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评论] 页面有问题?请点击打印板-》打印版                  [推荐此文给朋友]
[博讯主页]->[大众观点]
   

“八九运动”再探(下)—“八九运动”真的“激进”了吗?/武振荣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5月30日 转载)
    
    
     6、怎样判断“八九运动”中的“激进派”和“温和派”? (博讯 boxun.com)

    
    在上面我已经说了民主运动即使把自己定位在“推翻”共产党统治的目标上也不存在激进的问题,所以,我们分析“八九运动”时,所遇到的对运动的“激进”指责就应当冷静地分析一下这样的指责是不是正确?它依旧的是什么根据?当然在最具代表性的胡平的文章中,我们发现他所说的“激进”除了指名道姓的提出柴铃外,把判断“激进”与否定的问题放到了5月中旬之后,学生是否撤出广场一事,主张撤离的,也就是按照胡平所说的“打不赢就跑”就算“温和派”;而反对撤离,并且主张坚决不放弃广场的学生就属于“激进派”。因此,胡平在总结“八九运动”的经验与教训时,所提出的有关运动犯了“激进”的错误仅仅是针对的是学生讲的,并且也只研究我上面所划分的运动(1)和运动(2),完全没有涉及到运动(3):北京市民挺身而出,使纯粹的学生运动变成了全民的、“由不同年龄的男女老少参与的运动”。正因为是这样,他的研究停留在运动的(1)-(2)阶段上,并且受这两个阶段上的表象的迷惑,就是肤浅的了。
    
    他事实上回避了最可以体现“八九运动”精神的北京市民乃至中国人民不屈不服的蔑视专制暴力,奋起反抗,没有被坦克、枪炮吓倒的伟大场面……。他没有评价王维林只身挡坦克(这已经成海内外公认的天按门事件的图腾了)的行为到底是“激进的”还是“温和的”?他没有说那些在电视画面上爬上坦克、爬上军车兴高采烈地挥舞着民主旗帜的人们的行为是否也是“错误的”?他也没有评价那个到现在人们都不知道姓名的70多岁的老太婆在军队淫威面前愤怒斥责专制暴行的举动是否“激进”?他依然没有说明在“六四”之后的18年中,那些“伟大的母亲”在自己的儿女被无情的屠刀杀害后,而这个一把屠刀完全有可能落在自己要追查真相的头上的时候没有被吓倒,在一片恐怖的包围中,不断地用寻找失踪者的行为,在光天化日之下数说屠杀人民之人的罪恶的行为是否也属于“激进”的范畴,依据“聪明”的计算,这些母亲如果装出“温和”的样子,在“六四事件”彻底平反之后,在无任何危险的情况下再出来揭露罪恶——岂不是更好?
    
    7、我的看法:没有“激进派”,就没有“八九运动”: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刚一公布,部分“激进”的湖南学生和北京学生就上了街,完全不顾“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禁止“街头政治”的实现,勇敢地把一潭死水给搅活了。在“激进”学生们的带动下,高等学校中的久违了的“文化大革命”传统竟然象法术从地下呼唤出的幽灵一样地徘徊和弥漫在各个学校。于是,大字报——这个早已经从“宪法”中取消了的“文化大革命武器”,却被新一代的学生们顺手牵羊式的拿了过来,“串联”——这个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传统,竟然也象鬼魂一样地缠住了每一位“激进”的学生,他们像当中的红卫兵那样的以自己的偏好为纽带组织起了自治组织,把共产党、共青团和学生会这样的“官方”组织再一次地驾空,使之失去政治作用。运动中的学生们非得要同外校、外地的学生们“串联”在一起不可,就连大集合的地点选择在“首都——北京”也和“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是一样的,全国学生在一时间象潮水般地涌象北京的电视图像使人再一次回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
    
    因此,以邓小平为首的镇压派判断“第二个文化大革命”正在发生——这就悲剧酿成的最主要的原因,所有研究“八九运动”为什么失败的人如果回避了这一点,以为运动别“得罪”邓小平,“温和”一点就可以避免失败,那简直是幼稚到了极点。23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如果是“民族的一场灾难”,那么不允许“第二场灾难”发生——就是镇压的第一等理由,它的台词是:“改革开放”的政策和局面绝对不容许“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动乱”终止它!
    
    1989年4月20日,彭真打电话对陈希同说:“这几天北京这么乱,要防止出现第二个文化大革命。”同一天,王震打电话给邓小平:“小平同志啊,这些学生要造反啦!”4月26日,何东昌在国家教委会议上说:“要记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决不能让他们把娃娃们鼓动起来。”5月17日,在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说:“如果我们现在10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内战,不一定都用枪炮,用拳头棍棒也可以打得很凶。”也就在这个会议上,老奸巨滑的薄一波说:“这几天为声援绝食而连续进行数十天的游行,甚至超过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大串联的年代”。也就在这个时候,身在上海即将要比“八老”拉出来当新的接班人的“江泽民就非常担心”文化大革命在上海的重新出现,他十分忧虑地说“工总司有100多万人呢”(见张伟国〈〈赵紫阳与政治改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为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最有力的人——李先念在5月20日的“八老会议”上,竟然抄着毛泽东的口气用文化大革命中的语言说:“我老早就说过,问题出在党内,党内有两个司令部”。读者们,如果说李先念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他们认定的“第二个文化大革命”的“司令部”因已经坐上了赵紫阳这样的“小毛泽东”,就已经使它的面目可以辨认的了。(引文见我在2005年2月写作的《89民运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吗?》)。所以,我有理解判断:邓小平为首的“八老”决定镇压运动时不只是看到了运动的(1)和(2),事实上他们已经先于运动者看到了运动的(3)、(4)、(5)。“杀20万人,保20年平安”的话,是针对运动(5)说的,这就是我前面说的“提前动手”的意思。
    
    研究“八九运动”的人,只要对运动的看法上升到一种历史的高度,并且从中可以发现出中国民主的源流,那个才配称“研究者”,否则,充其量只能是一个说故事的人。从学生上街的那时一天起,郭海锋下跪、高自联的成立,学生写大字报,搞串联,全国性的大绝食,持续不断的中、小学生大游行,到5月18日的首都“百万市民”上街“声援”等等一系列事件都是“激进”的人参与的,“激进”的民主精神由学生传染给了市民,由市民传染给芸芸众生,就连一向吃斋念佛的和尚们也坐不住了,他们打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横幅也上街了……相反,我们可以发现,虽然运动的形势已经在当时就震惊了全世界,但是“不激进”的人坐着看热闹的确也不少。因此,我说:没有“激进”人物的积极参与和疯狂地推进,就没有伟大的“八九运动”!
    
    我认为:在专制条件下,任何有可能成功的民主运动都有可能是“激进”的,如果说我们事实上也发现了个别“不激进”的运动(如台湾2000年的政党轮替)的话,原因也只在于当权派是“温和”的,而不是在于反对派奉行着一个“不激进”的主张或政策。在这里,当权派和反对派的关系中存在着变量,而导致它变化的最主要的一方是当权派的态度和作为。就人类本性而言,任何政治上的反对派面目都不是“温和”的,他们的本性都是“激进”的,别说是在专制条件下如此,就是在民主政治中,亦可以把政治上的反对派视为“激进派”。如果连这一点都弄不懂,而去研究民主的运动,以为一场有上百万人参加的巨大运动和儿童游戏一样,一挥旗子,“见好就收”,“见坏就上”,那不是儿戏,又是什么?
    
    8、韩国“五一八运动”的例子:
    
    20世纪80年代,中国和韩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在80年代初韩国发生的“五一八运动”和中国在80年代末发生的“八九运动”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甚至可以说它们是80年代亚洲政治上的一对“双胞胎”。但是,对比地看一下韩国人是怎样总结“五一八运动”的经验与教训的,而我们中国人又是怎样看待“八九运动”——你就可以看出中、韩两国人民对民主和民主运动的现状、历史认识方面的差距了。就此,你认为韩国在而后只用了7年的时间就现实了民主化的变革,而中国在18年后却越来越专制,这里面是有非常重要的原因有待我们寻找的。韩国的“五一八运动”要被中国的“八九运动”“激烈”得多,但是韩国人民不但肯定了它的“激烈”的精神,而且把它提高到“民主革命”的高度上去了。所以,韩国的民主就成熟了,而韩国事实上也变成了亚洲民主化的龙头国家;而我们中国人,我们现在的民主派竟然批“八九运动”“激进”了,“冒进”了,他们以为在运动中,人民本应该是“温和的”,应当“撤退”,结果呢?18年过去了,我们依然是奴隶!你说韩国人比中国人强,比中国人聪明,我在韩国生活了四年,可一点都看不出来,但是在韩国打工的中国人比韩国人矮了三分的事情,我却看得很真。道理很简单,“奴隶”怎么可以和“国民”媲美哩。
    
    韩国的“五一八运动”起源于1980年春天的“汉城之春”,这和“八九运动”是由此年的“北京之春”引起的情形可以说是一的样,都是在没有市民参与的情况下发生的纯粹学生运动。大学生先闹起来,中学生也跟着闹,一片民主的“闹春”景象。“1980年5月14日,汉城地区27所大学总学生会40余名代表聚集在高丽大学总学生会长室,决议从14日上午开始全面街头示威,从这一刻开始了决定1980年韩国政治的方向和命运的4天。”(见《五一八光州民众抗争》一书,一下引文都出于此书)过了7小时,“7万多游行学生队伍”“踢开校门”,涌上街头,学生队伍喊着“打倒维新残党”、“退阵全斗焕”的口号(注意:这比中国学生要“激进”得多),有的和警察发生了肢体冲突……
    
    但是,在5月16日前,当汉城学生代表分析到“军队投入的可能性很大”时,就做到了胡平所说的“见好就收”,到17日戒严令发布时,汉城市出现了“让人难以相信的平静”,学生运动的所有“踪迹都消失”了。运动一下子给“收”住了,问题在于,如果是胡平先生的“见好就收”的策略完全成功了,那么我们就永远看不到韩国伟大的“五一八运动”了。这同中国学生在戒严令发表后就立即撤离广场的假设是可以接受同一模式分析的。可惜,韩国民主的历史却没有在这里被“收”住,它好像非要和“见好就收”的胡先生做对不可,虽然在这儿“收”了,在那儿却“上”了。
    
    在汉城是“收”住了,但是在远离汉城的光州却没有“收”住,“16日,全南大学、朝鲜大学和光州教育大学的学生在全罗南道政府厅舍前面的广场上集会,夜里进行和平的火炬游行”,重新点燃了在韩国已经熄灭了的民主之火……,产生了震惊全世界的“光州抗争”和“光州惨案”,和“六四惨案”比较起来,它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中国的“六四事件”中,北京市民奋勇而起,挡住了解放军的进城之路,但并没有和解放军发生冲突和战斗;而在光州,事件不但“激烈”,而且“壮烈”。5月20日,光州学生和市民组织了“市民军”,学生和市民拿起了“枪杆子”和前来镇压的正规军队战斗,他们抢了军械库,在和顺煤矿矿工的帮助下,弄来了大量的炸药和雷管,正儿八经地摆开了战场……一直战斗了10天。事实上,人民运动在这一刻已经转化成为“人民武装的战争”;“战争”持续到“市民军”一方“全军覆灭”为止……。朋友们,如果你是韩国人,你就会为“汉城学生运动”的“见好就收”的行为大唱赞歌,而把光州市民的“暴力抗争”当做他们违反甘地主义的“非暴力抵抗”原则而大加斥责!你可以说这是无辜流血,是“血酬原则”的报应,是违反民主精神的必然后果。
    
    其实呢,就在“光州事件”发生后不久,韩国社会上也出现了一批激烈地批评它的人物,他们认为“光州抗争”行为中断了韩国民主化的合法进程,为更加独裁的体制提供了镇压民主运动的机会和借口,以至于使光州一个地区的民众行为给全韩国人民带来了灾难,因此,光州民众应该为民主浸泡在血泊之中负责任。这样的指责和中国“六四”之后的那些非难“六四”的言论可以说是旗鼓相当,可是呢?没过多久,在韩国,那种责难“光州事件”的声音越来越低了,最后悄然无声。当成熟了的韩国民主精神在寻找自己的“归宿”时,“五一八武装抗争”的民主意义就被发现了。1993年,担任“文明政府”总统的金泳三在其著名的“五一三讲话”中明确指出:“80年5月在光州的流血事件对于韩国民主主义打下了基础,那样的牺牲是为民主主义的”。他阐明:“现在的政府就是在光州民主化运动中酝酿的民主政府!”
    
    在接下来的时间中,韩国对“光州事件”形成了“国家”认同,并且对失败了的“光州抗争”做出了“胜利”的判断:“80年代光州民众的抗争证明它不是失败,而是历史的胜利,也证明了烈士们的死不是无所谓的牺牲,他们是永生的英雄”。“光州民众抗争是80年代民族民主运动的原动力”,也是韩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超越理性、超越道德的斗争”,并且国家号召“所有国民”要“努力继承”“五一八抗争精神”。对比地看一下我们中国人对“六四”的态度,难道我们不感觉到脸红吗?
    
    如果在中国的“八九运动”中,解放军进城行为引起了北京人民的“武装抗暴”,象韩国一样地出现了“市民军”,在明明白白的“打不赢”的情况下,却要硬打(如韩国),那么,你批评运动“激进”,好像还是说得过去的,可是,你就学生们一句要“流血”的话,或者撤不撤离广场一事,就批他们“过激”,我实在是看不出此种批评高明在何处?这样的批评如果左右了我们对民主运动的看法,那么,我们已经“温和”了18年,民主来到吗?
    
    9、对“激进”问题的再思考:
    
    我在过去寻找“八九运动”失败的原因的时候,认为主导运动的人们在运动兆发前的思想和精神方面偏离了民主的两个基本点:民主必须是普通人的制度和民主运动必须建立在人民对政府享有充分权利(包括“改造”和“推翻”)的基础之上。因此,当运动发展到需要人民介入时,运动的主导者们却要它保守住学生运动的圈子内,不许越雷池一步,参与运动的许多大学生们认为,只有学生搞起来的民主运动才能够保持民主的纯洁性——这种本身属于对民主的偏见的东西却在那个特殊的时代竟然形成了一种“社会共识”,连警察在它的面前都退避三舍,把他们要取缔的学生游行反而“保护”起来了……。这样,当民主运动的脉搏跳动在已经迫使工人、市民、农民和普通职工和一般干部都应该和学生运动一起搏动时,运动却向学生以外的人群表现出了极端不信任的面孔:哼,叫你们搞,那不弄成“文化大革命”才怪呢?只有叫我们学生自己单独搞,才能够避免“文化大革命”式的“动乱”,使中国民主的桃子成熟得从树上掉下来!因此,我在写作《“八九运动”——中国大学生们的一场“文革”梦》一文时,就已经感觉到中国学生运动好像是在梦境中漫游一样。
    
    质言之,学生的行为百分之百的是“民主”的,可是于他们的行为相孛的是他们的心态、心理以及对于民主运动的认识却是极端“不民主”的。所以我假设:那个时候学生们做到了“见好就收”的事情,真的撤离了广场,也就是说运动(1)发展到运动(2)就嘎然而止,那么,这一场学生运动能够不能够算是“民主运动”我就不得而知了?要设想这样的运动后果,那么我们想一想在韩国“汉城学生运动”于戒严令发表的那一天就“收”了,而光州也效法汉城的做法,“温和派”胜了“激进派”,使运动偃旗息鼓,那么韩国的民主是不是就因此而很快的到来?韩国民主化的历史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啊!
    
    正因为“八九运动”是一场民主的运动,所以它即使处于运动(1)(2)的阶段上,它也还是包含着运动(4)和运动(5)哩!分析它的人,如果用斩断(1)和(5)之间的脉络关系,武断地只抓住(1)和(2),并且象当年的学生们一样的认为这做就超越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式模式,那么,悲剧的因子就已经种下了。就这一点而言,恰恰是学生和主导运动的那一部分知识分子甚至包括赵紫阳在内,都怕“动乱”,都怕犯“激进”的毛病,才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邓小平以避免“社会动乱”的名义来开刀!也正是这一刀下去,把我们中国人打得爬下了18年。在这个18年中,我们一直爬着,要能够站里起来,就得具备最起码的“激进精神”,可是依据我们的教训,我们当初被打得爬下就是因为我们“激进”了……。于是,这个中国民主的怪圈就这样的把我们给包围了,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走出它的明显迹象!
    
    10、“温和”与“激进”没有可以掌握的“客观标准”:
    
    在理论上,我们可以列出一百条或一万条区分“温和”与“激进”的标准,但是在实践上,我们对任何一个具体的事件的分析却会遇到麻烦,末了,我们甚至把自己搞糊涂了也未能认清楚事物。2006年9月13日,我在写作《论革命与改良为什么不是我们的选择?》一文时这样说:“对同样一个运动若作温和与激烈的评价,也没有一个通用的理论标准可以掌握的。就拿1989年的大学生绝食的活动来说吧,你可以说是温和的,绝食的人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的确温和,说不上激烈,但是,这样的行为付出的代价却是绝食者的生命,这好象又是异常的激烈。……就拿基督教来说吧,大部分人都认为它是一个和平的、善良的、文明的宗教,但是一位著名的基督教神学家却说:“若是基督教按照创始者的精神来教授和理解,现在社会组织连一天也不能存在下去。罗厄尔说‘若是不合理地妄加使用,《新约》中所包含的炸药,足以把我们现有的制度炸得粉碎’”(饶申布士著《社会福音集》)。基督教运动况且如此,民主运动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明白了这一层意思,我们即使面临着别人指责我们“激进”、“极端”,又该怎么对待呢?
    
    1963年,美国著名的人权领袖小马丁-路德-金博士把他的非暴力主义斗争带到了当时种族隔离主义最严重的城市伯明翰,数百人被捕,他因此而受到了囹圄之灾,就在此时,伯明翰市内的几十位牧师来到狱中,批评他的行为“激进”和“极端”,劝他承认和放弃自己的“错误”,于是,身系囹圄的他写下了世界上最美好的书信之一——《从伯明翰监狱发出的信》。在信中,他说下了下述到今天为止也值得我们中国人仔细回味的话:
    
    “你们把我在伯明翰的活动称为极端行为。起初,我对教会同仁把我的非暴力主义的斗争视做极端主义的行为感到失望……。然而,当我继续思考这一问题时,我却渐渐为自己被看做是极端主义者而略感欣慰。难道耶稣不是一个在博爱上的极端主义者吗?——‘爱你的敌人。祝福诅咒你的人,为虐待你的人祈祷’。难道阿摩司不是争取正义的极端主义者吗?——‘让公义如洪水滚滚,正义如江河滔滔。’难道保罗不是传播耶稣基督福音的极端主义者吗?——‘我在自己的身上带着主耶稣的痕迹。’难道马丁-路得不是极端主义者吗?——‘我站在这里,别无选择,所以拯救我吧,上帝。’难道约翰-班杨不是极端主义者吗?——‘我将要留在监狱中,直到我死去的那一天,免得我把我的良心变成屠场。’难道亚伯拉罕-林肯不是极端主义者吗?——‘我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而自明:人人生而平等。’”(《美国读本》)听了以上崇论宏议,我们若是被别人认为是争取民主的“激进者”或者“极端主义者”,难道不应该以此而感觉到“欣慰”吗?
    
    就在我这篇文章即将完稿时,我看见了《博讯》网的一则新闻:《齐志勇;停止迫害,我的呼吁(组图)(图)》。在图片上,我看见了在“六四”镇压中失掉了一条腿的齐志勇先生穿着“平反六四,支持维权”的文化衫,用一条腿支撑着,勇敢而又无畏地走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画面后,感动得直想掉泪。他不“激进”,敢穿文化衫吗?他不“激进”,靠一条腿敢做这样单枪匹马式的抗议吗?显然不可能;全国人民如果有一半人,不,——只要有十分之一、或者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的人敢像他这样的行动起来,那么“平反六四”就是当下的事情了。很可惜,我们在批评了“六四”的“激进错误”时,大家都沉得住气了,敢于像“英雄的天安门母亲”和英雄的齐志勇那样公开站出来明明白白知道抗议不成功,但是还是要“不计成本”地来抗议——这不是“六四”精神的再现,又是什么?这种精神——我们是要学习、要发扬,还是要批评、要抑制呢?
    
    民主如果是一种“科学”的话,那么它有一个同数理科学不同的特点,就是争取民主的人,不能够“计算成本”。如果计算“成本”,40吨的坦克是可以把人压成肉饼的,但是正因为王维林没有做这种“计算”,一个伟大而要流芳百世的“天安门图像”就成就了。读着这个图像,你能够说中国人生就的是奴隶吗?不,不能!读着这个图像,你能说中国民主就没有希望吗?不,不能!读着这个图像你能说中国人就是“人渣”吗?不,不能!伟大运动有它的伟大精神,可是这“伟大精神”却没有被我们解读出来,相反,它不伟大的那些成分却被我们给抱住了!
    
    
    末了,我认为很有必要强调这样的一点:与其说,“八九运动”和此后的中国民主运动(包括海外民运在内)患了“激进”的病,不如说是害了“温和”的病,“温和”得连骨头都软了,所以“中国龙”在18年的时间中才真正的是“中国虫”。这“虫”若是再“温和”一点,再软一点,就只能进地缝了。
    
    理论这东西有的时候弄不好的确可以使人泄气,所以我以为,我们在“六四”18周年之际,最好是撇开干瘪的理论,而使自己认真地再一次观看那些曾经感动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运动实况录像,把自己沉浸在它的热火之中,让这些永远都不会熄灭的民主之火,又一次地“烧”着我们的身体,使我们为参加未来的中国民主运动“热身”!
    
    
    2007-5-22于韩国《议报》首刊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博讯相关报道(最近20条,更多请利用搜索功能):
  • “八九运动”再探(上)—谁为“八九运动”的失败负责?/武振荣
  • “超越”的意义/武振荣
  • 第十三讲:瞬息万变的人和/武振荣
  • 第十二讲:自由的得而复失/武振荣
  • 第十一讲:观点──自由人的灵魂/武振荣
  • 《野百合花》托起的冤魂——为纪念王实味死亡60周年而作/武振荣
  • 关于政治冷漠的分析/武振荣
  • 评《茹嫣》(下)/武振荣
  • “四.五”运动民主意义再探/武振荣
  • 人民思想家的诞生/武振荣
  • 让民意得到真实表达/武振荣
  • 说民主的话/武振荣
  • 用民主的观点看待人(下)/武振荣
  • 用民主的观点看待人(上)/武振荣
  • 解开邓小平的三个“不字套”/武振荣
  • 应当怎样认识中国民主之现状/武振荣
  • 民运的新气象/武振荣
  • 论民主理论中的阶级问题/武振荣
  • 论民主的“减肥”/武振荣


    点击这里对此新闻发表看法
  •    
    联系我们


    All rights reserved
    博讯是畅所欲言的场所、所有文章均不一定代表博讯立场
    声明:博讯由编辑、义务留学生、学者维护,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另外,欢迎其他媒体 转载博讯文章,为尊重作者的辛勤劳动以及所承担风险,尊重博讯广大义务人士的奉献,请转载时注明来源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