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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机遇”问题,还是“素质”问题?——民运及政治问题连续帖(5)/武振荣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10月03日 转载)
    民主是18世纪的产物,自然而然,它来源于古典理论,但是20世纪却是民主的普及时期。自不待说,在普及中,民主逐渐地变成为一个完全现代的事物。既然是这样,那么,目前所有关心民主的人都应当看到上述的变化,对于民主在上一个世纪获得的现代性应当给予最大的关注才对。
    
     可是呢,在我们中国情况就不是这样。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我们中国人是在拒绝、不信任西方古典民主理论的情况下突然在一个时间中抓住民主的,并且是一下子就陷入了民主的多元化对立、对抗的局面之中了,所以,当这样的民主实践在失败之后,我们才回过头去研究民主的理论,这时,古典理论就好像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一课”。 (博讯 boxun.com)

    
    同许多的事情一样,当我们被古典理论埋宏大的叙事框架所吸引时,对于民主 理论的学习就如同中世纪一降的那些传统的中国秀才们学习孔夫子理论一样,忘记了自己所处的空间与时间,于是,把自己在此前的有关民主的实践一下子撇在了脑后了,死记硬背,摘章寻句的方法又派上用场了。
    
    在古典时期,参与民主的人是有条件的,他们起码要有一定的文化与知识,因此,选举就需要在民众中设置“门槛”。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甚至在20世纪的上半叶,由于世界上各民族国家条件的不同,比较发达国家中的某些学者又以理论的方式为不发达与欠发达国家设置了“门槛”,认为后者跨不过它,就不可实现民主。因此人们就倾向于这样认为:在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上,似乎某些民族与国家以及生活在某些地区的某些人群是不宜于过民主生活的。如果说这种“理论”和当时半个地球上的人类都生活在专制之中的情况是一致的话,那么,它有自己的理论价值。问题是,当20世纪下半叶大众传媒已经普及到全球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广播、电视以及互联网把地球作为一个“村”联系起来时,世界各国人民进入民主需要跨越的“门槛”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与经济上的发达与不发达一样,政治上的民主与不民主,就成为“机遇”性质的东西了。
    
    情况虽然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但是人的思想往往是跟不上变化着的形势的,生活的更新程度之快,是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但是,民主的理论变化得远远不如生活快,于是,存在于生活中的活生生的民主就失去了理论价值,而学校教科书中写着的民主理论,虽然是些已经过了时的东西,却被作为“知识”传播着。庶几,一个国家或者社会因为“机遇”好而得到了民主,另外的一些则因为没有抓住“机遇”,或者说错过了“机遇”和民主擦肩而过的事情就不会得到人们认真的研究。于是,在某些“专家学者”那里,“机遇”好与坏的问题就被另外的问题所替代了。
    
    在经济生活中,某些人因为“机遇”不好,而失去了发财的可能,我们大家似乎承认他“机遇不好”,但是,一个民族因“机遇不好”而错过了民主,我们都说它“素质有问题”。目前,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许多研究中国为什么不民主的人的思路也大都是这样。
    
    有的人说,中国人得不着民主,是“素质上的问题”,他们把“素质”分为“古代的”和“现代的”;有的人还说,中国不民主的原因是“中国人基因有问题”,“基因”又可以分为“生物的”和“文化的”……总之一句话,由“专家学者”们所列举出来的那些“问题”,我们中国人是克服不了的。比方说“素质问题”,你认为改变中国人“现代素质”也许不太困难,困难的是怎样改变“古代素质”?基因的问题也是一样,真正的“基因工程”对之也束手无策啊。
    
    民主在今天是一个新事物,但是,我们老是把它放在过去的理论框架中去理解,去思考,我们是闹不出什么名堂的。因此,出于我们之口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只能使我们自己和别人或更多的人泄气。
    
    中国人在过去几次的时间上失去了民主的“机遇”,这本身就是令人泄气的事情,可是,中国社会上那些“知识精英”们所提出的解决之道却更加令人泄气。正因为广泛存在着这两个“泄气”,中国的民主才一蹶不振。
    
    于“新事物”对应的是搞民主的人必须要有“新思想”,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获得研究民主的资格,否则,你是一个“知识”多得溢出来的人,你在民主问题又能够说出什么东西来呢?反之,你的知识不多,但思想是“新”的,我相信你的研究就可以出成果。
    
    如果我们运用“新思想”去观察人民中的问题,那么,你就会发现存在于他们中间真正值得批评的东西不是“素质问题”,也不是“基因问题”,而是他们对于过去几次民主“机遇”的失去耿耿于怀,以至于长时间地处于“泄气”阶段。
    
    我认为,理论上要阐明的是:一个对民主“泄气”的民族,是拿不到民主的!哪怕这个民族在过去的历史中曾经几次做出过让全世界“震惊”的民主运动,哪怕她的基因很好,素质很高。
    
    “机遇”的失去对于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来讲,都可以造成巨大的挫伤;在挫伤中,他或者她有可能心理错乱,精神恍惚,意志消退,甚至于往往混淆事物的性质,把问题A 误认为是问题B.。
    
    民主虽然是一种普通的制度,但是一个民族要能够赢得它,却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做出巨大的努力,并且要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之中投入巨大的 热情,特别是在过渡时期,这种巨大的热情甚至往往表现为疯狂。罗马尼亚的民主化关键时刻出现了政变,产生了“救国委员会”这样的组织;前苏联也是一样,也发生了政变,坦克都开到了莫斯科的街道上了,叶利钦就站在坦克上指挥 人民。因此,我曾经说过,在过渡时期,民主的图像不可避免地要套上“动乱”的画面,特别对于共产党专政的国家来讲,情况更是如此。但是,目前正是这一点把我们许多的中国人给吓住了,我们要的那个民主是“纯粹的民主”,不能够允许一丝“动乱”。因为,我们太怕“动乱”了。我们心里是这样想、这样说的:学生们的 “动乱”,使我们中国耽搁了十八年,“七亿人的动乱”耽搁了四十年,再来一次“十三亿人”的“动乱”那不是洪水猛兽要灭亡中国吗?朋友们,如果我们大家都这样想,再一百年时间,我们也等不来民族的!
    
    诸位:我们中国民主之病就害在这里,在这一组连续的帖子中,我将要一个一个地论述它。读了其中的一、二个帖子,你也许感觉没有什么,但是,我相信你要是读完了这一组帖子,也许体会到在政治问题上,民运人士应当说什么?怎么说?
    
    2007-9-20《议报》首发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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