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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之河中的界石—— 读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兼纪念文革四十年/一平
(博讯2006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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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琴邮来她刚出版的书《文革受难者》。打开邮件,有敬畏之感,凝视许久没敢触碰。黑色封面,倾斜隐印着密密麻麻的姓名,如蒙难的碑石——那无数的死者、冤魂,在时间与大地的深处,微微显映,绝不瞑目。标题,竖版白字,肃穆而苍然。其旁有小字副标题“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殷红,像束束黑暗中的血滴。那些年代,那些时间,那些疯狂,那些死难,那些暴行……,历历在目。
    
    我得承认,我的敬畏首先是恐惧,因为这部书每一页,每一章都是残酷的,这是一部暴行的历史。小时候,听过十八层地狱的故事,但那毕竟是想象,在遥远之境。而这部书记述的则是真实,我们亲身所经历。有朋友说,就人的残酷,只有想象不到的,而没有做不出的。一九九一年,我参观了奥斯威辛集中营,觉得中国的事情比这里残酷(当然这可能与个人经历有关)。起码这里还有浴室,有营规,杀人用煤气,而不是活活打死,用开水浇烫、铡刀铡……。
    
    我生平头次见到尸体,是在我的母校。一个男子撂在担架上,面色焌青,一群军装男女红卫兵簇拥着,把他抬过音乐阶梯教室。据说他先被打,后跳楼。而那一端,教务小楼外的走廊上,一群红卫兵正追打一位外校女教师,她剃了“阴阳头”,小小的个子,黄黑大方格夹衫。她跑到走廊的的尽头,终于被扭住……
    
    我的母校北京三十一中,原是教会学校,有个好名字:“崇德中学”,杨振宁、邓稼先曾在此就学。那座音乐教室原是学校的小教堂,老同学说其上尖顶原有十字架,过去每日清晨学生都要到这里祈祷。“崇德”与“上帝”该是中西文明最好的结合了。六五年,我从小学升入初中,感受最深的是称老师为“先生”,不论男女。这让我感到自己一下就大了,进入了成年礼仪。
    
    “崇德”与“上帝”怎么就成为暴行之所?一些批斗、殴打就发生在那座废弃的教堂内。这座建筑的山墙正对校大门,文革后, 画上了巨幅毛招手像。他取代了“上帝”,暴行也就自然取代了“崇德”,而那些十几岁的学生就成了暴徒,顺理成章。作者记:“一九六六年十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发了个‘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的文件,其中列为红卫兵功绩之一的,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至九月底,北京有1772人被打死。”
    
    《文革受难者》卷前有幅照片,北京六中“监狱”墙壁上,鲜血涂抹的“红色恐怖万岁”,我见过原迹。那所学校——西纠发源地——在中南海隔壁,离我家不远,我不只一次去看过那座“监狱”,满墙叙述王光华和老工友迫害致死的大字报、教室改建的牢房,也见到了那行恐怖血字。这所学校的“监狱”、血字、及开水浇烫的酷刑,集中了我对文革的记忆,一生都没逃脱其阴影。
    《文革受难者》所记叙的只是受难大地击碎的一角,至今中国没有文革蒙难者统计数字,王友琴所录的六百五十九人只是个小小尾数。即使如此,这已足够让我们震惊和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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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社会都有凶杀,包括学生杀老师、儿子害父母,但凶手要制裁,并受舆论谴责,特别是后二者。这是正常社会。反之,如果学生害老师、儿子杀了父母,全社会都鼓掌叫好,那就很可恐怖了。按说这该是小说,但这是文革文革是毛革命的缩影。
    
    文革由学校开始,公然倡导学生残害老师,颇具象征:革文明之命。它摧毁了文明的底线,颠覆了其基本规范;它鼓励暴行,并确立为价值。“彬彬” 更改为“要武”,标志人类文明秩序的颠倒。文明之本在维护人,因此有仁爱精神,有尊长爱幼的道德,有制约暴力的戒律,有尊严与美的价值,及尚文化重教育的传统等等。而这些都是文革要消灭的。文革的要害是反文明,倡导仇恨与暴行,与人为敌。反省文革,这是基点。
    
    文革历经十年,千头万绪,异常复杂,需要由各层面角度分析研究;人们对文革有许多主义、思想、理论之争,这些也都应探讨。但是,我们首先面对的是:文明;还是反文明?我们需要维护文明的基本规范,人类自古以来的生活常识:仁爱、友善、不害人、抵制暴行、尊重人、保护家庭、讲礼仪道德、重知识等等。这些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是所有的思想、主义、政治、制度、乃至各种宗教所要遵从的;也是世事变幻中,我们判断抉择的依赖和尺度。常识是简单的真理,而简单的真理是大真理。
    
    那年“八一八”后,我在近郊姨母家接到返校通知,于是乘车回城。汽车中途被截,上来一伙红卫兵查四旧。我的前座是个中年妇女,端庄文静,漂亮的卷发,烫得蓬松大方,她抱着孩子,还有个别致的挎包。几个小将走过去,说烫发是资产阶级,不由分说,按住她的头,大剪刀呱呱地剪下去,怀里的孩子吓得哇哇哭。那伙人离去后,她煞白的脸上才浮出羞涩和愤怒。当时,我庆幸自己没有尖皮鞋、花格衫,同时也为那个女人难过,她那一头凹凸不平的头发,怎么下车、过街、见家人呢?
    
    以后,我又见到许多残酷的事情,但始终没有忘记那个女人、她漂亮的头发和惊哭的孩子。我渐渐有个想法:“抵制暴行。任何人、任何时候、以任何理由,都不能强按女人的头,剪扯她的头发,上帝也不行。”文革首先是暴行,无论其为了什么精神、理想、主义……。看看这部书的记载:“陈葆昆被打昏迷过去以后,……把他的身体脸朝下扔进喷水池。”“后来红卫兵把陈葆昆的尸体从水池里拖上来,……命令其他‘牛鬼蛇神’打陈葆昆尸体的嘴巴。”(P.28)把左奶奶和马大娘“绑在葡萄架上,用铜头军用皮带抽打”,“还多次用桶提沸水,从头上浇下去。”“她们凄厉的惨叫声,像杀猪一样”。以后,拉尸体的车来了。(P.508)为了读者,我不多引了。
    
    我强调一句,如本书所记,文革暴行并非只在学校,只限红卫兵,其席卷社会,挟裹全民。北京大兴乡,六六年八月短短几日,杀三百二十五人,二十二户人家被杀绝。某贫协主席,一人用铡刀铡了十六人。湖南道县,六七年八月至十月,杀四千一百九十三人,逼迫自杀三百二十六人。郑义先生调查的广西吃人更残酷,那是十万冤魂。他最后说:“我们都堕落为丧失人性的群兽!中国人,请想想吧”,“我的苦难深重却又罪孽深重的民族!”
    
    《文革受难者》的卷前题辞是:“谨以此书,献给所有文革受难者。愿你们的惨剧,不再被隐瞒、遗忘,而成为永久的警示:抵制一切暴行,尤其是以革命名义进行的群体性迫害。” 记住这句话吧,其来于无数的残害、冤魂与鲜血:“抵制一切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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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文革中人们多是满怀热情理想投入暴力, 为“革命”“真理”“理想”“人民”“领袖”“主义”等施虐杀人。作者说:“以革命名义进行的群体性迫害”,其实不仅是革命。
    
    我记得,文革暴行中,人群总是不断地高呼:“毛万岁”,“造反有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以后我明白,人们是要克服恐惧,为施暴确立理由。就天性,人没有那么残忍;人性不仅有暴力,也有对暴力的否定和抵制。因此必须有“神圣”的理由,人才会消除障碍,让暴行更“英勇”。而于操纵者,也只有让暴行“合法” 、有意义有价值、“光彩照人”,才能鼓动民众参与。前者格调越高,后者就更残酷越有规模。天真的孩子为什么会变成狼群?这是原因。记住这个教训:人类大规模屠杀,多有“神圣”之名,今天的恐怖主义也同样。
    
    《文革受难者》并不复杂,作者只是不懈地寻找受难者,采访,如实地记录。她做这事,不是由于职业——她称自己是历史义工,也并非有高深思想。原因很简单:一个十几岁的女学生,经历了那场暴行,眼见校长被打死,及无数残酷,震惊、恐惧、哀痛、悲悯,进而心底升起召唤:阻止暴行。如果我们明白这部书,读懂她的献辞,就会听到那升于心底之渊的神圣呼唤, 那声音之源,就是对生命的敬与爱。诚如她所说:“每一个生命都应该被尊重,于是每一个死亡也应该被尊重。”
    
    在此,我想到王维林,“六四”那个只身阻挡坦克车队的青年。他以微弱个人,为身后的生命和道义,阻止黑暗中一个国家的庞然暴力。怎么能想象一个人有如此的勇气和力量?在这个世界,什么是人的依据与源泉?那一瞬成为文明的永久象征。王友琴所做与之相同,她在历史黑暗之河中,立下一块界石,由那里抵制暴行。一个女子,持续二十七年,在血泊、死亡、暴行间默默寻找、采访、记录,可以想象她的承负。她为 死者洗刷耻辱、恢复尊严。我还想到丁子霖,“六四”后,她顶着何等的悲痛、恐怖和压力,逐一寻找那些受难者?一个母亲用胸脯迎向黑暗,为了倒下的儿子和青年,维护他们的清洁和荣誉。
    
    不能说那些红卫兵没有美好希望,但什么是文明的基点呢?又为什么希望、理想成为了暴行?王维林、王友琴、丁子霖,他们所为并非出于高远思想,而基于一个简单事实,那就是抗拒暴行维护生命,它是具体的经验的,根于人性深处之爱源。当然,这不是文明的全部,但是基点,是任何智慧、思想、进步、主义、偶像所不能取代的。如果其动摇,人即迷乱,那些美好的辞语,乃至 “进步”、“科学”也会迈进黑暗,加入杀戮。文明是困难的、脆弱的,而人性是危险的,恨与爱、善于恶在一步之间。一部文明,那个小小的、简单的、微弱而温暖的基点是数千年来由无数生命所侍奉所祭奠的,可以说基督也是一个表征。
    
    四九年之后,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整个国家、民族陷入疯狂、一场又一场灾难?即使战争、异国入侵也莫甚于此。因为“仁”的基点颠覆了,权力倡导仇恨、暴力,必须清查消灭各种“敌人”,才有“光明”未来。如果国家以此为宗,那么孩子们又怎么不成为暴徒?而王维林、王友琴、丁子霖,他们迎向暴行,在血泊处重奠那个基点。这是他们的意义,而我们的目光也只有回到这点,才能重建文明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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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年代,巴金老人提出建文革纪念馆 ,我为之感动,但毕竟那只是个建议,寄希望社会和国家。而在此数年前,王友琴身体力行,已默默开始记录、寻访,没有任何资助,孤身一人,持续不已。是出于什么信念和精神? 她说:“两千年前,他(司马迁)清楚地记录了在西元前二一四年,秦始皇把‘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于咸阳……。”“作为对比,文革中的受难者,……未被记载也未被报告。受难者的生命被彻底摧毁了,他们消失得无影无踪,不但骨灰,连一张被害者的名单都没有留下来”,这“是对他们被剥夺生命之后的进一层的蔑视、侮辱和惩罚。”(P. 16-17)为此,才有“纪念每一位受难者”的信念与意志。
    
    数年前,我曾撰文称王友琴所做是“伟大的工作”。伟大,是说其精神,一个女子,以微弱个人之生命,承付天下之重负;而她所做也确是伟大之事,在不准不许之下,她以生命,为那座博物馆——中国文革记忆,奠下了坚实的基石。在民族的遗忘及崩溃般的腐败中,我们对脚下的死难和血迹,终于有了一块墓碑,无数蒙难的冤魂多少可以有些慰籍,起码有六百五十九位可以归宿“墓园”,有个暂居的落脚。
    
    文革过去三十年了,但中国仍禁止纪念。二零零零年,王友琴建立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但在中国被封锁;如今《文革受难者》也不能在中国出版。即使她在美国,也为记录受难者遭受诋毁。显而易见,纪念威胁迫害者和权力,而他们力图掩盖。但祭奠是文明的第一个仪式,遗忘苦难,必被灾祸所吞噬。无墓地,必无家园。中国眼下泛滥的腐败就是惩罚。如果认可暴行,人就不会再有敬畏;没有敬畏,人还会有什么意义?道义和规则也随之消解。一个国家只有贪婪、不义,会走向哪里?中国的腐败实是民族的腐烂,因为我们抛弃死难。静听吧,不祥的脚步,惩罚并不就此为止。
    
    文革不仅被稀释,而且也涂改。王友琴记:“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把邓小平接见女附中工作组并讲话的日子,…… 由七月五日提前到六月四日,……这样改动日期,可以除去邓小平对卞仲耘这样一大批中学教育工作者被划成‘四类干部’并遭斗争的责任。”(P.11)宋彬彬在《八九点钟的太阳》中说:“破四旧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没参加过。……因为我一直是反对打人,反对武斗的。”当然,她可能确实没打过人抄过家,但是毛一生也没亲自杀过人。六六年八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登宋要武文章:“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主席还给我取了个有伟大意义的名字。……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这是一声号角。不在我们曾经做过什么,而在我们如何看待它,因为其标志未来和文明的指向。
    
    苏晓康的在该书序言中记:“一位大学教授当面拒绝我采访他的受难者妻子,和盘托出他的恐惧:‘当年打她的学生里头,有人今天已经坐在很高的位子上,我们怎么敢说话?请你们不要给我们找麻烦,让我们安度余年好不好?’当时,我只看到他妻子的一个背影,坐在轮椅上。” 王友琴也记述了类似的事情。怎么可以想象呢?不仅是受难,而且不敢说出,而且是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人悲惨屈辱到了什么地步?中国啊,中国,你只属于暴行和权力吗?那场暴行的后面是权力,而那个权力正来于暴行,它们是一回事,是同一部历史,千万别以为文革是偶然。不错,中国有变化、有改革、有进步,但权力是一个,且而完成了血缘接交。昔日小将已为大员,“理想”成为了利益,“革命”变成腐败,但国家仍属于他们。明此就知道中国何以要禁止纪念文革
    
    禁止本来是强制的,但由于人们的恐惧和顺从,就成为民族“自觉”的集体遗忘。今天,中国人不能、不愿,甚至不屑提及文革,新一代更是对此茫然不知。但需明白,遗忘实际是放弃:道义、公正、人所不容侵犯的生命、权利与尊严;而那强制的遗忘恰恰就是另一重剥夺。那位“怎么敢说话”的教授,他们的另一重悲哀是什么呢?这种悲哀不更悲惨吗?中国一次次的灾难、杀戮即来于此。为此,我们纪念文革,除了垂首死难,也还有新的意义:抵制权力与遗忘,恢复道义、公正、人的权利与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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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存在需要一定的暴力,比如军队和监狱。但是暴力的使用,必须有规则和程序,有人道精神的看守,及公共伦理的底线,将暴力限制于最低程度和最小范畴。否则暴力即成为暴行。反省文革,就是抵制暴行,无论其来于权力——比如“六四”、还是民众;也无论其以什么名义,理想、主义、未来、革命,或国家、种族、宗族等等。
    
    仇恨和残暴是人性的一部分,人类集体暴行从来存在,也将会以各种方式和名称再来。上个世纪初,中国“新青年”欢呼“新曙光”,却没想到后来接连不断的灾难;二十年前,苏俄解体,冷战结束,世界大大松了一口气,可没想到又来了“九一一”。文明是人和自身黑暗的作战。人性不仅有残暴;也有对生命的维护和爱。尽管在黑暗中,它们似乎微弱,但由此也就更坚韧和广阔,王维林、王友琴、丁子霖是例证。当我们呼吁自由、个人,不要忘记的责任,那是生命深处的底蕴。
    
    《文革受难者》为我们奠下了一块坚实的基石,感谢作者,她激励我们在废墟和血泊间重建文明之厦。
    
    
    二零零六年六月 于伊萨卡
    
    转载自:《民主中国》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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