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興庭：讨薪不成“抱牌回家”的隱喻
(博讯2006年12月29日)
1、討薪不成“抱牌回家”的隱喻
2、討薪不成“抱牌回家”的理性
3、我終於明白了他們為什麼“跳樓討薪” (博讯 boxun.com)
● 彭興庭 （南昌評論家 歐洲導報社轉原創來稿首發）
深圳一男子因辭職後拿不到押金和當月工資，向深圳市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仲裁委認為該男子未能提供有效證明而不予受理。男子為出口氣竟拆走仲裁委員會的招牌步行一個多小時帶回家。律師認為，男子此行為明顯過激，相關部門可向他要回招牌。（《南方都市報》12月28日）
看到這則新聞，感覺好氣又好笑。這名男子的“摘牌”行為，實在有些“超現實主義”。不過令人困惑的是，一個偌大的仲裁委員會，招牌竟然說摘就能摘下來，還能一口氣帶回家，未免有些“兒戲”。
在這裏，這位男子或許確實是因為證據不足而被駁回。不過，這卻讓我想另外一件同樣發生在深圳的案件，那就是轟動一時的“富士康狀告記者”案。在此案中，儘管訴訟物件是錯誤的，訴訟程式也漏洞百出，但企業的起訴最終得到了當地法院的支持。很多時候，不能否認，法律是為有錢人服務的，現在這位元男子有冤無處伸，怪只怪他沒錢，請不起律師，走不成關係。
這位“抱牌回家”的男子，在法律人士的眼中，顯然是不懂法的，不智的。或許，有關部門已經向他解釋過，這是法律應走的程式，要是你認為裁決不當，可以申訴，還可以去法院。然而，這位男子真的是位法盲嗎？不，他已經尋找了法律支持，這說明，他在尋求正當的司法和行政救濟，他心中有著充分的法律觀念，不過，法律卻輕易地拒絕了他。
以往，民工討不到薪，或者跳樓，或者堵路，或者絕食，或者綁架包工頭，民工情緒的發洩，其實，往往隱含著尋求法律援助和政府、社會輿論支持的意思。對於民工來說，醉翁之意不在酒，在於政府支持也。這是一種典型的“曲線救國”！民工為什麼不“依法抗爭”？道理很簡單，這個男子在仲裁委員會的遭遇已經說明，直接尋求法律支持的成本不僅高昂，而且還不一定有效。民工是理性的，他們“跳樓討薪”的抉擇不僅代價小，而且見效快。
討薪不成“抱牌回家”，事實上，這首先是法律和國家行為的失敗。現代社會的法律，沒有慎密周全地考慮弱勢群體的承受能力和他們所處的不利環境，弱勢群體在城市的邊緣性註定他們沒有足夠的力量來拿起各種司法武器。
中國人民大學楊瑞龍曾撰寫了一篇論文《正式契約的第三方實施與權力最優化》，他認為，國家“作為契約的第三方和最終強制根源”（諾斯），在農民工拖欠工資以及由此而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問題中負有不可推卸責任。一個合同的履行方式主要是私人方式和國家方式，私人方式無法解決的問題按道理應該訴諸國家機器，然而一旦國家這個底線正義作為第三方失敗，契約的執行必將退回到私人方式。所謂“私人方式”，除了跳樓式的威脅，綁架、殺人式的暴力，就是如今這種“抱牌回家”式的宣洩。□
（新聞鏈結：http://news.163.com/06/1228/04/33DFNKEN000112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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