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评论] 页面有问题?请点击打印板-》打印版                  [推荐此文给朋友]
[博讯主页]->[大众观点]
   

武振荣:“八九”政治对话失败原因之浅探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6月12日 转载)
    文章摘要: 分析到这里,我们就会发现“八九民运”是两张皮:一张是那时由大学生们创造的单纯的知识分子运动之皮;另一张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人民参与政治运动的传统之皮。所以,在运动的前一张皮被揭掉后,后一张皮在北京市民自发的抗暴行为中就显示出来了。因此,所有研究“八九民运”的人如果看不到这个现象,那么,他们的研究就是纸上谈兵。
    
     (博讯 boxun.com)

    作者 : 武振荣
    
    (一)
    你仔细分析一下发生于1989年5月中旬的学生运动,就会发现它很时髦,如果说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上的当权派以“改革开放”的方式要“赶”国际社会政治上之“时髦”的话,那么,可以说是“赶”上了。无论怎么说,在1989年,“政治对话”不但是一个很时髦的词,而且学生运动也一直维系在与政府“对话”的诉求上,因此,李鹏政府——一个骨子里很专制的政府也在全社会“应当对话”的舆论压力下“接见”了学生代表,与此相关的是,赵紫阳在一个迟来的时间上于天安门广场也“看望”了学生们,并且用手提喇叭直接地向同学生们“喊话”……,无论怎么说,这是共产党建政以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总之一句话,“对话”成为中国社会政治上一个很时兴的新名词,而“政治对话”也就好像是展示了中国社会的一种新型政治关系。
    
    因此,直到北京市民参与运动前,学生运动可以用“政治对话”来定义,可见,在80年代初,“政治对话”这个词就很快地在中国时兴,并且随着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于80年代末,在学生运动特别是在数以千记的学生们大绝食行为的诉求下,促使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对话政治”。
    
    但是,随着“六四”的血腥镇压,非常时髦的“对话政治”也给烟消云散了,以至于在“六四”后的18年中间,它连一个影子也没有留下,而那些深深怀念“六四”的人们,也很少有人再提到“政治对话”或者“对话政治”了。非常明显,如果说在“六四”之前,对于广大的中国人民来讲,“对话政治”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明确的标志的话,官方和人民都曾经以此为骄傲,那么,它的失败——彻底的失败,却使得“六四”之后的人们再回想到它时,好像是一种讽刺;又如果说这种讽刺是“血的讽刺”的话,谁还想着要再提起它呢?
    
    根据《全球对话的时代》一书的作者L维斯德勒教授提供的材料,中国在1984年就派一位“青年的学者”参加了南斯拉夫一所大学和维斯德勒教授“联合发起的一个项目”。到1987年和1988年,主张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宗教和意识形态对话的维斯德勒也到过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演讲(见《全球对话的时代》中文本第269-271页,刘利华译)。可见,在那时国际社会上的“对话”的思想已经进入了中国大学。因此,在寻找和分析“八九学生运动”的“大气候”时,我们认为它是世界上民主的进步思潮在中国的一种反映或表现,无论如何都是言之有理的。
    
    (二)
    “八九运动”在北京市民没有参与以前,是一个纯粹的学生运动,它的“小气候”是由中国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摘掉“帽子”并且被“加冕”成为社会的“尊贵者”之后的暂短时间内形成的风气中促成的,因此,用“六四”后的某一家官方报纸上的话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翘尾巴”的运动。正因为是这样,所以,人们在分析“八九运动”时,就应当特别地注意这一点,但是与此极不协调的是,即使在“八九运动”过去了18年时,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视和分析还是不够的。
    
    把上述问题和“改革开放”前的时代对比,人们就可以发现新政策不光是建立起了对于知识分子的“尊敬”,而且是在否定前毛泽东时代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同时,也跟着“否定”了前毛泽东时代对工农群众的那种多少具有民主性质的态度和概念,也就是说,如果“文化大革命”运动使这一切走到了极端的话;那么于极端处,“新政策”下的知识分子对于工农运动的无价值判断,就很自然地迎合了国际上流行的“精英论”,于是,在许多知识分子的下意识中,中国应当立即无条件地放弃人民群众式的民主实验,而尽快地采用“精英治国论”就被认为是“改革开放”的大局所决定的。
    
    当然,这样的思想在很快地形成了风气时,情况就变化得令人莫测,于是,中国从1911年开始的一部“民主革命”的历史也就必然地要遭受重新解读;解读中,一个被我称之为历史否定主义的东西就越来越占了上风了。因此,到1989年这一年,它的发展已经是达到了最高峰,就这个意义去理解在长达40多天的运动时间内,大学生们的政治行为一直被全社会认为是“正确的”、“民主的”和“爱国的”不是没有原因的,而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特殊的时间里几乎可以说是都公开地站了出来,为学生们的行为声张正义,他们不但向中国的最高的实权派人物们写信,要求他们积极回应学生行为,而且许多人都一反知识分子冷静的常态,甚至变成了如“热血青年”那样的人不惜抗着标语,挥舞着小旗帜,义愤填膺地走上街头……。几乎每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内心都在呐喊:“我们应当表态支持学生!在绝食学生们生命垂危的关键深刻,我们绝对不能作壁上观!”与这一副画面同步出现的那一个不明显的画面的意思是,几乎没有人认为市民、农民或者工人有“表态”的必要。
    
    在这个时刻,如果说社会上几乎所有的人都不同的程度上肯定了学生们和知识分子们丝毫没有“推翻”制度的意愿,而且完全是出于对制度的维护目的而主张政府和学生们对话,因此,一个内心坦城的学生和知识分子运动在没有任何的和政府作对的念头下一步一步的向前走着,而依据学生和知识分子们对于政府的理解,政府也应该无条件地和学生们“对话”,以取得民主进程中的最基本的民与官的“沟通”。
    
    在这个时候,虽然官方的强硬派的口气一再强调,“学生的背后”有“长胡子的黑手”操纵,但是社会主流认识都看不到这一点,人们对于一个完全由“爱国之心”激发的民主运动的认同可以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在解放军进城行为引出的北京市民参与前,运动其所以可以说是“民主的”,也就在于它有力地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使得它和学生运动一起“跳动”。除了北京市民以外,全国人民的“身子”虽然还没有来得及“投入”到运动当中去,但是,“心”早已经“投入”了……。因此政治运动的计量如果可以计算出“心”或者“精神”的分量的话,那么,运动就不仅仅是属于学生的,而是属于全民的。
    
    如果在这个时候,普通民众的意识中存在着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可以把握运动的“合理”尺寸,不至于使运动因为普通民众的热情泛滥而失去控制的话,那么,目前进行着的这一场学生和知识分子的运动就好像是完全地避免了23年前的“文化大革命”的“过激”性质,所以,它应该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最好和最合适的标本。议论至此,我事实上说到了,我们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历史“断裂”的问题,这就是说,我们事实上已经把1979年中国社会开始的这一页给独立地计算出来了,而没有看到它本身就是前一段历史的“断裂”的一个“片段”,于是,我们就把“片段”理所当然地理解成历史的“整段”,并且把它在“前”和“后”的两个方向上推进了许多。
    
    可见,1989年的中国政治运动者们事实上“虚构”了一种历史,这种历史如果说和已经变成历史的东西有着一个理论上的“言说”的便利条件的话,那么,这一段历史在走向“未来”的“合理”性已经是完全的具备了。因此问题只在于,若没有遇到根本挫折而导向现实的错误时,那种被掩盖了的真正历史的意义就有可能被“超越”了。事实是,历史上也有着这样非常幸运的民族,她们可以在历史的某一关键时刻“超越”以本民族的力量似乎是不能够“超越”的历史阶段,给外部形成一个“神助”的看法。但无论怎么说,我们民族在现代化和民主化的过程中,完全地缺乏这一类“神助”的因素,非要我们的每一个人付出自己的代价不可。
    
    (三)
    “断裂”的时代是由华国锋和邓小平所制定的“新政策”导致的,而华邓的做法在当时的环境下,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当毛泽东死前已经把“无产阶级革命”的“火车”开到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尽头”时,任何一位“接班人”(甚至林彪若不死的话也包括在内)都必然地要“改弦更张”,因此,即使华国锋能够抵制住邓小平的“叛变”,他也不能够按照毛生前的老样子来进行统治,于是,在一个政治上和经济饥不择食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以政策的“大变化”跳出毛的那一套,是统治的需要,是毛死之后的中国局势对于“接班人”们的压迫。
    
    明白了上述的一点,我们回过头去分析20世纪70年代末的共产党行为,我们采用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话来形容“新政策”对于50年代开始的“专制社会主义方向”的偏离,就不会愚蠢地去歌颂它。就这个意义,我们评价70年代末的“农村经济改革”一个临时性的“临渴掘井”的行为最终“掘”出了中国农民对于“家庭经营”制度的积极性就不是偶然的行为,如果说它是对一贯的农村“专制社会主义政策、道路”的“否定”的话,那么,真正地说来,共产党只是在“否定”的意义上拿到了一个价值,而这个价值在“新政策”实行前被认为是“反面价值”。
    
    但是到赵紫阳当总书记的时候,他并不理解这一点,因此,他在1989年5月的学生运动中,非常时髦地打出了“政治对话”的旗帜,而完全的忽视了政治对话对于共产党方面来说,不是没有条件的。他和胡耀邦在理解共产党70 年代的政策变化问题上,和邓小平是一类人,他们都没有在60年代中叶的震惊全世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发现共产党和人民的尖锐对立,也根本没有解读出在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条件下人民政治造反的合理与合法性所培养出的民主因素,也没有能够看见造反的人民在破除了共产党、共青团组织之后的政治行为的自由和民主涵义,更不会了解这样的政治行为有可能对于历史所发生的深远影响,因此,他们都把这一段可以令共产党人在深思中有可能洞见世界和中国大趋势的历史事件当成为简单的“毛泽东的错误”而一概“否定”之,这样以来,“政治对话”之于共产党人所具有的那些条件性的东西都一概地被他们先前的做法给排斥了。
    
    我的意思是说,即使赵紫阳真实地表达了共产党高层在1989年想同学生们对话,那么,对话之于共产党方面来说,是不是就向李鹏那样,让学生代表坐在他一边的沙发上就叫“对话”呢?关于对话,维斯德勒先生说得相当的准确:“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如果一个人确信已经掌握了所有终极真理,那么他将不能,其实他甚至也将不想,为了学习,为了对话而进行交谈。对话将不被看作是一种美德,而被视为一种邪恶”(见《全球对话的时代》中文本第97页,刘利华译)。“对话是一个双边的工程”,参与的双方应该是“平等的”,而每一方都应该本着“学习的目的,以改变和提高对现实的感受和理解”,它“不是要强令对话伙伴改变”(同上书)。而这一切,如果脱离了“文化大革命”中人民广泛“炮打”共产党机关、机构和当权派,要求“文化大革命”运动按照人民自己的意愿开展,并且把一种革命性质的平等深深地甚至强迫性的根植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的那种历史,共产党人怎么可以和人民平起平坐呢?
    
    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人“全面”错误的那一段历史只发生在1966年的政治运动中,因此中国共产党不能够从它之中拿到一个因人民进步而自己不得不与人民分享真理的价值的话,那么,“政治对话”在80年代末对于党的整体来说,也只能是赵紫阳一等人的善良愿望而已,它并没有变化为党的“头脑”的接受物,因此它遭到失败是可以预料的。因此,我假设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如果跳出了只会计较人民打倒他们的那种“恩恩怨怨”的小圈子,那么,1966年人民在排除他们的时候拿到了真理一事,就有可能酝酿出他们与人民“分享”真理的心态,他们也许因此可以进入对话的时代。
    
    在1966年政治运动的最关键时刻,中国普通学生、工人、农民以及市民和不当权的普通干部突然判断在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上,自己是“正确的”,而共产党人特别是当权派全都是“错误”的判断,不是“事实”的判断,也不是“科学”的判断,而是“民主”的判断,它可以说是完全彻底地“打破”了共产党“一贯正确”的“神话”,因此在23年之后,当一个民主的政治运动再一次地发生的时候,共产党对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否定”式看法,事实上就排斥了同人民“对话”的可能性,它事实舍过“文化大革命”又回到了“一贯正确”的“神话”里去了,而没有看到世界已经前进了一大步,这样的一个党怎么可以同学生或人民对话呢?
    
    正因为在1989年的时候,中国统治的性质已经发生了不知不觉的变化,它由一个信某种主义的党的统治向“什么‘主义’也不信,但掌握了权力,并决心用一切手段维护权力”的“更古老”、“更持久的”个人统治方式转化,而赵紫阳作为党的总书记,却完全没有认识这种事实,想使转化中的统治方式时髦化,其用心之良苦,终将没有掩盖其行为之失败。
    
    (四)
    在1989年政治对话中,人民的一方是中国的大学生们,他们自认为自己有着和政府对话的资本、知识和能力,把这个现象同10年前“新政策”出台后的政治变化相联系的看,就会发现这是“尊重知识”,“重视人才”的宣传效果的一种反映,因此如果说,被“尊重”的对象因“占有知识”而应该受到政府的重视的话,那么,这一场大学生和政府的对话能否成功,就是对于“改革开放”能否成功的一种考验。
    
    作为学生的一方非常自信,他们不相信自己对国家政治事务的积极关心和热情过问有什么丝毫的不妥,特别是当政治参与的主角在排除了前毛泽东时代“没有文化”的“工农群众”时,(未来)“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行为就在事实上被定义为“文明的进步”。在这里,如果说我们对于“文明进步”的理解仅仅停留在一个非常肤浅的水平上的话,那么,1989年的大学生运动要在中国树立起一个民主的新样板,就是造成了运动的自身很高的凝聚力,如果说这种凝聚力也有着一个当时还没有被学生们自己解读出来的历史传统的存在的话,那么,在学生们的自觉意识层面起作用的积极参与民主的精神和在潜意识中存在的以往他们参与历史的传统就揉合在一起,造成了运动的宏伟外观。
    
    分析到这里,我们就会发现“八九民运”是两张皮:一张是那时由大学生们创造的单纯的知识分子运动之皮;另一张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人民参与政治运动的传统之皮。所以,在运动的前一张皮被揭掉后,后一张皮在北京市民自发的抗暴行为中就显示出来了。因此,所有研究“八九民运”的人如果看不到这个现象,那么,他们的研究就是纸上谈兵。
    
    论证至此,我就有可能涉及到“八九”对话中的一个要害的问题,就是大学生一方为什么失败?
    
    在上面我已经引用《全球对话的时代》一书的作者的话,说明了对话的双方都应当是平等的问题,而在我们中国80年代的环境中,寻找政府与人民“平等”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说这种“不可能”的事情虽然只是同正常民主社会中的“可能”对比而言存在的话,那么我的观点是:相对意义上的“平等”是可以寻找的,而且也应当是必须要寻找的。正因为我是这样看待问题的,因此,我认为参与“八九”对话的学生们的一方的主要错误是把在“寻找”中才可以发现的“平等”当成为“不寻找”也存在着的东西。
    
    由上面的第一点,我推论出第二点:参与“八九”对话的学生一方即使努力“寻找”人民与政府的“平等”意义,也不会有重大的突破的,因为参与“八九”对话的这一代大学生们对于中国历史上从辛亥革命之后发生的“民主革命”的历史缺乏基本的敬意,因此,当他们在不可能从人民有运用“枪杆子”的权利以“推翻”和“改造”政府的行为中解读出人民之与政府的“平等”关系时,就等于不理解政府(专制),也不理解人性。
    
    第三:在变革政府性质的政治运动中,如果人民对政府享有的合法“造反权”被“剔除”掉的话,那么,就不可能现实政府性质由“专制”到“民主”的变更。在“专制”政府“软化”的那个阶段上,人民如果把自己以往“造反”失败的历史系在了“历史错误”的一方,而没有发现民主的事业在其自身的进程中存在着曲折的话,那么,1989年6月4日出现的“大屠杀”就是已经“软化”了的政府的“变脸”,它是非常可怕的!
    
    可见,主导“八九”对话的人,立足于一个“断裂”了的历史阶段上,因此他们的错误不在于“断裂”阶段上立足的人就没有权利主张这一段历史可以单独成立的意义,而是,造成它的意义有着一个摆脱“断裂”阶段就可以被“整合”成为“历史”的基本成分。就这个意思讲,“八九”对话,谈不上是“错误”的,但是,中国历史的进步在1989年的时间上,所有可能拓展开来的更大意义显然是受到了局限。
    
    2007-6-11<<自由圣火>>首发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博讯相关报道(最近20条,更多请利用搜索功能):
  • 自欺欺人:什么“民众最信任中央政府”?/武振荣
  • 谁应当为“89丰碑”揭幕?/武振荣
  • “六四”之后的中国问题/武振荣
  • 武振荣:王实味之死与思想者们的逃亡
  • “八九运动”再探(下)—“八九运动”真的“激进”了吗?/武振荣
  • “八九运动”再探(上)—谁为“八九运动”的失败负责?/武振荣
  • “超越”的意义/武振荣
  • 第十三讲:瞬息万变的人和/武振荣
  • 第十二讲:自由的得而复失/武振荣
  • 第十一讲:观点──自由人的灵魂/武振荣
  • 《野百合花》托起的冤魂——为纪念王实味死亡60周年而作/武振荣
  • 关于政治冷漠的分析/武振荣
  • 评《茹嫣》(下)/武振荣
  • “四.五”运动民主意义再探/武振荣
  • 人民思想家的诞生/武振荣
  • 让民意得到真实表达/武振荣
  • 说民主的话/武振荣
  • 用民主的观点看待人(下)/武振荣
  • 用民主的观点看待人(上)/武振荣


    点击这里对此新闻发表看法
  •    
    联系我们


    All rights reserved
    博讯是畅所欲言的场所、所有文章均不一定代表博讯立场
    声明:博讯由编辑、义务留学生、学者维护,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另外,欢迎其他媒体 转载博讯文章,为尊重作者的辛勤劳动以及所承担风险,尊重博讯广大义务人士的奉献,请转载时注明来源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