人都表现得比他们的追随者高明,他们两人对分手的原因心知肚明,所以事后很少批评对方。“六四”后,在处理赵紫阳问题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李先念作了长篇发言,陈云讲了两句话,邓小平则一言不发(邓力群,499页)。在其它场合,邓小平除了夸奖赵紫阳外,要批评也就一句话:“赵紫阳是自我暴露”,言简意赅,回味无穷。同样,赵紫阳在书中也很少批评邓小平,想起往日恩怨,最多也就一句“君欢胜于民心”(宗凤鸣,118页),七分感慨,三分解嘲。
    
    虽然邓小平对和赵紫阳分手一事沉默寡言,但这并不说明邓小平对此掉以轻心。恰恰相反,对和赵紫阳分手一事,邓小平一定思前想后,痛定思痛。和胡耀邦分手,毕竟是自己“看错了人”。胡耀邦虽然和自己私交甚笃,虽然对“改革开放”热情奔放,但毕竟“童心未泯”,和自己在政治风格上相去甚远,所以“私交”不足为凭。但万万没料到,找了个赵紫阳,和自己如此相似,从治国理念到政治手腕,可谓一拍即合。却又恰恰因为太相似,最终还是分手,可见“公谊”也不可靠。大概正是从这一刻起,邓小平下决心要找一个和自己既无私交,又无公谊的人来接班。他终于明白了,最可靠的接班人,其实就是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人。因为,如果和邓小平有“私交”,在中共高层必定盘根错节,且政见未必相合;如果和邓小平有“公谊”,则必定是有理想有抱负的政治家,“煮酒论英雄”,你可以有“邓小平时代”,我为什么不能有“赵紫阳时代”?“六四”后,邓小平再三说要“冷静地思考过去,冷静地思考未来”,他一定将这层也“思考”了进去。正是从这层“思考”出发,邓小平产生了选择江泽民的思想基础。当然,真要讲清邓小平选择江泽民的详情细节,必须另成一文,且待下回分解。
    
    下台后的赵紫阳,英雄末路,壮志未酬。身陷富强胡同四合院内的狭窄天地,耳闻时代变迁历史前进的隆隆脚步,“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纵有千种不甘寂寞,更是万般无可奈何。所以,赵紫阳多次提到,自己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将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进行到底。虽然自己有抱负,有使命感,但终究未能如愿以偿,实在抱憾终生(宗凤鸣,1页,286页)。毕竟,和邓小平一起进行“改革开放”,是赵紫阳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下台后,虽然曾经宦海沉浮,惊涛骇浪;虽然阅遍世事变迁,荣辱毁誉早以置之度外,在平静外表掩盖下,赵紫阳内心深处却难免波澜起伏。这种波澜,有时会突如其来,如惊鸿一瞥,冲口而出。一次,赵紫阳指着秋风落叶的庭院,对宗凤鸣的孩子说:“我就这么大的活动空间啊”!(宗凤鸣,286页)一时间,落难政治家心有不甘却又壮志难酬的内心世界,溢于言表,跃然纸上。昔日的党国元首,当初的改革功臣,如今悲从中来的肺腑之言,却只能托付于一位后生晚辈。“都道牢骚言,谁解其中意”?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令人倍觉凄凉。赵紫阳主政时,多少人谬托知己,左一个“赵紫阳智囊”,右一个“赵紫阳幕僚”。结果,“智囊”成事不足,“幕僚”败事有余。待到大厦既倾,万念俱灰,终有故知旧友,经年累月,记下一言一行,遂使《谈话》一书流传于世。孰料紫阳虽已永生,世人“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读罢全书,有感于此,不禁掩卷唏嘘:软禁中的英雄虽已“永远自由”,相伴的竟是同样的寂寞与孤独。
    
    注释:
    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邓力群自述》,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版。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
    宗凤鸣,《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香港开放出版社,2007年版。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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