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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逸明:官权泛滥催生警民冲突
(博讯2006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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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的发展使得很多原本贫瘠的土地变得寸土寸金,唯利是图的地方官员为了满足自己日益膨胀的私欲,不惜肆意剥夺老百姓赖以生存的土地。虽然有关政策对土地的使用有明文规定,但中国社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独特政治生态决定,违规使用土地的行为必然屡禁不绝。有学者近日发表文章披露,中国每年土地收益流失至少有一百亿元人民币以上,并指土地腐败已经成为官员腐败的一个重要途径、成为民怨沸腾的一个重要诱因、成为破坏官方威信的一个重要方面。
     (博讯 boxun.com)

    为遏制地方政府违法占地蔓延的势头,中国官方日前宣布,从明年开始,新批准和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征收标准将在原有基础上提高一倍。官方认为,提高征收标准将增加征地成本,从而抑制地方政府用地扩张的冲动。中央政府能够在此时此刻制定新的征地标准,其初衷不可谓不好,但在严重缺乏监督制衡机制的中国,即使有关政策看起来天花乱坠,但要真正落实到地方,也只能是一厢情愿,“政策出不了中南海”已经成为困扰中央政府最头痛的问题。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圈地运动就开始在中国大地上风起云涌,圈地的无穷利益让不少地方官员敢于无视党纪国法而铤而走险,一些开发区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不计其数的耕地被无偿或者低偿占用,农民的生存遭遇空前危机。在屡禁不止的情况下,中共中央1997和1998年连续发布通知,严厉禁止地方政府滥批土地,尤其是占用耕地。但是,圈地运动不但无法遏制,而且愈演愈烈,之前单纯的地方政府征地行为逐渐演变为官商勾结的圈地狂潮。据统计,1991年到1995年短短5年时间,中国的耕地面积每年平均净减440万亩(约29万3000公顷),而在1996年到2003年的7年间,中国年均耕地净减量却猛增到1428万亩。由此可见,中央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在地方政府面前形同虚立,全国各地都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中央政府也只能无可奈何。
    
    毫无疑问,中国官员和部分商人所积累的财富中有很大成分是因为圈地,中国社会的贫富悬殊也和圈地有着密切的关系。官商们违背良心的财富积累使得中国老百姓产生了空前的仇富情绪。在官权万能的社会现实中,老百姓在无法生存和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只能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随着胡温新一代领导集体的登台,之前已经习惯于滥用权力搜刮民脂民膏的地方官员并没有缩回他们横征暴敛的手,因为圈地而引发的警民冲突仍不断涌现。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部主任竹立家近日撰文指出:“对于土地腐败的危害,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必须引起高度的警觉和重视”。圈地将导致的严重后果可以说在体制内外的观察分析人士里面都形成了共识,从以往的情况看,新的土地政策出台以后,圈地的势头仍然不容乐观。
    
    地方政府的圈地行为在大多数时候都能够顺利得逞,因为畏惧官权的受害民众一般时候都选择沉默,所以,能够凸现于公众面前的维权事例并不多。中国国内的媒体至今都难以改变它们的喉舌本质,面对近年来此起彼伏的维权运动,一些媒体不但不对民众的合法行为进行声援,反而进行颠倒黑白的歪曲报道,为官员的镇压暴行摇旗呐喊。网络时代的来临让信息的传播速度一日千里,不少民众开始接触到自由媒体,并懂得运用舆论的武器来和无拘无束的官权对抗,将官员的违法行径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
    
    2005年是中国维权运动最为激烈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既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太石村村民维权事件,又发生了汕尾军警野蛮屠杀维权民众的“12.6”惨案。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先行省份的广东,在民众维权意识上再一次走在了中国的前列。可悲的是,官员既是法律的主要制定者,又是法律的践踏者,太石村村民的合理合法举动被诬蔑为威胁社会稳定的群体行为,而东洲村民的合法抗争更是付出了血的代价,几个幸免于枪杀事件的村民在今年被判3至7年的不等刑期。两大事件让外界看到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尤其是地方官员的胡作非为,虽然两地民众的合法抗争已是不争事实,但中共中央却对两地官员的暴行置之不理。出现这样的情况,究竟是因为中央政府对民众利益的漠视还是因为对地方官员的无奈,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预见的是,只要地方政府继续一意孤行,置民众的死活于不顾,群体性抗争事件还会接踵而至,中央政府可以沉默一时,却无法沉默永远。
    
    高智晟、郭飞雄等人的被捕入狱让很多关心中国民主进程的人慨叹中国维权运动群龙无首,然而,维权的火炬既然已经点燃,就很难熄灭,精英维权群体的暂时困顿依然无阻中国维权运动的继续,越来越多的群体正不断加入维权队伍。河南郑州升达学院学生和江西南昌的高校学生维权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维权运动新的希望。在浩浩荡荡的世界民主大潮冲击下,依法维权的队伍将越来越庞大。
    
    圈地是地方官员敛财的重要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腐败的种子已经洒遍中国官场的每一隅,官员的滥权也表现在社会各个领域。监督机制的缺失纵容着官权的泛滥,在贪官污吏多如牛毛的今天,中央政府要想仅仅凭借几纸法律法规去规范地方官员的行为,只能是缘木求鱼。没有民众的监督,在官权可以我行我素的情况下,违规圈地和贪污腐败将难有尽头。正在高唱“和谐社会”的六中全会闭幕不久,中国大地上的维权运动又是如火如荼,不满征地的广东顺德三洲村村民在围堵当地官员之后,曾在去年发生过警民流血冲突的广东汕尾东洲村再度发生警民对峙事件。民众的不屈不挠除了因为公理在握,更因为对贪官污吏滥权的深恶痛绝。
    
    胡锦涛的“和谐社会”和江泽民的所谓“三个代表”相比,虽然有其进步性,但缺乏民主的制度终究无法成就真正的“和谐社会”。民主国家的发展现实表明,只有官权受到制度的有力约束,才能保证政权的稳固,才能避免警民冲突的发生。
    
    2006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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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议报》第278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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