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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射杀藏民看藏语危机/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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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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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讯 boxun.com)

     ——兼谈欧洲的语言权
    
    
     茉莉
    
    
     在冰封雪盖的珠穆朗玛峰西面朗喀巴山道,一位罗马尼亚登山者偶然拍摄到了一个令世界震惊的录像:一位17岁的西藏尼姑带领73个逃亡者,穿越中国国境逃入尼泊尔。在大批西方登山者眼前,这名尼姑被中国边境军人活活地射杀致死。一月前发生的这个枪击事件,引发了国际社会的一片愤怒抗议之声。
    
     当英国BBC电台的记者采访我时,他关切地问及那支逃亡队伍中的十几个藏族儿童。在尼姑被射杀之后,那一群大约六岁至十岁的孩子惊恐不已,此后,他们被手持冲锋步枪的中国军人押到兵营去了。
    
     为什么如此年幼的藏族孩子,要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逃亡?我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五十余年来,藏人骆绎不绝逃亡的原因有:躲避政治迫害、朝拜达赖喇嘛、接受宗教教育和学习藏语。对于占逃亡者总数的百分之二十的儿童来说,他们逃亡的主要目的,是去印度达兰莎拉西藏流亡政府的学校读书。
    
    
     ◎ 文化灭亡的焦虑和恐惧
    
    
     成千上万的藏族儿童,被送上这条充满生命危险的逃亡之途,他们的父母在做出这样一个决定时,要承受着怎样的心理煎熬?我们为人父母的都可以体会。
    
     记得1998年3月,我访问印度西藏流亡社区达兰萨拉的新难民接待中心,那里的工作人员向我介绍说:第一季度从西藏逃来的藏人是745个,其中60%是来上学的青少年。有五个孩子在翻越雪山时冻死了,有七、八个要作截肢手术。
    
     当时我流着眼泪询问:为什么让那么小的孩子翻越雪山?工作人员回答说:“即使大家都知道有危险,还是要把孩子送过来读书。因为,在西藏有些农区、牧区,学校发不出工资,老师都跑掉了。有的地方还有学上,但孩子也不能学习自己民族的语言和宗教。所以,家长不得不把孩子送过来。”
    
     在访问达兰莎拉的儿童村时,我遇见了几位坐飞机转道他国前来探望孩子的西藏妇女,她们看起来家境殷实,不像那些孩子失学的贫穷家长,但她们也宁愿忍受骨肉分离的痛苦,千方百计地把孩子送到印度来念书。可见,无论贫富,西藏人都已经感受到被“汉化”的危机,他们不顾一切地,要让自己的孩子继承本民族文化的命根子——语言和宗教。
    
     现任《西藏通讯》杂志编辑的达瓦才仁,就曾是一个不识藏文的藏族孩子。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民族的灭亡不一定就是肉体的消灭,在人类历史上有很多民族灭亡了,但是很少有民族是通过消灭肉体来灭亡的。民族灭亡基本上就是消灭你的语言文字,宗教习惯等等,我们有非常大的焦虑和恐惧感。”
    
    
     ◎ 一个美国姑娘看藏语衰落
    
    
     年轻的美国姑娘施媛珍(Andrea Snavely)原在斯坦福大学读书,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迷上了西藏,于是她放弃了去意大利留学的机会,去拉萨学起藏语来。在台湾蒙藏委员会举办的“2006年世界青年关怀西藏-台湾论坛”会议上,施媛珍发言说:“西藏最大的问题是语言,文化传承要靠语言,语言是文化的中心,没有语言,一切文化都不存在了。”
    
     我趁机向这位坦诚爽朗的美国姑娘了解西藏境内的情况。她说:“现在藏区的孩子只能讲一点藏语,已经不会写了。一些藏族年轻人唱藏族音调的流行歌曲,都是用汉语唱的。西藏境内的藏文书籍编得特别差,质量不好,语法不清楚。那里的学校教的是中国式的藏文,内容是汉族文化,例如语言对话,就像是两个汉人在对话,很少介绍藏族本身的文化,宗教内容也特别少。中国人在藏语课本里搞政治宣传,令人很反感”
    
     藏语为什么会面临如此衰落的危机?毫无疑问,这是由于政治的缘故。在1959年之前,西藏人只讲藏语这一种语言,有六千余座寺院以及政府或民间学校承担教授藏语的任务。1959年之后,西藏精英不是被杀就是被迫流亡,中共关闭了藏族寺院,开办了教授汉语的学校。虽然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藏区学校开设双语课程,但藏语课处于边缘地位,往往只是点缀而已。
    
     早在1992年,西藏著名学者、被中国政府视为“国宝”的东噶·洛桑成列教授就指出:“藏语虽然被宣布为政府各部门、各种会议和官方文件中必须使用的第一语言文字,但是,到处都是只使用中文。在这种情况下,西藏人对自己的理想和前途已经失去了自由。”
    
    
     ◎ 民族欺压导致“藏语无用”
    
    
     已经去世的第十世班禅喇嘛,曾把藏语边缘化的危机,归结于共产党的领导。在1988年在北京藏学研究中心第一次工作会议上,他说:“一千三百余年使用藏语文过的好好的地区,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仅仅二十年,藏文竟然完全没有了。” 班禅喇嘛所说的一千三百余年间,西藏人至少是享有事实上的主权的,那时候藏语作为唯一的官方语言,不但长存永续,而且滋生了灿烂辉煌的文学。
    
     尽管为了缓和民族矛盾,中共当局在西藏制定了自治区的语言文字法规,并申明该法规旨在“保障藏语文的学习、使用和发展”,但在全球化、功利化的时代,藏语在汉族政权的统治之下,在强势的汉文明的竞争威胁之下,仍然奄奄一息,因为它正在丧失其实用价值。
    
     康区色塔五明佛学院堪布晋美彭措曾在一次讲话中指出:“目前在西藏,藏语文没有任何的价值,即使简单地发一封信,如果在信封上写上藏文而不会写汉民族的文字,不仅在其他地方收不到此信,即使在西藏内部也收不到。用藏文发电报的现象更是在各地都见不到。在交通方面,即使你精通藏语文,也无法了解汽车出发或抵达时间以及车票上的座位号码等。在一个县城和城镇,如果想要寻找一所医院或商店,精通藏文在这个时候基本上没有任何作用,藏语文的使用情况由此可见一斑。”
    
     只会藏语的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即使是购买一些日常用品也无法沟通,更不用说到城里找一个像样的工作了。这种“藏语无用”的现实,使一些年轻藏人为了生存而放弃藏语,被迫学习汉语。从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功利性的市场选择,但从深层看,却是一个带有民族沙文主义色彩的大汉族,对一个小民族的欺压所致,这是一种变相的人权剥夺。
    
    
     ◎ 北欧语言靠主权保护
    
    
     西藏民族有六百万人口,比北欧的丹麦、挪威、芬兰和冰岛等各小国的人口要多。但北欧小国都拥有自己的国家主权,因此能够透过行政手段和教育体系,让本国语言作为官方语言来使用。在北欧国家看来,本国的官方语言如同国旗和国徽,是国家主权和尊严的象征。
    
     例如,只有十万人使用的冰岛语,由于它是官方语言,因此没有消亡的危险。在英语通行的全球化时代,要抵御强势语言的大举入侵,小国语言只能运用国家主权,规定公众必须使用本国语言,否则该语言就岌岌可危。
    
     移民到瑞典的外国人大都知道,瑞典政府为了让移民具备必要的瑞典语知识,给新移民提供免费的瑞典语课程。本人就是这类课程的受益者。在瑞典要申请一些正式工作,需要申请者出示通过基础瑞典文考试的证明,这是通过制度保护本国语言的一种方式。
    
     西藏民族虽然失去了主权,但在名义上,仍然是一个“自治”的民族。在他们居住的高原雪域,藏族是占总人口的九十以上的主体民族。只有让这样一个主体民族获得真正自治的权利,其博大精深的藏文化,才能通过源远流长的藏语文,获得继承和发展。
    
    
     ◎ 真正自治才有语言权
    
    
     笔者有过几次访问瑞士日内瓦的经验,那里有的巴士司机不管乘客如何为难,都只肯说法语。这是因为,瑞士作为多官方语言的国家。在语言的使用上采取“地区原则”,即由个人来适应所居住地区的语言需要。
    
     为什么移居西藏的汉人不必学藏语,而在瑞士一国境内,从德语区迁移到法语区的人,却必须“入乡随俗”地使用当地的法语?这是因为,瑞士的各个郡都享有高度的自主权。那些说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及罗曼许语的瑞士人,其语言权利在各自的地区获得保障。
    
     对弱势民族来说,语言权就是要求该民族语言在社会生活中得以使用,借此延续和发扬本族语言文化的权利。目前,欧洲国家大都将语言平等的精神体现在法律里。从语言歧视主义走向语言平等,欧洲人走过一条漫长的道路。早在1898年,比利时为解决独尊法语、歧视佛莱明语的语言纷争,通过了语言平等法案。今天,语言权已经是世界公认的一项基本人权。
    
     正如当今中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大都是一纸空文,西藏民族的语言权利也只是停留在纸面上。中共在西藏的统治者是如何看待藏语教育的呢?曾长期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陈奎元公开说:“我们的教育是否取得成果不是看大学、专业学校或中学颁发了多少个毕业证书,归根结底是要看学生是反对达赖集团的,还是支持达赖集团的。”曾在四川镇压藏族活佛阿安扎西的现任公安部长周永康,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在学校中使用藏语文授课,是对政府人力和物力资源的浪费。”
    
     自西方登山者发现逃亡藏人被射杀,人们追问藏族儿童逃亡的原因,我们因此看到,为了不使本民族的语言灭亡,藏族人民付出了惨痛的血泪。他们争取语言权的抗争,和他们争取真正的自治权是一致的,也和我们中国人争取民主和人权的抗争息息相关。
    
    原载香港《争鸣》2006年12月号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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