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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维健:雪山雄鹰才旦加-西藏逃亡者的证词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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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10月14日)
    雪山上的雄鹰是我采访的另一个逃亡者的故事。比起上述的这对姐妹花来又更为曲折,也更为艰难。由于他住在下达兰萨拉的成人学校,离我所住的地方有三个多小时的行程,所以联系了几次一直没有我们二人共同空余的时间。但这一天他来了,是一个晚上,走了三个多小时的山路来到了我的旅馆。他是由桑杰嘉陪着一起来的。他站在桑杰嘉边上要高过半个头,扎着一把披肩的长发,胸口的黑毛压不住地从T恤的领口中透出来。他是一位高大粗犷而又英俊的藏族男子,和桑杰嘉的隽秀正好形成了一个对比。当我起来和他握手时,他的手是那么地粗壮有力,但他对着我微笑的时候却近乎有一点腼腆,与他谈话始终感到一种质朴和憨厚,象是一块厚实的土地。他的名字叫才旦加。这是他的真姓实名。他说,我不怕共产党,你用我的真名可以了。我的名字在公安局都有记录。我推开被褥让他坐在我的床沿上,开始我的采访。
    
     才旦加今年二十六岁,是青海民族师范学院的学生。他说,我是在共产党的学校里成长起来的。在中学时,他是一个思想非常进步的学生,他说,当时我的理想就是当解放军。在高中的时候,我的思想在一个僧人的启发下才起了变化。他给我讲了许多有关我们藏民族的历史故事,讲了流亡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达赖喇嘛。使我开始对自己的民族有了认识,思想感情才开始有了转变,对共产党产生了逆反心理。到了上大学时,这种心理更为强烈了。后来听到土登为了西藏的自由在印度自焚身亡,心里产生了感动,于是有了报效民族之心,想逃到达兰萨拉来做些事。他说,当时有一个朋友来和我商量,一起逃亡到达兰萨拉,但是后来这个朋友变卦了,我就又等待了一段时间。后来有二位女同学逃到拉萨来找我,要我帮助她们逃到达兰萨拉,于是我再一次地动了心,开始和她们一起准备逃亡达兰萨拉。但是我没有想到,我逃亡达兰萨拉的历程会是那么地曲折和艰难。我总共逃亡了四次,真是九死一生才到了达兰萨拉。 (博讯 boxun.com)

    
    第一次逃亡,我记得是九八年八月二十五日从拉萨起程的,在这以前,我们找了很长的时间才找到向导。找到向导后,因为需要凑到一定的人数才能开拔,所以我们又等了一段时间。在西藏现在有一些人是专门做去达兰萨拉生意的职业向导。这些人虽收入高,但危险性也大,政府抓住了要判大刑,比逃亡者还要严重,所以他们都十分地小心。这次逃亡,除了途中的车费以外,我们每人给了向导二百元钱,说好带到尼泊尔后,每人再给四百元,这样的价钱是不算高的。因为这一次我们一起去的人很多,约有五十多人。
    
    在出发以前,我们准备好了糌粑、棉衣、毯子等途中所必须的东西,这些东西装在一起是一个很大的包。我们坐的是一辆东风牌的大卡车,五十多个人,再加上这些行李,把帆布车箱挤得紧紧的。由于怕被发现,后面的帘子也都放下来,里面的空气非常地混浊,我们在里面感到气闷,再加上汽车开在高山上时空气稀簿,每到停车休息下来小便的时候,大家都大口大口地透气。由于怕被查获,我们的车都是白天躲在山道上,晚上才开始开车,就这样我们日伏夜行,在颠簸的山道上开了三天。车开到日喀则正值清晨四点,这个时间也是大家最累最迷糊的时候,大家在车中你靠着我,我依着你,摇来晃去的,忽然感到整个身子一倾,车子翻到山沟里去了。车箱中是一片叫喊声,向导要大家安静也没用,在叫嚷中大家纷纷地逃出车。好在沟不深车子没有翻跟斗,人都只是受了一点轻伤,擦了一点皮。但是车子是没办法起来了,只能用吊车把它拉出来,如果喊吊车过来的话,就容易被发现。向导让大家在山沟里躲起来,离出事地点远一点的地方,自己和司机去找车,要我们大家等待他们回来。但是在他们车还没有找回来以前,我们不知怎么的给交通管理站发现了。管理站立即汇报到日喀则公安局,当公安赶来时,大部分人都逃跑了,有些带着小孩的人则待在那里没有动。当时一起逃亡的有一个最小的只有二岁,他在路上一直都哭个不停。这些没有跑的人后来都给公安抓获,但是因为不在边境上被抓的人都不承认去达兰萨拉,他们在日喀则公安局拘留所关了一天,也就放他们回去了。我则在公安到达前就和一批人逃跑了,我回到了拉萨。这样我的第一次逃亡就很快地结束了。
    
    第二次逃亡,是在二个星期以后。我回到拉萨,那个去寻车的向导也回到了拉萨。他说上一次司机没找好,害了大家,这一次他一定会找到一个好司机让大家放心。这一次人数比以前少了一些,共四十七人,多数还是前一次去的那一批人。这一次的路线和上一次一样,也依然是日伏夜行,不过这一次的司机技术好象确实好了很多,车也开得很稳,车上的人因少一些,坐着也舒泰一些。过了日喀则,又到了已近边境的定日县。在定日县,汽车就不能向前开了,因为前面都是无路可通的荒野。我们下了车开始步行,开始了正真的逃亡。一开始上路,大家随即发觉带的东西都是太多了,大大的行包背在身上在荒野中行走,造成了极大的不便,我个子较大,就帮着一些妇女背一些东西。但是整个队伍还是不能很快地行走。这个地区,分布着雅鲁藏布江的许多支流,我们一共涉过三条支流。这些支流虽然水都不是很深,能够淌水过去,但水流都很急,而且水十分的冰凉,我们这支四十多人的男女老少队伍,每渡一次河都要化费很长的时间。孩子要把他们驮在背上,行包要放在头顶以免被弄湿。过了河又得把湿衣服换下来,如果不把湿衣服换下来,身体立即就会被冻僵,因为我们逃亡的时候已是九月入秋的天气了。经过几次渡河的来回折腾,大家的体力也都下降了,而且已经没有了干衣服。穿在身上都是半干半湿的潮衣服。有许多人开始生病了。有一个尼姑,她的名字我忘了,发生了高山反映四肢无力无法行走,靠我们几个男子背着她走。当涉过河流来到一片牧场看到牧羊人时,大家都说走不动了,央求向导停下来休息,买一只羊吃,补补身体。向导要我们再坚持一下,他说,再有一天的路程就到雪山脚下了,到了雪山脚下那边比较安全一些,到那儿以后再作整休,然后翻越雪山到尼泊尔。
    
    但是他看大家实在走不动了,又有那么多的病号,也只好让大家休息。我们在牧人那儿买来了二只大肥羊,就在野地里支起了架子,开始杀羊割肉烧羊肉了。羊肉在火中发出了吱吱的声音,缕缕的香味在原野上扩散开来,大家围着烤着羊肉的篝火,吃着喷香的羊肉,不但肚子感到了充实和温暖,身体也暖融融的,把这些天来涉水过河的寒气都赶跑了。这时候从远处过来四个人,我们当时还以为是和我们一样的逃亡藏人,所以我们还挥着手让他们过来,一起和我们共享美食,但是当他们走近时,我们都吓呆了,原来这四个人都是解放军。他们一边放着枪,一边把我们围起来,在这个无处藏身的荒野,我们能向那里逃呢。再说我们这里还有这么多的病号和老小,子弹又唰唰地在我们头上飞,大家都只有抱着头伏在地上不动,待着束手就擒。
    
    他们过来后,首先用枪顶着我们男人,让我们把鞋带抽出来,然后让我们两只手反在背后,他们用我们脱下的鞋带,把我们两只手的大姆指绑在一起。这种绑法比两只手绑在一起还要难受,细细的鞋带钳在指姆骨上,疼痛麻木得失去了知觉。好在他们只绑了我们男人,妇女和孩子都没绑。他们把我们绑完以后,就开始翻我们的旅行包,凡是值一点钱的东西他们都收走了,留下东西就随便往我们脖子上一套。由于行包没有双手帮助,勒在脖子上不但沉重而且难受。就这样他们押着我们走了三四个小时。由于我们的双手被反绑在后面,身体仿佛失去了稳定性,所以走得不快,他们就用枪托打我们,有些人冷不防被打,就摔倒在地上,来一个嘴啃泥,爬在地上蠕动着不能起来,他们就用脚死命地踢。在我们走的过程中,他们一直用步话机在联系。所以当我们走到公路口时,已有十几个军人和卡车在等着我们了。我们因手被反绑着不能爬到卡车上去,解放军就把我们象沙包一样推扔上去。好些人的脸都被磕破了。
    
    卡车到了定日县武警总部以后,我们才被松绑,这时候我们的大姆指都已紫得发黑,几乎坏死了。我们一个一个地被叫到一间小屋里去审讯。小屋里除审讯的人和一个记录的人以外,还有两个手拿电警棍的人。他们让我们蹲在地上手抱着头。问我们家庭情况,到印度去的动机,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思想。我们如稍微回答得迟疑一点,或回答得让他们不满意,他们就用电警棍殴打我们。他们说,你们都是上了达赖的当,他是一个骗子,你们到印度去是找死。他们还逼着我们说达赖喇嘛的坏话,我们不说,他们就用电棍戳我们男人的下身。我这样的大个子,都被电棍戳得浑身发颤,人象抽筋似的发出尖叫。他们看我们这个样子,还哈哈大笑起来。我们在定日武警总部一共关押了四天。在这四天里,我们男的强迫给他们干农活出大粪,妇女则为他们洗衣服被子,打扫卫生。我们如脸上稍露出一点不满的神色,就对我们拳打脚踢,而且还不让我们吃饱。四天后,他们看看差不多活也干完了,就把我们送到定日县公安局。公安局又对我们重新进行了审讯,而且比武警要详细得多。好在分安局里有一些干警是藏人,虽然对我们很凶,但没有怎么打我们。我们在那里也为他们干了二天活。
    
    然后他们把我们转送到定日县公安一处,在雅鲁藏布江边上的一个叫尼日的看守所。在押解过程中,当我们穿越一个树林的时候,我们的向导跑了。当公安发觉以后立即开枪去追,算这个向导命大,没有给追上。向导知道自己是要判重刑的,所以他和我们不同,无论如何一定要逃跑。我们也为他能逃走而感到庆幸。也后悔当时没听他的话,一鼓作气走到雪山,不买羊吃,不坐下来休息,也许我们就逃过了这一劫,现在想已在尼泊尔了。
    
    尼日看守所共有十四个房间,房子不大,可是要住四十多个人,小间也要住二十几个人。晚上睡觉是没办法平躺下来的,侧着身子,还要人贴着人。房里还有一只粪桶,这么多的人用,都满溢了出来,只好拉在地上了,整个房子里是臭气熏天。睡在粪桶旁的人无处下塌,只好往里面挤,里面的人只好半坐着起来。大家轮着躺下来。看守所的伙食比拘留所的还要差,不但每天给我们只吃二顿,每顿是一瓢糌粑,一瓢茶。糌粑都是变质发霉的,绿色的霉菌在上面点点都是,吃进嘴里难以下咽。茶,说是茶,但既无一点奶香也无一点茶香,褐色的象泥浆水,沉积一会儿,里面会有半杯土。吃这样的食物,又睡在这样恶浊的环境中,大家都开始拉肚子了。一拉肚子,本来就粪满为患的房间就更加灾难深重了。许多人没有办法,肚子咕嘟一叫,就只能在自己的墙根上解决了,弄得屋子全是粪便和猪栏没有什么二样。我们多次要求狱警,让我们打扫一下屋子,但是他们不但不给打扫,还辱骂我们。有一个我们学校物理系的同学,他的肚子拉了很长的时间,每一次看他蹲在墙角落双手托着双颊,脸上都呈现出极度痛苦的表情,而且他拉的次数越来越多,虽然已拉不出东西来了,但他还是在拉。有一天我们看着他拉着拉着,突然大叫一声就摔倒了,我们过去一看,他的一段肠子带着血拉在了肛门外面,真是恐怖万分。大家都不由自主的叫起来;"要死人了!要死人了!"看守听到我们这样的叫喊,以为我们要暴动了,拿着枪过来。后来看到那个学生躺在地上肠子流在外面那恐怖的样子,知道要出人命了,就让人把他抬出去。他们进到房间,也都捂着自己的鼻子,一股呕心的样子。于是他们总算让我们把房间的粪便清理了一下。
    
    和我们关在一起的有一个僧人,和大家都不同,大家都在拉肚子,他却没有拉,刚开始大家还说他幸运没拉肚子,可是后来慢慢地发现不对劲,他不但不拉肚子,他连大便也没有,整一个月下来他都没大便一次。他每天缩在地上,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地在念着经,说是念经,其实一点也听不到他的声音,只见嘴唇有一丝微动,但他的脸色是越来越黑,黑的怕人,我们知道他这样下去一定会死掉的。再三与公安交涉,公安怕真的死了人也麻烦,总算让大家出去活动活动,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了。这样总算能够活过来。这个看守所里有几个是藏族公安,我们关的时间长了,也和他们熟悉起来。在看守所这样的环境,他们的生活也是十分地枯燥和无聊,他们除出拿犯人作乐外,也别无所乐。他们后来知道我会跳舞和唱歌,所以让我跳给他们看,唱给他们听,我们的关系也算改善了一下,伙食也给我们好了一点。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被关了二个月后,被放出来了。我们的钱财早就给他们搜刮完了,他们也不管我们如何回去。好在我们中有一个僧人,他把钱缝在贴身衣服里没有给发现,我们大家就向他借了一点钱坐车回到拉萨。
    
    我的第三次逃亡是在次年的三月,也就是一九九九年。由于前二次逃亡失败的经历,使我这次逃亡选择了另外一条逃亡路线,不再走日喀则再到定日,而改走拉萨经羊巴井坐卡车到雄县。这一次一起出发的人更多,有二个向导,一共有八十几个人挤在一辆车上,人是象货物一样压在一起。由于汽车严重超载,汽车在山道上爬坡时,慢得象蜗牛一样,一路上我们的汽车坏了好几次,每一次坏了,我们都要藏到山上,等修好然后再开,这样开开停停,弄得大家都非常的神经质,汽车只要换一次档,听到一点异响,我们就立刻紧张起来。汽车开到近宁玛县时,大约是凌晨三点左右,如果继续开下去的话,到宁玛县刚好天亮,这样我们就无处藏身。为了避开检查,我们都是象前几次一样在晚上开的。因此向导们就决定停下来休息。大家下了车舒展了一下酸痛的身体,就乱哄哄地走到一条山沟里去睡觉。八十几个人挤在车上一团,散开来却是一大片。老的老小的小,虽然大家尽量的小心,但是在这宁静的山中,依然有着很响的动静。有压断树枝的声音,又踢着了石头滚动的声音,每一次声响都让人心惊肉跳。因为我已经历了二次中途被抓的经历。所以整个途中没有片刻让我感到安全。到了山沟以后,大家就都自己找了地方睡下去了。由于路途的疲劳,没过多久,大家都睡着了,宁静的山沟里呼吸着我们这群逃亡者熟睡的酣声。我裹着毯子,在黎明前清冷的空气中正迷糊地睡去,忽然听到有人喊:"汉人来了!"我登地一下跳起来。看见公路上有好些车的车灯照射我们这片山林。持着电筒和枪的警察已向我们围过来。我们已无处可逃了。大家只好束手就擒。我们被一个一个地押上军用卡车,送到了宁玛县公安局。在宁玛县公安局,我们又被一个个地进行审讯笔录,然后我们又被转送到那曲公安处拘留中心。
    
    这个中心和青海省交界,里面拘押着很多人。在这里我们度过了二个月的漫长拘留生活。其生活之惨的程度不下于前二次,我也因为有了前二次的拘留生活经验,已不象前二次那样恐慌,心里倒是踏实了很多。二个月以后,那曲拘留中心通知我们这些逃亡者所在家乡的公安局来取人。我和四个和尚并二个小孩却是让他们押回青海的。到了青海公安厅,我被关起来一连审讯了二天,他们可能已发觉我提供给他们的个人资料有问题,所以对我进行重点审讯。因为我是一直瞒着我是大学生身份的。因为我知道如果我的大学生身份暴露的话,以后我的行动将会受到比普通人要多得多的监视。不过这一次审讯,虽然他们下了很大的功夫,但仍然被我蒙混过关了。省公安厅待我审讯完毕后,又将我送到南海州我的老家公安处。因为是在自己的老家所辖区,他们在审讯我时,从我上小学开始,一直问到现在,并要我说出所有亲属关系,和他们现在所在的单位。我知道我的学生身份再也瞒不下去了,只得说出我是青海民族师范学院的学生身份。对于学生逃亡,共产党特别重视,为此他们更加详细地对我作了审讯,并将我所说的一一记录下来,然后让我的手指在一只红色的印盒内沾上印泥,在记录着我说的每一页纸上都按上手印,以此保证我说的都是实话。
    
    在审讯完毕以后我又被关了起来,并拿了一大叠监狱的的规章制度要我背。我想是不是要长期关押我了,我心里七上八下的一点底也没有,没想到第二天我父亲就来拘留所。经历了长时间的磨难,在这样的环境下见到老父亲,心里真是很激动也很难过,我上了学以后不但没有为家庭分担一点困难,还要老父来为我担惊受怕。老父是拿着二千元钱交保把我赎回去的。我们家不富裕,二千元是一个大的数字。但老父为了让我少受一点罪,早一点出来,凑足了这一份钱。用钱交保在西藏是很流行的做法。那些实在拿不出钱的人,只好在里面做苦工多待一会儿。我出来以前,公安局还和我父亲订了合约,就是我不能离开海南州,如要离开,一定要通知公安局,在公安局备案,父亲一一承诺,并签了字。我在路上对父亲说我已误了学业,不想再念书了,我还是去赚一点钱。家里为了我花了二千多元的钱,我不能再用家里的钱了。我说我要到冈察县去挖冬虫夏草,听说很赚钱。于是我没有跟父亲回去,半路上就分手了。在冈察县我只呆了一个月,我又跑回拉萨。虽然经过三次逃亡的挫折,但我的心仍然不死,我想我既已认准了去达兰萨拉的这条路,我就不能放弃。于是我又开始准备起第四次的逃亡。
    到达拉萨以后,我在海南州混出的一点钱又没有了。我身无分文,只好到拉萨的一家饭店去给人家打工,一边打工,一边打听去达兰萨拉的向导。不久通过一个朋友找到了一个就要出发的向导。朋友跟那位向导说,我已逃了三次了,都没有成功,所以现在身上一点钱也没有,希望向导能给我带上。这位向导人很好,他说真没钱也就算了,反正多一个人我也一样带。
    
    这一次我们共有二十三人一起出发,其中七人是女性。路线和前几次稍有不同。从拉萨到日喀则是一样的,但到日喀则后不是直接到定县,而是到拉孜县,再从拉孜县走到定日的。从拉孜到定日我们走了四天的路程。到了定日县后我们就开始晚上行走,白天休息,走的全是山路,路虽然难走,但是要安全多了,因为公安武警犬都是在有公路的地区活动。从定日到雪山我们一共走了五天,翻越了无数的山头穿越了无数丛林,淌过了无数的河流。由于我们走的这几天都下着雨,所以平时浅浅的河,深了不少,而且水流很急,每次过河都费了很大的劲,身上已没有一件可替换的干衣服,大家都受了风寒,好些人都拉肚子了。我的肚子拉到雪山还没有停止,拉出来的屎还带着血,在雪地上渗开去殷红殷红的显得特别怕人。当我们穿过丛林以后,天气变好了,使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地上牦牛队的脚印。太阳在雪山上显得特别的刺眼,明晃晃的反光使很多人都得了雪盲症,什么也看不见了,大家只有手拉着手,由带着太阳眼镜的人带着走。翻过雪山,我们又走过了一段非常危险的滚石区,就到了尼泊尔境内,我们在一个夏巴人家里休息,正好这个夏巴人家里有一个妇女在哺乳,大家用她的奶汁滴在自己的眼睛上,不久就可以看到东西了。用奶汁医治雪盲症是我们藏人的传统方法。
    
    在尼泊尔境内,我们又走了大约七天的时间,看到了公路。这时,我们这支侥幸逃亡过来的队伍开始分手了,有钱的一些人就坐汽车去加德满都,我们这些没有钱的人就再接着走路。在尼泊尔境内,我们这些逃亡者虽然已没有了受自然威胁的生命危险,但是被尼泊尔警方发现送回去的危险却开始出现了。我记得当时我们一共有十五个人是没有钱继续走路的。我们这些翻山越岭过来的逃亡者,都是衣衫褴褛,面容憔悴,身上背着大包小包的,一眼就可以看出是逃亡过来的人。所以只要被警察看见就只能被抓了。果真我们到了第二天就被发现抓了起来,关进了尼泊尔的拘留所。他们对我们还可以,还给我们食物吃。第二天,他们就用车把我们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警察局。当天,国际难民所的一个专员就来看望我们,让我们放心。经国际难民事务所出面交涉,由西藏流亡政府出钱给我们保释了出来。大约我们每一个人化费了一千卢比。至此我们的逃亡算是获得了成功。但这次成功也是非常的幸运。因为很多人,都是在到了尼泊尔后被尼泊尔警察抓住送回国的。而这一次警方却采取了向流亡政府要钱的方法把我们释放了。从警察局出来我们就到了西藏流亡政府设在驻尼泊尔的难民所,然后难民所又把我们送到印度首都德里,再由德里到达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达兰萨拉。我记得我到达兰萨拉的那一天是在九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这一天我是不会忘记的。因为那天起我开始了我的新生活。
    
    才旦加用平静的口气讲完了他四次逃亡的经历,在这短短的二个多小时中,我也仿佛与他共同经历了四次逃亡历程。一个人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和决心,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实现他的逃亡目的的。这种决心和意志是来自何方呢?来自于他们的这个民族,半个世纪以来遭受的种种苦难和杀戮。因为逃亡的艰险和这个民族所遭受到的灾难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而给他们带来灾难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这个汉民族。天已晚了,雪山下的小镇显得十分地宁静。我的兄弟维明还在专注地塑着达赖喇嘛的像,他把手中的泥巴一块块地添上去,又一点一点地剔下来,看着他的神情似乎感到,他在重负着我们整个汉民族对藏民族的罪孽,他要一点一点地把这个沉重地罪孽赎回来。才旦加看着维明也有了感动。他要求在这尊还没完成的塑像前和我们一起合影。
    
    才旦加走了,我送到他门口,到下达兰萨拉的成人学校他还要走很长的一段艰坎坷的路,但今晚的月光很好,明亮亮的挂在无云的天穹上,背后山脊上的雪在月辉中是一片银白。他走了但我末能入睡,我所记录下来的他所经历的四次逃亡历程,象电影一样地在我眼前呈现着。我想一个能够在民族师范学院念书的藏族年青人,作为中共培养的对象应该是很有前途的,在当前这个见义忘利的社会中,放弃这样的前途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才旦加他放弃了。一当了解自己民族被迫害的历史以后,他就为义无反顾地为他的民族解放而勇往直前地走下去了。因为西藏人天生就有三样东西:佛祖、佛法和喇嘛。这是与身俱来的本能,只要是本能,中共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东西,无论时间长短总有一天会被甩掉的。从才旦加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藏民族的这种本质。有这样本质的民族,不管被压迫多少年,它是不会被压垮的。因为他是高山雪域上盘旋飞翔的雄鹰。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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