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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拿我们做赌注和筹码/李贵仁(西安)
(博讯2006年9月16日)
    1993年2月,我和王丹、郭海峰以及上海的一名宗教界人士同时以“保外就医”名义获释。“六四”镇压三年半后,中国政府突然放了几个重要的政治异议人士,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举措,国际社会自然十分关注。美国之音、BBC、法广、德国之声和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电台迅速把消息传遍世界,引起了各种各样的议论和猜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王丹等人被捕后的身体情况我不了解;就我自己而言,以“保外就医”为名放回家,说起来似乎不错,因为我这时候的确已经病得很重,而且多次濒于死境。但是,如果以为我真是因为病重而被“保外就医”,那就错了。中国政府没有这么仁慈,江泽民更不会这么仁慈!中国监狱中的刑事犯也好,政治犯也好,病得要死的很多,能够“保外就医”的有多少呢?事实上不是有许多濒危的犯人根本无人过问而死在号子里吗?在一监和我同一个号子的那个因中风而暴死的姓甘的“反革命”会计,在二监看到的那个只害了几天病就暴死的被裹起来扔到汽车上的犯人,都是如此。我自己也几乎遭受这样的命运啊! (博讯 boxun.com)

    
    突然发生的事情使我深感意外。起初,我想到的原因只有一个:海外救援声浪迫使中国政府让了步。事实上也的确如此。然而只是这样吗?稍加思索,我就产生了怀疑。据我所知,针对我的海外救援声浪至迟在1991年底就开始冲击中国政府了,然而当局硬是拖到这个时候才突然让步,显然别有用心。
    
    后来的事实证明,把我们几个在国际上有影响的政治异议人士在这种时候以“保外就医”为名放回家,纯粹是中国政府玩的一种把戏。确切地说,这是江泽民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拿我们做赌注和筹码,企图借此达到某些目的——在当时,一是争夺2000年奥运会举办权,一是骗取美国国会给予最惠国待遇。实现这两大目的,对于改变“六四”镇压之后中国在世界上极其孤立的处境,至关重要,而恶劣的人权状况却是实现这两大目的难以逾越的最大障碍。江泽民之流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在对海外救援声浪不加理睬很长时间以后,偏偏在有求于国际社会时突然把我们几个作为赌注和筹码抛了出来,以此对国际社会表示:中国已经在人权问题上让步了,你们也在奥运会举办权和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对中国让步吧!十足的流氓手段。
    
    更恶劣的是,江泽民之流只是名义上暂时让我们回家,实质上却依然以多种形式把我们抓在手中当人质,想怎么整就怎么整,想重新抓就重新抓。我们根本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从那时起,我又经历了一系列波折。
    
    1992年春,我从一监转到二监时,尽管心脏病、低血压、贫血、胃病、胆结石、关节炎等病症都已经很严重,而且眼睛花了,牙也快掉光了,但还可以活动。到5月间,心脏病突然猛烈爆发,几乎夺去我的生命,加之胃病已发展为慢性胃炎和胃下垂,胆结石也越长越大,导致进食困难,每天只能勉强吃一两细挂面或几块威化饼干,我终于倒下了,只能没日没夜地僵卧病榻。给我“特殊待遇”的二监领导,不敢再像一监那样对我置之不理,特地请了几名地方医院的医生给我会诊,还把我送到渭南市医院和西安市的劳改医院作了检查,平日则安排几名监狱医生随时给我诊治。可是监狱里的医疗条件十分简陋,我的每一种病都治不好,反而越来越重。心绞痛每天发作十多次,有时用冠心苏合、消心痛和速效救心丸也无法缓解,只好用“炸弹”急救。长期吃不成东西,几个月下来身上就没有肉了,成了生理意义而绝非文学意义上的皮包骨头。体力尽失,去厕所解手都得靠监管我的犯人搀扶。躺在床上也总是昏昏沉沉,好几次陷入迷乱状态,只觉得灵魂和肉体都在黑暗中坠向无底的深渊,俨然是在死去。褥子被汗水洇得湿透了一大片,既不能换,也不能晒,大半年时间我就一直浸在汗水里,实在受不了时只能用毛巾把身子擦一擦。
    
    当局对我的病情非常清楚。他们如果有一点人道情怀,真正关心我的生命,那就应该在我刚倒下时就让我回家医治。但在我倒下后的漫漫十个月时间里,他们根本没这么想过,只是慑于国际压力采取低级措施维持我的生命,以免我在狱中死掉。所谓“保外就医”,他们即便在我几次濒临死境时也不考虑。我自己也一直没有提出“保外就医”之类要求。我是宁死也不肯乞求什么的。我还不许家里人向当局提任何要求。
    
    但在拖了将近一年之后,让我“保外就医”的事情却突然由当局主动提了出来。官方通知我“保外就医”是在1993年2月17日。令人惊异的是,监狱方面竟然把我“保外就医”当成一件很重要的特殊大事来办。2月18日中午,特地在入监队教育堂为我举行了隆重的仪式,颁发证书,发表讲话。这是任何普通犯人“保外就医”或者释放时都不会搞的奇特行动呵!从以前看到过的某些资料中,只能想象极少数“要犯”如末代皇帝溥仪和国民党高级将领被特赦时才会这样干。更令人惊异的是,在此之前,入监队全体犯人都被赶到楼下院子里不停地跑步,他们的中午饭也被迫推迟了一小时。为了给我一个人举行毫无意义的“保外”仪式,竟让二百多人受此虐待,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同样令人惊异的是,从仪式开始到我走出监狱大门,一直有许多人从各个角度摄影摄像,拍摄者多半不是监狱干部,而是上级派来的官员。一件很普通的小事,他们竟然搞得如此大张旗鼓,着实匪夷所思,但我十分明白:这纯粹是做给国际社会看的!他们拍的照片和录像,肯定马上就会送到北京去提供给外国人,以此向全世界证明:李贵仁确实已被中国政府释放了。
    
    与此相呼应,新华社也特地发了不对内只对外的电讯,向全世界宣告“李贵仁已经保外”。这条电讯迅速被许多海外媒体引用。王丹等三人的具体情况,据我推测也大抵如此。外电报道我回家的消息中提到了他们几个,足以证明这一点。江泽民拿我们做赌注和筹码的用心,于此可见一斑。
    
    2月18日的仪式结束后,监狱派人派车把我从渭南送回西安。先把我带到长乐西路派出所去办理交接手续——保外期间,对我实行监管的任务就改由派出所具体承担了。代表二监办手续的狱政科干事秦一民后来对我说,派出所起初不肯接受这份差事,理由是他们原来就管着“四人帮”骨干之一邱会作(当时住在我家附近的安仁坊),现在再加个“动乱头子”李贵仁,管不了。但是他们没法拒绝,因为这是高层派下来的硬任务。秦一民让我和派出所的警察见了面,才把我送回家。
    
    事实上,保外期间对我实行监管的并不只是派出所,还有陕西省公安厅、西安市公安局、新城区公安分局、我妻子任教的西安电力高等专科学校的保卫处和家属委员会。分配专人长期担负主要监管任务的是新城区公安分局;在特殊情况下,上面认为有必要时,则由省公安厅、市公安局、新城区公安分局、长乐西路派出所和电专保卫处、家委会联手行动,以多种手段对我实行严密控制。
    
    起初几个月,他们好像并不怎么管我,只是在我回到家里的头几天,由新城分局、派出所和电专保卫处先后派人来访,很客气地询问和记录了一些基本情况。各方面对我的态度一直比较宽松,没有什么干扰和限制。因此,从我回家的第一天起就能有人不受阻拦地前来探望,几乎每天都有好几十人,最初半个月就达到好几百人。有些是亲戚朋友或者同学同事,更多的是素不相识的各界人士。他们都是从海外电台听到消息的,一听到就打听我的住处,急忙赶来慰问。王军涛夫人侯晓天也专程从北京赶来了,特意给我送了她在香港出版的介绍王军涛相关情况的新书。那时,王军涛和陈子明都还在北京监狱中服重刑。来看我的当然还有北京和西安等地的学运领袖、工运领袖以及其他民主人士,包括周锋锁、郑旭光、马少华、邓焕武、林牧、党治国等,稍后还有“六四”后被除名的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原人民日报社社长胡绩伟等。那段时间前来看我的人都没有碰到什么麻烦。美德两国记者先后到我家采访,也没有出什么事。经过几个月调养,在身体状况许可时,我甚至可以由一些朋友搀扶着乘车出外聚会。总之,在外人看来,我仿佛已经有了很充分的自由。
    
    殊不知这完全是假象。真实情况是,中国政府在国际上急于达到的两大目的,一个已经有了成效——美国国会每年审议一次的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问题,不久后总算通过了;另一个目的,即争夺奥运会举办权,却仍在千方百计努力拉票。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当局在人权问题上就格外谨慎,尽可能不制造新的麻烦,以免“坏了大事”,相反,要千方百计表现得开明一些,骗取国际社会的好感。所以,他们不仅对我和各界的交往不加干预,而且通过某些警方人员对我说,让我“保外就医”,实际上就是释放,不会再把我重新关进监狱。
    
    然而当局对我的监控一刻也没有放松,只是在那个阶段搞得很隐蔽罢了。到了年底,负责监控我的一名警察坦率地对我说,我回家后每天干了什么,见了什么人,他们一清二楚,并随口举出几件事情加以证明:
    我在当年夏天曾经到西安郊区的汉中大厦和一些朋友讨论人权问题,我和其他人在讨论中分别说了什么,警方都掌握了。
    一些朋友曾经到我家来谈论某处居民抗议非法拆迁的事情,我们是怎么谈论的,警方也掌握了。
    12月,亚太地区首脑西雅图会议开始前,我写了一篇抨击江泽民的文章——《驳江泽民的扼杀人权宣言》,几位年轻朋友发给法新社,这篇文章警方也拿到了。
    所有这些,我虽然没想到,却也并不惊诧,只是更清醒地明白了一个事实:中国警方的手段非常高明,不能不佩服。
    
    使中国政府万分恼怒的是,他们的一个重大战略目标泡了汤:2000年奥运会的举办权没有争到。这样,我和王丹等人作为江泽民的赌注和筹码就失去了功效,我们的命运也就有了新的改变。怎样对待我,本已因此变得无关紧要,当局认为不必再顾虑国际社会在人权问题上的批评,而我偏偏又在年底写了抨击江泽民的文章,惹得江泽民和他的仆从大动肝火,这就决定了我必须再次遭殃。1994年2月17日上午,家里突然闯进十多名警察,把我重新抓到二监关了起来。原来说的“保外就是释放,不会再关进监狱”,一风吹过,根本没人认帐。这时,我的身体经过一年调养,虽有好转,却依然很虚弱,多种疾病的困扰远未除去。但我并不因此担心自己的死活。使我异常难过的是,母亲因癌症动过三次大手术,前不久跌交骨折,又引发了许多重病,已经在医院昏睡许多日子,很难再好起来。我突然重新入狱,连再去看她一次都不可能,不由得心如刀绞。
    
    回到二监,我仍被关在入监队医务室,由两名上面指派的犯人日夜监管。气氛和我一年前离开时大不相同。虽然还有监狱医生经常给我治疗,虽然还可以让家里送些药品和我能够吃的东西,但是对我的监控更加严格,一点也不客气,连入监队的干部都很少让我见到了。病情又开始加重,又只能终日僵卧病榻,面对死神威胁。好在我的刑期只剩下四个多月,牙一咬就过去了。但这四个多月对我来说比四年还难熬。使我日夜揪心的只是母亲的病。家里人到监狱探视时告诉我,母亲越来越危险了,随时可能咽气。我忧心似焚,急忙给司法部长萧扬写信说,必须在我母亲弥留之际让我去最后见她一面。没人理睬。5月1日,母亲终于去世,家里发电报通知我,但是电报被恶警王国栋扣押了五天,他只管天天打篮球,一句话也不给我说。直到5月6日,母亲遗体火化前夕,经我妻子和弟弟妹妹反复请求,监狱方面才派人派车把我拉到医院太平间去看了一眼。那是我最悲痛的一段时间,但我只能每天在铁窗内的病床上焚几支烟,以此表达伤悼和愤怒。
    
    1994年6月25日,我的五年刑期届满,当局只好放我回家。按说这是比“保外就医”更值得重视的大事,但我此时已经失去做赌注和筹码的价值,当局自然认为没有必要宣传,所以放我回家时不再搞什么仪式,更没人摄影摄像,监狱方面也不再派人派车送,是在西安市看守所和我一起关过的西北大学学生和华开车去接的。
    
    正式释放了,按理说应该真正自由了,各方面对我的监控却反而比“保外”时严了好多倍。专制独裁政府撕下了一切伪装,其残酷和卑劣的本质暴露得越来越充分。对我,对我的朋友,都不再讲什么方式和分寸,都不再考虑可能产生的国际影响。多次发生来看我的朋友被强行带到电专保卫处讯问的事件。我原先并不熟悉的陕西省第一监狱的一位科长利用假期从富平来西安看我,送了一束花,回监狱后受到追究。
    
    1995年后,此类现象不仅继续发生,而且愈演愈烈。这年5月,我在许良英发起并起草,王淦昌、楼适夷、杨宪益、吴祖光等领衔的致江泽民、乔石的《宽容呼吁书》上签了名,进一步引起当局仇视。不久,王丹到访,他刚走进我的房间,派出所负责监管我的女警察储利英就跟了进来,装模作样地笑着让我介绍客人,而且一直坐着不走,详细记录我和王丹的全部谈话。王丹回北京后再次被捕。好在他名气大,重新被捕引起的国际反响很强烈,关了一段时间就再次作为筹码释放,直接送往美国去了。在此前后,当局对魏京生、王军涛也以同样方式直接从监狱送往美国。
    
    此后几年,陆续访问过我的徐文立、刘晓波、郑旭光、马少华、江棋生、陆中明、 查建国、刘世遵、刘贤斌、赵长青、颜均等人,在电话上问候过我的刘刚、何德普、师涛等人,都因为以和平方式发表意见而被捕入狱,其中有的是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入狱。徐文立后来也作为筹码直接从监狱送往美国去了;刘刚也去了美国;颜均刑满后泅海去了台湾;查建国、刘世遵、刘贤斌、何德普、师涛、赵长青等人至今还在狱中。
    
    1995年9月,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行,大批各国记者涌入中国采访。我不知道是否有人要采访我,但是当局好像掌握了什么情报,因此,从8月下旬到10月初,一连四十多天,由陕西省公安厅、西安市公安局、新城区公安分局、长乐西路派出所和西安电专保卫处、家委会联手行动,在电专大门外、大门里、家属区门口、我住的楼门口和我家门口层层布防,轮班值守,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刻也不放松,有时甚至派警察坐在我的家里,楼下还停着警车,严格防止任何人到我家访问。电专的教职工和家属议论纷纷,讥讽道:这段时间不错,有警察日夜站岗,没人敢来偷东西了!警察给我站岗的事情后来还发生过几次,其中一次持续了一个星期。听刘晓波说,这是因为一个比法国总统影响还大的法国记者要来。
    
    从1995年底开始,我因为没有任何收入,便给西安地区各出版社校对书稿,挣取微薄的校对费谋生。我百病缠身,行动不便,出版社便主动派人到我家取送书稿。一名青年编辑来过我家之后,警方居然找到出版社调查他的情况。西安音乐学院某青年教师是我七十年代老友的儿子,因为来看过我,被警方调查了半年,在学院造成了很严重的不良影响。诸如此类事例,不胜枚举。在一个坚持以人民为敌的专制独裁的国度,这是必然现象,是常态。时至今日,依然如故。
    
    我刑满释放至今,十二年过去了。十二年来,我旧病未除,新病又起,特别是去年,几次中风和吐血,差点要我的命。就这样,我还是得拚命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挣钱维持生计。苦和累都无所谓,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也不可怕。但是,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最重要的东西仍被专制独裁者压抑和扼杀,不能不使我痛心疾首。
    
    进入新世纪,某些西方国家仍在坚持正义,某些国家和集团却只考虑经济上的利益,不惜纵容中国独裁者作恶。另一方面,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有了发展,变得财大气粗了,又夺得了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在许多方面可以不再有求于国际社会。这样,江泽民和他的继承者拿政治犯做赌注和筹码的必要性就大为降低,对政治异议人士的镇压也就越来越肆无忌惮。我认识和不认识的许多朋友,至今还在一个个锒铛入狱。我虽然没有再次被捕,却一直受到警察坚持不懈的关照。这种无视正义、扼杀人权的现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必须彻底改变!当然,这主要得靠中国人自己努力。但是,国际社会今后该怎么办,是不是也得重新认真想一想呢?
    
     2006年7月27日竣于西安
    转载《人与人权》杂志:www.renyurenquan.org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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