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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鹏:政治的善与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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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11月17日)
    
    
     (博讯 boxun.com)

    善者应当放大,恶者应当压缩。政治权力的性质是善还是恶?这个问题,与政治权力应当放大还是压缩这个问题是一个问题。政治权力的本性是善还是恶?这是最重要的政治价值观问题。
    
    一、政治权力之善与恶
    
    政治价值是政治制度构建的方向,政治制度是政治价值实现的保障。中国现代化转型,面临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两个方面的调整。政治制度形式的调整容易,政治价值调整则困难。如果政治价值不随政治制度的转变而转变,民主政治形式仍然会带来专制政治的恶果。
    宪政民主政治强调保护个人自由、制约政治权力,价值前提是政治乃恶,政治权力容易侵犯个人权利。制度形式是普选制、多党制、三权分离等,制度目标是权力制衡和权力约束。在中国建立起宪政民主政治的制度形式不难,难是难在形成政治权力乃恶的政治价值观。没有政治权力倾向于恶这样的价值判断,普选制、多党制、三权分离这些制度形式,仍然保障不了个人自由,制约不了政治权力。甚至,宪政民主下的政治权力将利用民主合法形式而更膨胀,更合法地侵害个人自由。
    善者理应放大,政治是善之源,所以政治权力理应放大。我们传统主流的政治价值观,将政治权力视为善的源泉,视为社会和人生的依赖。如果有这样的价值共识,那么政治权力就不应当受到压缩和制约,这是自然的逻辑。如果仍保持政治乃善的价值共识,宪政民主政治的制度框架,仍然会出现权利向权力集中,仍然会搞出侵犯个人自由权利的法律和政策。
    皇权时代,人们渴望明君贤相。民主时代,人们渴望民选政治家。在深层面,人们都迷信政治权力,都希望通过政治权力运行来解决社会的问题。只要有这种价值取向,那么专制制度,是将权利向世袭权力者集中。而民主制度,是将权利向民选政治家集中。世袭权力的暴政,就会由多数权力的暴政所替换,结果一样。
    英国、美国与法国、德国,都是宪政民主的国家,但是,法国、德国的政治权力覆盖范围更大、权力更为集中。原因是什么?政治价值观不同。法国人德国人赋予了政治权力更多的责任,也因此更多地将个人权利转给了政治权力。
    左派说千道万,就是迷信政治权力,将政治权力视为善的源泉。右派说千道万,就是置疑政治权力,将政治权力视为具有恶的倾向。在左右之间,还有许多中间观点,认识政治的善与恶,要看运行于什么样的制度环境和情势之下。无论左派右派,都没有能在本源上解说清自己的立场。左派说政治本性为善,为什么?右派说政治本性为恶?为什么?回答这个问题,不能用历史事件的统计证据,因为谁都可以统计自己所需要的证据。回答这样的问题,需要有更本源的判断。
    政治权力=善的源泉=政治家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政治家拥有更多的社会权力,这是中国政治价值观中最有害的东西。不认清政治的本性,这种政治神圣的价值观不改变,宪政民主的中国,在合法的程序下,同样可能做出众多侵犯个人自由权利的邪恶之事。
    
    二、中国传统政治的三类价值观
    
    在儒家、道家和法家中,存在着中国传统政治的三种价值观。简而言之,儒家以政治为善,道家以政治为恶,而法家居中,以政治为利。
    儒家政治价值——政治是善——权力吸纳权利
    赋予政治神圣的价值,提升政治权势者的地位,扩大政治的责任和权力,莫过于儒家。在儒家理论之中,政治权力就如同天空的太阳和月亮,照耀着大地和万民。没有太阳和月亮,万民就沉于黑暗之中。从天人合一的角度看,儒家把政治视为太阳和北斗,光明从那儿发出,照亮天宇,支配着星辰万物的运行。
    《孝经》中写道:“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陈之德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君王是万民的导师,以身作则,领导万民百姓走上善之路。也就是说,君王乃善之源,百姓乃善之流而已。《礼记》中记载孔子的话说:“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君王是天子,替天行道,以天道治民,将百姓引向天道要求的方向。善之源在天之道,而君王是天之道的承担者,万民追随天子,以趋向至善之路。《论语》中记载孔子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君王以德治国,就成为光明的中心,万众景仰。《礼记》中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政治在于明德,在领导人民走向至善的境界。
    儒家理论中,政治应当是至善的领地,可以达到至善,政治应当成为万民向善的核心体领导力量。政治是善,这是儒家理论的根本核心。权力与责任从来对应,政治承担着至善的责任,当然应当拥有至大的权力。这就构成了中国百姓普遍的政治价值共识,中国百姓对政治权力有很大的要求,赋予了政治权力很大的责任,自然潜在的承认了执权者很大的政治权力。这就是历代政治统治者倡导儒家的根本理由。儒家给政治权力抹上金粉,画上光环,使其神圣化,为政治权力的放大提供了意识形态的证明。从学术界看,一方面批评现实政治运行的问题,一方面仍然习惯于向政治权力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民众不关心政治权力应有的运行范围,关心的只是这个权力的运行是善与不善,关心是不是明君贤相在统治国家。只要大家认为是善举,政治权力再大,再不讲程序,大家也暗中认可。这种政治价值观,在宪政民主政体下,完全可能移情到总统和议会身上。明君换为好总统,贤相换为好议员,好总统好议员可能拥有过去明君贤相一样庞大的政治权力。如果这样,权利仍然会向权力集中,中国仍然可能是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民主形式下的权力集中。看看一些学者倡导的儒家民主制,就可明白其中的奥秘——用民主形式可以实现好人们的政治集权。希望仍然在政治权力之中。
    道家政治价值——政治是恶——权利分散权力
    与儒家相对立,道家恰好认定政治权力乃恶。老子之所以强调要虚静无为,无为而治,是因为他认定政治权力天然的恶的倾向。所谓无为而治,就是政治权力要从社会中格离出来,收缩自己。按老子的思想,伟大的政治,就是能够控制和收缩住政治之恶的政治,就是能很使政治权力不膨胀不放大的政治。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君王开创盛世,如汉文帝和唐太宗,不在于他们做了什么,而在于他们没有做什么。政治权力的天然本性,就是膨胀和扩张自己,有为的政治权力,就是膨胀和扩大自己权势的政治权力。将政治赋予至善的禀性,这是政治权力膨胀和扩张的前提。因此,要无为而治,完全是与普通政治家的本性相违逆的,谁会认为自己从事的工作不具备神圣性呢?谁会认为自己不是领导人民向前进呢?所以老子说“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人莫之能知,莫之能行也。”道理十分简单,容易操作,政治家们不愿这样做而已。老子要求的,是积极的不干预主义。“强行者有志”,要积极地管住自己的权力冲动,不然会政治权力必伤害天下百姓。
    道家有一个说法,叫做“抱残守缺”,抱住“残”,守住“缺”。这在道家话语中,是一个褒义词,在儒家话语和民众话语中,成了一个贬义词。政治的本性就是残缺,治理天下,首先就是要抱住守住政治权力的残缺,不让其膨胀和放大。所以韩非子说:“圣人治吏不治民。”管官而不管民,抱住官守住官,天下自然富裕太平。老子说:“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为而民自为,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只要政治权力不来干预侵扰,百姓自然会自富、自为、自正、自朴。也就是说,“善”在民众自发努力之中,不在政治权力控制之中。要想达到至善境界,关键在于把权利从权力从分散出来,还到民间。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当把政治权力收缩到虚无的极至,宁静的极至,残缺就被收缩到极至,就无为而无不为了,至善自成,天下兴盛。老子描述了政治权力大小不同的几种情况,他说:“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誉之。其次,畏之。其下,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焉。犹呵!其贵言。成事述功,百姓皆谓:我自然。”一流的治国之道,百姓知道有个政府存在而已。二流的治国之道,政府兴利除弊,大兴仁政,百姓讴歌赞美政府。三流的治国之道,百姓畏惧政府。四流的治国之道,百姓嘲弄侮辱政府。政府诚信不足,百姓就不信政府。政府政令简易宽容,百姓事业有成,只认为是自己干出来的,不对政府感恩戴德。政治权力干预范围的加大,干预程度的加深,是一个政治混乱和社会衰败的过程。
    为什么道家认为政治是恶呢?道家不认为政治权力是太阳和北斗,而认为政治权力本源于宇宙秩序的残缺。老子对宇宙秩序有一个看法,叫做“大成若缺”。什么叫“大成若缺”?宇宙秩序的整体是和谐的,但其中有少量残缺留下。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循环,这是一个大成的秩序,是确定的秩序,生命得以繁荣和演化。但是,没有两个春天是完全一样的,循环的规律中留有缺口,这就出现不确定性,带来不稳定。何况,还有不可测的涝灾旱灾,地震和火山。政治权力所对应的,不是大成的和谐秩序,而是秩序中的残缺口。政治权力生于残缺,也只能以抱残守缺为已任。战争源于人性的残缺,所以要有国防,老子因此说:“故兵者非君子之器也,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銛袭为上。勿美也。若美之,是乐杀人也。”国防是不得已而为之。天灾人祸有时不请自来,这是秩序系统中的残缺,因此要有社会救济,老子因此说:“是以圣人常善救人,而无弃人。常善救物,而无弃物。”一个“救”字,说明了政治权力属于回应,是保守应对,不是敢为天下先的。争权夺利,也是暴乱的源头之一,源于人性中的争夺,要有国家安全,要有司法,所以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杀惧之?若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而杀之,孰敢?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伤其手矣。”把百姓逼到不怕死的时候,杀戮已吓不倒百姓。如果政治清明,百姓爱惜生命,这时有人搞动乱,我就杀掉,谁敢?杀人,只能由司法部门定罪量刑来决定,君王的权力不能代替司法部门的权力。
    儒家认为政治权力是善的源头,所以强调政治家要敢为天下先,领导人民向前进。道家认为政治权力是恶的源头,所以强调不敢为天下先,政治权力只能跟着百姓走,抱残守缺,不让政治权力侵扰社会。
    如果道家政治价值观支配了社会价值,那么即便是专制皇权,也会走清静守法之路,不轻易侵犯个人非政治的自由和财产。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康乾之治,即是如此。没有道家政治价值观为共识的宪政民主,也可能会侵犯个人自由和财产。在这个意义上,道家民主制要求压缩和隔离政治权力,不会给总统和议会多大的政治权力,而儒家民主制则会膨胀和放大政治权力,赋予总统和议会很大的政治权力。就我个人的价值而言,我认为迷信政治权力,就是迷信必然的恶,一定是灾难。无论是君主制还是民主制,只要走上政治权力迷信之路,都十分危险。
    法家政治价值观——政治是利——以权力决定权利
    法家从来不认为政治权力是神圣的,也不认为政治权力就是恶。法家认为,政治权力不过是实现权势和利益的手段。历史上,由于法家的政治价值中性,法家可与道家结合,也可与法家结合。法家与儒家结合的社会,表现在荀子和董仲舒的理论中,这是政治权力把笔杆子和枪杆子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社会,是政治权力覆盖面最大,政治干预最为深入的社会。儒家的意识形态控制和细至入微的礼仪控制,加上法家的严刑峻法,残酷屠杀,百姓就则得咎,无所措手足。中国古代将这种状态描述为“礼主刑辅”。法家与儒家结合,政治权力管制的重点,就是社会。因为相应政治即善,所以管得过宽。又因为管得过宽,所以遇到的麻烦就多,于是法家的严刑峻法就跟上,直到逼得民变四起。“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不治,以其上之有以为,是以不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中国古代留下来的法典,基本是王朝中后期修订完成,无不以“礼法”结合为原则。一切权利归权力。
    法家与道家的结合,表现在战国《管子》、《黄老帛书》、《慎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道家黄老著作中,这是一个基本放弃笔杆子,而将枪杆子集中在国防、国安、司法、救济领域的社会。将权力集中于政权要害部位,其余权利释放到社会中去。号称无为而治,其实是收缩战线,睁着眼晴,严酷镇压一切可能侵害政权的行为。这是一种不追求思想和日常生活控制的冷酷、自律、要点清晰、严格依法治国的治国状态。皇帝深居简出,高深莫测,治吏不治民,全然依靠军队、克格勃、中央情报局、法官治国,全国官吏战战兢兢,稍不留神就被处死。这种治国情况,历史上称之为“道法”,住往只会出现在历史王朝的开国之初。
    
    三、伟大政治家视政治权力为恶狗
    
    伟大的政治家应当有什么样的标准?从上述分析来看,儒家、道家和法家设定的标准并不一致。儒家心中的伟大政治家,是道德的榜样,人民的救星。法家心中的伟大政治家,是依法治人的榜样,战无不胜的统治者。道家心中的伟大政治家,是依法治官的榜样,是能够控制政治之恶,给民间自主的政治家。
    从中国市场经济、工商业发展这样的历史背景来看,中国的现代政治转型,需要以政治权力为恶的价值共识,需要以制约政治权力为核心的制度构架,价值与制度,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从中国传统思想资源来看,可以充分利用的,正是道家的政治权力价值观,辅之以法家的法律制度化手段。简略而言,“道本法用”。
    在道家的政治权力价值观中,政治权力是一只恶狗,可用于看家护院。但这只恶狗要用铁链子栓在院子里,不能随便放出来,不然就咬伤百姓。道家心中的伟大政治家,是手牵权力恶狗的政治家,将恶狗用于看家护院,却不放狗乱咬人。这个院子的范围,就是老子所说的国防、国安、司法和社会救济。但是,栓恶狗的铁链子是什么?道家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从老子“民不畏死,奈何以杀惧之”和“民不畏威,则大威至矣”这样的句子来看,大概指的是民众的造反和叛乱。这样的制约手段,成本高,牺牲大,这不是栓恶狗,而是将恶狗打死。总的来说,道家的政治权力价值观取向是正确的,但缺少良好的制度构架。
    伟大的政治家,是能够知晓权力之恶并用价值和制度来制约权力之恶的政治家,是能够战胜政治权力恶性膨胀的政治家,这正是老子所强调的“自知者明,自胜者强”。视政治权力为恶狗,中国历史上有这样的政治家吗?汉文帝和唐太宗有点这种感觉,前者开创“文景之治”,后者开创“贞观之治”。但是,他们也没有能将他们的这种价值感受转化为可以传承的制度。中国的法家,是制度化力量的核心,但从价值取向看,中国政治史的发展说明,中国的法律走的不是逐步道家化的路,而是逐步儒家化的路。法家的政治手段,逐渐服务于儒家的政治价值观。这样,在中国的政治史上,儒家不断给恶狗穿上龙袍画上光环,而法家则给恶狗装上了狼的牙齿。恶狗就这样由为人看家护院的狗变成了人凶恶的主人。百姓既为恶狗头上的儒家光环(天子)所迷惑,又畏惧恶狗的狼牙。
    西方历史上,给政治权力这只恶狗上光环和装狼牙的事,同样持续了上千年的历史。而把恶狗视为恶狗,给恶狗栓上铁链约束在院子中的事,是从美国革命后才真正开始的。
    人类最伟大的现代政治成就是什么?如果不是脑子长虫,一定会首肯美国。美国政治家留给人类的《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迄今仍是人类的政治榜样。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于宣称,我们的政治价值共识和政治制度构建,比美国的政治价值共识和政治制度构建更符合人性,更代表人类的未来。《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精神是什么?说到底,不就是将政治权力视为恶狗并将其用制度栓了起来吗?一群政治家组建一个国家,竟然把权力制衡和权力约束作为政治制度构建的核心,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的政治奇迹。中国道家关于政治权力的本性的价值判断,在中国政治价值观历史上没有成为主流。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关于政治乃恶的价值观,逐渐演化成了西方政治的价值主流。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学无不强调,政治乃无可奈何之恶。一切政治权力都必须受到约束和控制,民主程序下的合法政治权力也不能轻易放过,民主议会的权力也不能是绝对的。美国的宪法审查,德国的宪法法院,就是对民主政治权力的控制和制约。西方历史上关于政治乃恶的价值判断,在美国的政治实践中首先得到了落实,这成就了美国,也逐渐成就了整个西方世界。历史已说明,那个国家能控制住政治权力之恶,那个国家就走向富强。
    什么是伟大的政治家?我们可以明确回答,这就是那些能控制住政治之恶的政治家。伟大政治的根本取向,就在于管束住政治权力,以权利控制权力。伟大政治的根本取向,就在于用价值共识和制度构架,将政治权力栓在“抱残守缺”的范围内,使权力服务于权利,而不是相反。政治权力不是生产性的,行善非政治本性所能,只要控制住了政治之恶,社会生产性力量自然发展,至善自然生成。但是,控制政治之恶,乃人间最难之事,所以老子有言:“强行者有志。”
    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的嘴说:“不同类型的政体,是不同类型的集体性格。政治制度当然不是从木头和石头里生出来的。政治制度是从城邦公民的习惯里产生出来的。习惯的倾向决定其它一切的方向。”儒家的政治理论,对中国人的集体性格具有深刻的塑造作用,使权力神圣化,造成百姓对权力的敬仰和依赖。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从“打倒孔家店”开始的,这是对集体性格的改造,而这样的历史任务,到今天也还没有完成。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杨鹏简介
    (摘自网络,未经作者本人审阅)
    
    出生时间:1963年10月22日。
    出 生 地:云南昆明
    教 育:北京大学西语系文学硕士,上海大学社会学博士。
    出版书籍:
    《成为上帝》(哲理散文)
    《东亚新文化的兴起——东亚经济发展论》(经济类专著)
    《老子详解——老子执政学研究》
    发表文章:60万字近140篇。其中2005年11月16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一文,被《南方周末》评为“2005致敬年度时评”。
    目前研究领域:中国传统哲学、社会转型
    近期作品收录在:http://www.tecn.cn/homepage/yangpeng.htm
    目录
    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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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当今社会主要矛盾是公共品匮乏
    没有民主就没有良性改革
    从南洋乱局看执政能力问题
    从安•兰德看冯仑《决胜未来的力量》
    朱成虎与超级女声
    “老板执政”是与非
    论工商业发展与人性的自我实现
    天人合一与体制改革——关于体制改革的另类思考
    电动自行车冲突要求公权力变革
    经济问题政治化的危险——陕北石油案新动态的分析
    天堂还是地狱?——纳粹德国投降60年的思考
    政治的善与恶
    从新双轨制到新社会契约论
    中国企业开始进入争取“规则制定权”时代
    民间左翼与政府将冲突不断
    精英联盟的破裂与政权的危机
    对公共权力的恶性寄生
    经济学话语霸权的终结
    史论
    二千年前的“国退民进”
    拿破仑法典二百年祭
    汉武帝是如何摧毁民营经济的
    移置犹太精神的黄色先知:洪秀全、孙中山和毛泽东
    随笔
    封闭系统中的孔夫子——企业家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略论
    恶心、自由与责任——为6月21日萨特诞辰100周年作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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