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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社会进步与文明进程/贺伟华
(博讯2006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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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贺伟华
     【前言】:关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发生的八九六四民主运动究竟是不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关于公民维权运动究竟是否能够承担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关于我们需要的究竟是现实的自由主义民权运动还是理想主义的民主运动?海内外学者最近有些讨论。每一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与立场来回忆感受民运与文革这两场震惊世界的政治运动;分析总结这两场运动究竟给我们留下了些什么?探讨现时中国需要或可行的究竟是自由民权运动还是民主运动,在此,作为历次事件的阅历者,我也谈谈自己的看法,仅供大家参考。 (博讯 boxun.com)

    
    【目录】
    一、 两次运动之别:社会主义政治狂热与中国民主运动
    1、文化大革命与八九民主运动的对比
    2、运动方向与轨道的失控与偏离
    3、八九民运的国民性缺陷
    二、中国的东方式民主与现代民主政治之民主精神的本质差别
    三、市场的力量与维权运动的重大现实意义
    四、我们需要的究竟是现实的自由主义运动还是理想主义的民主运动?
    
    【正文】
    一、 两次运动之别:社会主义政治狂热与中国民主运动
    1、文化大革命与八九民主运动的对比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由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文化革命运动。其发起的原因与动机是毛泽东的个人野心与危机感。为捍卫其至高无上的皇权而对其所谓的同志,甚至亲信大开杀戒。毛泽东的个人危机,一方面来源于对所谓国内外敌对势力颠覆活动妄想症般的惧怕;另一方面来源于对其党内所谓当权派刘少奇等篡党夺权的惶恐与忧虑。由此,而以反对修正主义当权派、反对右倾翻案为名发起了周期性的无产阶级民主政治运动及永无止境的阶级斗争。而文革则是一场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灾难最重的史无前例的人类浩劫。其本质包含着侵犯人权、剥夺人身自由及侵害个人权利等一切与现代民主政治之捍卫人权、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理念相对立的一切罪恶,更没有摆脱阶级斗争与暴力杀戮的反人类性质。因此,作为社会主义政治运动疯狂,它根本就无法与追求个人自由、保障公民权利与人权的民主运动同日而语、相提并论。
    
    然而,作为中国式的民主运动,无论是上世纪初的五四运动;还是八九民运,却从来没有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真正民主政治运动。运动的绝大多数参与者,都没有在本质上领会自由主义现代民主政治的精髓。在缺乏自由精神、人权思想、财产观念、市场伦理与宪政法治信仰的中国;在缺乏公平竞争市场经济培育与人性转化的中国,除了知识分子口头上的启蒙与呐喊之外,自由主义还没有真正落地生根。在此,几乎所有八九民运的参与者都无不裹挟着社会主义传统意识形态、怀抱着理想主义热情及献身于伟大事业的利他主义政治狂热,在蔑视人性本源的自爱、自利及市场经济的情绪中投身于这场震惊世界的八九民运。
    
    当我们看到学生用身体阻挡镇压部队的坦克时;看到学生用静坐、请愿来乞求中共的圣恩时;看到学生用自残的长时间绝食来感动当权者时;看到运动参与者焚烧汽车时,我们既为学生的勇敢与献身精神大为感动,又对运动的非理性操作方式与最终偏离轨道的过激行为感到遗憾。这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民主运动,最起码受传统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偏离了自由主义民主运动的轨道。
    
    基于人权与自由的信念,自由主义民主运动不同于民主革命,它首先是非暴力、理性的;第二是珍惜生命的、人道主义的;第三应该是体现个体独立与自由精神的,为此,它必须与权利保持距离,用社会力量的展现来达到其政治目的,绝不存在任何对强权的乞求与青天情节;第四,自由主义民主运动不是道德说教运动与理想运动,它发端于草根、发端于社会、发端于民众利益,发展于社会力量深层次动员与培育——公民社会,成功于社会力量对专制暴政的制衡。
    
    也正因为八九民运具有非西方的中国特色;与传统的意识形态有着某些一脉相承的牵连,才给了人们对比、分析、剖释与反思的机会。在此,我也陈述一下自己的观念:
    
    从充满政治热情与迷信色彩的文革,到理性精神所主导的物化社会,已经整整四十年。而上世纪的八九民运正处于这种巨大的社会变迁与思想的革命性转换中后叶。因此,它与文革既有着本质的不同,也有着还没有摆脱与难于洗刷的牵连与残余依附。八九民运是曾经一度伫立于天安门广场的、具有中国特色“民主女神”的产儿,却又与西方“自由女神”自由与人权的象征差之毫厘;它由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所主导,却又与自由主义理性构筑精神失之千里。在这场民主运动当中,发起的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然而主导运动的主流意识形态却是社会主义的变种——社民主义的民主、平等与反腐。无论是胡耀邦先生还是赵紫阳先生,作为关注民生的人道主义者,与社民主义的戈尔巴乔夫相比,还有相当的距离,起码在对西方民主国家的政策与态度上与戈尔巴乔夫有相当的距离。人们是否想过,即使八九民运取得成功,也不是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政治思想全面入主中国,社民主义与政治改良依然是主流思想与意识形态。我确信无疑的是,当时,赵紫阳先生还没有完全摆脱传统意识形态而自我转变成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思想巨人。
    
    八九民主运动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发起,在反腐败、反贪官这一点上与文革有着共同点;在通过政治运动打击腐败特权官员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发起人的指导思想却是民主与法制。赵紫阳先生所提出的“把一切的社会矛盾与冲突解决途径都纳入到民主与法治的理性对话轨道上来”这句话至今为人民津津乐道。因此,我们说八九民运与文革有着本质性的根本差别:
    
    第一,它不是一场基于权力争夺与斗争的党内政治运动,无论是发起运动的自由主义知识精英,还是参与运动的广大学生,都不存在任何的政治野心,却有着无限的理想主义热情。在没有任何生存危机与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他们关心国家的命运、怀念厉行改革的胡耀邦、反对腐败与特权、忧虑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未来。它体现出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传统美德与高尚情操。这是烧杀戮虐、打砸抢的文化大革命根本无法对比的。
    
    第二,它独立于中共党内左右摇摆的周期性政治运动与清算,而首次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发起了党外大规模民主运动,其目标直指民主政治建设,为国家摆脱恶性循环的政治斗争灾难,影响深远的首次开展了勇敢的尝试。
    
    当然,它不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运动与狂热,而成了中共建政以来首例惊天动地的中国式民主运动。
    
    2、运动方向与轨道的失控与偏离
    无论是文化大革命还是八九民运,其运动的方向最终都偏离了发起人的构想与设计,而导致了无法预料的后果。
    
    毛泽东发起文革是基于权力斗争与政敌清算,然而运动的发展方向,却偏离了毛泽东的个人意愿,把全国人民几乎都卷入了这场你死我活的运动当中。批斗镇压他人的许多人都没有想到自己最终也无法摆脱被批斗的命运。人民借机造反、大鸣大放、炮打司令部,清算了几乎所有的党政机关。把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政府官员批斗得服服帖帖。根红苗正的工农民众扬眉吐气,这种无产阶级民主政治运动被认为充分体现了所谓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对修正主义当权派进行了革命性清算的民主精神。于是才有了后来广为讨论的“人民文革”一说。于是才有文革研究的专家至今对之情有独钟,不断的挖掘其中民主素材。
    
    另一方面,八九民主运动,也最终偏离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初衷,逐步失控而偏离了理性的轨道。虽然运动开始之初,人们为了保持运动的纯洁性,一度排斥着所谓“居心叵测”者的参与,还把用油墨泼洒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画像的湖南三君子余志坚等押送公安。 然而,国民性的政治狂热与民主热情是无法阻挡的,全国各地的声援团、高自联、工自联奔赴北京,既成就了蔚为壮观的浩大民主政治运动气势。也把运动推向了难于操控的地步。当我们看到电视画面中所呈现的火烧汽车画面时,我们已经预感到灾难性的局面就在眼前。
    
    因此,我们说全国性政治运动的性质,绝不仅仅是决定于发起者的企图与目的,更是全国人民意识形态、思想观念冲突、内在渴望等等的综合性总体宣泄与爆发。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治运动,所谓的“居心叵测”、“动机不良者”大有人在!无论是发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还是领导八九民运的自由主义知识精英?都最终无法左右运动的发展方向与结局。运动的性质,是由广大的参与者决定的,而不是发起者。
    
    在此,我不禁想起了我还能吸烟的那些岁月,一个尘封已久的记忆再现于我的眼前。当年,每当面对生存困境时,我总是点燃一支香烟,深深的吸上一口,然后慢慢的把烟雾从嘴中周期而有节奏的吹出一个个滚动向前的圆环。看着这逐步扩散、变形而最终一派散乱、消失无踪的烟雾。当时的我,在思索着如何面对无处不在外来颠覆所导致的一波又一波的家庭动荡与危机?我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把握一种基本上的动态平衡而让我梦幻中的海市蜃楼于风雨飘摇之中伫立不倒?我的有限理智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控制住形如危阁的动荡飘摇局面?无处不在的罪恶策划阴谋颠覆者最终是否能够完全控制局面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后来的结局已经证明,对事物的进程谁都无法预知并一手掌握,西游记中的如来佛不过是神话中的想象,人就是人,他不是神。毛泽东如此、自由主义知识精英也是如此,何况一个平凡的小我,当然,强权者的共产共妻颠覆家庭活动也没有捞到任何的好处,以至于至今无法收场。
    
    3、八九民运的国民性缺陷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与开放成了时代的主流,有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步建立起中国的法律制度与体系、自由主义者对公有制与计划经济体系的质疑之声泛起、人们的权利意识也逐步产生。但是整个社会缺乏自由精神、法治意识、人权观念及与市场经济相关的契约伦理、财产意识,学生的反腐民主运动还是建立于一种理想主义的、社民主义的政治诉求上,没有具体明确的目标:
    
    1) 、信仰权力的人身依附状态没有改变:人们反对腐败,却普遍没有看到导致腐败的根源就是政府权力过大;没有看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必然演变成有腐败、有特权的商品经济。人们反对是个别的贪官,却没有从根本上反对这种官僚体制,乞求青再世情节弥漫于整个政治运动。
    
    2) 、运动没有统一自由主义理念:没有谁基于自由主义理念而勇敢的提出限制政府权力的有限政府、与权力保持距离的公民自治概念;没有谁开展面向民众与社会的公民社会培育。运动既没有面向社会的民众总动员,甚至游离于民众而明确的划清知识精英与民众的界限。
    
    3) 、没有提出公平竞争、机会均等、抗拒权力垄断的市场经济观念:当时既没有谁明确公开的针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出市场经济发展思路;也没有谁敢提出保障私权、社会监督公共财产的财产保障制度及宪政法治。因为所有的这一切,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正是颠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市场经济与私有制,在许多参加民运的民主人士看来,都还是万恶的资本主义罪恶根源;是人性堕落与腐败的劣根。受传统左派意识形态的影响,知识分子普遍追求高尚的理想主义信仰,而与私利保持距离。他们反对特权腐败官员,却把导致这一切的根源归根于私利动机的人性,而不是特权制度。传统的公有制与计划经济左派思想残余还左右着人民的思维方式与行为。
    
    4) 、对民主的概念模糊:自秦汉专制极权制度以来,中国的字典中,就找不到自由二字,而中共政府对自由的诠释,则更是毛泽东式的肆意妄为。其含义的可怕,让人们退避三舍,只要沾上自由主义翻案几字,人们就在劫难逃。而民主,则是传统马克思主义主义都予以肯定的正义之词,它是砸碎铁索链的人民当家作主;是发动全社会对地、富、反、坏、右开展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反击特权腐败官员及资本主义右倾翻案风的民主政治运动。这种从上至下裹挟民意的民主政治运动;这种对腐败与私利动机进行清算的理想主义运动,从来就没有少过。在贫乏与发展的制度性困惑中,人们左右摇摆的不断进行周期性的清算甚至复仇,却没有找到其根本的原因所在——制度性的天然缺陷。
    
    真正的民主,不是所谓的人们当家作主;更不是把个人的所有权利与自由都交给大家共同信任的所谓青天,它是公民个人生活的自治与自主;是社会与公共生活的集体管理与监督。民主主要体现于国家公共生活的社会普遍参与与监督制衡,体现于公共事务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原则。在专制的国家,要实现真正的民主,不是直接简单的通过民主政治狂热与要求就能够达到的,就像我们喜欢商店里的钻石,却不可以直接伸手去拿,而要通过辛勤的劳动积累资金后才能购买一样。要实现民主政治,首先需要的是抗拒国家公权力肆虐的公民社会培育,在捍卫公民自由权利的过程中逐步调动发展社会的力量,在公民自治的追求中实现宪法意义上的个人主体地位。没有宪法保障的个人自由,就不可能有社会的发展,更不可能有现代民主政治的程序化正义。
    
    5) 对平等与法制的传统误解:从古到今,中国都有“不患富,患不均”的传统思想,而马克思主义的平均主义、结果平均分配思想则把这一观念推广到了极致。至今,即使是腐败特权官员,还把弱势者对官员的仇恨理解的基于平均主义的“嫉妒”心理在作怪。却没有想到问题的根本不在于要求平等的分配财富,而在于个人发展的机会必须均等;不在于对他人财富的嫉妒,而在于给予大家平等竞争的机会。机会均等才是现代意义的平等,才是衡量制度公正的标准;才是经济得以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的前提。
    
    自由市场经济如果没有机会均等的公平竞争原则、没有反垄断法的制度性保障,必然演变成财富掠夺的资源与市场的垄断;法律的制定如果只是出于既得利益者的需要而不给予其它各阶层人们以平等保护的机会,那么这所谓的法律就演变成了侵害公民权利与自由的恶法。因此,现代意义上的平等绝不是均贫富的打砸抢,它强调的是无人能够例外的、程序正义保障的、抽象化的游戏规则,它不在竞争参与者的动机思想,也不在意公平竞争的最终结果是否平均分配,只在意竞争参与者是否遵守游戏规则。无论是就业,还是投资,还是其它,大家都必须有平等参与与竞争的机会,并遵守规则。
    
    不要说八九民运时期,即使是今天,国人受这种传统及中共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平等思想的影响太深,惩治腐败、要求结果均等既是八九民运参与学生的诉求之一;也是如今中国日益活跃起来的左派思潮的主要内容。
    
    人们反对腐败特权,要求政府的利民政策、要求惩治政府官员的腐败,却没有想到腐败的原因不在于官员的个人品德,而在于缺乏制衡与监督的制度性根本缺陷;却没有想到一旦结果均等的政府决策、国家计划得以加强,必将赋予官员更大的特权、导致更加严重的腐败;必将再度导致经济市场枯萎、就业机会丧失、人们再度陷入物质贫乏。在当今左派思潮再度卷土重来而要求加强政府行政手段来主导利民、富民福利保障政策时,我们必须警告的是无论其出台什么政策,都无法避免为地方强权所扭曲而演变成坑民害命的新手段与途径。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赋予官员以特权来再度实施平均分配,而在于对这种政府全能制度的根本性限制与改造。用小政府、公民自治与市场机制取代它;用自由宪政取代人治强权,把一切的政府行为纳入到全社会广泛参与的民主监督机制中来。
    
    它在于限制国家与政府官员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的所谓计划;在于限制政府及其官员对资源与市场机会的垄断。用程序正义下的自由竞争取代政府强力推行的什么积极财政政策、什么宏观调控、什么社保福利制度。这种平均主义思想所主导的政府行为,最终不但不利民,而且赋予了官员以更大的特权、将导致了更可怕的腐败与侵权状况。最近被曝光而震惊全球的全国性社保基金巨额侵吞腐败系列案就是对政府强力主导的福利保障制度的巨大嘲讽。它告诉我们,以公益的理由,加强政府的权力,必将带来巨大的公害。
    
    总之,在中国,周期性发作的左派平均主义没有出路;左派思潮所主导的政治运动必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没有国民性思维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没有公民社会的成长,仅凭少数自由主义知识精英的努力,是无法带来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八九民运是在商品经济刚刚起步、国家法律体系还未成型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它既具有有别于文革的知识分子要求民主与自由的特点,又具有传统左派理想主义政治运动的色彩;它既是对文革的超越,又在某种程度上继承着传统意识形态。因此我们只能将它归类于之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民主运动,与公民维权群体抗争运动后的现实主义自由民主运动相比,它还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待续)
    民主论坛 _(博讯记者:反抗者)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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