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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之后的中国问题/武振荣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6月05日 转载)
    
    一、 革命时代的消歇:
     (博讯 boxun.com)

    在离“六四”18年后,回过头去看“八九”运动和“六四”惨案,人们似乎可以看的更清楚一些,这样的情形也就使我联想起了如下的事情,即在“六四”刚过去的那几年,人们不是这样看问题的,特别是在接踵而来的“苏东波”现象发生后,许多人对共产党专制体制会很快会垮台都做出过相当乐观的估计,在那时的人们看法中,乐观估计是有根据和有道理的。
    
    2002年11月,我来韩国后,一位热情支持我们的牧师曾经给我讲了这样的一件事情,说是在“六四”几年后,他和住在美国的一位中国著名民运领袖人物同过电话,在电话里他询问对方:“中国民主化还有多长时间能够现实”?对方很干脆的回答:“要不了几年,2年!最多超不过3年!”这句话在牧师的心中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如果说他听到的时间可以和韩国“五一八”惨案后,韩国只用了7年时间就迈开了民主化进程脚步一事相吻合的话,那么他也认为中国的情况应当如此。可是呢?他说一年又一年过去了,看不到中国民主化的任何大举动。时间长了,他和我熟悉了,有时候竟拿上述话开玩笑,举着指头用中国话说“2年,3年”——殊不知这样的玩笑对我个人来讲是刻骨铭心的。
    
    其实,作为中国人,我也理解那时海外民运人士对“六四”之后中国民主运动的再起抱着很高的期望值,依据从教育得来的知识,他们判断历史上的疯狂镇压往往会引起被压迫者的强烈地反抗,这好象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也许无意识间会想起来下述的话来:“他们揩干了自己身上的血迹,掩埋好了同伴的尸体,又继续地战斗了!”(毛泽东语)他们的知识和看待世事的方式,还没有达到可以理解下述伟大哲学家密尔所讲的话的水准:“至于说真理永远可以战胜迫害,这其实是一个乐观的错误,人们相继加以重复,直至成为滥调,实则一切经验都反证其不然。”他举例说:“没有一个可以理喻的人能够怀疑,基督教曾可在罗马帝国被消灭干净,它之所以能够传布并且占得优势,乃因为多次迫害只是间接发生的,仅仅持续一个短的时间,其间则隔有很长的几乎未经阻扰的宣传时隙。由此可见,若谓真理只因为真理便具有什么固有的力量,能够抵抗错误,能够面临监狱和炮烙而挺战优势,乃是一种空洞无根的情操”(《论自由》)。朋友们,就是这一种“空洞无根的情操”影响了我们对“六四”后的中国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我们根本就不相信一个杀人的政权,一个疯狂镇压人民运动的政府能够在21世纪维持自己的存在?因此,我们的内心判断:它不应该存在!
    
    我们在前革命时代接受了一种教育,这种教育可以解释革命过程中的事件,而“八九”民主运动消歇的事情我们却没有遇到过,所以,在前革命时代,我们中国人所养成的“情操”在“六四”后的时间中就变得“空洞无根”了。每一个时代结束的情况往往是不同的,有的时代在留下了丰富遗产的情况下结束了,而另外的一些时代也许没有留下来多少东西时就匆匆地过去了,这样的情况就造成了历史的差异;而我们以往所受到的教育,即少了这种差异。
    
    因此,我们若是在现代中国革命的前面加上“民主”二字,那么“民主革命”的目标和目的是要建立中国的民主制度恐怕是没有人会反对的,但是,问题是:在“民主制度”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当专制的制度在没有被“革”掉的情况下,“民主革命”的消歇就很值得研究了;而恰恰是这一点,我们中国人却很少注意之。
    
    革命的时代是一个刻意造就的,它要求参与革命的人要把“整体”的利益(国家、政党或者社会)置之于个人利益之上,并且要求后者要绝对地服从前者。因此,在大凡革命存在的社会中,革命总是与“教育”连带在一起的,并且包着一层道德的薄雾,人们看它不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理解“革命是神的意旨”的雨果话语就可以悟出许多的道理。“八九”运动却是在一个看似背谬的条件下发的,就是说,它是在共产党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近出台的“个人利益驱动”政策下发生的,于是,运动的深处就隐藏着两个“律”:“利己主义”的“律”和大公无私的的“律”;如果说在运动的一瞬间,交互的两条“律”的作用既造成了运动的辉煌又埋下了运动失败的种子,那么,运动本身就被人们现象的要复杂得多。
    
    二、 政治运动式抗争的解体:
    
    “六四”的失败在某种意义说,是中国革命体制和革命思想的失败。因此,它不仅仅关乎共产党“改革开放”的那一段历史,而恰恰是这一点不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六四”运动中参与运动的大学生们虽然认为自己是新时代和新思想的担当着,但他们已经不在理论上信任“人民的革命”了,他们在运动中本身就对社会的那种“革命传统”采取了不信任的态度,他们要以实验的方式在中国单独地开创纯粹“学生运动”,而这个运动又是在完全拒绝市民和农民参与的情形下以求成功的。这样以来,他们的行为无异是“卸载”了“知识青年”和“和人民群众结合”的历史内容,因此,他们在潜意识中认为自己是80年代的新派人物。如果说在这个时期内,从国外传来的有关民主的“精英论”和“中产阶级论”最可以引起他们的兴趣的话,那么,他们的确是小觑了传统革命理论中的“人民群众”。因此,如果说他们在1989年的中国要单凭他们学生们自己做成一种民主的事业的话,那么这一点好像是取得了当时社会的“认可”。
    
    这样的行为原本是无可厚非的,问题仅仅至于学生们的这一行为本身却包含着矛盾:学生运动本身就是下意识地继承了“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革命“知识青年”的传统,并且在1966年的学生运动中,这种传统经过了毛泽东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包装”,以至于使它在中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民主的品牌”,即使毛泽东死后,贴于其上的毛泽东的“商标”被刮掉了,但是“产品”还在,只不过想被贴上一个“中产阶级”的新“商标”而已。
    
    “五四”运动的意义虽然被中国共产党吹得很高,也至于许多意义都是被“加添”上去的,但“五四”运动到底没有留下学生运动中一定要成立自治组织的传统,也没有大字报“热身”运动的传统,更没有学生运动形成的以首都为政治格局并且以“串联”的行为在首都大聚会的传统,因此,造成“八九”学生运动的那些“材料”、“资源”都统统都是1966年学生运动留下的,就连警察在1989年坚决地取缔市民游行、示威的同时,却在刻意地保护学生游行、示威都表明了一个好像未被宣明的毛泽东话语——“凡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在起作用。
    
    这样以来,一个可以接受类似的“中产阶级理论”解读的学生运动事实上没有超越1966年学生运动的传统,只是运动中学生们不在使用“无产阶级”的名义,而直接地以“学生”身份亮相。如果说1966年的学生运动是打着“无产阶级”的旗帜行事的,这一次,“学生”自己的旗帜就可以组织起大规模的全国性政治运动——这表明了在“文化大革命”后的23年中,中国阶级组织的分化和阶层力量的消长。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研究“六四”失败问题时,才发现这种失败关联着一个更大的历史价值的丧失,那就是近一个世纪以来有组织抗争政治运动的失败。这也就同时解释了,“六四”之后的18年中间为什么除了1999年法轮功信众的中南海抗议外,中国竟然没有发生哪怕一次有组织的政治抗争运动呢?
    
    因此,当时断言“共产党在‘六四’后会很快垮台”的人,是没有发现可以导致共产党垮台的人民抗争模式也被“六四”镇压给同时摧毁了。这样以来,中国民主化就进入了低潮时期,民主的社会存在样式就不是表现在“有组织的公民运动”之中,而是体现于建立在“个人诉求”基础上的公民“维权”行为上面。
    
    三、由“知青”到“愤青”:
    
    “六四”之后,中国民主革命的消歇在某种由于上也可以说是“知青革命”时代的结束。因此,我们把“八九”学生运动看成是中国“知青革命”的“回光返照”是一点都不错误的。
    
    其实,我们如果对中国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有着敏锐的观察力的话,就一定会发现1989年“知青革命”失败的前23年的“文化大革命”,也同样是“知青革命”的失败,但是,这两种失败有着程度上的不同和本质上的差别。“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是“知青革命”“泄尽”了力量之后的失败,而且这样的失败事实上在当时又被“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毛泽东“阴谋”所“掩蔽”,并且它又是在一个长达3年的时间中渐进发生的事件,有着一个“过程”的问题。在“过程”中,“知识青年”们是分别在不同的时间中认识到失败的事实,所以,对于整个的“知青”群体来说,它是一种“挫折”,而这样的“挫折”,诚如哲学家所言:“人性中有一个很可注目的性质,就是:任何一种障碍若不是完全挫折了我们,使我们丧胆,则反而有一种相反的效果,而以一种超乎寻常的伟大豪迈感灌注于我们的心中”(休谟《人性论》)。所以,在这种失败之后,的确存在着一个被失败的人物的“东山再起”的问题。
    
    可是呢?“六四”的失败就不是这样,它是一个突然性的失败,在流血的前一个晚上,几乎可以说失败的人群没有任何的精神和思想上的准备,没有几个人会相信“热爱人民”的解放军会真杀真砍,大规模的杀人,因此,当镇压开始时,它就使人“丧胆”,“完全地挫折了”人们,使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化为乌有,只能剩下“白茫茫的一片真干净”!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知识青年”的时代才一下子给彻底结束了,青年们不知不觉的步入了“愤青”时代。如果我们善于观察问题的话,“知识青年”的个体是寓于“知识青年社会”的人,因此,他们的世界是可以被每一个具体的青年人所感知的,所以,即使一种单纯的“个人”行为,其中也包含着“社会性”的那种“集体”因素。
    
    可是,我们所说的“愤青”就不是这样,依据社会认同而言,“愤青”固然也可以构成一个“社会”,但是这个“社会”却根本缺乏传统“知青社会”的那种启动“集体”行为的“硬件”(历史的积淀物),也完全缺乏由“教育”所形成的可以激活“集体”行动的“软件”(道德的积淀物)。所以,它是一个完全“自然”发展起来的东西。如果我可以用比喻的方式说,那么“知青社会”好像是人类“耕耘”着的“田地”,它生长的是“庄稼”,而“愤青”的社会好像是“撂荒”了的土地,它生长的是“野草”和“杂草”。
    
    “知青”们是一些没有看透世事的人,他们把一个意识上“人为”的构造物——“历史使命”看成是“真实”的事物,并且以此种“事物”的担当者而倍感自豪,无论是要在“文化大革命中做急先锋”,或者要在“天安门广场”上把自己饿死,都系着一种“青年人”应该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和他人效命的意识,可是呢?“愤青”们就不是这样,他们在不应该“看透”世事的年龄上就把世事给“看透”了,认为自己在社会中,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因此,他们不认为自己负有“改革”社会和“改造”人生的责任,非但如此,在“六四”之后,中国“愤青”们承认了“失败”的现实,并且在“失败”的现实的过度压迫下放弃了“继续斗争”的“角色”,承认了“残酷”的现实的合理性。如果说这种承认是压迫所造成的话,那么逃脱压迫的方式就表现为对“现实社会”的“愤懑”,发泄“愤懑”的行为包括打烂茶杯,摔坏椅子,和大骂“他妈的”。
    
    如果说“知青”社会存在着对“民主”的一贯信任的话,那么“愤青群体”对“民主”满怀“醋意”,甚至不惜对之热嘲冷讽。特别是在世纪之交的信息化时代,民主社会里的许多问题被专制社会的媒介所热炒时,情况就更糟。中国“愤青”认为民主解决不了中国问题,这就使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失去了传统的“先锋队”。18年以来,中国民主一直处于低潮时期,“先锋队”瓦解是主要原因之一。
    
    四、共产党统治政策的大幅度调整:
    
    1979至1989年,是中国共产党“过河摸石头”的10年。在这10年中,共产党虽然迫不得已地在农村的经济生活中放弃了“革命的主义和革命的路线”,并且大胆地推行了一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新政策”,但是,此时作为整体的党还没有从前毛泽东统治时期所形成的那种只有坚持“共产主义的继续革命”才能够“保持”住共产党江山的思维和思路完全地解脱出来,因此,处于摇摆时期的共产党并没有完全的走到如“六四”之后的那种一条完全放弃“革命”的地步;而“六四”之后,他们就一步到位了。
    
    同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六四”镇压行为本身把共产党被迫到了一个“不革命”的极端,在这个极端上无论如何都不能够为“大镇压”提供“革命”的辩护,相反“大镇压”把共产党反人民和背叛革命的“本质”与“本性”给完全暴露出来了,于是,党就不得不回到它的“革命历史的反面”上去了。这样做的结果是,党的政权虽然出于“革命”之途径,但是保持政权“一百年不变”的任务就必然要诉诸于赤裸裸的权力,而这种赤裸裸的权力就和中国“革命”要破除的“传统权力”结为一体了。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所担心的革命之后出现的“反革命复辟”非但构不成对共产党政权的威胁,反而,它能够更有效率地维护共产党统治——这就是“六四”后,中国社会变化的最关键之处,而在这一处上,我们(民运人士)却没有做多少研究,而是“空洞”地喊了些口号。
    
    依据中国文人们的见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共产党革命”,因此只要彻底地否定了“共产党革命”的历史意义,就有可能造成共产党政权的垮台——这样的意见无论如何在逻辑上是说得通的,可是,人们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共产党维持政权既不靠逻辑,也不靠“合法性”,相反,只有泯没了革命的逻辑和消解了革命的传统,共产党统治才不会遇到真正的危险,也不可能遭遇到来自民间的有力量的反对和抵抗。18年以来的事实,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关于上述问题,我们中国人因为置身于其间,也许就看不真,所谓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庐山中”的话就说得是这个道理,但是,置身于事外的一位美国著名法学家德沃金先生在上一个世纪90年代访问中国后却说了这样的话:“虽然中国已经放弃了毛泽东时代那种极端的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但是今天中国应当担心的是一种更老式的,也是更持久的压迫形式:那种就是一些什么‘主义’也不信,但掌握了权力,并决心用一切手段维护权力的人所施行的统治。我补充一句,这种形式的压迫可以建立在某种所谓的市场经济和中产阶级的基础之上,事实上,过去它一向就是这样”。
    
    既然是这样,只要政权受不到实质性的挑战,共产党统治者们是可以容忍社会出现的反对声音和来自于民间的叫苦和抱怨的。用波兰伟大思想家米奇尼克的话说,这叫“后斯大林体制”的“新社会协调”(和“和谐社会论”是一路货色),它“基于这样的假设:如果人民不让当权者的统治变得艰难,当权者就不让人民生活变得艰难。因此政府不再过于野蛮地干涉公民的私生活和职业生活,而公民也不干预为党的核心阶层所保留的地带”(《同往公民的社会》)。
    
    五、大动荡、大摇摆、大变化:
    
    在短短的58年时间里,中国社会由“极端革命”的社会摇摆到了“极端传统”的社会,这其间所发生的变化、骚动与不安,把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里里外外都给“折腾”了一番。在革命的极端年代,一位知识青年为捞起被河水冲走了的一根生产队木头,而丧身急流之中的行为曾经感动了数以千万记的中国青年人,而在“不革命”的这一个极端上,数百人立在河岸上围观水中慢慢溺毙者竟无一人出手相救。
    
    这其间出现了紧张,出现了断裂,发生了“前进”,接着又是“倒退”,以至于人们都被弄得晕头转向而不知所措。查尔斯-坎默在《基督教伦理学》一书中告诉人们:“任何被压迫的群体和个人都必然经过这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在局外人看来似乎有些过分地自我否定和自我肯定。但是这个阶段对于恢复失去的个性可能是绝对必要的”。情况真是这样,我们中国人如果检讨自己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所作所为,若是发现了“自我肯定”和“自我否定”这两个极端交互出现的话,那么,不要气馁,我们要从中寻找出可以激励我们前进的东西就是第一等重要的问题。
    
    目前,在分析“六四”后的这18年时间里的情况时,我个人好像是发现了“极端消极”的人将要向“极端积极”的人转化的迹象,如果这一切都有一个人根本捉摸不住的机遇存在的话,那么变化的征兆似乎已经明显了。等着吧,当每一个人认为国家的大事记上应该有自己的姓名的时候,民主的根基就会在中国建立牢固。因此,我在写作此文时,即使更多的消极的现象秧入我的眼帘,也没有影响我对于有可能突然来临的积极图像的预见。
    
    民主或者是在大动乱中显身,或者是在大运动成型。总之,它之到来是任何人、任何政党、任何阶级都改变不了的趋势。就这一层意义讲,“六四”精神只是“蛰伏”着,它没有死亡,永远也不会死亡,而是要闯过“死亡”关,迎来新生命!
    
    2007-6-2《议报》首发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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