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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如何“打”“政治的仗”和“思想的仗”——民运及政治问题连续帖(8)/武振荣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10月06日 转载)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批判专制主义的行为必然地会带有表达痛苦的意思,所以,某种批判在外观上看好像是“诉苦”也没有什么错误,错误仅仅在于,如果这一点得不到正确、科学的引导,而任其漫延的话,那么,批判也许是在把中国的专制主义者描画成为“魔鬼”的同时,把我们也变成了“魔鬼”手下的“小鬼”。网上经常有人谈论近30年以来的民主运动为什么搞不出明堂的问题,我看,在我们话语权覆盖的潜在范围,老是把自己圈定在“小鬼”范围内就是一个大问题。前毛泽东时代,还闹出了“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事情,现在,我们一些人却甘当“小鬼”。 (博讯 boxun.com)

    
    今天,我们中国不是50年前的中国,已经没有了中国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的全民观念了(我不否认有这样的宣传),因此,我们的批判若是定位在批“伟、光、正”的坐标上,就等于我们放着现在的专制主义者不去批,而一味去抓过去的、已经死掉了的、甚至比现在活着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已经认为是“错误的”人和事,于是,我们的批判即使有声有色,也还是漏了目前正在统治我们、把我们中国人压得死死的现在的专制主义者(我承认他们是共产党人,但是不判定他们是“共产主义者”)人。
    
    现在的问题说白了,就是:既不伟大,也不光荣,并且在一连串地犯错误的人(这一点,他们自己不得不承认)统治我们,而我们又奈何不得。胡锦涛一点都不伟大,江泽民一点都不光荣,而把“班”交给这两个人的邓小平又犯了一连串的历史错误(1966年“压制”人民,1989年“镇压”人民),可是,由他们搞的“专政”把我们统治得死死的,动都动不得。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中国社会上每隔“七、八年”还吹一次“民主”的风,人民出一口“气”,可是在邓、江、胡一连18年的统治中,公开杀人的方式迫使我们中国人连喘一口气都困难啊!
    
    我们依照逻辑的思维认为,目前统治我们的“第四代”是从他们的“老先人”那里得来政权的,所以,我们只有把他们的“老先人”批臭了,才可以“打倒”他们,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政治上就太幼稚可笑的,连我们中国历史上起义的农民都不如啊,历史上起义的农民只“打倒”直接压迫他们的皇帝,并不去纠缠皇帝的“老祖宗”。
    
    就经验来看,专制主义政治中的当权派,我们是批不臭的,这些被权力彻底腐化了的人,除了知道世界上存在强权外,什么都不知道,也什么都不顾。因此,我们把他们当成为民主政治中的政治家,以为他们的脸皮很薄,一颗臭鸡蛋把他们“臭”了,他们就会辞职,那是我们的错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是:很“臭”的家伙在统治我们,甚至更凶残!
    
    以为在政治上,我们中国人民可以摆脱政治上“臭”了的人,或者政治上“臭”了的人永远不能掌权——这是“毛泽东的错误”,在毛走红时,许多人相信之。毛生前以为自己把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都“彻底搞臭”了,这些人就像泰山底下压着的“鬼”再也“翻不了身”。可是,他一死,人家又“香”起来了,甚至“香喷喷”的,有啥法子呢(林彪刚刚“香”了)?民运人士中有不少的人也在批“毛泽东的错误”,批来批去,他们结果使自己的批判掉到了邓小平的“痰盂”(邓是在“痰盂”边谈毛的错误的)里去了,就很滑稽!
    
    因此,我认为:中国人民和民运人士不是要等到把专制主义者们“批臭”的那一天才夺权,而是立即拉他们下马,哪怕他们还“香”着呢(如“6-4”前的邓小平)?且不用说,在民主的政治中,大多数政治家都是身上带着“香气”下台的,“臭”了才下台的人是极少数。
    
    
    如果你是一个对政治问题有着清楚头脑的观察者,那么,你就不难发现,对于现在的“接班人”来讲,你们批他们的“老先人”,他们反倒高兴,因为他们知道这一批判,你是走了神的,无意识地放了他们一马,至于说到别人批他们的“老先人”,他们完全可以暗中纵容的理由是,在对比中,以此显示他们的“正确”,说明他们在“与时俱进”。
    
    民运中的大理论家朱学渊先生曾经很风趣地说过,江泽民、胡锦涛这些人是“现在的魔鬼”,而毛泽东是“遥远的魔鬼”,我们的任务与其说“打”后者,不如“打”前者。他的话是对的。“打”“遥远”的毛泽东,没有办法考量我们是否获胜,也就是说没有客观标准,但是我们“打”胡锦涛就有:把他赶下台(过去叫“拉下马”),让他“靠边站”!就此,我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同共产党“不打”“思想的仗”或“精神的仗”,而“只打”政治的仗。
    
    在这里,如果我们连“政治的仗”和“思想的仗”都分不清楚,我们还搞什么民主运动呢?民主的运动必须打“政治的仗”,它是立马可以分胜负的,而“思想”上的“仗”之胜负,我说至少是50年甚至100年后才有可能见分晓的。简单地说,和共产党“打”“政治仗”,我们就可以在“一个早晨”或者“一个晚上”取胜(毛生前已经这样说过),而要在“思想”和“精神”上战胜他们,就不是刀下见菜的事情了,得需要很长时间。但是,我们一些民运人士和“独立知识分子”不通这一窍,愚蠢的把上述情况打了个颠倒,以为我们只有在“思想”上和“精神”上“打败”了共产主义,才有可能从“政治”上战胜他们。
    
    和中国共产党人比较起来,我不认为在“思想”和“精神”上中国民运人士和中国人民具有“优势”。如果说共产党今天还抱着马克思主义这一棵大树不放的话,我不认为我们民运人士可以轻而易举地战胜马克思主义,并且用同一方式战胜共产党;非但是这样,我倒是相信中国民运人士之间永远出现不了如马克思那样的人物。因此,我们如果把和共产党的一场政治的“仗”要变成“思想”和“精神”之“仗”,我们是没有必然取胜的把握的,相反,我们完全有可能“败北”,现代人谁可以和古典思想家“较量”呢?
    
    但是和中国共产党人比较起来,我们却拥有“政治”上的优势,只要人们回想一下在40年前,“七亿中国人民”把在中国实行专政的各级中国共产党人(当权派)当成了“牛鬼蛇神”“打倒”了,并勒令他们“靠边站”(不是在肉体上把他们“一棍子打死”)的历史,就充分地表现出了我们人民在政治上的优势。因此,在今天只要我们十三亿中国人民再一次地站出来,再一次地用全民运动的方式把他们“拉下马”,民主的“仗”的最后胜利就是可以预期的。
    
    有的读者读到这里,可能发问:“你说的不是文化大革命吗?在文化大革命中,七亿中国人民可是用马克思主义打败共产党当权派的啊!今天你不用马克思主义,可以战胜共产党人吗?”听了 这话,我莞尔一笑,一些中国人到今天都是死脑筋看问题。当年出现于“七亿人民”中间的那种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东西呢?难道我们今天还看不懂吗?那时,一个初中都没有读完的娃娃,连马克思的原著都没有接触过,而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毫不客气地把自己“打扮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到底是一回什么样的事情?现在总可以说清了吗?
    
    在1985年写作的《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我经历过的1966年政治运动》的书稿中(已在网上发表),我对于上述事情做出了民主的判断,我认为它是“权利”中的事实,而不是“思想、文化”上的事实。就权利的观点讲,一个人有权利认为自己的“思想”可以上升到社会认可的“高峰”,哪怕他的“思想”处在社会的最低水平上,情况如美国的一个法学家讲的,自由的法律允许普通公民“造”“登天的梯子”,既然是这样,一个人吹嘘自己的思想有多么伟大原本隐藏着一个权利问题,和“思想、文化”上的事实并不对应;就后者来讲,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当思想家的,更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上升到人类“文化”“顶峰”的。“顶峰”上蹲着的是极个别的天才人物。所以,把1966年的政治运动看成是“思想运动”、“文化运动”(毛就这样定义和这样看的),那是“虚空”的,非但没有真理性,反而包含着使“思想”和“文化”败坏的因素;但是把它看成是一个普通人争取“政治权利”的民主运动,那它就是“样本运动”(见拙作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批评(”
    
    )
    
    总而言之,如果用科学的观点,而不是用毛泽东思想解读上述问题,那么,那时的“马克思主义”是普通人百分之百的“我”之“主义”,只贴了个“马克思主义”的“商标”——这就是问题的真相。可见,在认识中国社会50多年以来的重大事情上,一个商标档了一下我们的视线,我们就看走眼了,这才叫“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啊!
    
    在40年前,我们打“政治上的仗”,还要给一个勇敢无畏的“我”贴一个商标,今天就不再需要了,在政治上我们露出赤裸裸的“我”就够了。就凭它,我们便可以打败共产党人。如果说这里有一个时间问题的话,那么什么叫历史的进步,我们基着自己个人的经历就可以解读它的意义了。于是,形而上学的历史观就被我们活生生的历史观给取代了。
    
    我们普通人民经过的事件由我们自己来叙述——这就是我们的批判、批评的一个意义,它比骂共产党要厉害。在骂共产党时,我们有可能长进,也可能不长进,但是在自我批评和自我批判方面,我们就可以长足长进。
    
    诸位,你们如果是识时务的人,就会明白,若是我们用“我”的思想去跟马克思主义“较量”,那是不中用的,但是,用“我”的情感、“我”的感受、“我”的爱好、“我”的偏好去在政治上抵制对“我”专政的人,我们却是可以获胜的。因为“我”的价值不仅仅是依赖“我的思想”,它体现在连同“我的情感”、“我的感受”、“我的偏好”在内的那个“我”的系列组织之中的,别人不可以用其中的一个“我”不如别人的因素(如“我”的思想不如马克思思想的深刻)就把整体的“我”打入冷宫。
    
    在逞不了能的问题上(如“思想”、“精神”或者“文化”),我们别逞能;在可以逞能的事情上,我们用不着装狗熊。可是,现在我们的错误是:许多人想在“思想”上逞能,而在“政治”上装狗熊。
    
    就历史情况来看,在政治上我们普通人可以逞能,已经逞了能。如1966年的“七亿人民”(那时一个中学生判断,刘少奇、邓小平这一类共产党大官在政治上错了,而乳臭未干的他们在政治上“正确”就是例子),1989年的数千万大学生、中学生和部分市民(他们认为自己以生命为代价所推进的政治运动是“民主运动”而不是“动乱”,认为“高自联”、“工自联”是“合法组织”而不是“非法组织”)……都是普通人,在参与运动的前一天,也都是备受压迫的人,只是在一个突然的时刻中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在他们身上,观点以前是怎么存在的?鬼知道),并且在观点相同的基础上组织了自治组织。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沿着这一条道路,我们中国人再逞一次能,就可以拿到民主。
    
    而民主——我认为——是一个在对比的意义上,只允许“人民”逞能,禁止“个人”逞能的制度。你只要看一看,在民主的国家里,所有欲在政治上逞能的政治家,哪一个不是“巴结”选民的高手就不会误解我的意思了。
    
    2007-9-23于首尔市《议报》首发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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