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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欺欺人:什么“民众最信任中央政府”?/武振荣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6月07日 转载)
    
    
     ——写在《中国社会心态调查报告》之后 (博讯 boxun.com)

    武振荣
    
    中共十七大召开前夕,高层人士需要吃“定心丸”。在我们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假药产生国”,“定心丸”应运而生就一点也不见怪了。2007年5月23日,《搜狐》网发表了《中国社会心态调查报告:民众最信任中央政府》。这个报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被我称之为高贵的“金鸡”所“产”下的又一枚“金蛋”。“社会科学家”们用它掺合其它“中药”材料调治做成的“政治定心丸”,可以当成给十七大的“献礼”。
    
    话虽然如此说,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毕竟是搞“科学”的专门机构,的确也聚集着中国“社会科学”的一批“精英人才”,所以,上述调查报告中所得出的“民众最信任中央政府”的结论,虽然说是“有水分”的,但是到底有多少“水分”我不评价,我仅仅是说这些结论性质的东西来源于科学工作者们对一组又一组的问卷材料作出的数学统计,那倒是“真”的。因此,它制作的过程,所运用的材料以及使用的手段都是“真”的,就连包装也是“真”的,既然这样,我对这一粒“定心丸”的“宣传”就可以避免做“虚假广告”之嫌了。我设想,“定心丸”一旦有“假”,吃了它之后,高层的人不但没有“定心”,反而“害”了心,我兴许可以躲过“法律的追究”。
    
    我虽然对“调查报告”持批评的态度,但是我却不是那种对任何问题持一概否定态度的人,因此对于“民众最信任中央政府”的问题,我想做一点诠释,如果这样做有助于理解中国社会心态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
    
    1、民众视角上的中央政府:
    
    对于中国农民来讲,用眼睛可以看得见的政府是乡政府和县政府,对于市民来讲他们能够看见的是市政府。对于省一级政府来讲,市民的看法就很模糊了,而农民就更加模糊,因此,在说到中央政府时,对于民众而言就完全是一直超越感觉和印象的存在物了。对比地看,如果普通民众眼睛中的地方政府的形成有着一种从视角上得来的直接印象的话,那么政府的牌子,它的办公楼舍,接待室里面的桌椅板凳,和政府中掌权的官员的相貌等等的可以说是来自于感觉,有着第一印象这样的一个哲学上的感觉构造的过程,因此,这样的政府是他们看得见,摸的着的事物,他们与之直接打交道,但是呢?中央政府之于他们就不是这样的了,中央政府是民众用完全的想象材料构建的政府,是一个心理上的东西,在目前中国的情况下,构建它所可以凭借的“材料”,都是由政府控制的媒体提供的,因此,中央政府的构建过程中到处都出现空缺,而这些空缺民众只能用自己的想象来填充。
    
    在普通民众对中央政府的想象中,那些可以被看成是“材料”的都不过是经常在官方媒体上出现的画面,不是某一个高层人拥抱老人,就某一个去吻小孩子的脸,或者是另外一个象走亲戚一样地坐在农家小院和普通人拉家常……,总之一句话,所有的可资利用的“材料”都是“优质”的,没有哪怕一点点“劣质货”,只有“文化大革命”是一次例外,那时人们把国家主席刘少奇给认为是“叛徒”,其夫人给说成是“美国特务”,而邓小平则被描述成为这一对不争气的夫妇“摇鸡毛扇子”的人,可是,没过多长时间,这个“案”又给翻了过来,说是他们受到了“坏人的诬陷”。如果说这已经在共产党里是一个“严重的教训”的话,那么,在除过“文化大革命”的那几年,中国人有可能知道的高层人物不是超凡脱俗的英雄,就是足智多谋的“精英”,就连最差劲的也是忠厚老实的道德型人物。因此,由他们这些人所坐的中央政府,即使在差劲,也可以被中央政府坐落处的“美丽”风景所遮掩,它所制订出的政策在被基层政府执行时,“坏政策”也不是通过中央政府自身的行为而被民众感知的,于是,地方政府的“顶罪”功能就自然启动;但是被民众认为是“好政策”,却一下子就被推到了“中央”。
    
    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中央政府是民选的,因此,它事实是在选民“感情投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国家公司”,具有和人民的最基本的“感情关系”,但专制政府就不是这样,它是是以国家暴力的方式做成的“大家庭”,它从传统的意义上要求民众服从,因此对它的这一要求的正确解读是:“孩子服从父母”。正因为如此,中央政府的作为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它要向民众显示自己的“父母品质”。而在古代,由于缺乏技术手段和可见的传媒所以“朝廷”的“父母”形象只能是“宗教”的,而在现代,专制的中央权力因为有了技术和传媒手段,就具有“艺术”的性质,所以,它具有艺术的“感染力”。现在,中国许多民主人士都在批评专政政权的“暴力主义”本性,这样的批判当然不错,但如果忘记了“暴力”运用过程中的“艺术”手段和“艺术”性质,实际上是轻视了被批判的对象,因此,这种批判很容易流为形式。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信息时代,信息首先被政府所控制——这就是所有专制国家的共同特征,以国家的力量和国家的手段垄断信息、占有信息、处理信和传播信息就无形中强化了统治的权力,于是“第四权力”或者“第五权力”这些在民主国家可以分别独立的权力,却在专制的国家走了相反的道路,变成了“一元化”专制权力结构中新增加的权力层面,从而在极端的意义上优化了专制权力结构,强化了它的功能,同时也提高了它的效率。就这一点来看,生活在专制国家的民众和民主国家的人民一样,他们对于中央政府的印象都是建构的,但是,建构的材料在后者是“自由”的,而在前者却是“预定”的。在中国,电视、因特网的普及在某种意义上也同时为专制控制权力直接地侵入到公民的私生活领域铺平了道路,使权力的细胞已经渗透到包括私人娱乐的方方面面。
    
    2、关于地方政府:
    
    专制政府的本质不是“信任型”的,而是“服从型”的。因此,“社会心态调查”在专制政治中不可能具有“科学”意义。譬如,我们做如下的一种假设就可以明白了许多。假如:在我们中国1989年的6月5日,有人要做一个“邓小平该杀不该杀?”的问卷,我敢说,有99。9%的人都回答:“该杀!”,可是呢?这样的问卷谁敢写?写出来以后谁又敢发?发了以后,谁又敢不违背自己的判断真实填写?邓小平此后活了8年,把一个建立在流人民鲜血的政权不但自己给坐牢了,坐到死,而且还搞了个“隔代传”的发明,以至于使江泽民只能“接班”,失去了他选择“接班人”的权力。
    
    有人说历史在进步着——这话好像也没有完全的错误,虽然我不是一个“进步主义者”,到今天为止也没有发现历史进步的每一个稳稳当当的脚印,可我立足于我们的时代,却当真地可以感觉到在我们这个人类世界上的确存在着一个国家或者少数国家不可抗拒的“潮流”、“趋势”、“风气”或者“气候”之类的东西,因为,我们的确看到了半个世纪前的那种“共产主义世界”在人类民主化的“大潮流”中已经冰消雪散了,只剩下中、朝、古、越这个四个面积大小等的象“岛屿”一样分散的被淹没在“民主”“海洋”中的国家孤零零的存在着,显得那样的寒碜,就在我写作这一篇文章时,越南已经出现了“将被民主浪潮淹没”的征兆。所以,由此分析,中国专制政权也是难逃“灭顶之灾”的。
    
    但是,你说中国的中央政府对此就没有采取应对措施,那则不符合事实。如果说现代社会的生活可以接受“自由”和“民主”的调节的话,那么“自由”是指个人或法人在社会生活中可以归自己支配的资源空间之大小,而“民主”是指政府和国家事务公民所参与的份额和程度,一般的说,一种合理的社会过程会把这两种性质不同的东西“协调”起来,造成同步发展的趋势,但是,在事实上,往往会形成“自由”与“民主”的脱节。在我们中国,“脱节”是由中央政府的政策故意造成的,它推行有限度的放宽“自由”政策,却对于“民主”是“紧缩的”。在这里,我们若是认识不到“自由”的东西出于人的“天性”,而“民主”的东西必须要有基本的公民教育和养成的话,就理解不了我们所要批判、批判的中国现实的“一大半”,所以,这样的批判即使很激进,也是唐吉诃德式的。
    
    如果说在近30年以来,中国民众中间形成了一种公识的话,那就是“中央让你发财。”起初,简单和简陋的生产方式被具有“自由”性质的“新政策”破解后,民众都在不同的程度上体验到了“自由”的意义,也当真有少部分人“发了财”,因此,当经济社会在度过了特殊时期而破坏了民众的“发财梦”的时候,没有发财,或者发不了财的人在寻找自己为什么不能发财的原因时,首先在他们生活的范围内找,于是,他们与之经常打交道的地方政府就第一个被抓住了,一个观念就自然形成:“地方政府不让民众发财”;但是,这个观念的另一头却连着“中央让发财”。认真地分析,这显然是一对矛盾,它之中包含着的内容不仅仅是民众“信任”,还有民众的“不信任”。
    
    在民主国家中,地方政府的领导人都是本地人选举的,因此,这些人是以拥有深厚的人缘基础而上台的,是地方民众在他们未施政前寄于的信任,这和中国现在地方政府的官员是“中央”“空降”在地方的情况有根本的区别。他们这些人在走马上任的一刻,没有任何可以在政治上可以利用的信任资源,就这样的事情看,他们的“来路”是“问题式”的,这也同时解释了地方政府不受民众信任的原因。如果就心理意义分析,人的憎恶有一个水平的流动方向,对A的憎,有时候往往引出 B的爱。就这样,我们去解释“民众最信任中央政府”的话,好像它不一定说明中央政府就赢得了民众“信任”。
    
    3、革命思想被遗弃的后果:
    
    只有在革命思想和革命精神中,中央政府才是不被人民信任的对象,革命体制是以人民颠覆现存的中央政府为己任的,目前中国社会其所以出现了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说穿了,它是中国社会的革命意识解体的必然产物。在中国,民主革命并没有成功,但是民主革命意识却在解体着,这种事情不是发生在今天,它是近30年以来中国社会政策变化所引带出的一种后果,特别是在“六六运动”(即习惯上所说的“文化大革命”)这个继承了民主革命精神的人民运动消解之后,革命所经历的两个阶段:暴力的武装革命和非暴力的人民运动式革命在都被认为是没有能力解决人自身的问题时,革命的“程序”就被现代生活给“卸载”了,出现了“无革命”的生活版块。如果说这个“版块”最容易被青年人所接受的话,那么在“无教育”的情况下青少年直接地“享受”生活,就使革命和革命精神失去了近三百多年以来的“青年社会的基地”,为建设此“基地”而付出了巨大努力的数代革命者和革命家才被现代青年们认为是“不懂生活”的而被淡忘。
    
    从1978年开始的共产党“改革开放”的时间算起,中国社会一下子就进入了“最坏的资本主义”的时期,和西方“资本主义”比较,中国的“资本主义”主要地缺少了民主的选举制度和道德上的宗教教育制度,因此,中国民众和青年人就简单地以“无教育”的方式直接地“享受”和“消费”生活了。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提醒:你们还生活在被奴役状态。那么, 他们也许会说:“奴役是生活的唯一的法则。”
    
    生活的表面是“自由”了,但是生活的灵魂却被专制主义的鬼魂控制着。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众感受生活就事实上超越了民主问题而向生活自身询问;询问中,一个“我”的原因就被最后地找到了:“我挣不来钱”,“我无能”,“我活该受罪”,“我本当受穷,”“我命不好”等“自我答案”就出来了……。
    
    当“我”是处于上述的状态,就必然产生出这样的问题:即矮了个头的“我”只配与低级政府打交道,在打交道中,并且也只能向中央政府投去寻找保护的目光,才有可能在面对地方政府的横征暴敛、专横跋扈方面有所“依靠”;而在“革命”的体制中,“革命人民”总是要高高举起紧攥着的“拳头”,时刻挥舞在中央政府的头上……,用随时都可以“砸”下去的“拳头”维护自己的利益和权益!
    
    上海市民的房屋不是中央政府拆的,广东小石村的地也不是中央政府圈的,博白县的计划生育款也不是中央政府收的,随州民师也不是中央政府裁减的,庆阳地区职工下岗也不是中央政府经办的,因此,在上述地区的维权运动中,维权者打出“拥护中央政府”的旗子,甚至直接要求中央政府介入,虽然都可以接受“民众信任中央政府”的解读,但是,当如此多的地方政府都在本质上受到了民众的抵制、诅咒和反对时,“中央政府”难道就是立于地方政府上的一尊一尘不染、干干净净的花瓶吗?
    
    历史的经验这样写着:1789年7月14日,这一天,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看来,“十分平常,甚至有些平淡。因为连经常进行的猎鹿游戏也没有,所以无事可记。”于是,有写日记习惯的国王写道:“14日,星期二,无事。”(引《大国的兴衰-法国篇》)可是,就在15日早晨,国王却听到了“革命”的消息。若是说历史常常有着惊人的相似处的话,那么,听了“民众最信任中央政府”话的中国高层,还可以在中南海的记事薄写上:“星期二,无事”吗?
    
    2007-5-28《议报》首发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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