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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学生运动到“学生骚乱”/武振荣
(博讯2006年11月02日)
——有关中国民主化运动困境的一项研究

    武振荣
     1、 由南昌“学生骚乱”想到的: (博讯 boxun.com)

    
    南昌学生骚乱持续 武警严阵以待
    
     RFA记者林迪(2006.10.27)从香港发来的报道:江西南昌一些民办学院的学生因为学制问题而引起的骚动仍然在持续。有消息说,星期天将有多所学院的学生举行联合的抗议活动,大批武警严阵以待。但是官方否认这种说法。
    
    其实,近些年来,中国学校也不都是“稳定”的,其中不断地产生着新的“族人”,所谓的“漂族”、“动漫族”、“同居人群”“新新人类”、“奔奔族”层出不穷,也还有所谓“马加爵族”,可是,朋友们,如果你们关心学校的现状的话,你却找不到一个可以称之“民主”的一族。自从北京大学的杨自力等四人的“新青年学会”案之后,中国的大学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一次在近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中象春草一样地不断在校圆中滋生的“民主事件”了,于此相应的是,具有悠久民主传统的中国学校,事实上变成了一个民主的死角。中国异议人士们的言论是如此活跃,但是在学校这个园地中却没有市场。这样的现象的确是令人担忧的。
    
    问题的另一面也在于,学校并不是风平浪静的,但是一旦出了“事情”,却好象表面上与“民主”无缘。譬如就2006年这一年来说,6月18日,发生了郑州升达学院学生骚乱;6月20日,四川大学九千学生骚乱;7月9日,湖南师范大学“学生骚乱再起波澜”;7月14日,北京医疗器械学院发生学生骚乱……,今天当我们在分析上述学生骚乱现象时,就会从中发现:从1989年的学生运动之后,“民主”好象正在“淡出”学校,“民主”——这个在近一百多年的时间中在学校一直“造就”着我们民族的特别“一族”——的历史也好象正在“终结”。这样的问题就促使中国民运人士们考虑:未来的中国民主运动的风波是不是要在学校之外掀起?也就是说,学校在未来的民主化运动中,会不会再一次地向1966年、1989年那样地掀起“第一个浪头”?
    
    2、民主之主流精神丧失的后果:
    
    在近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中,中国社会是一个不时就会发生民主运动的社会,因此从“公车上书”之后,中国的学生们一直都是中国民主风气的最重要的开创者。这样的事情如果说到上一个世纪的“89学潮”为止的话,那么,这个长时间的历史中就包容了我们中国民主运动的主流精神。“6-4惨案”发生后,异议言论鹊起,对“89运动”的错误批评,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使中国社会变革日益脱离上述“主流精神”,更多的人开始思考,如何放弃与专制主义的斗争,运用纯粹“和平”的方式去“争取民主”,于是,这样的思想和思维就在某种意义上迎合了胡锦涛的“和谐社会”的说教,以为中国的民主化的进程和过程应该是对传统革命、传统方式和传统精神的三“放弃”,从而在中国企图作成一种“甘地”式的“和平”运动……。
    
    正因为出现了上述的现象,所以,我们在“6-4”之后的17年中,就再也没有发现和传统有关的学生运动了,但是却不时地发现“学生骚乱”。早在2004年10月28日,我们在浙江大学发现的“学生骚乱”和在同年11月28日,四川大学发生的学生罢课、静坐中,都可以看出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学生们的抗争不在求助于自觉的政治运动,而是搞无目的的“政治发泄”。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学生们的下意识中已经存在着传统的学生运动模式已经“过时”的观念的话,那么,他们行为中就失去了传统学生运动中的“爱国”、“民主”之诉求,而单单地变成了一种不满情绪的宣泄。当然宣泄的形式虽然是“群体”,但是被提起的诉求却不是“群体”而是完全“个人”的,特别是今年已经发生了的“学生骚乱”,都是为了“文凭”或者“学费”,没有一次是为了自身外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参与“骚乱”的学生们的自身利益没有受到威胁的话,他们可能是不会闹事的。但是在“89运动”以前,中国所发生的多次学生运动,哪一次是学生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搞运动呢?没有!可以说一次也没有,他们都是为了“民主”、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人民”!
    
    上述的事实,如果被解读为学生们——中国社会上这个最有活力、最有希望、最有前途的阶层——只看到自己的“眼前利益”的话,那么我们中国失去的就太多太多了。如果说这样的局面不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变的话,中国古代学生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不良传统就有可能复活,我们民族的危机就不远了。因此,在我看来,目前中国社会出现的“学生骚乱”替代学生运动的现象,意味着中国民主的一场危机,如何正视它,就是本文写作的目的。
    
    3、由“知青”到“愤青”:
    
    研究89运动之后的中国学生运动被“学生骚乱”的行为所取代的问题,当然免不了要涉及到时代的问题。如果说89民主运动之失败在中国产生的最大影响是,中国的年轻们由“知青”转变成“愤青”,那么,被人们称之为“愤青”的人们恰恰是对以往“知青”传统的放弃或背离。我们若对中国现代民主革命史和民主运动史有一种深刻的研究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在中国国民党的革命中,或者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中,知识青年都是起了“中坚作用”,因此如果要我对中国现代民主的历史作阶级分析的话,那我认为把它叫“国民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或者“无产阶级革命”,不如叫“知识青年革命”确切。在过去的时间中,我连续写作的有关“愤青”的三篇文章,对此作了一种专门的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我把从《红楼梦》问世到89运动帷幕的落下的这一段时间叫“知青时代”,这个时代如果说有一个显著的特点的话,那就是知识青年们一直是“走在时代的最前面”。如果说这个现象寓有一种深刻的意义的话,也就是说,知识青年应该对“天下”、对“社会”、对“国家”、对“人民”负有“革命的责任”。但是,同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时代一样,这个时代在中国也是不可逆转的悄然地离去了。
    
    问题不在于知青的时代很快地就过去了,而是它的意义和传统在没有被“厘清”的时候就过去了。因此,它的价值传统没有留给后来时代中的青年人,这就产生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愤青”。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真正的“愤青”对知识青年的传统和历史是不屑一顾的,知识青年视为己任的“天下”、“国家”与“人民”,被他们放在了“次要”位置了,而在“中心”的位置上放着“愤怒”的“我”,即玩世不恭,而又目空一切。分析这样的情况变化,我们固然可以说这是共产党统治者在“6-4”之后借用大屠杀形成的恐惧以国家暴力对青年社会所进行的一场彻底瓦解的后果,但是我们也绝对不可能忽视青年社会中存在的自身问题和“6、4”之后中国“异议人士”对“89运动”的错误批评。
    
    从公车上书到“五四运动”,再到文化大革命运动和“89学潮”,中国知识青年们肩负着以“天下、人民”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感”,一直活跃在中国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的最前面。但是,在“6-4”之后,在青年社会中滋生了一种完全消极的心态,认为上述“使命”“欺骗”了自己。于是,一种正确的精神和思想上的“回归”社会的行为,却引出了一个“我”对社会无所作为的错误观念;如果说这个观念于青年人的本性冲突的话,那么,“愤青”的“愤”字就说明了全部问题。因此,在知识青年时代可以作成民主运动的条件下,我们却发现了“愤青”们的“骚乱”,摔东西、骂人、烧汽车、用棍棒砸烂玻璃……,就连当事人自己也承认,要“发泄不满”。
    
    10月30日,“博讯”在报道江西“学生骚乱”时写到:“文凭没有用学生砸学校
    
     在此情况之下,赣江职业技术学院、南昌服装学院两所民办学院的学生从二十一日起聚众破坏教学大楼、宿舍及食堂玻璃,砸毁汽车并拦住校门道路”。
    
    4、由“推动社会进步”到“维护自我权利”:
    
    中国的青年们如果把“推动社会进步”的事业搞成功了,中国建立了民主制度,建立了法律制度,那么从此之后,中国人进入“维护个人权利”的时代就是顺理成章的,但是,问题仅仅在于“推动社会进步”的事情没有成功,在“6-4”之后半途而废了,因此,有人主张中国民主运动应该转变为维权运动就是错误的。但是这样一说,如果有人就因此而认为我反对维权运动,那就错误地理解了我的意思。说实在的,我并不反对维权运动,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小群体的维权运动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非常可取的形式,因此,我非但不反对,反而要全力以赴地支持,只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和那些单纯的“维权人士”有一点不同,就是:我认为维权运动应该是民主运动其中的一个环节,因此维权运动应当被引导到民主运动的这个大方向上来,被组织在民主运动之中,而不是它要“取代”民主运动。在中国的条件下,所有以为可以回避民主运动,而仅仅通过维权运动就可以使中国民主化的想法和说服都是错误的。
    
    在我们中国,民主受到了双重的挫折:一是民主革命的挫折;一是民主运动的挫折。因此,当我们在总结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民主的经验与教训时,我们受到一种悲观的意识的压迫,以至于我们之间的绝大多数人产生了我们中国的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好象都是“欺骗人的”这样一种观念。乍一看,这种观念好象非常的“真实”,其实,它是错误的。虽然在口头上,我们都会说:“失败是成功之母”的话,但是这个民主“失败”的“母亲”之面貌,我们是没有看真的。我们事实上认为失败就是一塌糊涂。
    
    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说:“今天有许多人丧失了对主流价值的忠诚,又没有获得新价值,于是对任何种类的政治都不热心。他们既不激进,也不反动。他们没有行动。如果我们接受希腊人把完全私人性的人看作白痴的定义,那么一定会得出结论:社会中的许多公民的确是白痴。在我看来,这种精神状况(我小心地使用这个词)是求解政治知识分子中出现的许多现代不安的关键,也是求解现代社会中许多政治迷惘的关键。”我以为米尔斯的话,虽然是针对上一个世纪40-50年代的美国社会说的,但是用它针砭今天我们中国的时弊,也可以取得一针见血的效果。
    
    我们都知道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必须要有一种精神,那就是生活在民主中的人理论上要持有一种“我的权利”的观念,依据这种观念,“我的一个态度”、“一个行为”或者一次投票,都和别人一样地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就这一点分析,维权运动是一种民主的行为,这不存在问题,但是,当社会是“专制的”而非“民主”时,上述的观念就必然要出于一个“革命的途径”;也就是说必须要有一个“革命”或类似于“革命”的行为来确立它和完成它。而我说的民主运动就是它的主要的形式。在前苏联、前东欧社会甚至包括蒙古社会,民主化变革中都是以人民政治运动的方式完成的,因此,中国的民主化变革也舍不过它的。于是,维权运动的正确作用和意义,就是在小群体范围内培养和发展民主政治运动所必须要的精神和行为,因此它是民主政治运动的形式之一,而不是对民主运动的“取代”。
    
    如果说民主运动要最后获得成功,它一定要由具有强烈权利意识的人来完成,那么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就融为一体,不分彼此了;但是如果把维权运动想引导到“甘地主义”的道路上,认为“革命”和带有“革命性质”的民主运动都是“邪恶”的,“有罪的”,并且要中国人民通过“忏悔”来“赎罪”,就牛头不对马嘴了。因此如果我们中国人形式地学习甘地主义,那么,甘地主义在印度社会中所具有的超越政治的道德主义的因素,就必然会丧失,以至于使我们中国人在一个惟利是图的道德底水准上徘徊不定。
    
    就在这一篇文章写到此节时,“博讯新闻”栏目刊登了“江西学生骚乱”的后续报道,说“江西学生骚乱基本平定 学生等候政府答复”。好了,我假设参加这一场“骚乱”的学生们得到政府的善意答复,他们的“假文凭”变成了“真文凭”,这对其它学校中的类似学生们也可能产生出很大的示范作用,——这一点我不否认,但是对于更多的通过正规录取渠道的大学生们又有多大意义,我就评价不了,特别是对于学生以外的社会上各界的人可能产生出多少积极影响意义,我更是估计不足的,但是把这一切和89学潮在全国产生的影响对比一下,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可以产生出自己的答案的。两相对比,人们也许不仅要发问:“中国的大学生们怎么样了?”
    
    5、学生运动与民主:
    
    当我在还是学生的时候,甚至是刚走出学校大门不久的解放军战士时,我以为中国的学生们是“天然的民主派”。其实,持同一种看法的人在我们中国到处都是。因此如果说到1989年的伟大学潮发生时,这种普遍思潮已经走到了尽头,那么即使在它的回光返照中,我们发现中国社会的警察在严厉镇压社会各界人的游行示威而惟独给学生游行(包括各地的小学生游行)开绿灯时,中国学生们的“民主性”也好象是铁板钉钉的事情——社会是一致认同的,可是有谁知道在“6-4”后,这样的事情竟然在17年的时间中灰飞烟灭。在这里,如果说民主也同样地面临“守护”的问题,那么“守护民主”的任务在今天就可以说也包括“守护学生运动传统”的事情了。但是目前社会上流行一种很不健康的思潮,好象学生运动和“动乱”(66运动和89 运动都被说成是“动乱”)是一路货色,而学生也需要“维权”。
    
    说到这里,对学生运动的历史和传统我不再想发表意见,只是要想强调的问题是:我们中国目前的民主运动其所以在17年的时间中一直走不出“低谷”状态,原因也在于我们失去了“学生”——这个中国民主运动的“先锋部队”,失去了学校——这个专门“造就”“先锋”的阵地。因此,我以为这是目前民运中的一个重要的情况,值得每一个民运人士研究和深思。民主如果不能够很快地恢复在中国青年人当中的信心与热情,那么中国的民主化之希望就很渺茫。
    
    学生和学校,同社会上的其他事情一样,也是会发生变化的,只是我们目前还没有努力去把握变化中的学生情况,没有去研究变化了的学校状况,这是目前民运工作的一大失误。如果我们对我们反对着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一个独立的研究的话,那么共产党其所以在40年代末的国内战争中获得胜利,而毛泽东又其所以在60年代前后能够抓住青年人,其中的问题对我们而言,不是没有鉴戒价值的。因此在写作《愤青三论》的文章的时候,我就提出了如何把“愤青”转变成“民青”(民主青年)的问题。虽然,我没有拿出具体的可以操作的方案,但我至少是提出了问题。我以为,在中国的青年人特别是在在校学生中,我们若是培养不出一群又一群“民主的追星族”,那么我们的民主化的努力就不可能成功。
    
    我现在生活在韩国,就韩国的民主化经验而言,民主运动的第一波、第二波都是由学生掀起的。一份材料表明,在第一波“推翻李承晚政权的最后一年,共有14万人参加了一系列的游行示威,51次由大学生组织的,117次是由高中、初中学生组织的”。在这一点上,韩国的学生运动之激烈性质,甚至完全超过了中国。众所周知的韩国“5-18”惨案的前奏就是汉城的学生运动,光州民众最初也是影响和支持学生运动的,在学生运动被压制之后,他们才依然决然地举行起义!因此,在韩国民主化过程的那些多难之秋,韩国的许多大学运用“空校运动”和政府作长期的抗争,其中延世大学走在各校的前面,至今被传为佳话。我感觉好奇的是,韩国人把民主化前韩国学校持续十多年的动荡很少看成是“动乱”,也没有人责备说行为的结果是“害了教育”、“坑了学生”,可是在中国的“89学潮”后,就有人不断地散布说,89运动“是要走文化大革命的道路,由学生带头制造社会动乱”等等,专制主义者们这样说,一点也不奇怪,奇怪的是“搞民主的人”也这样说,于是问题就严重了。到今天为止,中国的学校没有了“民主的爱国运动”而出现了不间断的“骚乱”,就是与这种糊涂的“舆论导向”有关的。
    
    在这一篇文章的末尾,我不是说中国的学生运动就发生了“倒退”,而是说,我们即使从中发现了“倒退”,那么就应当思考这种现象与上一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共产党“倒退政策”有什么样的联系;若是这样的话,我们反对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民主运动就应该勇敢地挑起人民“历史进步”这样的一副重担。因此,我们在观察目前学校和学生中间发生的上述“消极”现象时,就可以产生出一种如何使我们的学校和学生们再一次地“积极”起来的思考。因此,暂时的“消极”也可能是为了往后的“积极”做准备呢!可不是吗?未来是属于青年一代的,民主也是属于青年一代的。
    
    2006-11-2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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