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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凯、王绍光、茉莉谈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7月17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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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稿者按:

     最近大陆学者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发表后引起海内外巨大反响,被誉为不亚于真理标准的大辩论。但辩论的基本概念,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 什么是社会民主主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理清这些基本概念,特别推荐三位有代表性的作者的文章,供大家学习参考。欢迎拍砖!须言之有物。 (博讯 boxun.com)

    刘国凯:简译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

    1834年法国圣西门学派的勒鲁在他与雷诺合编的《新百科全书》上发表“论个人主义与 社会主义” 一文。不久雷诺也出版了一部名为《论改革派和现代社会主义》一书,社 会主义一词由此广为流传。勒鲁和雷诺并被视为“社会主义” 一词的首创者。 其实,在此之前的1832年,在圣西门学派主办的《地球》杂志上,已有文章把社会主义 解释为人与人有组织的关系。而“社会主义” 一词最早是出现在1827年英国欧文主义 者主办的杂志《合作》上。1935年,欧文在英国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 。1840年, 这个研究会出版《社会主义或理性社会制度》一书。 显然,在那个时代,“社会主义” 是一群社会改革者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形态。这种社 会理性和谐,没有企业主与劳工之间激烈的矛盾和冲突。然而,这也同时意味着“社会 主义” 一词在那个时代还不是一种政治制度,更不是一种变革社会的手段和方式。 社会民主主义一词出现得比社会主义要迟。1848年,德国的社会改革者司徒卢威自称社 会民主主义者。1849年初,斯蒂凡创办《博爱报》,也自称社会民主主义者。1849年9 月,马克思、恩格斯在伦敦组织“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流亡者委员会” ,这些就是社会 民主主义最早的版本。显然“社会民主主义”与那时的“社会主义” 不同。它不再仅 仅是一种理想中的社会形态,而是一种变革社会的途径、方式。

    那么这个途径和方式是怎样的呢?在二十多年后马克思、恩格斯拒不承认自己是社会民 主主义者时对社会民主主义作了这样的诠译。马克思说:“无产阶级的社会要求失去革 命锋芒而获得了民主主义色彩,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要求失去了纯政治的形式而获得 了社会主义的色彩。这样就产生了社会民主派。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民 主共和制度并不是为了消灭两极,即资本和雇佣制度,而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用劳动的 对抗使之变得协调起来,是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恩格斯补充说:“而我们 的利益和任务却是要不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统治消灭掉,直 到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

    应该说,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民主主义改造社会的方法途径的诠译是相当准确的。 那么民主社会主义又是怎么得来的呢?民主社会主义一词首创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 人之一威廉. 李卜克内西。1888年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民主社会主义深信政治问题和 社会问题有着紧密的关系。”但在此之后,民主社会主义一词几乎被人们遗忘。直到大 半个世纪后,第二国际的后裔社会党国际在1951年成立时,在其纲领《法兰克富声明》 中,将其思想体系表述为民主社会主义。此后,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互用、通 用。在偏重于历史渊源时,多称社会民主主义。在偏重实际政治斗争时多称民主社会主 义。因为欧洲民主社会的右翼政治势力为了在中间选民中争取选票,总是竭力把社会民 主党抹黑为苏共、中共的同类,说社会民主主义与苏共、中共奉行的社会主义是一回 事。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表明自己的理念与苏共、中共的根本区别,欧洲各社会民主主 义政党遂将其奉行的理念称之为民主社会主义,以与苏共、中共的专制社会主义相区 别。 这其实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就其社会主义的原意来说,社会主义就意味着民主。但由於 一度强大的苏共,和现在表面上仍然强大的中共仍然在唱着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的调子,迫使欧洲社会民主党为了在选战中不致被右翼抹黑,失去中间选民的选 票,而将其理念表述为民主社会主义。这样一来,倒好象社会主义一词没有民主的本意 了。 在“苏东波”之后的今天,欧洲社会民主党又有多用社会民主主义一词的趋势。

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 王绍光访谈录(节选)

    中国未来是社会民主主义,还是民主社会主义

    玛 雅:关于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舆论近来热炒的“民主社会主义”是否理想选项?你对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如何评价?

    王绍光:这篇文章存在几个误读。首先,作者误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理论,解读为像他自己所认为的那样。第二误读了他自己的概念——民主社会主义,没有搞清楚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民主主义,泛泛而用,说的概念是民主社会主义,举的例子是社会民主主义。第三是对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实践的误读——所产生的背景、整个历史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什么会是那个模式等。他没有认识到,北欧国家社会民主主义体制的出现,或者美国自由资本主义的体制下出现一些带社会主义色彩的政策,是因为有一个强大的共产主义集团存在,构成了对资本主义的竞争。那些国家是害怕共产主义蔓延,为了抵御它,才不得不采取一些社会主义的政策,导致这些模式的出现。对于这些历史、国际变量等,《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的作者都误读了,好像真是有人发了善心,找到一条道路就走了。事实上,如果没有当年的苏联、中国提供另一种可能性,那些国家引进或者坚持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政策的可能性非常小。

    反过来说,民主社会主义好不好?当然好。首先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社会主义当然更好。但我讲的民主社会主义和作者讲的“民主社会主义”完全不一样。他讲的无非是社会民主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社会实行某些社会政策。这三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玛 雅:这三个模式的区别何在?

    王绍光:民主社会主义首先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形容词,社会主义是名词,democratic socialism。社会主义的基本假设是要有社会,社会在前,个人在后。社会主义并且强调某种形式的公有制,而不仅仅是二次分配。但是这个社会主义必须是民主的,不是专制的。这个当然很好。

    社会民主主义是说,我是资本主义的,而且不改变资本主义,但我推行一整套的福利政策,从摇篮到墓地。这样来降低阶级矛盾,资本家的利益得到保护,工人的利益也受到一些照顾。这叫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

    自由资本主义里有某些社会政策,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叫liberal democracy(自由民主)。它有些政策带有社会主义色彩,比如提供一些基本保障,但它远远达不到社会民主主义的程度。美国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政策都跟那些社会民主主义国家没法比。

    这是三个完全不同的模式。现在的美国模式比原始资本主义好一些,社会民主主义又比自由资本主义好一些,至少给老百姓提供一个保障体系,保证人有尊严地生活下去。民主社会主义就更好一些,它使每个人,包括劳动人民,都变成社会的主人,变成真正意义上的stakeholder(利益攸关者),而且它是民主的。那些热炒“民主社会主义”的人把这三种模式搅和在一起,要的究竟是什么呢?不清楚。好像三个都是一样的,除了中国不好哪儿都好。

    分清这三者的不同,我们也许可以说,中国的发展可能会有最低纲领、中间纲领和最高纲领。中国现在带有很多资本主义成分,那么多一点社会保障最好。今后能做到跟北欧一样的保障水平更好,锦上添花。再往后能实现某种社会主义,主要的所有制是某种形式的公有制,然后还是民主的,那更好。

    玛 雅:中国目前与“自由资本主义”模式比较接近?

    王绍光:中国是在原始资本主义冒头时便开始引用一些社会主义政策。但中国又特殊,它本来就有社会主义。它是从社会主义退到现在的状况,还有很多社会主义的遗产、记忆和传统,所以不太容易直接跟美国那种资本主义相比。中国现在还不太发达,钱还不太多,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做的事,就是建立以社会救济为基础、以社会保障为短期目标的保障体系,尽可能地给广大老百姓,尤其是社会最底层的人,提供某种经济社会安全,让他们有一个有尊严的生活方式。

    玛 雅:也就是说,中国现在处在资本主义原始阶段,又保留着社会主义传统,是一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体?

    王绍光:在这个结合体中,社会主义传统是很重要的。中国近年来政策转变的速度之快,从原始资本主义往福利社会转变的过程比别的国家短得多,出现社会政策后,新的政策出台的频率比较高,都是得益于我们的社会主义传统。

    玛 雅:如果我们的社会发展比较理想,社会主义的成分会越来越大?

    王绍光:这个问题今后中国还得再做选择。一种选择是走社会民主主义的路,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形式,但是国家通过很强的税收来进行二次分配,保证比较公平,大家共同富裕。另一种可能是走向民主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到一定的时候,恐怕会出现这样的争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跟第三国际争论就是争的这些东西:在资本主义的肌体上加上一点社会主义的雕饰,是不是能真正改变资本主义?也许更有保障的是让全体人民共同拥有生产资料,这种所有制基础上实现的社会主义是更好的。这种争论现在还不会出现。现在是说,我们目前就是这个国情,我们需要保护一批人或一大批人,给他们提供最低生活保障,或者收入保障。现在中国面临的是要这个还是不要这个的选择,今后可能是要这个还是要那个的选择。

    玛 雅: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有哪些思想资源可以借鉴,以实现比较理想的社会?

    王绍光:对未来发展道路的探索可以基于三种资源:第一是中国传统社会以“仁爱”为基础的思想,我称为“博爱”;第二是社会主义思想资源,可以用“平等”概括;第三个思想资源是改革开放以后进来的,就是自由。

    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思想,一个共同点是比较强调群体——家庭、家族,兼爱、仁爱。今天中国出现新儒家、新墨家、新道家等,共同之处就是强调群体。这个在中国非常重要。下岗工人怎么解决生存问题?就是靠家庭。北京北飘总有几十万人吧,很多年轻人买房,有多少人自己掏钱?除了父母就是丈母娘出钱。这种传统的思想资源已经在起作用。中国传统思想中有很多糟粕的东西不应该借鉴,这个可以借鉴。先要爱家人,然后要同情别人,兼爱、博爱。

    第二种是毛泽东时代形成的社会主义传统,就是平等。这种平等我们住在中国不觉得,出去跟别人一比才能体会。台湾前省长周至柔的女儿到大陆来,有个惊人的小发现,说大陆人坐出租车坐在前排,跟司机坐一块儿,这在台湾是不可能的。前不久我和一个省委副书记聊天,他说经常和司机一起吃饭,饭桌上一起谈论问题。这在台湾、韩国、日本、美国难以想象,香港绝对没有。我去韩国,韩国人说他们的社会等级有三个根源:日本人统治、儒家传统和军队传统,长期的军队治国。我说前两个对,最后一个说不通。为什么呢?中共的军队强调官兵平等、官兵一致。韩国人说,他们的军队不是这样。中国现在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平等意识依然还在起作用,这种传统对形成一个生命共同体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个是改革开放后新的思想资源,强调自由、个性、个人奋斗。这个资源在过去30年对思想发展、经济繁荣和社会多元化,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这三种思想资源在中国已经有广泛的基础,需要大力推广。它们相互是有张力的,经常会出现矛盾,但又是互补的。中国的老左派注重平等,容易忽略自由;自由派强调自由,容易忽略社会主义传统;新儒家、新墨家等讲兼爱、博爱,左派和自由派都有可能否定。几方都容易偏颇,与其独轮车往前走,不如三轮车往前走,走得更平稳。对普通民众来说,平等更重要,如果否定平等就会伤害到他们;对精英而言,自由更重要,为了平等剥夺他们的自由,也不利于稳定。两者之间的矛盾,需要超越各自的利益,以对别人的仁爱之心来平衡。所以,要张扬这三种资源的积极意义,使之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推动力。

    原载于《领导者》2007/6,总第16期

瑞典模式与分大饼 --- 北欧社会民主主义的特点

    茉莉

    前不久中国领导人胡锦涛访问瑞典时,正是国外内讨论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很热火的时候,于是网上有人开玩笑说:“看,胡锦涛到瑞典去学习民主社会主义去了!”让热爱苏联文学作品《卓娅和舒拉》的胡锦涛,去瑞典著名作家斯特林堡的小说《红房子》中,认识社会民主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我看还是有点难度的。

    就在北欧最美丽的六月,胡锦涛先生在“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的瑞典访问了几天。他不但会见了国王和首相,还到处碰到抗议中共侵犯人权的游行示威人群,这些抗议者毫不客气地给他上了常识第一课:北欧社会民主主义根本不同于前苏联的社会主义。

    ◎ 误读“瑞典模式”的苦心

    在读各位的讨论文章中,我有一个困惑,即中国学者口口声声称“瑞典民主社会主义”,而瑞典人自己使用的称呼却是“社会民主主义”(Socialdemokratin)。有人认为,称呼不同没有关系,只要大家说的是一回事就行。

    但在我看来,改变了这个词的次序,意思就不太对了。使用“民主社会主义”一词,就把瑞典模式纳入了马克思旗下的社会主义阵营,比较左倾一点。而使用“社会民主主义”一词,瑞典模式就仍然在资本主义体制之内,是诸如“第三条道路”之类的中间社会形态。

    这一点区别是如此清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立足于公有制和阶级斗争,对资本主义财产关系、法权观念和经济制度进行了根本否定;而瑞典社会民主主义却是遵循普世文明价值的,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优点融合在一起,使瑞典社会既免于放任资本主义下的不公,又免于社会主义中央集权下的效率不彰。

    谢韬老等国内优秀知识分子,为了给中国寻找一个更为人性的社会制度,把目光投向北欧,这是对的,是值得钦佩的。谢韬老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虽然知道瑞典完全是私有制国家,但谢韬们仍然要把瑞典纳入马克思主义旗下的社会主义阵营,为此,他们阐述了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理论。这种创新的观点大致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需要现代化。由于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追求是实现社会成员的普遍幸福,所以,普遍幸福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有利于老百姓过好日子的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这种新观点看起来可以自圆其说,但实质上却是对瑞典模式的误读。笔者曾在一篇谈论瑞典资本家的文章中提到,瑞典模式应该称为“人道资本主义”,因为它是大资本家财团垄断经济的社会,该国百分之九十的企业在私人手中。

    为什么这么多博学的人们,会误读瑞典模式呢?我想,这也许是一个策略的需要。当前,中国官方的主流话语在名义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要引进瑞典模式,只有将之与主流话语挂钩,符合共产党的“政治正确”,才有可能被接受。这种特定条件下的误读,一片苦心可鉴,所引起的大讨论是很有意义的。

    ◎ 从历史渊源看特殊政治形态

    在笔者看来,瑞典模式和马克思主义关系不大,它本质上是斯堪的拉维亚特有的政治形态。植根于古代乡村的瑞典式民主,与欧美很多国家的民主有所不同。

    据《瑞典史》记述,早在公元500年,瑞典农民就制订了解决一切争执的规则,农业社会内部就有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这是一种用来对付北欧寒冷气候的原始民主体制。海盗时期,出征的海盗是由村落或氏族集体讨论决定的,海盗们必须像兄弟般团结搏斗,才能适应当时的社会条件。因此,即使他们在拿起牛角喝酒时,也要考虑其他海盗兄弟能喝到同样的分量。

    到后来,瑞典发展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1723年,议会成为最高权力机构,参加者有教士、贵族、资产者和农民四个等级,这即是说,社会各阶层都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到18世纪30年代,议会中出现了政党的雏形,分庭抗礼的两派,一是代表大贵族的“礼帽党”,二是代表市民阶级的“便帽党”。作为瑞典模式的关键——以议会制来分权制衡,在瑞典历史上存在已有二、三百年了。

    直到19世纪末,瑞典才从贫穷的农业国逐步发展工业,工会运动由此兴起。1889年,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成立,创始人是亚尔马·布兰亭。这个时期,社民党的指导思想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不否定暴力革命。其党纲一度宣称:“通过阶级斗争剥夺资本主义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以社会控制和管理取而代之。”

    1925年布兰亭逝世,接替他任社民党主席的阿尔宾·汉森走向社会改良主义。他提出“人民之家”的口号,实施提供各种社会保障的改良措施,代替以前提出的阶级斗争和生产资料社会化的政策主张。而后社民党长期执政,和资本家合作,奠定“瑞典模式”的基础。用前首相帕尔梅的话说:“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在一定程度上处于与资本主义共生的状态。”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瑞典模式是在社民党抛弃马克思主义之后,才得以诞生的。它有自己的历史渊源,有瑞典传统的“中庸之道”(lagom)哲学的影响,因而能够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以各种措施保护工人利益。

    ◎ 企业利润大饼怎么分吃?

    今年五月,北欧航空公司(SAS)爆发了一场罕见的大规模罢工,各航班飞机瘫痪,殃及大批乘客。SAS员工们的要求不外乎改善工作条件,减少工作时间和增加工资。开始雇主的态度很强硬,罢工拖延了五天才获得解决。

    尽管知道罢工是员工的基本权利,但我们并不太同情罢工者,因为SAS员工的工资不但比我们教育部门的员工高得多,也比其他航空公司的员工要高。有一位被耽误航班的美国乘客,甚至在电视上对罢工者忿忿不平地说:“你们不愿干,走人好了。”

    然而奇妙的是,不管我们怎么不看好这场罢工,罢工者居然赢了。原因在哪里?罢工伊始,瑞典政府不直接介入,只是一旁静观事态的发展,促进双方谈判。罢工闹到最后,雇主方面损失巨大,挺不住了。既然他们不可能要全部员工“走人”,于是只得和工会重签集体协议。

    对SAS罢工者来说,他们的工资虽然比一般行业要高,但私人企业的资本家获得的利润更大,因此员工有权要求更好的待遇。这就是说,甜饼做大了,各方都要公正地多分一点。这就是北欧平等精神的体现。

    有趣的是,去年SAS公司在飞往中国的航线上雇用了35名中国空姐,其工资只是丹麦空姐的五分之一。此事被丹麦工会揭露,工会主席暗示性地发出了罢工威胁。SAS公司发言人只好出面解释,说他们只是在飞中国的航线上需要一些懂中文的空姐,绝对无意在其他洲际和欧洲航线上低薪雇用职员。北欧工会的强大力量可见一斑。

    根据有关统计,在西方发达国家,员工的工资收入一般都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0-60%;而在中国,员工工资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1%左右。这个数字对比,很能说明当今中国工人的悲哀现状。为什么中国工人不能争取更高的工资水准?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手中没有北欧工人拥有的有力武器:组织起来罢工。无法与老板讨价还价,中国工人在当今的利益大饼中,就分不到自己应有的份额。

    ◎ 财富分享和民主政治

    在最近的“北欧热”中,我读到《南方周末》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北欧和谐,前提是分享》。作者关山,是广东省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关山认为:“独特的北欧模式——其最重要的一点是,全民创造的财富,应该通过税收杠杆由全民分享。”“不强调在生产领域的集中,但在收入再分配领域实行集中。”

    关山的论述,可以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认为全民分享财富是北欧模式成功的关键,这是对的,但他没有说明,财富分享的前提又是什么?如果北欧没有民主制度分权制衡,政府不能保障法律规定的工人结社自由和罢工权利,工人不能组织起来集体谈判,那么,天性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凭什么要多切大饼给工人分享?

    这就是国内一些官方学者的局限,他们看到了北欧和谐后面的分配体制,却不能或不敢从政治制度上找原因。他们或许以为,在仍然保留一党专制的体制下,能够通过财富的分享,达到社会的和谐,这是一种近乎做梦的幻想。没有民主政治的制约,中国式的野蛮资本主义,只会变本加厉地巧取豪夺,黑砖窑之类的恶性事件层出不穷,哪里还会有什么和谐?

    在讨论瑞典模式时,我们不能忘记的一点是:在英国《经济学家》统计的全球民主主义排名中,瑞典以9.88的成绩排名第一。

    -----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07年7月号 _(博讯记者:黄钟)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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