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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夺农村—中国发展战略之一/李冬
请看博讯热点:农民、民工问题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10月04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1)统购统销和户籍制度导致城乡分治,造成城乡两重天
    
       农民是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主力军。可以说,中共的江山是用几千万农民的血和人头换来的。1949年以前,中国农民对新政权寄予很大期望,以为一旦中共掌权,就可以“土地回家”,翻身作主。残酷的现实却是在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后短短几年内,农民就成了一无所有的新农奴。 (博讯 boxun.com)

    
      中共套在农民头上的第一道枷锁,是1953年实行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统购统销”,即在农村以国家规定的价格强行征购农产品,在城市以国家规定的价格向居民配给供应粮食。这个政策一直实行到1985年,对中国经济和社会产生决定性的后果。简要来说有两条:一是国家不但是一个政权,而且成为垄断的经济力量 -- 国家不但有镇压之权,即生杀大权,而且掌握了让你吃几碗饭的权力,即生存大权。二是分割了中国社会,使城乡两元化社会制度成为必然。
    
      果然,1958中共实行“户籍管理制度”,从制度上基本断绝了城乡人口流动,使国家能放心地实行城乡分治,即在城市保障就业(保障基本收入)、单位提供住房、实行免费教育、免费后半免费医疗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在农村农民靠天吃饭,自食其力 -- 住房自己解决、孩子上学要缴费,连校舍都要农民自己出钱盖,看病要自己掏腰包,根本没有免费医疗;与此同时,人身被牢牢地绑在土地上,即使饿死,也不准进城,否则就是“盲流”,要被拘禁、遣送回乡。如果说中共在城市里实行的是社会主义,那么在农村实行的只能说是极权制度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奴制度。
    
     这里需要指出两点:(一)中国巨大的城乡差别竟然是号称以“消灭城乡差别”,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中国共产党精心策划、长期坚持的制度性产物,这说明中共从来就不是有崇高理想的政党。(二)还需要指出的是,在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倒是为包括农民在内的全民提供基本收入、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即使在今天的俄国仍是如此,让访问俄国人中国人吃惊不已。而唯独以依靠农民打天下的中共,对农民采取了如此绝情的政策。
    
    (2)毛泽东时期中共政权对农民的无情掠夺:剪刀差和“征用”土地
    
     把农民沦为农奴,目的是严格管理,高效掠夺。中共到底从中国农民身上夺取了多少钱?众说纷纭。我这里主要引用周天勇教授提供的数字。周教授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副主任,应该说是中共政权圈子里的人,从主观意图上不会“恶毒攻击”,而且身居要津,能全面地掌握正确数据,有相当的权威性。他在2007年 7月9日《中国经济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现代化要对得起为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文中算了一笔帐:从1949到1980年 :由于实行统购统销,通过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国家为工业发展从农业积累了近1万亿的资金。与此同时,国家征用了农村集体所有8000万亩左右土地。从土地转移的工业化资金估计达1.6万亿元。两者相加共2.6万亿元。(现值为11万亿之巨。 )中国政府在1970年代的全年收入,一直是1000亿左右,1978年才1130亿。2.6万亿元是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二、三十年的财政收入。据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经济大半是靠剥夺农民来维持的。
    
     超高额的掠夺,造成农村极度的贫穷。无数农民常年处于半饥饿状态。1958年毛泽东发动疯狂的的大跃进,更使至少有三千多万农民死于饥荒。罹难于这场完全是中共一手酿成的大浩劫的人数,竟然与抗战八年死于残暴的日本侵略者炮火下的中国军民人数相近。农民生产出来的粮食被国家“统购统销”,以保障城镇居民的基本需要,而农民却大批大批地死亡。
    
    (3)“新时期”中共政权对农民的无情掠夺:苛捐杂税和剥削农民工
    
     毛泽东时期对农业的“竭泽而渔”政策,使中国农业面临全面崩溃。随着毛泽东的死亡和文化大革命的终结,中共的掌门人邓小平,应顺民意,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同意推行包产到户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给中国农民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在80年代的前一半几年里,由于中共放松了对农村的管束,农民获得了难得的生产经营自由,从农业生产到农民生活经历了几年的黄金时期。 但是,从1980年中期开始,中共故态复萌,又加强了对农村的控制。为此,基层干部人数猛增。中国城市人均收入远高于农村,但是街道居委会干部由政府发工资,绝对不能想象要城市居民掏钱来养活他们,而形形色色的村官、乡官,却都要由靠农民出钱供养。农民刚过了几年比较轻松的日子,又被苛捐杂税勒住了脖子,以至各地农村怨声载道,抗负斗争此起彼伏。
    
     “新时期”对农民的掠夺,更表现在无形的对农民工的剥削上。众所周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是廉价劳动力,廉价之中的廉价,是农民工。仅仅因为农民工这个身份,其工资往往只有同岗位城镇职工工资的一半左右。今年5月13日,在第三届中国薪酬管理高层论坛上,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步正发承认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普遍偏低,增长缓慢。有关调查显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民工工资绝大多数在600元左右,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GDP年增长率平均20%以上,农民工工资近12年来仅增长68元,平均每年只增加5元多。即使是低工资,部分企业拖欠工资的现象相当普遍。另据周天勇教授计算,从改革开放算起到2006年,城镇职工的年平均工资增长10%左右,而农民工的年平均工资增长则只有3%,2006年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为2万1千元;而农民工不到1万元(其实这是过于乐观的估计—李冬)也就是说,每一名农民工为中国经济剩下了1万多元。目前,有1.5亿农民工在外务工,仅2006年农民工平均工资与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比较,每年为经济发展节省了1万亿元工资成本(其实至少1.5万亿—李注)。另外,到2006年为止,农民工参加社保的不到6%,社保成本节约也变成了便宜劳动力要素的一部分,估计累计最少也有3万亿。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城镇职工和农民工劳动力工资差额和没有强制规定为农民工上社保,为经济发展积累的资金,最少也达10万亿(应该是二十万亿—李注)。
    
     农民工在城市里受歧视性剥削而挣到的血汗钱寄到家乡,在资金奇缺的农村,成为储蓄的主要来源。但就是这么一些可怜的资金也要调去支援城市建设。根据周天勇教授提供的数据,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体系将县乡区域农村的储蓄抽往城市和工业,总规模至少也在5万亿元。”
    
    (4)最后的掠夺:疯狂的圈地运动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级地方政府受到商业利益和政治动机的双重驱动,大力加快“城市化”进程。周天勇教授估计:国家从农村征用了1亿多亩耕地。
    
     按照中共的宪法,中共的土地所有权分属国家和集体所有。宪法第十条说:
    
     “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
    
     这里明文规定,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假若农村土地真正“属于集体所有”,农民集体就理应对土地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转让等全面的经济权利,但宪法接着又明文规定“国家”可以对土地实行征收后者征用,而只“给予补偿”。所谓“征收”“征用”,就是国家收回公用。这里有的只是行政性指令,而没有市场性有价转让。既然国家可以“征收”“征用” ,而只给予补偿,那所谓的农民对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就只是一句空话。原来,同样是宪法规定的“所有权”,还有“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之区别; 前者是绝对的,后者是相对的。中国的真相是,土地是国家的,可以让农民集体使用,但国家可以随时以“公共利益”征收为国有,而只给予“补偿”。土地集体所有制,意味着农民作为集体组织的成员,都平等地拥有对集体土地的成员权,但并不拥有按份分割土地的所有权。“集体产权”的这一特征,使集体与农民的权益关系变得模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坦承,现在征地制度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就是公权侵犯私权,行政权侵犯财产权。“虽然法律规定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但在集体所有制下,谁真正拥有土地,实际上并不明晰”。
    
     即使按照宪法,也里牵涉到两个问题:国家征用农田要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但什么是“公共利益”?对此中共的法律从来没有给予明确的界限。在不少地方,政府征地项目早已超出公共利益的需要,所征用土地用于工商业、房地产等逐利项目的占一半左右。不少地方政府假公益之名,行经营性土地征用之实,从中获取巨额土地收益。
    另一个问题是:怎样补偿?补偿标准怎么定?在中国,补偿的测算和执行完全是政府一家说了算。依据《土地管理法》,征地补偿费计算方式为“产值倍数法”,即征用土地补偿费,为该土地被征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安置补助费,为该土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这种测算办法是对农民明目张胆的掠夺。征地补偿标准未包含土地的增值部分。农地一经征用为商业性开发以后,地价一夜数倍、数十倍上涨。政府一直利用强制性土地征用政策,低价从农民手里征地,高价出售,一手来、一手去,转眼间获取巨额土地资本增值收益。周天勇教授说“就是保守地按每亩10万元计算,高达10多万亿人民币,但由于征地补偿太低,加上层层扣留,到农民手中的,不到7000亿。”也就是说,只有7%的土地价值归于为宪法明文规定享有“所有权”的农民,而93% (9.7 万亿元) 的价值落入官商口袋。
    
     即使这样微薄的补偿金办法,地方政府一般都就低执行,而且尽量拖欠。
    正因为刮地皮油水重,而且“得来全不费功夫”,几年来,在中国各地刮起了"圈地运动"的狂潮,各级地方政府通过低价征用农民土地,吞噬了面积惊人的耕地。一些地方采取"要地不要人",甚至欺骗式、掠夺式的办法 "毁农民的庄稼,扯农民的房子,挖农民的祖坟,占农民的耕地"。如果说十五世纪以后发生在英国的“圈地运动”是羊吃人,发生在二十一世纪中国的这场方兴未艾的圈地运动则是人吃人 – 官商吃农民,权贵吃百姓。
    政府给失地农民发一点征地补偿费以后,再也没人管了。农民称之为“一脚踢”,即给点钱就一脚踢开。在城乡分治的中国,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唯一资源,土地一旦被征占,就意味着失去了基本生存保障。大部分失地农民成为"五无"状态(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创业无钱,生活无望),在就业、子女就学、社会保障等方面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受到种种的歧视。
    
     据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提供的数据,从1990年到2002年,中国占用耕地4736万亩用于非农建设,这些非农建设用地主要集中在城郊农村,那里一般人均耕地不足0.7亩,每占用一亩耕地就会造成1.4人失去土地。依此推算,13年来大陆至少有6630万农民失去土地。这以后每年非农建设用地仍需要250万—300万亩,每年至少有200万农民实地。可以估计至今约有7000万农民丧失了土地。按照《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0年至2030年的30年间建设占用耕地5450万亩以上。每征用一亩耕地,就要伴随着1.5个农民失业,这就意味着失地和部分失地农民又将增加1.1亿以上,即至2030年失地农民将剧增到1.8亿人。据估计,这1.8亿人口中至少有一半将陷入赤贫状态。国内研究人员列举数据说明,目前中国弱势群体的规模已达1.4亿~1.8亿人左右,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14%。到2030年,中国弱势群体的人数将到达2.3~2.7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7%~20%。而其中大部分是圈地运动的牺牲品 – 失地农民。
    
     总结以上,即使完全采用周天勇教授保守的数据,从1950年至今,城市掠夺农村的金额不完全统计为:
    
    I 1949-1979
    工农业产品“剪刀差”:1万亿元
    征用农田:1。6万亿元
    两者相加等于今值 – 11万亿元
    
    II 1980-今
    农民工同工不同酬 – 10 万亿元
    农村储蓄金 – 5 万亿元
    征用农田 – 9.3 万亿元
    
    总计:35.9万亿元
    
     中国财政收入近年来以20%左右的速度剧增,去年达到3.9万亿元。而从农民身上掠夺的资金,少说也有35.9万亿元,可见这一掠夺是多么的骇人听闻。
    
    (4)说明与讨论
    
     说明
    
     本文所及,仅为城市掠夺农村的现象,未能全面讨论中国城乡分治、城乡差别的问题。在“改革”近三十年的了今天,中国的城乡差别 -- 在经济收入、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方面 -- 专家们估计城乡居民收入之差为6:1,城乡差别之大为世界第一。其实城乡差别是全方位的。中共明文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城市按每22万人产生一名代表,而农村要88万人才产生一名代表。中共竟然堂而皇之钦定四个农村户口才抵得上一个城市户口,还侈谈公民政治平等。更何况,农村代表又绝大多数是中共党政官员,真正的农民凤毛麟角。
    
     下面我想讨论三个问题:城乡分治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从掠夺农村的策略看中共发展的指导思想;关于纠正和弥补掠夺农民现象的具体建议。
    
    城乡分治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近六十年来对农村的掠夺和对农民的歧视,是中共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号,人为制造“种姓制度”的历史。对中国社会造成了严重恶果。整个中国社会被撕裂为城乡两块 -- 大城市摩天大楼林立、豪华车如流,气势压倒欧美,而广大农村,特别是内地农村草房泥路,破败凋敝,与非洲无异;城里人风尚时髦,讲究健身减肥,饲养宠物,而不少农民则为一日三餐劳作发愁。同为中国人,却已无共同语言。在很多城里人眼里,农民成了无知落后,甚至肮脏粗俗的代名词。人们不再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而说“农民工想娶大学生”。经过近60年的熏陶,在大多数中国人已经形成城乡差别的思维定势,见怪不怪。社会分裂令人痛心,却极有利于中共的统治,因为城里人享受到相对于“乡下人”的特权(例如,一个北京人的低保金每月是550元,相当于血汗工厂农民工的全月工资),意识到自己在城乡分治制度中多少也是既得利益者,因此增加了对维持现行制度的兴趣,而对推行“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有所疑虑,甚至恐惧。
    
    从掠夺农村的策略看中共发展的指导思想
    
    1949年前中共依靠“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取得了政权,1949年后却采取了“城市剥夺农村”的策略发展经济。从本质上说,这是以牺牲最大多数国民(农民)的利益为代价,取得高速度发展的道路,其指导思想是“只求效率,不顾公平”。尽管毛泽东和邓、江、胡追求高速发展经济的具体做法很不相同,但这个“只求效率,不顾公平”的指导思想是近60年一以贯之的。而这一点,又和中共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为达到目的不计手段的传统一脉相承。由于这样的指导思想深植于中共党文化,因而不可能轻易改变。可以预料的是,虽然中共会唱唱“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动听高调,甚至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实施局部有限的让步政策,但是在效率和公平之间将继续选择前者。然而必须明白,长期不顾社会公正,必将贫富悬殊,社会分裂,造成权贵骄奢淫逸、暴戾恣睢,平民由绝望仇富,进而铤而走险,导致社会动荡、酿成民族悲剧。至此,什么经济发展、骄人成果,都将毁于一旦。
    
    关于纠正和弥补掠夺农民现象的八点建议。
    
     从胡温提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来看,应该说是明白这一点的。在中国,要实行“和谐社会”,首要的是尽快缩小城乡差别,做到城乡同步发展 – 在城乡两重天的情况下,中国社会怎能“和谐”?若真正相信“以人为本”,就必须切实关心农民的利益,因为农民是中国人的大多数。为此,我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立即取消户籍制度,废止由户籍制度造成身份歧视,在一切领域给予农民国民待遇。
    
     第二,制定法律,将土地分给农户;农民分得土地后,对土地享有一切财产权。
    
     第三,废止现行的关于城乡人大代表名额的决定,城乡人大代表必须产生于同样数量的的人口基数,真正做到宪法第33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第四, 取消农民工的身份和称呼,在一切企事业中确保所有雇员同工同酬,享有同样的社会保险和其它一切权益。
    
     第五, 废止现行的歧视农村地区的高考录取分数线,确保农民子弟享有与城市居民同样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第六, 在农村允许并鼓励农民成立农会,使其成为代表农民利益的社团,并让农民在农会中学会民主程序和行事方法,为在中国实行民主普选做好准备。
    
     第七, 为了补偿历年来对农村的掠夺,政府应该拨用巨款,(1)振兴农村教育,逐步缩小城乡学校在师资和办学条件方面的差距,切实为农民子女实行九年义务教育; (2) 加强农村医疗体系,使农村医护人员素质和医疗条件逐步接近城市水平,为全体农民免费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险; (3) 为全体农民提供基本社会保险,包括为老年农民发放农业退休金。
    
     第八, 建立“1959-1961年大饥荒死亡农民纪念碑”,永志中华民族对农民的负疚感恩之情。
    
     农民是中国人的主体。只有农民活得像个人,中国人才算站起来了。只有让农民获得实利的发展,才是有意义,而且能持续的发展。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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