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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何家栋 (上)/陈子明
(博讯2006年10月18日)
    
    怀念老何(上)
     (博讯 boxun.com)

    陈子明
    
    (本文原题《祝愿老何早日康复》,前三节写完后送到医院,由老何的女儿念给他听过。由于中途有事耽搁,最后一节在老何去世前未能完成。此节与前三节在体例上也有所不同。因此以前三节为上篇,第四节为下篇。谨以此文悼念何家栋先生。)
    
     1991年春节前后是官方对我的一审、二审期间,我有机会见到妻子王之虹和两位律师,并托她们从秦城监狱带出了一批致友人的信件和贺年片。其中给老何(何家栋先生)的贺年片写的是下面的几句:
    
    二十峥嵘四十疑,前人匍匐后人梯。
    文痴情侠楚囚客,亦师亦友伯牙琴。
    
     这里面包含了我当时对老何的认识和情感。1994年第一次保外就医时,我与老何曾在我母亲家中偷偷地见了一次面。1996年第二次保外就医后,之虹每个月去老何家好几次,频繁地在我与老何之间传递信息。2002年10月10日,在我领到释放证的当晚,老何与一批朋友为我摆席接风,这是在十三年后的第二次相逢。以后的几年中,我们每个月都会碰头一两次。我对他的了解更加深刻了,我对他的情谊也更加深厚了。但是,十几年前写的那几句并没有过时,仍然可以用来作为本文的骨架。
    
    二十峥嵘四十疑
    
     在写这句话的时候,我对于老何的经历并不十分了解,只是凭想象,二十岁的他,正是意气风发地投身抗战烽火的年龄。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峥嵘岁月还要提前五年。他未满十五周岁就虚报年龄,参军去打日本鬼子了。
    
    1938年7月,老何刚刚读完初中一年级,就报考了第一战区铁道警备队干部训练班,三个月军训毕业后被授予准尉军衔,任见习参谋。第二年,他转到天水行营交通工作队,后来晋升至上尉中队政训员。这支部队在平汉、同蒲、道清几条线上活动,专门破坏日寇的铁路、列车、桥梁。1940年,他的中共地下党联络员身份暴露,不得不撤出这支部队,在八路军洛阳办事处暂时栖身。第二年,他在从洛阳赴晋冀鲁豫根据地途中任八路军南岭支队小队长,到达根据地后任129师太岳军区文工团员,在文学组做新闻报道和编剧工作。
    
    有一次,几个朋友与老何和王军涛的父亲一起过年。一个朋友说:在座的两位老人,是一文一武……我当即纠正说:不对,是二文二武。王军涛的父亲虽然是一位军级高干,但同时也是政治学院的一名教员。老何的最后职务虽然是出版社和报社总编辑,舞文弄墨的老手,但他也曾是一名军人,既当过国军的上尉,也当过共军的小队长,经历过血与火的洗礼。
    
    所谓“峥嵘岁月”,不一定是“少年得志”,“位居显要”;也不一定是“枪林弹雨”,“身经百战”;主要是指一种高昂的精神状态:真理在握,正义在胸,为之不惜赴汤蹈火,舍生取义。“一二九一代”在抗战前线淋漓尽致地挥洒了“峥嵘”的年华,“四五一代”则在天安门广场崭露了“峥嵘”的头角。一个人如果没有经历过“峥嵘岁月”,绝对是人生的一大损失。
    
    如同其他“一二九一代”,老何青少年时代的“峥嵘”是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联系在一起的。193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巅峰。成为苏联官方的意识形态就不用说了,即使是在美国的学界和日本的校园,马克思主义也是最有活力甚至是主流的意识形态。当老何开始畅游知识殿堂和树立价值观的时候,左翼文化已经从精英层渗透到大众层,掌握了当时中国的话语权或者说文化“霸权”。在胡适和鲁迅都不同程度地倒向社会主义和苏联的情况下,让一个初出茅庐的少年人具有很强的理论鉴别力,是完全超越了历史条件的。老何写道:“左倾激进主义是时代思潮的主流,它反映出青年一代的不满情绪,渴望改变现状的愿望,他们追求的是光荣,是功业,而甚少受利益驱动。他们不过是‘争自由的波浪’,而党是它的潮头。这种活动所具有的神秘和阴谋色彩,特别吸引”青年人。
    
    况且,抗战时期的中共,暂时收起了那套“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的理论,而挥舞着“新民主主义”和“宪政运动”的旗帜。李慎之先生在给老何的一封信中感叹:“五十年前,我是一个青年共产主义者,满腔热血,一片赤诚。五十年后居然走到了原初的对立面”。老何在回信中说:“当初走进这个队伍,完全是看中那面民主自由的旗帜,现在也不能说是走到它的对立面,倒应该说是他们走到了咱们的对立面。”他在给另一位友人的信中说:“我以为,即使马克思有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说的那些话全错了,马克思的理念仍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这个理念在《共产党宣言》中集中表现为一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主义是人在什么条件下获得解放(亦即自由)的学说,而这一点,恰恰不被中国共产党所接受。离开了这个根本之点,为革命而革命,为专政而专政,还有什么好说呢?”李慎之接受了老何关于“咱们”的党和“他们”的党的区分,他后来对朱学勤说:“我李慎之如果能再活一次,年青时还会入这个党,到老年还是要像他们所谓的那样‘反党’,‘反’他们的‘党’!”老何则更加明确地主张眼下的共产党“分裂”,“分了家,谁也别沾谁的光,滥竿充数者就现原形,恶人才无处藏身,地下党才有可能回到地面上,彻底消除黑道色彩,这也叫阳光政策,公开性。”
    
    老何从小就是一个勤于思考的人,因而也就是一个多疑善感的人。事实上,他一边“峥嵘”一边就产生了疑问。当他为中共地下党秘密工作的时候,他的朋友们都被吸收入党,只有他一个人被拒之门外。原因是他和一名党员有过如下的对话:“某某是延安派来做统战工作的。”“什么统战?”“这你不明白,就是借政府名义,发展抗日力量。”“我明白,统战统战,借窝下蛋。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明统暗战,这不道德。”“你懂什么!拿破仑就说过,政治是只讲智慧,不讲道德的。”“破轮之可拿,正如良心之未必良。”“你这是什么立场?只要对抗日有利,使用什么手段都是道德的。”“我没到过延安,没你那么多见识。”于是地下党组织认定:何家栋怀疑和反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这样一来,老何就多当了五年“非党布尔塞维克”。
    
    老何二十二岁入党,二十九岁就被中共开除党籍。但此时的他,在内心深处还维系着与中共的感情纽带,为了向“组织上”证明自己的清白,他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撰写革命回忆录的工作中,作出了别人难以企及的成绩。但是,厄运仍然接踵而来。三十四岁,他作为刘宾雁《本报内部消息》一书的责任编辑,被株连成右派,行政降四级。三十七岁,他被摘掉了右派帽子。三十九岁,他因为撰写和编辑小说《刘志丹》,成为“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的一员。四十二岁,因为康生的一句话:“《工人日报》组织不纯,《刘志丹》编辑是个右派”,他作为“双料分子”(右派分子和反党分子)被下放山东成武县改造。此后的十三年,他没有写过一个字的作品,陷入了深深的反思之中。
    
    胡绳的《八十自寿铭》称:“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胡绳的“四十惑”,与老何的“四十疑”,虽然有相似的地方,但并不是同样的境界。前者陷入了一种极度的困惑,而且“垂三十载”仍“不解”。后者则从彻底的质疑到果敢的放弃。“四十疑”的结果不仅是知识范式的重构,而且是感情上的决绝,与老何二十岁之前的局部性怀疑已经不在一个档次。就如李慎之所说:“剔肉还母,剔骨还父”,“对自己所终身从事之事业、所信奉之理想的反思和否定”,回归“赤条条一素身”。
    
    经过“二十峥嵘四十疑”的曲折历程,老何在六十岁的时候,又进入新的“峥嵘岁月”。杨继绳说:现在有一批“两头真”的人物。一头是青年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一头是离休以后大彻大悟,真诚地直面现实。这里所谓的“真”,不是真理,而是真诚。政治上的真诚并不意味着或必然导致“伟大、光荣、正确”,仅仅是指一种理论结合实践、言行一致的状态。“土改”和“镇反”的时候,面对那种草菅人命、杀人如麻的情景,党内知识分子大多已经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从“大跃进运动”开始,说假话已经成为一种“党文化”,成为党员干部的一种职责与宿命。在“文革”结束之后,一批像老何这样的“两头真”人物,终于能够说自己想说的话,而不说自己不想说的话。再度“峥嵘”,意味着信念、理想和政治抱负的回归,但老年人毕竟不像青年人那样自信满满,那样执着于“正邪不两立”,生活经历使他们深刻体认到人类知识的局限性与易错性,因而多了一些宽容与谅解。他们已经不再像当年信仰共产主义那样对待自由民主主义,他们知道:宪政民主社会不是一种新的乌托邦,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民主化是一个渐进、累积的过程,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充分的智慧,不能只靠一种“真理在握、正义在胸”的高姿态与高调门。
    
    如果说“峥嵘”是“犬儒”的对立面,就意味着必须有道德和政治的底线。老何在面对“清污”、“反自由化”运动和“六四”镇压时的种种举动,都足以证明他是一位真正的勇士。顾准说:“我还发现,当我愈来愈走向经验主义的时候,我面对的是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我面对它所需的勇气,说得再少,也不亚于我年轻时候走上革命道路所需的勇气。这样,我曾经有过的失却信仰的思想危机也就过去了。”“当今天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顾准的话,是对“两头真”现象最好的解释。
    
    
    文痴情侠楚囚客
     老何在少年时代就与文字创作结缘,七十年来痴情不变。十三岁那年,他的作文《灵山行》被老师推荐登在《豫南民报》副刊上,名字第一次印成铅字。此后,他给《小朋友》等许多报刊杂志投稿,颇有一些作品见诸报端。但是,要搜集汇编老何过去的作品,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早年的文字以各种笔名发表于各种地方报刊,原件已经很难寻觅;中年的创作由于特殊的原因,大多冠以别人的名字,其中的内容与老何今天的思想相距甚远,他已经无意让它们认祖归宗。
    
     老何的文字以散文、评论、新闻报道、报告文学见长,但他在二十岁以前,也写过一些浪漫的诗歌,发表在河南漯河《警钟日报》副刊和天津《庸报》文艺副刊等处。下面是其中的几首:
    
    凯旋
    ——录旧作赠S
    
    妖人乘黑鸟凌空而至
    他纵身一跃,地裂山崩
    看黑鸟仓惶逃遁
    他昂首阔步走进凯旋门
    金童玉女摆队相迎
    彻夜狂欢,筋疲力尽
    梭罗树千年结下的仙果
    使他从此获得长生
    他只感到遗憾
    献给祖国的
    只有一个生命
    
    太行战歌
    
    我在太行山上狂歌
    点起自由的烽火
    我守卫这片土地
    它正诞生一个新的中国
    太阳在我脚下升起
    又在我脚下降落
    任风雨雷电肆虐
    对我也无可奈何
    只要我在
    敌寇就休想从这里通过
    我算不了什么
    但我就是我
    
    等待
    
    荆棘丛中的百合花在向我微笑
    我踩着羚羊的脚印寻觅梦的芳香
    快来,我的心上人,我在等你
    趁太阳还没升起,布谷鸟在孤独地歌唱
    
    无题(二首)
    
    我用花轿迎来我的新娘
    青青苇叶做我们柔软的婚床
    等着我,我的心上人,我来抱你
    趁星星没有沉落,露水还没有湿透我的衣裳
    
    新娘从荆棘丛中扶起她的新郎
    用合欢花汁清洗他的创伤
    一支箭,使他俩合为一体,永不分离
    血红的光焰中腾飞起火的凤凰
    
     在老何青年时代的诗作中,战斗的豪情与炽烈的爱情合为一体,神圣的大我——祖国与自由狂歌的小我合为一体。诗中的“山即是我,我即是山”。有人让他从《太行战歌》中删掉最后两句,他不肯,这也可以作为“我算不了什么,但我就是我”风骨的一种体现吧。中共地下党组织自然不会欣赏像他这样特立独行的人,所以迟迟不肯把他吸收入党,终于批准他入党后也要比别人增加一个候补期。
    
     如果给1950年代的畅销书作家排名次,老何肯定名列前茅。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他被打成“大老虎”。经济问题澄清后,又翻出历史问题,说他是“国民党特务”,开除党籍,撤销职务,下放在校对科搞版式。第二年“国民党特务”问题也澄清了,由于他拒绝向上申诉,坚持让党组织自己纠正错误,他的党籍没有恢复,行政上也被降了一级。老何咽不下这口气,他要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忠诚。于是,他拟定了系列革命传记文学选题,又陆续执笔写成《把一切献给党》、《赵一曼》、《我的一家》、《方志敏战斗的一生》、《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记毛主席在陕北战争中》等书。
    
    老何后来回忆:三反五反运动结束后,依旧不给我分配工作。我觉得与其退避三舍不如主动进取,看到报上登载的战斗英雄吴运铎的长篇事迹,很受感动,就跑去找他,要帮他整理革命回忆录,于是就有了那本轰动一时的《把一切献给党》。出版社并没有给我任务,我是自己找上门去的。吴运铎在俄专学俄文,准备出国,我就利用中午间隙,到俄专操场球架下等他,他口述,我记录。可回家整理来整理去,感到缺不少东西。于是,我又拿出那篇两万字的报道,扩充、修改,搞成五、六万字,勉强算一本《回忆录》吧。这本书一出来,一炮打响,几个月内,就印了几百万册。除了《毛泽东选集》,它算得上当时的第一文艺畅销书。以此为开端,我们拟定了系列革命传记文学的选题,包括王若飞、赵一曼、杨靖宇、方志敏、施洋、林祥谦、刘志丹等等,创作模式与写吴运铎没什么两样,都是别人查资料,写点梗概一类的东西,再由我操刀上阵,扩充加工,再定稿出版。比如《赵一曼》,就是由别人写了一万多字的素材,大概是从烈士馆里抄来的原始资料,而我却在此基础上,从四川跑到哈尔滨,完稿了十多万字。还有令胡耀邦赞不绝口的《我的一家》,也在《中国青年报》连载时,勾掉了我的名字,因为我那时刚打成右派。
    
    尽管老何身为右派,却依然是工人出版社的印钞机。1958年,全国总工会决定撤销工人出版社,留个牌子,并入工人日报,人员全部调离,只留下五个人。因为老何正在帮李建彤写《刘志丹》,上面指望靠这本书再大赚一笔,所以将他继续留用。没想到却招来了“御批”——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亲口将《刘志丹》定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
    
    粉碎“四人帮”之后,老何的老搭档王勉思在湖南少儿社当社长,就张罗着把《我的一家》、《赵一曼》等书署上何家栋的名字出版,一是为他正名,二是为他的“平反”增加一点份量。但被老何拒绝了。他说:“不出名也就少丢人。”“其实我并不怎么看重我写的东西,总以为自己还可以写得更好些。过去的都不值一提。工人出版社现在重印《把一切献给党》《我的一家》,要署我的名字,都为我所拒绝。《中国的保尔》电视剧请我当顾问,我把聘书退回,他们不收。我说:只要你们别署我的名字,也别说我提过意见,你们怎么编都行,我不会找你们的麻烦,他们才放心了。既不想求名,也不想得利。过眼云烟,何足挂齿。我怀疑今天宣传这些东西还有什么意义。前人的功绩能掩盖后人的罪行吗?”
    
    老何与李慎之一样,是一个感情充沛、热情洋溢的人。非如此,他们就不能吸引人、感染人、凝聚人。李慎之说,他有“三个小圈子,一个都是80以上的人,一个是大约60到70的人,另一个大约50上下的人”。老何也有类似的圈子,其中有的圈子是与李慎之的圈子相互重叠的。但是,老何与“八九一代”的联系,比李慎之更加密切。他和年轻人特别能说到一块儿去,而没有年龄的隔阂。
    
    老何的侠义心肠,我自己的感受最多,这放在后面再说。而且我还知道,在“六四”镇压前后,为了“救救孩子”,他做了许多风险极大但他认为是义不容辞的事情。1989年4、5月份的时候,由于上面的压力,王军涛已经不再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担任这一职务的是老何请来的两位女将——罗点点和高瑜。李鹏宣布戒严后,老何和罗点点向许多元老遗孀和老干部做工作,动员他们声援学生,促成了王平、叶飞、张爱萍、萧克、杨得志、陈再道、宋时轮、李聚奎等上将联名写信给邓小平和中央军委,“请求军队不要进城,不要在北京实行戒严”。他还和高瑜多次奔波,在广场上的大学生与全国人大常委胡绩伟之间建立了联系渠道,并由高瑜执笔代学生起草了致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要求全国人大召开紧急会议,打破僵局。一些学运积极分子被学校开除后,没有工作,没有地方住,老何不遗余力地为他们介绍工作单位,还让有的人住在自己的家里。可以说,老何是“一二九一代”与“八九一代”在情感上和思想上最重要的一个交汇点。《战略与管理》的后几任执行主编,都属于“八九一代”,作为刊物顾问的老何,竭力地推荐、扶植和帮助他们。我最近统计了一下,仅老何与我发表在该刊的文章,就有四十多篇,大部分没有稿费,属于无偿支持。当刊物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老何还出面筹措了十几万块钱,才交清了房租水电费,使刊物得以继续运转。勿庸置疑,他也是“一二九一代”与“四五一代”传承交融的关键环节之一。在李慎之去世后,老何是一批中年学者定期聚会的召集人。
    
    在我坐牢期间,老何家是之虹的一个“避风港”。在几年时间里,只要她一出门,屁股后面就有跟踪的汽车、摩托车、自行车,她不愿意给其他的朋友添麻烦,只能经常到老何家去坐坐。在老何的陋室中(出版社多次分房,他作为主要负责人,一直拒绝改善居住条件,把房子让给了更需要的人),她可以了解各方面的最新动态,在探监的时候讲给我听;可以吃到伯母烧的热乎乎的饭菜,改善一下生活(老何曾写道:高瑜说,王之虹可以比美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沃尔康斯卡娅。但是,陈子明并不是十二月党人,他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而王之虹受的折磨远远超过沃尔康斯卡娅。她在街上跑饿了,也来找饭吃,我照例是一盘蛋炒饭,怕她把鸡蛋挑出来,就把蛋浆和米粒拌了再炒);尤其重要的,是听到两位老人安慰和鼓励的话语,获得精神上的支撑。有一次,之虹临时要办一件事,把孩子寄放在老何家,一个钟头后办完事回来,看见当时只有四五岁的鸣鸣和七十多岁的老何,一老一少还在那里兴致勃勃地报地名,聊得十分投入。足见老何童心未泯,始终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
    
    在同龄人中间,我算是坐牢的“老资格”了。我第一次入狱,是在1975年,因为在通信中议论时政,抨击毛体制和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六四”之后,我又两次身陷囹圄,最后以“监狱搬到家里”的方式度过了十三年刑期。但是若与老何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老何在二十周岁之前就先后坐过国民党、日本人和共产党的牢房。1940年,天水行营交通工作队的国民党“特别党部”将他秘密逮捕审讯。1941年,他在日军对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大扫荡中被俘,在战俘营里做了几个月的苦力。1943年,他和冯镛等一共十三人秘密离开天津,投奔八路军冀东十三军分区,因无人介绍,皖南事变前曾任新四军宣传部干事的冯镛被当作“日本特务”枪毙,曾担任八路军小队长的老何被当作“国民党特务”,在关押一段时间后驱逐出境。1947年,身为中共地下党员的老何与北平中外图书出版发行公司其他四名工作人员一起被捕,在国民党监狱里呆了七个月。共产党刚刚掌权两年多,老何又作为“大老虎”关进了小黑屋。1957年以后,他当了二十多年的右派分子,期间多次被关押、审查、批斗。全家被赶出北京,两个儿子惨死在“文革”中。
    
    由于老何与我都曾屡为“楚囚客”,因而惺惺相惜,容易彼此理解和同情。
    
    亦师亦友伯牙琴
    
     实事求是地说,我和老何相识二十多年,在学理层面得到他的教诲并不是很多。不论是一二九一代,还是四五一代,大致是在相同的时点(1971年林彪事件前后)彻底告别“左倾激进主义”的。在1970年代,两代人的思想转变是一个平行、并行的过程,互相之间的交叉、交流并不很多。老何说:“四五一代和一二九一代在文革中经历了类似的磨难,因而有着强烈的思想共鸣,但他们基本上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在1980年代,由于年岁和精力的关系,由于恢复了大学、研究生教育和出国留学,四五一代在吸收新知方面甚至还有一些优势。徐友渔评李慎之的文章说:“就我的经验和理解而言,与一批具有自由主义信念的中青年学者的交往,对李慎之最后将思想立场定位于自由主义有重要作用。”李慎之自己也说过:“其实我对自由主义并无多少研究……事实上,中国现在有许多年轻的学者,他们对自由主义知道的比我多得多,研究的也比我深得多。我很为此高兴,他们是明天中国的希望。”这一点同样适用于老何。他曾写道:“四五一代吸取的精神营养的范围远远超过了一二九一代。由于他们在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四五运动和种种民间结社中有着政治参与和自发组织的丰富经验,在对国情人性的了解与政治成熟程度上,也绝不亚于一二九一代。由于年龄的缘故,要求一二九一代从理论与实践上全面解答中国问题已经是不现实的。回顾一二九一代的思想发展线索,是为了勾勒今日中国思想的来龙去脉,并在思想重组后的四五一代与其前辈思想家之间建立必要的‘链接’。”
    
    然而,在为人做事的层面,老何却是我的严师、良师,使我受益终身。我曾在狱中给老何的信里写道:“你从来没当面流露过对我的喜爱和欣赏,相反,你经常板起面孔给我一顿教训。”他对此有一个解释:“这是因为,子明是自信心极强的人,需要经常挫一挫他的锐气。何况好人做好事,乃是义不容辞,无须赞美。”当我和朋友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老何告诫我,退一步海阔天空,新时代的生活需要学会退让和妥协。当我受到委屈的时候,老何现身说法:经受过残酷打击迫害的人不一定能过含冤受屈这一关,真正的男子汉要耳根清净,忍辱负重,默默耕耘。当我的事业被一网打尽,灰飞烟灭的时候,老何鼓励我和我的伙伴们:失败确实会令人感到沮丧,但失败并不意味着永远的沉沦。不经历一次次失败,在失败中坚持,从失败中学习,就不可能形成最伟大和深厚的传统。在失败中坚持,需要有一种类似宗教信仰的情怀。当人们缺乏足够虔诚时,学到的往往是浮于表面的、花架子的东西,失败和逆境才能促使人们深刻反思,结合亲身体验学到真正精髓的东西。对于中国的民主化来说,不仅需要学习民主的理论和制度,更需要养成民主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开放的胸襟,宽容的心态,平衡的艺术,妥协的智慧。
    
     我和老何在人生轨迹上的相交相遇,事出偶然,当时我们都还不知道对方是何许人。老何说:“那时我对子明一无所知,对他参加四五运动、民主墙和竞选活动亦无所闻。子明从未向我炫耀过这一段‘光荣史’。而我刚从政治冷藏中缓解过来,感觉十分麻木,竟然忘记了那道例行公事:对投稿人进行‘政审’。所以我们最初的交往,很像在演《三岔口》,以至相处数年双方都还不知道对方正是自己要找的人。”我当时对于老何的历史背景与思想状况,也基本上没有什么了解。我们是在与文化专制主义的共同斗争中逐渐成为忘年交和亲密战友的。
    
    我俩的结识是通过李盛平。当时我正和盛平一起创办北方书刊发行公司,他先经由别的朋友介绍拜访了老何,然后我才和老何见的面。我们初次见面的目的是要签署一个合作出书的协议。老何回忆:“1984年,北方书刊发行公司李盛平找上门来,要求支持他们创业,给他一个书号,出版一本《青年社交手册》,我才走马上任,讲好只收一万元交税,连书号费、编审费都不收。这本书一次就印了几十万册,还得倒贴税款,会计不干了,又叫他补税。谈这些细节,只是想说明当时人们迫切希望改革的心情,对于打破常规的作法,都急于一试,不那么看重‘经济效益’。”老何对于我们的无私支持,尤其是在《青年社交手册》合作出书上的慷慨相助,对于我们的事业发展关系重大,因为我们正是用这本书赚的钱,还清了公司的开办费——王之虹注册公司时向别人借的5.5万元钱。也就是说,老何帮助我们掘到了第一桶金。
    
    当时,老何利用手中的职权(工人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对于熟悉已久的老朋友和新近结识的青年人,都尽其所能地给予了帮助。这在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胡乔木、邓力群刚刚鼓动邓小平抛出“清除精神污染”的形势下,是要冒极大风险的。
    
    老何与刘宾雁“因为一点文字姻缘”,两次成为“患难之交”。老何写道:“早在五十年代,他的特写《本报内部消息》(包括《在桥梁工地上》)成书时,就是我做责任编辑,见面不过说了几句‘今天天气哈哈’,就被认做‘一拍即合’,同他一起中了‘阳谋’。谁知鬼使神差,二十八年后,再度引火烧身。宾雁几次向我的上司游说,要我去做记者,以为多一个同道,就可以减轻他的压力。我说,中国只有一个刘宾雁,正如只有一个我自己,我的兴趣是做发现者,不是做干预者,至于发现的是流星还是行星,或者不过是一团鬼火,对我并不重要,因为我从不指望登上那个星球,或蒙受它的光耀。发现,是一种乐趣。人在发现过程中得到满足,纵使一错再错,也会乐此不疲。因为我主编的《开拓》(文学杂志)创刊号首篇发表了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被上海海运学院的革命左派告了。上边派了工作组来查办,我们引经据典替自己辩护,一下子惹恼了工作组,摆出钦差脸子,说这是中央的意见,我们社长胡甫臣也是个老革命,最守纪律,也最坚持原则,见不得以势压人,立即拍案而起,仗义执言:‘他一个办公厅主任就能代表中央吗?’于是一个报告送到政治局,几名常委依次画圈。多亏全国总工会倪志福主席出面求情:‘过去搞得人家家破人亡,别再整了。’把我解脱出来。我赶紧扶梯子下台,领了‘光荣证’。不用说,不合时宜的胡甫臣也丢了官。子明不知情由,还以为我是为他做牺牲,感动得不得了。”其实,当时我已经得知老何下台的主要原因是发表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并通过这件事进一步了解了老何的政治倾向性,增加了对他的敬重与好感。
    
    老何说:“我们下台后,反自由化浪潮就汹涌而至,第一个浪头就把‘思想家’冲走了,甘阳及姚鹏、马晓军主编的两套丛书相继沉船。”甘阳、姚鹏、马晓军等人和我一样,当时都是三十岁上下的青年人。后来甘阳在接受查建英访谈时,回忆过他与老何的合作(见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甘阳认为老何对他本人“很好”,但是“老何那边老成不了事情,限制很大”。他十分清楚,并不是老何的思想不解放,而是“那边”的限制很大。老何不遗余力地为青年人争取出版自由,结果是自己搭上了官位和权力。
    
    老何所说的“思想家”,是指《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从1984年起,我就和李盛平、姜洪等人一起开始从事出版事业。与李盛平合作的有《企业家丛书》、《二十世纪文库》,与姜洪合作的有《城市经济改革研究丛书》,我自己主编的有《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和《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丛书》等。《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编委会的主要成员张晓明(副主编,后来接替我任主编)、安延明、李河、章建刚、李鹏程,都是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同事。《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第一辑十种,包括耶稣、马基雅维里、蒙田、尼采、萨特等,是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的。这一辑先后印刷了多次,每种发行量达几十万册,很多大学生都人手一册。反自由化浪潮一来,译丛就从工人出版社“冲走了”,后来转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先后一共出了六十多种,但是大多数是在“六四”以后才出书的,此时大气候已经改变,也没有进行任何宣传活动,印数就很可怜了。第一辑出版时曾经开过盛大的新闻发布会,有许多思想界、学术界、出版界的名流出席,我与刘宾雁、包遵信等人就是在这次会上认识的。
    
    我在《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首批书发行会上的主旨发言,后来以《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为题,发表在1986年9月15日的《理论信息报》。我的发言说:“中国传统的儒教论理一贯重现世,讲实际。由于中国的近代史基本上是一部民族救亡史。因此,一百多年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始终顾不上对国外的学术、文化进行系统考察,寻根溯源。他们更多地关注的是世界思想潮流喧闹的浪头,而不是它那宽广深邃的主流。他们感兴趣的是立竿见影、包治百病的现成药方而不是那些深奥的药理学、病理学、解剖学和生理学。本世纪初,帝国主义的扩张使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知识界风靡一时;二十年代,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社会精英(从孙中山到李大钊)突然转向列宁主义;三十年代,希特勒的崛起在中国掀起一股法西斯主义的狂潮;五十年代,中苏同盟的建立使一整代青年成为斯大林主义的信徒。这种在思想上赶时髦的毛病至今没有完全转变,一说改革就是南斯拉夫模式、匈牙利模式,一说发展就是东亚新儒家思想的作用。而说起来已经不新鲜的民主、自由、人道主义、人权则被中国知识界长期遗忘。如果我们把世界学术文化比作一棵参天大树,那么上面所说的那些主义、模式都只不过是它的一片片树叶。树叶生长在枝干上,不了解枝干和根系,就不能真正了解每一片树叶。我们编辑这套丛书,不仅介绍思想巨匠们在改变人类思想方式和价值观念,推动人类进步方面的杰出贡献,而且要展示出他们对于真理的激动人心的追求和对人类苦难的深切的同情。中国知识分子历来缺乏一种独立的社会人格。知识分子的前身是士,士的责任是读书。读书为什么?‘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也有不满足于此者,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的,知识也只是士的一种有用的谋生手段。士作为官僚后备军则是统治者的一种有用的社会工具。然而今天,在宽松的学术气氛中,我们的知识分子应当提高自己的主体意识,担负起探求真理、针砭时弊、批判人世腐败的责任,真正形成一种作为社会栋梁的人格力量。”这大概是老何所看到的第一篇我发表的文章,他正是通过这篇文章,初步认定我正是他“要找的人”。
    
    此后,我和老何共同主编过《青年理论家文稿》丛刊。第一辑有胡平、姜洪、陈子明、陈维纲、赵越胜、曹锡仁、盛洪等人的文章,第二辑有陈坡、袁红冰、余习广、陈小平、李书磊、阎步克等人的文章。本来是要在工人出版社出的,但在老何下台后,连他主编的书也无法在自己的出版社出了,后来还是由我联系了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三辑也已经编好,但是胎死腹中。当局对于像我这样具有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和竞选运动背景的人,比对于其他人的防范更加严密。此前,一些“老革命”也曾与我们合作过,由于公安部门的干预,最后都没有能够扛住压力。只有老何,不怕背黑锅,始终扶持我们,与我们肩并肩地一起度过各种难关。
    
    老何写道:“陈子明是公务员制度的首倡者之一,对被打入冷宫的政治学情有独钟,立志为重建学科体系找一条可行之路。1985年,陈子明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行政函授大学,向全国招生,从理论到实践,迈出了第一步。为了到政府办理登记,有一天,子明和我的另一青年朋友李盛平突然跑到我家,不由分说,封我为校长,把我架到北京市成人教育局。我不知该说什么,只好一路上背诵他们教的台词。最后还是漏洞百出,我便大包大揽:日后有事找我好了。那时的政府还挺好办事,成教局的同志很开明,同我素不相识,听我自报了家门,允诺承担责任,也不说‘研究研究’,就开了绿灯。”“中国行政函授大学筹建我并不知情,对他们的意图也不了然,仅仅因为他们未经办妥全部相关手续,就开始招生,主管部门威胁要出面禁止开学,李盛平、陈子明这才‘急时抱佛脚’,找我救驾,大概是觉得我‘有求必应’吧?其实我当时也正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我自己的问题还未解决,又碰上这么一个难题,我只得陪他们到成人教育主管部门补办手续,申明‘承担一切责任’。次日开学,讲稿也是他们备好的。就这样当起了中国行政函授大学的校长。”
    
    在1980年代中期,办函授是一件很时髦也很普遍的事,翻开当时的报纸,几乎每天都有各种函授班和函授院校的广告。大概是我们选择的函授专业比较新颖,比较对路子,两院(还有北京财贸金融函授学院)一期招生就有二十多万人报名。这样一来,就成了出头的椽子,成了众目睽睽的焦点,必须要建立一套正规的架构了。而当时我的朋友都是平民百姓出身,没有什么高干的背景,只有刚刚认识不久的老何,算是一位老资格的局级干部,所以就发生了上面老何所说的“急时抱佛脚”。
    
    老何出任校长后,麻烦接踵而来。先是有报纸登出读者来信,后是有人向上揭发。老何写道:“紧接着,北京市审计部门派工作组查帐来了,据说是学校账目不清。这对我无异于晴天霹雳,果有其事,我岂不是上了贼船吗?我虽然不信,却开始了明查暗访。访查的结果,我曾写在《阴阳界》序言中。”“审计局、文化局和成人教育局联合工作组三次进驻函大,反复查帐,都未查出他们想要查的问题。我因此感到宽慰,对子明也增进了理解和信任。”于是,我又请老何担任了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顾问,继续为我们“保驾护航”。用老何自己的话来说,他与我和王军涛的“实质性合作始于接办《经济学周报》”。我认为这个说法是准确的,因为在我们最初合作时,就事论事的成分比较多,还没有达到心心相印的程度。
    
    1988年3月,《经济学周报》因负债经营,面临危机。该报负责人找到《光明日报》的陈英茨求援。陈英茨又找到老何,他俩曾在“北平时期”一起办过报刊,是多年的老朋友。某日下午,老何突然让郑棣把我叫到他家,告诉我现在有一个接办报纸的机会,但必须马上作出决定。我当时毫无思想准备,但经过在座的四个人反复掂量,觉得此事可行。于是,几天后便由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系统内的三个所与报社方面签署协议,拨款解决报社的资金问题,当时称之为“带资办报”协议。根据协议,报社进行了人事改组,在原社长崔绍林之外,又加一个社长陈英茨,何家栋任总编辑,陈子明任总经理,王军涛任副总编辑,费远任副社长,毕谊民任《经济学周报》董事会副董事长。报社实行“总编辑负责制”。《经济学周报》的主办单位是由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该会主要负责人于光远、冯兰瑞都是著名的党内改革派人士,他们批准了上述协议,老何就带领几个主要干部进驻了《经济学周报》。几个月后,当时分管意识形态和新闻媒体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对王军涛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一事表示了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有意要关闭《经济学周报》。经团联秘书长会议顶住了上面的压力,确认周报的编辑方针没有错,决定成立《经济学周报》编委会,由冯兰瑞任主任,戴成、陈英茨任副主任,何家栋留任总编辑,继续主持工作。
    
    在老何的领导下,《经济学周报》不仅起死回生,而且面貌焕然一新。到1989年初,“南有《(世界经济)导报》,北有《(经济学)周报》”的说法已经流传开来。胡耀邦逝世前,曾委托夫人李昭代他写信给周报(此信刊于1989年4月23日《经济学周报》首版),称赞“周报不仅有学术研究,更有一定针对性和现实意义,会得到社会的信任”,祝愿周报“越办越好,起到推动经济健康发展的作用”。事实上,老何主持的《经济学周报》与《世界经济导报》的办报方针,还是有所不同的。老何指出:“周报的定位是民间报纸,站在民间立场,反映民间声音,不是代表官方发言,它始终信守一条原则,要有历史感,贴近文化层面,虽然也有人担心这会模糊‘改革派旗帜’,但我们并不因此而人云亦云。我一向认为知识分子不必都热衷于做官僚政客的智囊、幕僚,而应该自觉自愿地做社会的清道夫、守夜人。”老何不满足于为经济体制改革摇旗呐喊,屡屡以“打擦边球”的方式呼唤政治体制改革。此外,他也刊登质疑主流改革派的文章,并十分关注改革中的公平问题以及伦理和文化层面的问题。由于没有改革派喉舌与幕僚的心态,他的做法更符合新闻媒体人的行为准则。老何后来在焦国标《讨伐中宣部》的序中指出:自由出版物的四项出版原则,第一是人本原则,第二是真实原则,第三是自由原则,第四是公正原则。
    
    在接办《经济学周报》期间,因为经常要讨论办报的方针与策略,我和老何有了比较多的思想交流的机会。老何说:“从这时开始,我和子明、军涛等人才有了思想上的交锋,在扎根民间、保持独立,不依附任何权势集团,以宪政民主为目标,推动政治体制变革的问题上,取得了共识。我虽然缺少他们所特有的突发的灵感,但不缺少抑制冲动的意志力,头脑也不僵化,能够吸纳来自各方的信息,他们老想怎样开头,我则常想如何收尾,两代人各有所长,因而配合默契。”“《经济学周报》1989年6月11日被迫停刊,总共出版了388期,我从324期起387期止任主编,共64期。同时编出十名青年学者的文集,准备出版‘经济学周报丛书’,也告夭折。我对光远、兰瑞先生感到歉疚的是,他们辛辛苦苦创办起来的一份报纸是在我手中断送的。我在总结编辑工作经验时说过:‘我的运气不好,做什么事十有九次要失败,还有一次是站在失败者一边。’尽管如此,《经济学周报》这一年多经历,是我第一次和子明、军涛合作编报,两代人合作无间,优势互补;也是我生平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想法编报,那是一次充满激情——欢乐和痛苦的经历。”
    
     在1980年代后期,我所在团体的定位是“一个以政治为灵魂、以文化为形态、以经营为后盾、有独立意识和既定目标的自觉的团体”。为了建立由调查、科研、教学、人才评价、编辑、出版、发行、影视等环节组成的 “思想生产线和智力活动服务线”(王军涛语),搭建一个团队发展的广阔平台,我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到组织、管理、人事、经销方面了,因此有不少人把我视为一个“组织者”、“企业家”、“文化商人”。但老何始终认为我是一个有独到思想、能写文章的人。他计划在《经济学周报》为我开个专栏,逼我安下心来写文章。我答应他,无论如何我会给他写十篇稿子。在1989年4月初的时候,我写好了三篇稿子。4月23日刊出了《新权威主义理论构造的缺陷》,4月30日刊出了《学术讨论应有的风度》,第三篇还没有刊出,《经济学周报》就被迫停刊了。
    
     等到我被关进监狱之后,才完成了对老何的承诺。我在1991年被判刑十三年,从第二年开始,老何就把我与之虹通信的部分内容,整理成若干文章:《应该重写中国近现代史》、《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经济?还是社会市场经济?》、《立德、立功、立言——谈谈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东亚模式的魅力》……,以笔名发表在各种报刊上。除了沈延生这个笔名是我自己起的,意思是“生物研究生”(因为我原来是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的研究生),其他的笔名都是老何起的,譬如喻希来、吴紫辰、王思睿、洪民、程明等。“喻希来”是说我是姓喻的女婿;“吴紫辰”是说吴姓母亲儿子姓陈;“思睿”是我原先准备给儿子起的名字,“王”是他妈妈的姓;诸如此类。用这些笔名发表的文章,虽然多数是由我执笔,但都是我与老何合作的结晶。文章的内容,由老何确定主题;文章批评对象的有关材料,由老何提供;最后的定稿定题,也是由老何所完成。没有老何,既不会有这些文章的产生,也不会有这些文章的发表。
    
    还有些文章,是由李慎之、何家栋两位共同出的题目。最近翻出老何写给我的两个便条。一个便条是2001年的,内云:“李先生认为,现在最需要写一篇文章,怎样看待中国持续二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这是现政权惟一能为自己辩护的合法性根据。因为只有稳定,才能发展。六四之所以必要,是由于保持了长期稳定,经济上独占鳌头。人民生活有了提高。如果能对此作一缜密分析,拆穿经济增长并非‘治国有方’,将极有助于认识当前形势。”于是,就有了署名王思睿的《中国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一文。另一个便条是2002年的,内云:“李先生来电告知,上海《社会科学报》整版刊载詹明信的‘徒子徒孙’声讨其祖师爷的文章,因为詹明信已放弃了他的观点,使他的徒子徒孙落水了。李先生感到特别高兴,要求王思睿写篇文章教训教训这些新左派们。我说那些文章我没看过,希望他复印给我,他说,社科院不给他复印材料,他上街又不大方便。你能否在网上搜一搜?”我从网上找到了有关资料,并划出了应当批评的地方,以及我对此事的若干评论意见,老何据此写了《还有那些梦未醒?》,交给《博览群书》发表。
    
     老何在给刘宾雁的信中写道:“刘源给我开玩笑说,你年轻时替别人写文章,年老时就该叫别人替你写文章。他(子明)就给我当了一回秘书。”能够成为老何的秘书,分享他的思想和经验,分享创作的艰辛和快乐,既是老何对我的一种赏识,也是我本人的一种荣幸。
    
    
    附记:2006年9月26日,我和徐友渔、崔卫平、金雁(并代表秦晖)、邢小群(并代表丁东)去同仁医院看望住院的何家栋先生。归来后心绪久久不能平静,特写此文,祈愿老何早日康复。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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