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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雄:文化大革命的启示
请看博讯热点:文革四十周年

(博讯2006年8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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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讯 boxun.com)

    
    文革三十周年时,我为《东方》杂志的文革专刊写了一篇文章,名为《我从文化大革命得到了什么》。那篇文章的结论是,对我个人而言,我从文革所得抵得过我在文革所失。那期专刊没被允许问世,《东方》杂志则被勒令关闭。
    
    一晃过去了十年,现在已经是文革四十周年。我要为这个周年写的文章,是想看一下中国能从文革得到点什么?当然,放大到中国的范围,我不会说从文革所得抵得过所失,但是我也不希望只把文革说成是“一场浩劫”就放在一边。因为如果是那样,文革的所有代价都是白付的,所有的遇难者(包括我父亲)也都是白死了。我们应该为那惨痛的代价找到一些意义,同时我也相信历史从无虚度,而智慧就是能从不管任何性质的过程得到启迪。
    
    领袖与官僚
    
    对今天的中国,政治改革无疑是最重要的,也是高度危险的关口。这和文化大革命有相似之处,1966年的毛泽东也是把政治变化当作头等大事,他面对的挑战也是如何在自己掀起的大风大浪中安全地把握航向。
    
    所谓改革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行为,即使是在压力下进行的改革,也要有执政集团认可和贯彻,因此改革应该被视为执政集团的自觉。执政集团分为领袖和官僚(专制体制公务员由官僚控制,可视为与官僚一体)。在高度专制的结构中,领袖可以是唯一的,如皇帝或毛泽东;当今中国专制有所松弛,领袖是一个很小群体,由处于最高职位的数个当权者和有可能晋身最高职位的少数人组成。在领袖之外,政权体系的其他成员都属于官僚集团。
    
    一般来讲,因为政治改革的目标在于制约官僚集团,官僚集团必然反对政治改革,这基本可以当作定论。因此指望执政集团进行政治改革,只能看其领袖有无可能。政治改革当然也要制约领袖,在领袖和官僚集团一致的情况下,政治改革不会有任何希望。社会变化只能来自危机造成政权垮台或是自下而上进行革命。这种前景暂且不在这里讨论(那是另一个专题)。就政治改革而言,如果官僚集团的反对是定论,领袖却非绝对如此。领袖是个人,个人总会有变数,理想、高瞻远瞩、历史感、或是功利追求,乃至政治斗争的需要,都可能造成领袖与官僚集团的不一致。政治改革可以为领袖带来的历史荣誉也是一种吸引。官僚集团是不受这种吸引的,因为荣誉只会属于领袖,官僚只能得到损失。官僚中当然也会存在有超越性的人,但他们的超越只有在接近官僚阶梯顶端时才会有意义。只要还未晋升到领袖位置,官僚的超越就只能是向着更高职位的超越,而不可能是超越体制,想升迁就得接受官僚集团的法则,否则就会被踢下升迁的阶梯。只有在达到阶梯顶端后还能保持超越性,那时不再有更高的权力和职位需要超越,超越才可能针对体制。
    
    专制权力具有总体性和全能性,专制领袖面对的挑战、涉及的问题,配置资源的考虑也往往是总体性的,不在体制之内,而是在体制之外或不同体制之间。这为超越提供了视野和选择。官僚则置身体制之内,只能在体制内生存、发展和竞争,离开体制内的生态圈就会消亡,因此官僚既无超越体制的需要,也无超越体制的可能。
    
    明白了上述关系,下面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中国能否出现愿意进行政治改革的领袖;第二,这种领袖能否战胜反对政治改革的官僚集团。
    
    领袖对政权的超越
    
    多数专制领袖毫无超越性,只想把持绝对权力,然而历史上的确出现过例外,较近的如蒋经国、戈尔巴乔夫。毛泽东也是其中一个——文化大革命就是毛力图实现超越的一次豪赌。
    
    在文革吃尽苦头的官僚集团决心防止再出现类似文革那种“劫难”,形成了一整套以“党性”、“组织性”、“纪律性”进行审查的机制,保证各级升迁者不能具有超越性,尤其是不能再产生毛泽东那种领袖。中共新领袖都是经过这种机制重重过滤产生的,早应该脱胎换骨,难道还会有超越的可能吗?的确,这种逆向淘汰的机制很可能会在今后彻底杜绝超越性的领袖,但是在文革中成长的一代中共高层,或许还有异数存在。这代人的成长如此不寻常,经历了意识形态颠覆,在文革的熔炉烧炼,造过反,下过乡,置身社会底层,再接受高等教育,吸纳西方思想。经历过如此反复“淬火”的人,会像钻石一样存在复杂的多面,即使在某些条件下只能看到一个侧面的光线(因而能通过体制重重过滤),却不说明不存在其他侧面。当其达到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只要深藏内心深处的多样性还能保持,就不排除在条件成熟时折射出另外的光芒。
    
    废除终生制是中共杜绝毛泽东的重要措施,却恰恰埋藏下驱动领袖进行超越的另一种可能。任期决定了专制领袖的权力不再绝对,一旦退位就会荣耀尽失,班子被撤换,话语被顶替,阿谀逢迎者转换新主。领袖上台之始就能从下台前任看到自身结局。相对终将从顶峰一落千丈的前景,政治改革对领袖造成的制约就不那么可怕。自己不能一直专制,民主就不再一定不好。既然历史车轮不可倒转,靠反对终身制上台的领袖无法否定自己昨天的义正词严,期待其让位的后起之秀也不会让步,此时领袖可以用什么弥补失落?达到权力顶峰的人都会希望晋身伟人之列,而人人皆知下一个中国伟人将从政治改革产生,那么能够在位时享用专制,退位前再给自己博取历史盛名,这种合算的通吃也许会成为一种诱惑。
    
    除此而外,领袖之间的权力斗争也有启动政治改革的可能。出于利用民意或争取国际支持的目的,以政治改革作为资源和战胜对手的武器,这种所谓“推动历史进步的恶”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出现。哪怕是军队出于野心的干政,在世界民主大潮面前,也要打出政治改革的旗号,才会让干政显得名正言顺。
    
    专制政权在当今世界屈指可数,中国作为主要代表,常常成为国际社会的众矢之的。这种与文明的背离每每令中国领袖颜面无光,有理也亏三分。而中国的很多问题,台湾、香港、西藏等都卡壳在这里。加上中国社会多重危机不断积累,哪痛医哪的修补应付一时,最终叠床架屋、顾此失彼。当旧体制内的解决手段耗尽时,即使是形势比人强的“危机推动”,也有可能迫使领袖进行超越旧体制的改革。
    
    专制政权领袖拥有集中的权力,和民主制度下只能掌握部分权力的领袖不同,后者受各种制约,不可能按个人意志做出超越体制之举,专制领袖却可以充分使用权力体现个人意志。毛泽东能够翻云覆雨当然不是好事,但是今日中国若不想发生自下而上的暴烈革命,走和平可控的变革之途,最好的希望就在于出现决心超越旧体制、又能善用旧权力的领袖。
    
    如何战胜官僚集团——文革启示一
    
    领袖有无变革愿望是一个方面,同样重要的方面是有无实现变革的途径。如果没有途径,领袖甚至不会暴露变革的愿望。领袖从来不会有愿望就行动,而是首先要有成功的把握。
    
    官僚集团对任何改变专制制度的尝试都将全力抗拒。按照通常看法,政治改革需要一个超越体制之上(如毛泽东那样)的政治强人来推进,才能战胜官僚集团。执政集团目前看似铁板一块,原因既可能是领袖与官僚共同抗拒改革,也不排除领袖有变革之心,却有心无力,既没有变革途径,也缺乏毛泽东的强势。今日官僚体制对领袖的制约比过去大了很多,一方面是领袖弱了,不再有打江山的光彩和意识形态的神圣;另一方面是官僚体制强了,有了更多自主性。毛后三十年中共的“党内民主建设”,实质就是官僚体制的不断规范化和程序化,以制约领袖的为所欲为。
    
    不过在我看来,领袖的强弱对启动政治改革并不构成根本障碍。过于强调政治强人的作用是不利的。既然今日中共已不再可能产生毛泽东式的强人,认定没有强人就不能推进政治改革,也就断绝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希望,让拥有改革意愿的弱势领袖无法产生付诸实践的勇气。
    
    其实回顾文革,仔细研究一下毛当年的超越体制,会发现并非因为他是强人就能打败官僚集团。即使那时毛强而官僚集团弱,毛仍然长期为体制所困。他掌握政权后最多考虑的就是如何突破官僚集团的罗网。他是头脑,有绝对权威,但头脑实现意志离不开手和脚——也即官僚集团的日常执行和贯彻。官僚集团由成千上万有自我意识的活人组成,每人都在追求个人利益。当他们发现头脑的意志和自身利益冲突时,会不约而同或共谋地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法,利用贯彻执行的权力将头脑意志扭曲变形,或使其议而不决、不了了之。领袖无奈官僚是一个历史难题,无论对皇帝还是对毛泽东,或是对现在的“中央”,其根源就在于领袖与官僚集团的关系是“以少制多”。领袖再强,一双眼睛又如何看管得住百万官僚?虽然毛被捧在神明的位置,但是连他居住的北京,对他而言都成了“独立王国”,让他抱怨“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因此,在政治改革的问题上,强领袖和弱领袖没有区别,都不能让官僚集团服从。
    
    毛泽东多年没有找到解决官僚集团的方法,因为那些方法都要通过官僚集团才能实行。即便是被称为“文革”前奏的“四清”,他仍然想通过政权体系解决官僚集团的问题。然而他最终发现,那根本就像是刀锋砍刀背一样不可能。官僚集团怎会真对自身动刀?他只有寻找另外的力量对付官僚集团。
    
    这才有了“文化大革命”。毛最终找到的办法是超越官僚集团,直接向民众发布号召,指挥民众行动。他不再通过组织系统传达和贯彻他的意志,而是登上天安门城楼,面对民众直接表达,授权民众不服从官僚集团。毛发动文革时的举动——接见红卫兵、写大字报、支持造反、鼓动串联、发布“最高指示”等,都为了跨过官僚集团,直接指挥民众。这种史无前例的超越不仅使官僚集团无法再阻挡毛的意志,连其自身也被打倒。然而这不能视为政治强人让官僚集团服从,反而正是说明即使以毛的强势,也无法指望官僚集团服从,他才必须利用民众之力将其摧垮。
    
    毛打倒官僚集团不是靠自己,而是靠民众。毛的作用只是教给民众如何做,授予民众合法性,其余的都是“放手发动群众”,让民众“自己解放自己”。之所以民众打倒官僚集团如摧枯拉朽,在于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以多制少”。这应该是文革的一个重要启示:战胜官僚集团,不能用体制内的方式,也不能指望依靠强势领袖,唯一的可行之路,就是由超越官僚集团的领袖直接与民众联手。这是文革付出巨大代价换来的遗产,是毛泽东的一大发明。可以说,政治改革最困难的问题——如何战胜官僚集团,已经由文革给出了解决之道。
    
    “不立不破” ——文革启示二
    
    毛的悲剧在于虽然成功地实现了“破旧”,却没有成功地做到“立新”。让民众直接掌握政权只是一种动人的理想或蛊惑,现实中却没有操作方法。毛可以直接联手民众打倒官僚集团,但失去了官僚集团的管理,社会也就失去秩序,导致“天下大乱”,难以为继。只要专制本质不变,领袖最终只能靠官僚集团进行统治。为了从“大乱达到大治”,实现“安定团结”,毛不得不在“全面内战”后重建新的官僚集团。文革由此蜕变成一次“吐故纳新”——将原来的官僚更换新人,而结构和机制原样未动。然而新人会变,进入政权的“工农兵”在掌权中迅速沦为新的官僚集团和特权者,重新脱离毛的监控。毛只有宣称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以此威慑官僚集团。然而除非他能“万寿无疆”,只要他离开人世,尸骨未寒,官僚集团就会彻底复辟,比原来走得更远。复辟者最先做的,就是把他赋予民众造反的合法性宣布为违法,将民众仅有的政治权利彻底剥夺。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证明官僚集团对民众力量的惧怕。
    
    之所以毛泽东和民众联手能摧毁官僚集团,却无法防止官僚集团复辟,原因就在没有找到取代官僚结构的方法。毛的“破字当头”、“不破不立”的逻辑无法摆脱困扰他的悖论。先破掉官僚集团,必然导致无政府状态,出现动乱。为了避免社会失控,当务之急是重建政府,而非追求立新与超越,于是又要重新借助官僚集团。掌权的官僚集团会立刻轻车熟路地恢复原有结构。在那种没有超越性的重建中,即使把官僚集团全换上新人,也是换汤不换药。所谓造反者一掌权就变质,道理就在这里。中国历史的“两暴循环”也可以从这里寻找答案:“暴民”就是先破之后的失序,那时的恢复秩序只能借助“暴政”,于是就重回原本结构。因此只要是“破字当头”,“立”就没有可能,前面所“破”掉的,也都会重新复辟。
    
    要避免文革的结局,必须把“破字当头”改成“立字当头”,只有先立后破,才能真正立得起,也才能真正破得掉。先立,意味着不是先破坏旧秩序,而是立起之后自然顶替旧秩序。如果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凡“立新”之处新秩序已经形成,尚未“立新”之处仍会保持旧秩序,社会因此始终不会失序,直到新秩序全面建立,旧秩序才会寿终正寝。这样的转型便可以从容不迫地进行,因为不失序而不会出现“暴民”,从而也就没有重返“暴政”的理由。“立字当头”的结果,最终是“破在其中”——这应该作为文革的另一个启示。
    
    今日领袖的劣势和优势——文革启示三
    
    毛在文革中的时进时退、左右调整,其实也反映了他既想超越官僚集团、又离不开官僚集团的两难。不过他的政治强人身份,这时倒显示出作用。他在超越时能联手民众摧毁官僚集团,而在需要恢复秩序时又能重建官僚集团。不管文革落到如何乱局,他都有把握力挽狂澜,即使在官僚集团全面瘫痪的权力真空中,也能让社会保持基本服从。毛能做到这一点,筹码就是民众对他的“个人迷信”——这是他作为政治强人的根基所在。从这个角度,毛对“个人迷信”的培育,鼓励对他的造神,与其说是出于爱好,不如说是在锻造立于不败的看家手段。
    
    今日中国已无培育个人迷信的土壤,毛式强人也不会再现。既然没有强人无法收拾乱局,就必须保证不能再出现文革那种“天下大乱”。这应该作为文革的另一个启示。也就是说,今天即使能用毛联手民众的方式摧毁官僚集团,也不能那样做,原因就是谁也收拾不了那种大乱。而今天的大乱所带来的灾难,将会远远超出文革。因此,今天的政权领袖与民众联手,只能是“立”,从“立”着手,以“立”而“破”,用循序渐进的“立”逐步取代官僚集团,而不是一下子将其破掉,才能防止出现导致乱局的权力真空,在转型过程中保持秩序和稳定。
    
    有人对此会质疑,官僚集团难道能坐以待毙,等着被取而代之吗?毛泽东之所以必须摧毁官僚集团,正是因为官僚集团不打倒,文革就不能发动起来。今天的官僚集团除了会像当年一样“镇压群众运动”,对试图像毛那样跨越官僚集团联手民众的政权领袖,也有能力进行罢免。在文革中吃了大亏的官僚集团在毛死后的三十年,用程序化和制度化大大加强了对领袖的制约,不会允许再出现超越官僚集团的政治强人。别看今日的政权领袖在其他方面一言九鼎,若是涉及官僚集团的根本利益和整体安全,受到的制约与毛已不可同日而语,决不再能随心所欲,否则就会被“开会拿下”。
    
    的确,官僚集团对领袖建立了更强的制约,但那只能使具有超越性的政权领袖更无其他选择,唯有使用毛的手段——跨过官僚集团与民众直接联手,才能实现超越。官僚集团固然对此不会坐视,然而文革经验已经证明,只要真正给了民众政治权利,让民众“自己解放自己”,与官僚集团形成以多制少的关系,官僚集团根本不是对手。不错,今天的官僚集团有能力罢免政权领袖,但那存在一个从集结力量到启动程序的时间差。以今天的技术手段,那个时间差已足够领袖完成与民众的沟通,把“立新”方法交给民众,授予他们不服从官僚集团的合法性。当年为了做到这一点,毛在1966年要把1300万红卫兵调到北京接见,动作之大、成本之高难以估量。而今天利用普及全国的电视网络,政权领袖可以在官僚集团无知觉的情况下,瞬间就能面对数亿民众。这种优势是毛当年没有的。
    
    不过,既然不能摧毁官僚集团,领袖与民众的联手的时间不会太长,就将被随后动员起来的官僚集团罢免。那就要求领袖发动民众进行的“立新”,必须具备能够自我复制和自动扩展的能力,一经启动,便完全由自发的内力驱动和运转,直到整个社会完成转型,都无需再有外力推动。这种转型要求领袖提供的只是“第一推动力”,即使领袖随后立刻被罢免,官僚集团也无法再阻止“立新”的继续。面对自我复制的“立新”遍地开花,所有镇压都是杯水车薪,徒劳无功。
    
    那时,领袖虽然被罢免,但既然是任期制,迟早也会下台,损失不了多少。少当几天官,成为改变历史的人物,应该是值得的。何况只要转型成功,以其贡献,谁敢说不会再有另一番前途呢?
    
    实现政治转型的关键
    
    问题最后归结到,那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立新”?
    
    首先历史已经证实,即使是文革那样“天翻地覆”的革命,如果改变的不是专制体制本身,仅仅是更换官僚集团,政治本质也不会发生变化,甚至还会后退。毛斗了一辈子,死前发现他一生致力消灭的“资产阶级”原来就在他领导的共产党内。这种荒诞剧式的结局足以告诫后人,不终结专制体制,政治改革就不会有真正的“立新”。终结专制体制的关键在于调转权力源头,把权力的从属关系从自上而下变成自下而上。由此出发,超越性领袖与民众的联手,就不能是为了战胜官僚集团的一时之需,而是为了一劳永逸地把权力源头转移给民众。
    
    只有实行了这种转移,在领袖被官僚集团罢免之后,民众才可以仍然不服从官僚集团,因为他们自己已成为权力源头,不再是他们应该服从官僚而是官僚应该服从他们了。这可以使他们理直气壮地坚持“立新”,最终自下而上地取代官僚集团。也只有实现这种转移,才能避免毛当年对官僚集团一时成功、终归失败的结局。因为权力源头在上的社会离不开官僚集团,即使一时能摧毁官僚集团,也必须马上重建,领袖仍然会在以少制多的劣势中重陷官僚集团的罗网。
    
    超越性领袖转移给民众的权力,必须首先是从基层单元开始。如果超出基层单元的范围,民众会失掉自行操作的能力,只能依赖主持。那时权力就会落到主持者手中。这看似只是一个技术细节,实际却是“主权在民”至今无法实现的关键。而“以多制少”的政治结构,也同样要求把操作限定在无需主持的范围。范围过大,人们相互之间无法直接沟通,离不开主持,以多制少就是空话。没有主持的“多”是一片散沙,主持者却正是应该受制的“少”,刀锋砍刀背的悖论于是重现。只有在人们可以直接沟通和决策的范围,“以多制少”无需主持就可实现,权力才会名副其实地被民众掌握。
    
    当然,民众仅有基层权力是不够的,既然是权力源头,就要能自下而上地延伸权力,建立自下而上的权力从属结构。这要求一种逐层向上递进的整合机制,使“立新”过程如同自动生长的系统,只要根部的基层单元完成了“立新”,就可以进入下一层次,对已经完成“立新”的单元进行组合,以自组织的方式自下而上、分层次地实现“立新”扩展。这种扩展将随着层次提高实现理性提升,不会像同层次的规模扩大而造成非理性的叠加(如在普选或公决中发生的情况)。如此逐层搭建起新的权力结构,最终延伸到顶层,整个社会的转型就告完成。转型最终完成之时,就是原有官僚集团彻底退出权力舞台之日。
    
    不过,官僚集团退出只是其作为制度性利益集团的退出,不能让社会管理职能与专长也随其一同退出。新的整合机制需要把公务员系统与一党专政的体制剥离,完整地接收其管理职能,充分吸纳管理人才,同时妥善安置出局人员,最大程度地避免振荡。这要通过一个细致耐心的过程,不能靠“剧变”,而是在自下而上的循序渐进中实现。
    
    现在,文革已经给我们指出了跨越官僚集团的途径。对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剩下的关键是找到符合上述条件的“立新”方法。这是思想超越的任务,可以从民间进行努力;另一个关键是产生具有超越性的政权领袖,这却是民间无力把握的,只能当作不可预测的奇迹来期待。然而这两个关键缺一不可,如果不能找到可行的“立新”方法,或者是没有出现超越性的政权领袖,我们所能做的,就只有等待革命的风暴降临中国,并准备在那个过程玉石俱焚。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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