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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振荣:王实味之死与思想者们的逃亡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6月03日 转载)
     文章摘要: 王实味先生是毛泽东时代中第一个因为思想之罪被 “镇压”了的人,这样的事情如果说已经酝酿着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的悲剧的话,那么,对于他之死的研究就不仅仅是对他个人死亡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之“死”的研究,也同时是对所有具有“思想追求”的中国人命运的研究。
    
     (博讯 boxun.com)

    作者 : 武振荣
    
    1、 思想者的逃亡:
    
    “六四”之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逃亡的风气,学生领袖逃亡了,科学家逃亡了,政 治学者逃亡了,政治家逃亡了……,诗人逃亡了,文学家也逃亡了……。尾随其后的是 数以千计的农民、市民逃亡……。如果这一副大逃亡的景象出现在二千多年前春秋时代 的梁国,民众逃亡导致了梁国的覆灭,也许并不见怪,见怪的是它出现在 20世纪与21世 纪之交的中国,而此时的中国社会也又被外界视之为“改革开放”的国家……。我还在 国内的时候,念起来这一点,听着域外不断传来的逃亡信息,就悲愤交加,顿足捶胸,夜不能寐,腐心彻齿,孰料想,我在2002年11月13日这一天,也变成为“逃亡大军”中的一员了!
    
    时间隔不到二年,袁红冰先生带着他惊世骇俗的著作在澳大利亚宣布逃亡——这样的事 情就不能不发人深省:对于有思想的中国人来说,家园和家庭是他们写作和思考的最好 的避风港,那么,他们为什么却又要像疯子逃出疯人院那样地逃离自己的家园呢?而在 上一个世纪的50年代,这个家园曾经被人宣布为“人类最美好、最理想、最幸福”的地 方之一啊!
    
    对于上述问题的不断追问,就有可能把人们带到王实味问题上。王实味是上一个世纪 30-40年代中国社会上杰出的思想家,但是,具有悲剧意义的事情是:他带着自己的思 想,离开自己的亲人,摔掉了生活在大城市的优越条件,依然决然地来到了贫穷落后的 延安地区,变成了“共产党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但是,“革命队伍”没有因为他的思 想和才华犒劳他,相反在“延安整风”中他因为思想超群和才华卓越引起了毛泽东的妒 忌,变成了“整风运动”中的“活靶子”,使自己丰满而美丽的思想羽毛被别人给拔光 了……,只能剩下丑陋的肉,就这也没有逃过被杀戮的命运。1947年7月1日,他被“自 己人”秘密地用刀砍杀了,尸首填在一口枯井中。
    
    60年后的今天,羊子女士在《自由圣火》网上建立《纪念王实味被砍杀六十周年专辑》 。这的确是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她写作的《吁请缅怀壮悲而响亮的王实味》一文 ,对王实味之死提出了一种民族的思考。王实味是因为“思想”而死的,所以它的死在 很大程度上套着一个我们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思想者的共同命运。因此,我们若是把而后 的胡风之死、遇罗克之死、张志新之死、王申酋之死……,都联系在王实味之死的那一 条非常惨悲的线索上,那么,我们就得发问:思想者为什么要逃亡?
    
    我不知道别人的情况怎样,仅就我自己的情况来看,我的处境是很狼狈的,因为,我逃 到韩国后,事实上向韩国人说不清“思想犯罪”的问题,韩国法务部官员在审理我的案 件时,不止一次地问我:“思想能构成犯罪吗?”我回答:“就法律上讲是不能的,但 是,中国政府和中国法庭在处理这种案子时,不是依据法律,而是根据手拿 ‘法律’的 人的好恶任意判断,用中国的话讲,这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可是呢?我的话 说服不了他们,他们认为“思想犯罪是西方中世纪的罪行,而中国已经是一个现代化的 国家了,并且已经建立了法律的制度,难道就真的以‘思想’治人之罪吗? ”
    
    我终于明白了,我们中国这一批因思想而犯罪之人的最大困难是在现代民主、法制国家 里根本就说不清楚自己的罪——中世纪罪行——的原委,也就是说,事实上的罪却寻找 不到与罪相当的法律条款和法律语式来陈述,这是中国人所说的“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就这个思路去思考60年前的王实味之死,我们就有了切肤之痛的感觉了。一个民族中的一部分有思想的人要为自己的思想付出代价,这样的事情所造成的后果,谁人可以评估得了呢?
    
    这就是说,中国有思想的人,在这个时候立足的是一个不可以言说的语境,他们要叙述自己的故事时,缺少可供他们利用的叙事框架,因此,故事本身即使含有诸多的意义,但是却没有办法把它表达出来。思想是什么?它有多少价值?又是什么样的价值?所有这些问题在一个新兴的专制主义的体制中是根本说不清楚的,正如我在《野百合花托起的冤魂》一文中所言,王实味之死虽然在20年前就已经被“平反”,其意义也不过是说一个“不当死的人死了”,官方的话语在这儿就一下子截住了,不允许再往下去说了。 在这个时候,如果还有人要刨根问底,他们会说:“大不了死了一个人”!就从这样的话去思考,王震在“六四”镇压中所说的“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平安”的话,人的死亡、思想家的死亡、大学生们的死亡和要求民主的普通人的死亡的悲剧意义就积累得非常的沉重了。
    
    但是,我们都知道,悲剧在我们这个人类一直享有宏大的叙事结构和框架,因此,悲剧中人物的不幸与失败可以激励起人类对于崇高的向往,而在这一种向往中,悲剧也就净化了人类的心灵,使人物肉体的创伤所形成的痛苦,通过艺术的力量转化为精神的升华。可是,在王实味之死中,我们看不到这样的情形,他是在一种秘密的情况下被处死的,处死后又被安上了“国民党特务”、“托派”这样的侮辱性的罪名,于是,一个悲剧中的人物的死,非但失去了悲剧的意义,而且被用毛泽东方式编排成为其意义“被鸿毛还轻”的那一种死了。因此,所谓的“平反”,也不外是把“鸿毛”翻动了一下。表面上看,人死的意义好像是给“翻”了出来,但是思想家之死的意义却没有任何的触动。就这一层意思分析,羊子在缅怀王实味时,说王是一个“悲壮而又响亮 ”的人物,此一语下得非常中肯。我的理解是:王实味作为思想家之死的意义若被充分解读出来,并且又得到社会公认之后,他就不再只是一个“被错杀”了的人了,他的名字就会“响亮”起来,他之死的伟大悲剧意义就可以感动我们民族。
    
    2、思想家之死与“思想土地”的板结:
    
    在《独立评论》上,一个名叫“爱说南朝狂客”的人说了这样的一番话,我认为很有意思:“再请大家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亚洲国家的民主过程有一个明显的规律,凡是经过白色专制的国家或地区都能很快地进入民主政体,如韩国,台湾,日本,菲律宾,泰国 ``````;而红色专制的国家就很难或几乎不可能产生这种有益的变化,目前也只有越南有这种可能或开端,其结果如何,尚难逆料”。既然是这样,那么我们探讨一下“红色专制”的国家为什么都“很难”“进入民主政体”的问题就很有价值。
    
    我过去曾经研究过这个问题,我得出的结论是这样:在那些“白色专制”国家里,专制主要是政治的专制,相对而言,它一般不强求在人的思想上和精神上也搞 “专制”。因此,受此专制奴役的人仅仅是在政治上被剥夺,身体受军事式的管制,而在经济方面一般是比较自由的,文化、思想和精神也较少受到“专制”。我在韩国几年了,知道了李成晚的专制、朴正熙的独裁、全斗焕的血腥,却从来没有听到类似于中国的李成晚的思想、朴正熙的理论或者全斗焕的“科学体系”之类的东西,也完全看不到如 “马克思主义”或者如“主体思想”(朝鲜)那样的东西可以在韩国主宰一切的现象。可是,在我们中国呢?每一个专制的头头,管他是人不是人,都要戴上一个思想和精神上的冠冕,都是人民之“师”,都应当在思想、理论、精神、文化等方面充当人民的 “领袖”,于是,生活在这种体制中的人民所受到的不仅仅是政治的奴役,而且又是经济的奴役、文化的奴役和思想的奴役。因此,在走向民主的过程中,这些国家中的人民在打碎“政治枷锁”的时候还必须要同时打碎“精神的枷锁”。就这个意义讲,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就有可能举步维艰。
    
    王实味先生是毛泽东时代中第一个因为思想之罪被 “镇压”了的人,这样的事情如果说已经酝酿着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的悲剧的话,那么,对于他之死的研究就不仅仅是对他个人死亡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之“死”的研究,也同时是对所有具有“思想追求”的中国人命运的研究。
    
    对于毛泽东时代我们若是进行全面的批判,你就会发现,这个时代有着一种非常矛盾的东西,一方面,它要给那些“贫下中农”、“工人群众”之类的普通人一个“思想”,甚至不惜为此而采取“填鸭式”的思想教育,给他们“灌米汤”,但是对于有了思想的人,它却要求他们一律要“剜”掉它,不允许它在脑中象癌细胞一样地任其扩散。这样一来,思想对于普通民众是一个意义,对于有思想的人来讲又可以产生出另外的意义。
    
    如果说前一种意义寓设着类似于道德的内容的话,那么,后一种意义对异端思想的整治就把思想者与他的群体区分开了。这是一个过程,在过程之中,中国社会产生了一个接一个的“思想霸主”,而失去了一批又一批的“思想英雄”。
    
    英国古典思想家卡莱尔在《论英雄与英雄崇拜》一书中列举了一类“文人英雄”,他们住在阁搂的顶屋,发奋写作,为那些“不给他们面包吃的人”的后代谋生存,而忘记了自己正生存在艰辛之中。因此,他们生前也许一文不名,死后却名声大振。但是,在我们中国的毛泽东时代却没有出现这样的“思想英雄”,因为“思想霸主”的权力是要灭
    
    “思想英雄”的,因此,所有思想家,只有臣服于“霸权”才可以存在和生存,而所有反抗的,都是要以“犯罪分子”的身份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最可悲的是,当他们在遇到了这个天大的不幸时,并没有赚来民众的同情,在民众眼睛中,他们是 “鬼”不是“人”。
    
    其实,我们只要研究了王实味的生平,就会知道在“延安整风”中,他被当成了“活靶子”时,事实上也有着两种选择:认罪、臣服,悔过自新,让毛泽东思想的利刃割去自己思想的所有楞角,把思想打磨得既“光”又“亮”;不认罪,不臣服,坚持思想上的“我”,不允许任何东西打掉自己的思想的“楞角”,以维护自我思想的尊严和思想家人格的高贵。
    
    在“延安整风”中,遇到麻烦的何止王实味一人,事实上许多的知识分子都是“带灾”的人(都有“资产阶级思想”),但是,你只要承认你“有罪”,并且这样的“罪”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你形容它是你思想上的一条“大毒蛇”,并发誓要“打死”它(“誓言”在发表时,要给他人以“真诚”的印象),这样你就会“得救”,不会被“一棍子打死”。所以“整风”要求你首先“整垮”你自己,然后,再“上阵” 去“打垮”别人,争取“戴罪立功”——只要你这样做了,保管你化险为夷。可不是吗?就在王实味遭受批判时,丁玲和艾青也同样地受到了批判,和王实味不同的是他(她)们二位,很快就认错、认罪,并且在狠批自己之后,就去无情地去揭发和批判别人,但是,王实味没有这样做,他既不违心地承认自己有罪,更不无耻地去揭发和批判别人。他在回答他的“托派罪”时,没有向那种顺风转舵的人一样地否认自己和“托派人物 ”王文元的关系,而是坦然承认他们之间是朋友关系,否认的只是他和“托派人物”的 “组织关系”。就现在的眼光看,这样的做法是正确的,也是“实事求是”的,可是,在那一场“整风”中,你想着要分清楚黑白是非,澄清事实,那不是知识分子的异想天开又是什么呢?
    
    在延安那个贫穷的地方,他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他根本就不理会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定性,因此,他不认为自己的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所以,即使他在《野百合花》一书中对于“革命队伍”内部缺点和错误提出了批评,他坚持不是恶意的。当别人在质问他到延安来的动机时,他不认为自己参加革命是“投机”的。总之一句话,他要维护的是他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判断,他不但不想打倒自己,而是在别人都纷纷打倒自己的同时,却要起而维护自己。“我就是我”!“独特的个体——原本正装,绝非复制”(神学家萨拉语)。所以,当他认为自己这样的做法已经完全失败时,竟然作出 “退党”的这个更犯忌的决定。他认为他若不是共产党员了,就可以逃避“共产党的整风 ”,殊不知他只要是共产党管辖土地上的两条腿的动物,是逃不脱共产党“整治”的。这样的情形就使人联想起来,希腊古典悲剧中的英雄注定要诞生在“神喻”的“悲剧” 结构之中而没有逃脱的自由一样。
    
    正确地评价王实味生前的行为,我们可以说,他不是一个立志于“叫阵”毛泽东思想的英雄,他们在延安所从事的工作的性质也不允许他做这样的事情,况且他完全缺乏和毛
    
    泽东思想做斗争的故意,可是,在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开展的“延安整风”中,他之所以被看成是毛泽东思想的反对者,原因在于他维护了自己:一个人本当维护的东西。这样,他也就在无意识间维护了“人”之为人的东西。
    
    对于上述情况,我们作第一种分析可以说,他不是一个自觉的“思想英雄” ,他之所以被“整风”当成了“英雄”(反面的)是毛泽东思想编排的结果,如果说这个编排的行为是荒谬的,那么第二种分析就可以引申出一种严肃的、甚至可以说是抵制荒谬的意义:一个思想家维护自己思想之棱角,并且为此而付出了代价——是一桩具有伟大意义的事情。在这里,被维护的思想哪怕是“普通”的,由此而产生的维护思想的行为却是伟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后者使前者上升到了“人”的“类”的高度;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就在于要把人从“类”的高度上拉下来,并“把类的完美硬归于特殊的个体”(青年马克思语)。
    
    3、我个人的回忆与联想:
    
    在上面的议论中,我已经说到如果王实味的思想是和我们普通人的思想很接近,既然如此,那么我们观察任何一个普通人的经历,看一看它之中有没有发生如王实味在“延安整风”中遇到的同一命运就是很有意思的工作了。关于别人的情况我知道的不多,我在这里主要地谈一下我自己的情况。
    
    在我这58年的记忆中,有过这么两次事件对于我来讲是刻骨铭心的:一次,是关于少年时期的我自己挨整,再一次,就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中我的老师们挨整。
    
    1965年初,我所在的只有六个班的一所小学校——于阡中学,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在学校的团员中间开展了一次“关门整团”活动。这样一来,使14岁年龄上的我经历了一次和导致王实味之死的那种“延安整风”一模一样的运动,在心理上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创伤,现在回想起来,我也心有余悸。
    
    “关门整团”前,我担任初六六级乙班班长,团支部委员,也是学校中公认的“积极分子”之一,可是呢?就在那两个“黑色的星期”中,一个好端端的我突然间好像掉进了“人间深渊”而不能够自拔。在面临“灭顶之灾”时,我被迫承认自己是 “修正主义的苗子”,“被封建主义的黄色毒素所喂大”,变成了“封建主义剥削思想在于阡中学里的俘虏”。一句话,在一个早晨醒来后,我就由“红色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变成了“黄色的封建主义的孝子贤孙”了,正如我在一本书稿里所的,我在“1965年初”就遇到了“文化大革命”,所以,我在乙班的命运和1966年刘少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的命运是一样的。
    
    其实,引起我的政治色彩变化的事情,是我在前一年自己编撰了一个名叫《江侠传》的故事,利用课余的时间在班上和学校中“散布”,以至于形成了一个被我的故事迷住了的文学小圈子。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个故事完全是“胡诌”的,是我在读了《水浒》、
    
    《七侠五义》、《施公案》、《包公案》这些流行的武侠小说启发下,利用它的“套路”敷衍出来的一段又一段故事,是一种饭后茶余的消遣品(那时普通人看不到电视)。
    
    但是,在“关门整团”中,它却变成了“红头文件”中点出来的危险:“警惕有人用封建主义的黄色毒素”来毒害“青少年”。
    
    所以,在这一次“关门整团”中,我实际上面临着和王实味一样的选择,要么打倒自己。要么被别人打倒。在选择中,我没有象王实味那样地勇敢的选择了后者,而是懦弱的选择了前者。于是我就把自己描绘成为一个“连狗屎”都不如的东西,并且决心承认错误,斗垮自己。在连续写了三份检讨后,才勉强过关了。仅仅是为了“过关”,我在编排我犯错误的故事情节时,用上了编撰《江侠传》故事的手段,把和我的故事根本就没有关系的我的舅父(“伪保长”)和我的同宗叔父(“历史反革命”)也拉了进来,说是他们“教唆”我犯罪,这样一来,我——一个“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孩子所犯下的“错误”就有了一种“历史的逻辑”。在当时,我的内心深处对于如此 “逻辑”深恶痛绝,它戳了我的还没有经历“社会生活”的良心,使之滴血,可是“整 ”我的“组织”却因为我出示了“合乎逻辑”的东西而“放”我“过关”了。
    
    对于上述的问题,我事后做了这样的设想:假如那时,我象王实味在“延安整风”那样,拒绝“组织”要我出示的“逻辑”,坚持说,我讲《江侠传》故事是我的爱好,是我自己从小学习武术,崇拜武林人物的结果,和思想问题无关。在我的行为中,根本就不存在“封建主义和共产主义争夺青少年”的“阶级斗争背景”,因此,我的行为无“根源”可挖,那么,我的下场之惨就可以在我挨“整”时,和我只隔了一个教室的六五级甲班的武彦明(和我同村)同学的结局来印证:“关门整团”前,武彦明和我一样,也是班长兼团支部委员,可是呢?在“整团”中,他没有按照“组织”的意志,进入“组织”编排的“角色”,反而对自己做了“实事求是”的辩护,“整团”结束时,这个我们学校首屈一指的高才生被彻底打倒了。他被开除团籍、开除学籍(“双开 ”),回乡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和改造”。
    
    我个人第二次对于共产党式的“整风”的感受是在1966年7月“兴平县教师学习会”上,我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专门“整”老师的运动。运动中,所有的教师挨个 “整”,“人人上楼、下楼”,“个个洗手洗澡”,只有三十多个人的学校,两个老师被残酷批斗后(包括我们的校长在内)分别戴上了“反革命帽子”和“坏分之帽子” 被押回农村,接受专政,有三个老师接受了批斗,在批斗会上鼻一把,泪一把地数着自己的“罪过”,要求“组织”的宽恕。当时我们所有参加运动的学生们都看到了自己在不久的将来挨整的可能,甚至连自己挨整时的图像都可以看清楚的……,只是当“文化大革命”在演变成为人民“造反”运动,共产党各级组织被“造反”的人民的“砸烂” 后,普通人被“整”的这一劫才躲过了。
    
    在上述我所经历的真实事件中,王实味的遭遇在我自己和我的老师们的遭遇中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一个有关中国人思想和精神上“受苦受难”的故事在轮回上演着,一直到今天都还没有结束。在这个意义上,讨论王实味,认识王实味,实际上是在讨论我们自己,认识我们自己——这样的事情绝不是我们身外的某一个具体人的事情。
    
    4、人是“能思想的苇草”:
    
    伟大的思想家巴斯卡曾经说,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解读这一句话的意思无非是说,人的生命体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是造成人对自然的统治,却在于人有思想。他说:“我可以想象一个人没有手、没有脚、没有头。然而,我不能想象人没有思想”(《论宗教及其它主题的思想》)。既然是这样,保护人“脆弱”的生命,使之避免像苇草一样的轻易被“折”断,就是公正社会的起码准则,但是专制体制和专制政治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竟然以“思想罪”治人,并且要把人本身就“脆弱” 的肉体要如同“苇草”那样地置之于轻易可以折断的状态中。这样,人的思想本应该托出人的尊严的事情却倒变成了导致人失去生命和危机生命存在的后果。
    
    人作为一种生物具有避险的本能,因此当危险将要来临时,人逃避危险的行为就不可能接受道德的解读。于是,《世界人权宣言》才宣示:“人人为避迫害有权在他国寻求并享受庇护之所”。《领地庇护宣言》申明:“人人为避迫害有权在他国请求并享受庇护”。当中国专制分子对人民的思想迫害没有结束时,思想者逃亡的历史就不会过去。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们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缅怀王实味的行为中就可以发现深沉的悲愤和万般的无奈。
    
    谁不爱自己的家圆,谁愿意流落他乡、他国?可是,人到底是流亡了。已故伟大的王若望先生,在青年的时候就曾经被视之为“山东的王实味”,在而后的岁月里,他一直没有摆脱这样的“身份”,这个看似“反面角色”的另一面却表明了“自由人 ”或者“真正人的”本质:不畏强暴,不怕强权,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高贵品质。在专制的社会里,在高官厚禄的诱惑下,他依然决然地走上了追求民主之路,高高地举起了中国民主和自由的大旗,变成了民主化、自由化运动的一面旗帜。可是,就这样的人物,在受到百般迫害和多次牢狱之灾后,迫不得已地也走上了逃亡之路,以至于客死他乡——这样的遭遇提醒每一个有思想的这个人都不得不思考如下的问题:一个不能容忍自由思想的政权它到底能够支撑多久?
    
    就依我的例子来说吧。我2002年 11月逃到韩国后,于2004年3月开始在网上写作有关研究中国民主化的文章,到今天为止,光在《博讯》一家网站上就发表了 233篇文章(累计约200多万字),试想:我在中国从 1974年就开始写作,写了28年,写下了30本书稿,约800多万字,可是为什么我一个字都没有发表呢?在2002年以前的中国所有公开出版物中,为什么连我武振荣的一篇或者半篇文章都没有呢?难道我愿意在韩国发表文章而不愿意在中国发表吗?可见,是现实的危险压迫我不敢发表自己的作品;我若是冒险发表,会危及身家性命,祸及妻子儿女!
    
    我是一个追求自由和民主的人,我不认为我的写作是“犯罪行为”,可是,我所在国家的法律和判例都是这样认为的,因此,我是为“逃避”刑法的“制裁”才走上逃亡之 路。我青年时代的时候,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坚信正义可以战胜邪恶,而完全没有从自己的生活中体验出伟大的哲学家密尔的话之哲理:“至于说真理永远可以战胜迫害,这其实是一个乐观的错误,人们相继加以重复,直至成为滥调,实则一切经验都反证其不然。”他举例说:“没有一个可以理喻的人能够怀疑,基督教曾可在罗马帝国被消灭干净,它之所以能够传布并且占得优势,乃因为多次迫害只是间接发生的,仅仅持续一个短的时间,其间则隔有很长的几乎未经阻扰的宣传时隙。由此可见,若谓真理只因为真理便具有什么固有的力量,能够抵抗错误,能够面临监狱和炮烙而挺战优势,乃是一种空洞无根的情操”(《论自由》)
    
    今天,我们在纪念伟大的王实味先生牺牲 60周年时,抛弃那种“空洞无根的情操”,认真地思索和研究一下中国思想界所面临的“自由化”、“民主化”问题,我们就可以寻找出走出目前中国社会“思想专政”困境的方法。
    
    我以为当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了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莫过于人自己的思想时,在“思想专政”下已经冷冻了的中国大地就会在自由的春风吹拂下复苏。到那时,王实味之死的历史意义才可以充分地被中国人所认可,伟大灵魂就可以永远地安息在中国土地上,但愿这一天很快到来!
    
    2007-5-31于韩国首尔
    <<自由圣火>>首发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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