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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民运到维权/李锋
(博讯2006年12月16日)
    
    维权运动,为中国的自下而上的和平变革提供了可能。
     (博讯 boxun.com)

     一
    
    中国当代民主运动应该从七八年西单民主墙算起,当然我们还可以向前推到七六年四五运动。四五运动没有提出民主要求,但民众的倾向是抗议毛权力,西单民主墙是四五运动的发展和明确化。民主墙被镇压后,中国的民主诉求基本就转到体制内进行,所谓精神污染、自由化都在反中共的极权专制,尽管当时人们尚不能明确说明,但方向在此。由民主墙到八九,这十几年中国的民主运动即反专制运动,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自由化。极权国家的民主运动首先是反专制,争自由。这一时期,中国的民主运动完成了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在全民普及了反极权和自由的思想,我们可以将之称为反极权和自由的思想启蒙,八九民运就是它的成果。八九非常重要,思想酝酿成民众集体抗争,尽管当时借用了一些革命的口号,但其实质是反中共四十年的极权统治。邓看得清楚,因此说没有退路。虽然当时学生的策略有失误,但他们表现的不妥协性也正是对中共否定的彻底性。
    
    镇压之后,一些人预计人民将会重新聚集反抗,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这主要是镇压的效果。残余的民主力量一部分流亡到海外,一部分转入地下。中国民运走向低谷。邓南巡给人们敞开商业开口,这是个策略,将人们的政治不满引向利益,应该说这也是民运低落的一个原因。之后,人们在经济的漩涡中,或争夺,或迷茫,或失落,政治热情相对冷落。
    
    反省八九运动,除了学生在策略上不当之外,也还有其它欠缺。八九运动是数十年来人们反中共极权的总爆发,它是道义的、思想的、情感的,但是缺少有关民众权益的具体内容。因此它的主体是学生,学生代表民族的意识倾向,但不是社会主体。而当时大多农民还是经济改革的受益者,而工人也还端着社会主义的铁饭碗,生活比过去也还有提高。
    民众不是这场运动的主体,是其先天不足。试想如果这场运动发生在今天,情形就大不一样,抗争的主体会是民众,如果民众是主体,整个国家就会瘫痪,政府甚至会丧失镇压的能力,因为内部和军队在压力下会发生倒戈。
    
    不过,我们完全可以积极地看待由民主墙到八九的民主运动。它完成了反极权和自由的思想启蒙,也做了有关民主的初步尝试,比如办民刊、高校选举、结社等等。历史的进程是阶段性的,并且有起伏。中国民主运动的下一阶段是:反极权求民主如何体现民众权益?说到底,民主制度的基础在个人权益,只有当社会多数成员个人权益意识充分,并能维护自己,这个制度才是有希望有根基的。
    
     二
    
    八九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化,中心是公有制转私有。私有制不是坏事,关键是怎么个私有法。公有制意味国家所有财富、资源为全民所有,如果要将之私有化,那么每个人都有份,并且份额平等。但事情不是这样,而是权力将公有财富抢归自己,把民众一脚踢开。这是一场以改革为名义的抢劫。公有制,工人在其中有份额,因此好歹有工作、医保、退休;私有化,工人没分到应得的股份,却丢了工作和福利。农民,土地集体所有,却让官吏私卖了,市场价格几十万一亩,给农民却只是一两万。中国民众的权益意识实际是被权力的掠夺觉醒的。一方面是投机者和官员暴富,一方面是民众权益不断丧失:失业、失地、强迁、非人劳动境况等等。民众不得不起来维权。
    
    权力对民众的掠夺不仅极不公正,而大多也违反中国现有法律。比如土地问题,宪法规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但是多数地方权力借国家名义,强征农民土地,转卖给开发商。中国的侵权事件百分之九十都是违法的。实际中国民众所维之权多在他们的基本生存范畴,比如土地、住房、劳动报酬、生育、就业、医疗、退休等等。中国政府说人权首先是人的生存权,那么中国民众维权也正是他们的生存权,而且是最低的。看看下岗工人、失地农民、民工、访民,他们所要求的不就是基本的生存保障吗?事实是,强势的贪婪和掠夺是无限的,没有民主机制——司法独立、舆论监督、结社等,对之就无法制约,由此民众的基本生存即无保障。
    
    维权在中国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因为在权势的疯狂掠夺中,大多民众都成了受害者。民众要维生,不得不起来维权,这是民生的基本问题,因此维权运动又是不可阻止的,也镇压不住,镇压了此,又有了彼。并且随着民众权益意识和要求的增长,维权运动将更为普遍和强劲。民众维权并不要求改变国家权力和制度,但要求保护他们的利益。社会存在以利益为基础,民主制度即在保护个人利益,并在自由竞争中持守公正原则。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维权运动的重要意义在于,民众将在维权中建全个人权益意识,并学习如何维护,由而未来的民主制度也就在中国扎下根。民主不只是投票,只有选票后面是个人权益和意志,其才是有意义的。
    
    中国历来是官权至上。中国人争取民主已经有一百多年,但始终是失败的,根本的原因就是民太弱,制约不了官。辛亥革命建立了民主制度,但是并不能实行。孙中山提出训政,将民主不能实行归于民众愚顽,实际是各种权势将民压迫掠夺得太过。要民主扎根于民,不在教他们如何去投票,而是归还他们的权益,并使他们能对之维护。近年中国维权运动兴起,是大好事,维权就是民的兴起,是民对官的抗衡和反制。因此,有人将维权归为民权运动。孙中山倡导民生、民权,现在中国民众正自己来争取,他们由求民生,而求民权。王怡说维权是民众的自我训政,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民众在维护自身权益中,将学会运用法律、公共舆论、道义原则、群体力量,以此反制权力。而这本身就是中国的法制、公正规则、组织、社会的积极建设,这正是迈向民主。
    
     三
    
    几年的民众维权运动中,我们看到许多可贵之处。维权最初由上访开始,如果我们细心观察一下就会发现,过去民众上访是向政府“求”公正,现在上访很大程度上带有抗议性。比如“门前抗议”就是由上访演变来的,民众向政府“求”公正变成向政府争公正,这是个重要变化,说明民开始抗衡官。再,维权多是个体的,但现在个体抗争逐步发展为群体抗争,所谓“突发群体性事件”就是民众的群体抗争,中央政府为之专门制定了管理条例,可见这已是社会的普遍问题。“群体”表明社会性,民众维权正在成为社会公共事务。还有,越来越多的民众懂得利用公共舆论和法律保护自己,或见诸国内外媒体,或上法庭,其体现社会公正与法律的重要,民众对它们的需求日益增长。付诸媒体,将促进社会监督,呼唤道义;见诸法庭,将促进法制的建设。同时,这也说明民众维权是倾向理性与和平的,这为中国非暴力变革提供了希望。有些地区 ,民众在维权中还提出了选举、建立农会的要求,前者如太石村,后者如浙江温岭,这预示民众的经济要求,将导致他们对社会和政治权利的要求。
    
    胡温新政提出和谐社会,这是个好设想,但关键是如何实现?在没规则的状况下,强势对弱势的压榨掠夺是无限的,这是人性所在。即使胡温真心反腐,各级官吏的掠夺也无法抑制,他们由上到下已结成利益集团,垄断政府、司法、公安、乃至媒体,他们有共同利益,层层相护。他们掌控国家,而他们中百分之九十的人都贪污,那么又由谁去制止他们呢?而且,为了稳定社会,当局只能进一步笼络官吏,增加官吏数目,而这势必加重对民的掠夺。在这种状况下,民众只能起来抗争,自己维护自己。公正、合理的规则是在利益各方的斗争和妥协中建立的,只有权力的掠夺,而没有民众的维权斗争,就不可能建立公正与合理规则。而只有建立了的公正与合理规则,才有社会和谐之可能。以维权对侵权,以民抗官,只有当民足够强大,以至能抵制官的侵犯,社会的公正与合理规则才能建立。公正与合理规则不是规定来的、也不是由单方面赐予的,而是力量较量的结果。否则,即使有法律也是一纸空文,如现在的中国。
    
    有人问民运与维权的关系。可以说维权是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它是民主运动的个人权益化、民众化,它是广泛的民权抗争官权的运动。在中国一百多年的民主追求中,民主主要是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和学生的运动,而缺少民众性,特别是缺少民众的利益,这是中国民族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当今中国的维权弥补了这个弱点,民主运动终于找到了它的社会基础,走进了民众。当然,维权没有直接的政治诉求,不是政治运动,但是维权的发展,必将是由经济走向政治。比如,个体抗争走向群体抗争,因为个人不构成抗争权力的力量,只有结成群体才构成对权力的压力。而群体要更有凝聚性更有力量,能持续,就需要结社。再,如维权见诸法律,就需要法律的公正;而法律公正,则必须要求司法独立。如果维权见诸媒体,呼吁社会道义,那么势必也就需要新闻自由。还有,官吏腐败,民众要求撤换,那么也必然需要选举权利。几年的维权运动中,这些虽然还不那么普遍,但已经陆续出现了,并且日益增强。这些实际都是政治诉求,是民主制度的基本规范。维权运动在不断发展中,最终民众维权将上升为政治要求,要求建立民主制度。因为只有确立民主制度,才有法律的公正、舆论的公正,才能制约权力,保障民众权益。民运与维权,二者是一致的,相辅相成。需要有人继续坚持为改变中国制度进行政治的努力;而民众维权正是为未来的民主制度铺垫基础,向其迈进。
    
     四
    
    维权运动是民众性的,也是自发的。这两点都很重要,前者体现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后者表明维权是社会的自然生长。自由主义的精髓是,生命也好、经济也好、文化、制度和社会也好,它们的存在和发展要有其自然性,而不能是强制的人为设计的,因为人所知甚少,理性不可能涵盖人。民众性、自发性体现了维权运动广泛的社会性和生机。
    
    但是,自发不等于不需要理性和经验的介入,前者需要后者的管理和保障。维权运动需要知识分子的介入,为弱势民众提供理性、知识、舆论、法律和社会的帮助。中国教育落后,民众常常是权益受侵而不知,追讨损失而不知门路,抗争而缺少恰当的方式。一个失地农民,要付诸法律,如果没有律师的帮助,很难走上法庭。孙志刚事件如果没有媒体的报道,也就无声无息。太石村和汕尾;浙江温岭和湖南三甲,是两组案例。太石村和温岭由于有律师和知识分子的介入,效果就相对好一些,而汕尾和三甲由于没有知识分子的介入,就衍为暴力流血。这说明知识分子对维权运动的重要。维权需要勇气和意志,但也需要经验、策略和知识。
    
    知识分子介入维权,这是伸张道义、帮助民生、促进社会进步的事业。各个国家,知识分子都有帮助民众的责任。在印度,知识分子到民众中去,提供法律咨询、种植技术、经济和医疗帮助是很普遍的。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孟加拉经济学家尤努斯的事例是个典型。本来中国知识分子一向有抚恤民生,为民请命的传统。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成立了不少团体,帮助民众。这一传统五十年代以后才断绝,现今中国知识分子的怯懦、冷漠、自私是长期极权统治的结果,是不正常的。中国知识分子需要恢复其伟大的保民传统,在此之中他们也才能恢复自身健康丰满的人格。
    
    知识分子可以各种方式参与民众维权。我们需要高志晟、郭飞雄式的英雄,孤身挑战极权制度,为受难民众辩护,不惜坐牢牺牲,成为维权的召唤和旗帜,但我们也需要更多的人权律师,像浦志强、滕彪、莫少平、李劲松、李健强等等从事维权个案。我们需要像陈光诚、黄琦、胡佳、万延海、赵昕这样的人在体制外抗争、疾呼,也需要体制内有良知的学者、作家、记者、法官、公务员,伸张正义,持守法律,帮助民众。维权可以是抗争的,但也可以如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咨询中心走协商的道路;可以见诸法庭,但也可以是街头抗议;可以是个人,却也可以为群体。维权的主体是民众,知识分子的介入是支持者和帮助者。在介入中,应该充分尊重当事者,以维护他们的切身权益为目的,而不是贸然将之引入政治范畴,至于民众自己所提出的政治要求,比如选举、罢免、建立农会等,应尊重他们自己的意愿。维权运动的政治诉求,会随其发展而逐步呈现。
    
    中国的政治变革,存在着由上至下的可能,但这主要是由当局上层权力所决定。如果社会变革是自下而上,那就必须有多数民众的参预,如果要不构成大规模的动荡和破坏,其还需要是坚持理性和非暴力。中国历史上,民众的生存反抗常常是大规模的暴力流血,今天中国民众以非暴力维权的方式为生存奋争,这是个了不起的进步。维权运动为中国的自下而上的和平变革提供了可能。在中国一百多年的民主追求中,还未曾有过这样一种局面。我们有理由乐观的看待它,对它抱有希望,积极地支持与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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