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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关于英雄/丁子霖、蒋培坤
(博讯2006年10月23日)
    
    自从我二月份给高智晟律师写了那一封公开信以后,这多半年来,关于我个人及“天安门母亲”群体,海内外网络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议论。这引起了一些朋友的注意,问,究竟怎么啦?发生了什么事?
     (博讯 boxun.com)

    这样没头没脑的问题,不知从何说起,但我告诉他们:这多半年,我似乎经历了一场难得的洗礼,倒是感觉自己又切切实实地活在了真实之中,身心轻松多了。
    
    以往,在一些平面媒体或网络媒体上,常把我称为“伟大母亲”或“英雄母亲”。我心存感激,但反倒感觉不自在。我心里明白,那不能当真。我乐意人们叫我“天安门母亲”。“天安门母亲”这只是一个简称,全称应该是:“1989年天安门惨案(或大屠杀)中的死难者母亲”。这符合事实,因为我的儿子确确实实死于 1989年的那场大屠杀,其它受难者母亲的儿女也都死于那场大屠杀。
    
    有人说我这个母亲当得不怎么样,很愚昧,跳不出共产党文化的圈子。证据很多,有最近几年的,也有多年以前的。其中一条是:1989年6月3日惨案发生的当晚,我把儿子锁在了自己家里,苦苦哀求他不要外出,以至于儿子不得不跳窗而去。可见我受共产党熏染之深。这的的确确是事实,我不止一次向外界说过这件事,我自己要是不说别人也不会知道。论者同时还举证:当年学生发动绝食时,有一位母亲专程从外地赶来北京,为参加绝食的女儿送行,场面十分悲壮。据说这件事就发生在我所在学校中国人民大学的东校门,但我当时并不知道有这回事。不言而喻,论者举出这件事,是想说,你丁子霖比不上那位英雄的母亲。
    
    我承认,面对这位母亲,我自愧不如:我不仅没有为绝食的学生去送行,相反,我还一次一次地跑到学生宿舍,劝说我的学生不要去绝食。我不赞成这种自残的做法,也不相信当局会向学生妥协。后来当局就开枪了,死了很多人。我不知道那位为绝食女儿送行的母亲此时作何反应。我也不知道当时有没有哪一位母亲听到外面开枪后鼓动子女上街的,如果有,我绝对不会认同他的做法,我认为她不应受到称赞,甚至不配当母亲。面对一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作为母性的第一反应是保住自己的孩子,不让他去送死。当年,我没有拦住自己的儿子,结果他死了,这使我悔恨终生。据我所知,当年听到开枪毅然走出家门的,决非我儿子一人;而他们的父母也像我一样,至今后悔莫及。我想,这是作为一位母亲的本然,也是作为一个人的本然。说我深受毒害也罢,说我愚昧也罢,都不会改变我的主意;我宁愿做一个愚昧的母亲,也不会去做放儿女去送死的英雄。我相信,保护好自己孩子,是一个母亲的天职。
    
    今年二月份我劝说高智晟律师停止绝食,是否在我的潜意识里,还残存着当年种下的那一份深深的悔恨呢?
    
    这里涉及对生命的看法。我在十二年前,也就是在1994年“六四”五周年时所写的《寻访实录》“序言”中,有过这样一段话:“世界上的道理有千条万条,但我只相信一条:在我们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中,人的生命是最最宝贵的,其他失去了都可以弥补,唯有失去了生命不能弥补。因此,凡是把人的生命当赌注、当儿戏的所谓‘道理’,我都不能认同。”这段话出于我难以平复的丧子之痛,从此也成为我立身、处世、行事的警示。
    
    我常想,一个人是很难设计自己的,不管为善为恶,都不是先定的。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常常会猛然发现自己走过的路与自己少年时的憧憬、抱负大相径庭。一个人,逃脱不了历史的作弄。在我们这个母亲群体中,很早就流行着一个“逼上梁山”的说法。意思是,我们中间很多人今天走到这一步,大抵是被共产党逼出来的。一位难友曾戏言:“丁子霖啊,你现在已经被逼上梁山了,而我,也已经到了山跟前,说不定哪一天也要上山了。”人生就是“逼上梁山”。当然这话只适合于我等愚夫愚妇,对于那些有抱负、有雄心的先知先觉者是不适用的,他们相信的是英雄创造历史。但我们这个“天安门母亲”群体,却完完全全是被逼出来的,并不是先有人写好剧本,再找人当演员、排练出来的。
    
    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愿意别人称我为“伟大母亲”、“英雄母亲”的缘故。英雄是有的,那在我看来纯粹是历史的偶然,碰上谁,就是谁。就其个人来说,他不过是做了别人不愿做、不敢做或者虽然想做却没有做到的事。他不是想当英雄才去做这些事的,也不是被别人誉为英雄后才不得不去做这些事的。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但最好不要选择当英雄,因为一旦当了英雄就得像演员那样接受导演的摆布,身不由己地去做一些平常人看来很荒唐的事情。
    
    一个人做任何一件有可能带来风险的事,都要根据自己的能力,也要考虑自己的承受力。这里恕我重提一件事。一九九一年四月,一位美国广播公司(ABC)的驻京记者找到我,说天安门事件中死了不少人,她曾找到几位死难者的亲属,希望他们能接受她的采访,但他(她)都拒绝了。她找到我的时候事先声明,接受她的采访对双方都会带来风险。她,可能被驱逐出境;我,可能被抓起来坐牢。她让我考虑半个月,说到时候她再来听信。经过半个月的考虑,我作出了接受采访的决定。为此,我还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向其他子女通报了我的决定。我说如果你们怕受牵连,可以向各自所在单位的组织声明同我们脱离关系。我作出这个决定是艰难的,因为在当时情况下,我必须考虑到此举会给我个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而且要考虑到给其他家庭成员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必须对此举作出冷静的风险评估。也许有人会认为我这样考虑太自私,不够伟大,也不够英雄。但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教员,一个普通的母亲,不可能想得那么超前,更没有本事为自己设计出种种英雄壮举。我只是想把儿子遇难的事情告诉世人,不让他死得不明不白。
    
    后来的事态是,当局没有把我抓去坐牢,而是对我作出了党纪和行政处分:开除党藉,取消导师资格,不让再给学生讲课。这之后,就听到社会上风传,说人大有一位女教师因为儿子被打死,疯了,疯疯癫癫到处向人们去诉说,还到处去寻找其他死难亲属。还风传说我拿了一把菜刀,要去找李鹏拼命。一个疯子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怎能算数?也怎能计较?当然,更不会有人说她是英雄。那时“六四”刚过不久,社会上的恐怖气氛尚未散去,人们还处于人人自危的恐惧之中,没有人敢公开提起六四,私下议论也还得环顾左右、压低声气。据我记忆,那时人们似乎都练功去了,街头广场,楼群的小片空地,人满为患。那时出不了英雄,只能出疯子。
    
    2006-10-15
    
    《民主中国》首发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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