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以维权为起点，创民主之伟业
(博讯2006年5月10日)
最近發生在廣東太石和汕尾的村民抗爭，表明中國大陸以維權為訴求的民主運動進入新的階段，以高智晟、郭飛雄等為代表的維權律師和知識份子站在了這場斗爭的最前列。中國的民主運動從此有了新的開始，是人民爭取思想信仰的自由，爭取免於掠奪、免於恐懼，爭取生存權利的開始。
(博讯 boxun.com)
（一） 厚黑的社會
專制制度和官僚資本奴役、掠奪的反動本性決定了它必將遭到人民大規模的反抗，也決定了它無法從正面對應此起彼落、風起雲湧的維權運動。所以中共把解決社會矛盾的所有法律、上訪、輿論等文明渠道全部堵死，而越來越依賴於黑幫統治和流氓手段。在當局對去年8700多萬起抗議的鎮壓、對大批上訪民眾的殘害和最近高智晟、郭飛雄、大紀元技術總監李淵等個人受害遭遇中均已一覽無遺。這些都印證了經濟學家的預言：“權力市場化的經濟改革過程中，中共這種極權獨裁體制必將完全走向黑社會化、流氓化。”這點足以引起我們對改革的反思。
並非源自政治制度的變革，高度依賴外資，以官僚資本的殘酷掠奪、擴張為主動力，以犧牲廣大勞動人民的生存權益和民族文化、道德的沉淪，以環境惡化，資源浪費為代價，以經濟發展的成果服務於專制政權的強化。這是中國大陸GDP快速增長與眾不同的特色。
中共的黨性是乖張的，它不可理喻。專制的制度是剛性的，它不可能退讓，即使是跪著的造反，為基本人權的抗爭也一樣是顛覆有罪。與“六四”事件一樣，這次汕尾的開槍也不會是最後一次，更況且黨主胡錦濤已強調過要“硬的更硬，軟的更軟”。恐怖的槍桿子和愚民的筆桿子是中共創建和鞏固其專制社會的兩只黑手。
（二） 替罪羊機制
在加大鎮壓力度和分化瓦解群眾運動的同時，出於欺騙社會、平息民憤、化解暴力也會對統治產生的威脅，汕尾抓了個公安局副局長，去年六月河北定州血案判了市委書記無期和四名打手死刑，這不是什麼中共改良了，康梁了，進步了，而是世界已進入了人民應該享有民主管制的“法定權利”的時代，國際環境和沸騰的民怨，迫使中共即使想“矯枉”也無法“過正”，甚至不得不暫時局部現象上的民進官退，於是新替罪羊應運而生。
跟隨中共推波助瀾，為虎作倀者，無論是打手、槍手還是寫手、幫手，往往是今天不知道明天。遠的不說就近看看四人幫、紅衛兵、造反派的整體命運，被判無期徒刑的張春橋-這個庭審中的啞巴是最明白中共替罪羊機制的一位。貴為毛夫人的江青最後還是自己卡死了這個說出“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的喉頭。中共的黨性是詭詐的智慧，是一把功利的交椅，也是一把殺人的鋼劍。黨的利益需要你是什麼時，你就是什麼。這是毫不含糊的歷史。民心是記錄社會的檔案，曾擔當過六四屠城這個符號的前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在世時遭到社會各方冷落的下場，也可算是一面鏡子。專制的政體本已是失去大地滋潤的老樹枯籐。
退黨是一種個人對生命形態和歷史定位的雙重選擇，我們真誠地歡迎、深深地祝福退出邪黨的八百萬勇士，人民會記住你們的正義良知，社會將表彰你們的遠見卓識。
(三)官僚的資本
毛的晚年精力旺盛地把中國的國民經濟折騰到崩潰的邊緣，可以說搞破壞他比誰都強，搞建設誰都比他行。沒有了他的世界才能恢復些許清醒，才能承認公有制、計劃經濟已經走到了窮途未路。資本主義這個為世界經驗所證明了的先進生產力已被中共革命打倒了二十多年。極具諷刺的是向私有制回歸卻是中共不得不走的回頭路。然而四千多萬農民已經倒斃在這條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衰亡的路上。中華民族難以忘懷這個黨脅迫全體生命無謂地經歷了如此的滄桑。
權力是中共的生命，無奈的改革只是為了維護、鞏固其統治地位。這種高度的自覺使它相繼揚棄了自身民主色彩的枝葉-胡耀邦、趙紫陽。
在以屠城的恐怖換來的“穩定”中，中共官僚們得以絕對的政治權力，通過價格的雙規制(官倒)、企業承包制、股份制、圈地運動逐步實現了其私人產業、商業、金融資本的迅速占有和大規模積累。它和歷史上所有的官僚資本一樣具有封建性、掠奪性和寄生性。所不同的被中共官僚們所吞噬的是近半個世紀中大陸幾代人在高積累低消耗的艱苦奮斗中積攢起來的國有資產和不可重復再生的國家土地資源。說白了，在GDP的增長中他們所做的貢獻就是吃喝嫖賭包二奶、盜竊國庫、權錢交易、壓搾人民的血汗。十幾年來令人信以為真的“反腐敗”、“權為民所用”就象是以止咳藥的處方在醫治肺癌一樣迷蒙而無望。
同是國企的產品，1988年時雙軌制的差價達1000億之巨，其中的70%流入了權力人物的口袋。“六四”民運失敗的直接後果是官僚集團得以企業承包制直接打開了國有資產流失的閘門，以股份制改造放縱權力進入市場參與分配，尤其嚴重的是在征地制度上再次運用行政劃撥(為主)和市場有償轉讓的雙軌制(差價可達十倍)的伎倆。
十幾年來在土地的一級市場上官員的批條和象征性的付款使國家的土地收益大量流失，同時卻滋生出許多千萬億萬級的富豪。周正毅案是在有廉政機制的香港被揭露的，但他背後的官方人物，是時至今日都無法揭開的“國家機密”。事情荒誕到了上海市委常委全體簽名逮捕判刑辦案的知情律師鄭恩寵的地步。可見中紀委只不過是大貪官污吏們與法律的隔離網，百分之一替罪羊倒霉蛋的甄別、挑選者。
在這個吸引了高額外資的房地產市場中，在這大批要到50-70年後才能重新占有的開發區上，我們見到的到底是誰的利潤和繁榮？這些被征的土地80%是農民的耕地，是農民們賴以生存的權利。這是上訪潮、上訪村、上訪專業戶和定州、太石、汕尾村民抗爭等事件層出不窮地直接原因。
這個瘋狂掠奪的官僚集團以何可美化成“情為民所系”？這個專門豢養大盜的世界以何在構建著“和諧的社會”？中國長期高度依賴外資引進發展經濟，但卻又是世界上最大的資本輸出國。2000年外逃資金480億比外商投資的407億還多，這些資金的25%再以外資進入大陸，利用優惠套取更大利潤。
面對這萬億計的國有資產流失的黑洞，看看這被私賣了比中國城市用地面積總量還多的國土資源。誰能否認中共官僚資本集團已是有史以來最大的搶劫、賣國團伙。
被邊緣化了的8億農民和下崗工人僅剩下廉價的勞動力，在求業的艱難中沉浮，在超時、冷漠、病痛、危險中賣命，上訪遭押，貧困潦倒，家徒四壁，賣兒鬻女甚至捨命殺貪，或鋌而走險。
最近大陸網民普遍發出“教育逼瘋了父母，醫療把生命送終，住房把腰包掏空，"新三座大山的貼子。也從一個側面顯示了：中共專制政權掌控下的經濟改革已經鬼魅地使它自身成為橫空出世的偶露崢嶸的官僚資本的大山結結實實地壓在了中國人民的身上。
與89民運時的社會環境相比，中國人民的民主解放運動的契機已從一種相對理性上選擇的主動變為繼續親歷中共造成的無數苦痛之後，被動的省悟的反抗。從本能地維護自身利益開始，以擁有應得的全部法定權力為目標。
（四）專制的挾持
中國漫長的以郡縣制為主，合大於分的封建歷史有很強的制度化整合能力，相應更延長了中央集權和天朝大國的存在。與中世紀歐洲多權力中心競爭並存的狹義封建社會不同，它的權力不是自由伸展就是整體重組，比較不受生產、市場、社會的制約，基本穩定於一夫五口、五畝之宅、百畝之地的小農經濟，使工商業發展、資本主義萌芽遲緩。法家的大一統廢分封的建言，果然是封建專制政權的延年益壽的靈丹妙藥，但卻是貧國弱兵之道，這已為近代史所證實。
對於一種政府類型的封建主義有著這樣精辟的質的界定：“政治權利被看成一種私人權利，被一群領主分別擁有。”中共就是這樣一群視權利私有為當然的新領主。尤其是二十五年來改革中政治理論的矛盾和混雜，政經權力的交叉和錯亂更證明了它已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政黨。它只是一個膽大包天，乘機作亂、與時俱進的非法權力利益集團，是封建專制制度的優秀繼承者。
奪權前的中共是蘇俄共產帝國殖民輸出的中國代理人，帶著馬列專政的武器來肢解中華民族，把中國人民從正在以三民主義、五權分立創建中華民國的道路上分離劫持到以黨主取代皇帝，以中央取代朝廷，以黨徒取代命官，至親民、奔小康、迎盛世的後封建集權社會。相信在沒有了中共而能夠自由研究文革時終會發現，一如歷代農民起義結局的相似和藏在當時時代背景的事件、語匯和政治命運後面活生生的封建專制的醜惡靈魂。
其實，這個鑽進最高權力層的黑社會式黨團，黨性使得他們心領神會只要占著這個舞台，有戲可唱，並不在乎什麼主義、信仰，也不在於什麼形式、內容，更不在意什麼國家興亡、人民福祉。只知道這個集團組織一定要擁有統治全中國人民的權力和利益。為了這個政治的生命可以不擇任何手段，不計任何代價。時時事事處處自覺地執行著三黨主義：情為黨所系，權為黨所用，利為黨所謀。這就是中共八十七年來的歷史。
一國之憲法本是政府和人民的契約，但從一開始它就是中共與斯大林合謀下，置法理於不顧而只要達致一黨獨裁的政治正確的贗品，是黨章的社會復制品。寫在紙上的人民自由和權力，以相關法律內容的長期空缺，各種政策、文件、運動、戶口、檔案、勞改所架空。人們心知肚明地上上下下騙來騙去。當年的國家主席劉少奇臨終前曾手拿憲法想保護自己，但如此徹底的人治，哪裡去找追究違憲的社會機制!
當今的公安、檢察、法院，在上由羅幹一人直轄，在下有中共各級黨委的政法書記統管，許多司法局長是由部隊轉業的政治委員擔任，這個系統和軍管有什麼區別？這個系統從來都是中共手裡的統治工具。
維權律師們可以憑藉的法律武器，其法益核心是官本位的，它從來就沒有能夠保護過任何個人的政治權利和個人財產。敢接法輪功、維權案子的律師就是向中共專制挑戰的勇士。
中共的政治資源已面臨枯竭，當它與廣大勞動人民的矛盾日益廣泛尖銳的時刻，胡錦濤選擇了回訪延安。與退休老戰士的會面已浸沉在沒有共同語言的冷默中，硬著腰桿的幾下秧歌也扭不回歷史的時空。中共的延安情結在於：那是炒作民主至成功的聖地，那是君臨天下進皇城的發祥地。那時欺騙人民於親情、於熱戀！為了這個輕信於一時的選擇，人民付出了三年內戰的巨大代價。然而，這個物件核心中的劉少奇、康生等心裡都已十分明白誰是封建能量最大的操柄之君。日後的發展亦已多次告誡過人們：擁戴迷信這批並不代表時代進步的“太歲”式邊緣人物，其結果是置中華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辛亥革命百年後的中國，封建專制制度已更頑強地處在流動中的靜止。相對於對付一個皇室的反封建鬥爭，要清除這批具有豐富政治經驗，善於操控國家機器的黨徒們已困難重重。
中共企圖強制人民長久畏縮在它的暴政下、挾持歷史永久定格在這個框架中。為了這個企圖，在這半個多世紀中以革命的、人民的、民族的、穩定的、國家的名義對自己的同胞，對中華的民族精神文化、對子孫後代犯下了罄竹難書、不可饒恕的罪行。除了肉體消滅地主階級，殺害抗日的真英雄和民國政府大小官員之外，為了這個企圖，它殘害了當初把延安微弱的聲音放大到主流社會的民主黨派和人士。它殘殺了林昭、遇羅克、張志新、王申酉、陸洪恩等堅貞不屈的中華民族之魂。它關押迫害了無數要講真話而觸犯了邪黨利益的政治思想犯和維權人士。它拱手斷送了百餘萬平方公里的北方領土。它使我們的國家至今還錯誤地運行在與西方民主為敵的國際軌道中。它以龐大的國家軍事力量作為保障專制獨裁的長城，還建設了上百萬現代科技裝備的武警部隊隨時鎮壓人民的不滿和起義。它在以阻止一切社會團體、政黨正常產生的權力真空中造就非它莫屬一黨專政的既成事實，它以屠城鎮壓天然合理的學生運動，它以滅絕種族的私刑消滅法輪功學員的信仰、健身自由，它以權力豢養奴顏卑膝的各種文人適時生產出執政所需的思想、理論、文藝工具，推行專制暴政的社會工程。
處在冰點裡的媒體只能在“自我抑制”的空間裡生存，《冰點》與他的難友《公益時報》一樣只能“益共”而不可“益公”。它公然將對網絡信息與輿論為監控納入法律的控制，以人民血汗建立專制“金盾”的後續工程是要在所有公共場所建立起一個全國性閉路電視攝象網路。就在太石村民抗爭期間，全國人大的委員長去到的地方竟是廣東某生產視頻探頭的企業。新年剛過，深圳警方公布：今年將在全市公共場所安裝能錄像一個月的電子眼20萬個。應該說中共深知自己與人民的對立，萬分恐俱於行將滅亡的結局。
一小撮中共權貴們以政、經兩大權力和實施國家暴力恐怖的兩手脅迫十多億人民順從於這個慫恿人性罪惡，孽債累累的封建性質的專制制度。
自歷史教科書開始寫出“中國人民已推翻了三座大山”，至今五十多年的血雨腥風經歷和嚴酷的現實是：本是移山的“愚公”們在單一經濟改革的陣痛中，又在自己的身上壘起了三座新的更高的大山。
(五)農村殖民化
昔日的農村是中共賴以生存發展的根據地，當時發動農民跟隨中共的口號是“打土豪，分田地”。自取得政權後的五十年代，由朝鮮戰爭和發展重工業的需要開始，無論是農產品國家統購統銷時期、合作化運動階段，還是只抓革命不事生產的文革年代，至今經濟建設的一切積累和發展，沒有一天離開過對農村的“殖民”政策。它是中共政權得以維持的基礎和新官僚資本成功積累的重要來源。
中共仿效蘇共優先發展重工業和片面追求GDP的兩大“政績”工程，造就了非常懸殊的現代城市工商產業和傳統農業生產的二元經濟結構。半個多世紀以來的經濟建設完全建立在隔離農村、剝奪農業、壓搾農民、犧牲農民階級整體利益的不平等社會基礎之上。八億多農民的政治地位、經濟利益、文化教育、人身保障等，全面地淪為“二等”國民，生活在以有形的戶籍制度或無形的城鄉、工農所界別的國中之“國”。生活在這個“次”元社會裡的農民完全喪失其生產資料－－土地的所有權，在主權的中央政府裡沒有他們的代言人。如果說中共改革開放後是啟用了一個“開放區”的世界經驗，那麼從中共掌權執政起就已經創造了一個“殖民區”的歷史先例。同一人種，同一文化，同一地理不僅掩蓋了這個嚴酷的“殖民”事實，更使“反殖民”失去了抗拒的理由!
在中共一手造成的大饑荒年代裡，非農業人口者靠著糧油供應等制度的保障大多因饑餓而營養不良，發育不足，得個浮腫病什麼的，而生產、輸出糧油食品的農村，想要逃荒都越不出“戶籍”這個國界，多達四千萬“被殖民”的生命都無法保障。人們常常被中共櫥窗式的成就所迷惑，而忽視了中國大地上煉獄般的黑暗。這次香港世貿會議韓國農民大行其道，而中國農民連最起碼的聲音都沒有，這正是他們社會地位的真實寫照。
專制暴政在經濟改革的最近十年中，由各級地方官員以開發為名，從對上億畝土地的直接侵占中掠奪了二萬億資金，使七千萬農民因失地而陷入“種田無地，上班無崗，低保無份”的境地被一腳踢開。近3年來的廣東、河北、浙江、江蘇、山東等地連續不斷爆發的村民土地抗爭事件說明了水深火熱之中的農民已不再是沉默的一族。
平均每年以五百萬遞增，湧向城市的農民以低下的文化教育、簡單的勞動技能流入工商產業，除了超時、超強度地危險作業，還遭到拖欠、扣壓工資、人身虐待、人格污辱或淪為乞丐、娼妓......這種歧視甚至在青島市公開出現過要在公交車上設立“民工專區”的提議！即使在同一椿車禍中農村人獲賠的金額僅為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一。
高度依賴出口的GDP增長使中國成為世界的工場，而農村高達1.6至2億因過剩而廉價的勞動力則成為可供剝削的無限來源。農業區限裡的人均收入僅為主板塊社會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每年貧困失學兒童高達三百萬，新增文盲半文盲高達1億，得到的公共衛生費用僅為三分之一，他們的嬰兒百分之六十生產在家裡，他們的老人百分之八十以上去世在家裡，還有各種攤派收費，生育罰款......人們引以自豪的經濟增長總量、每年兩位數增長的軍費開支、舉世矚目的“神州工程”、京、津、滬、深的高樓大廈以及各地小天安門、小白宮建築已是八億多農民不能承受之重。
他們進城要付費申辦的就業證、流動人口證等多達六至七種之多，還有二分之一是隨時可能被押回原籍的黑工。但他們打工的待遇可遠不如同時在替夷種異族打工的海外華人們。他們的被壓迫、被掠奪、被歧視的時間之長久，乃至他們的艱難和貢獻比起以往殖民地的歷史記載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所面對的“殖民主”遠不如歷史所經歷的那樣有民主制度的希望!他們所處的社會環境也不如六十年代時美國黑人的解放運動，有一個能接納道德的政府。以學歷和技能已進入現代社會元的農村“移民”們：中國的馬丁.路德.金在哪裡？
“人大”的代表們為什麼就不可以見見不斷進京，真正有話要說、有苦要訴的人民代表？參與協商的代表們：為什麼你們中間就是沒有他們的政治代表？
情為黨所系，權為黨所用，利為黨所謀的中共是封建專制的代表，是官僚資本的代表，是農村殖民的代表，所以中國是世界上“黨官”最幸福的天堂。也因此，中國是世界上當“老百姓”最痛苦的煉獄。
站在這三座新的大山上，文痞何祚庥說：“誰叫你不幸生在了中國!”
（六）個體的表達
毛時代共產黨的專政對象“地、富、反、壞、右”份子和比作臭老九的知識份子，文革中的“牛鬼蛇神”、“走資派”及其子女沒有任何個體表達的可能。而屬於內部的“人民”們被一個不漏地組織在黨、政、工、青、婦、團、少先隊、民兵、居委會裡，還時政性的在編於各種工作隊、專案組、紅衛兵、造反派、革委會、軍宣隊、工宣隊等運動群眾斗群眾的組織內。個個被自覺或不自覺地放在了黨的立場上，做著號稱是“為人民服務”的事業。從最基層的少先隊小隊長、共青團小組長、居民小組長.......起計，幾乎人人有“官”可做，有責要負，最大限度地以維“共”性質的組織、集體壓縮了個體生命之地位，摧毀了個體自由的價值。長期被毛所仇恨並一再告誡知識份子們要夾緊了過日子的那根“尾巴”，正是他們所具有的思想認知能力和個體表達的能量。一切交由黨安排的個體，人人都有一個凡事都要入檔，伴隨終身的“檔案袋”生活在黨的單位裡，團體的叢林中，孤立於全方位的制約裡。社會、家庭、文化的形態被扭曲，尋找不到任何真正意義上的個體。全民淪為中共的工具和奴隸，在創造著領袖和黨的偉大歷史。人心從啟蒙開始即被“征用”，個性在成人之前已被“去勢”。這可謂中華民族有史以來封建專制、人治社會的巔峰，是我們這幾代人的劫難。連同封建的“未代皇帝”和現代的“國家主席”都同時經歷了此種“再造封建”的不幸。
六十年代中共的“九評”曾猛烈抨擊過蘇共“全民黨”的修正主義理論，時過境遷二十年後，拒絕政治改革的中共在說與不說之間也做起了全民的政黨，以一個中共就可以代表人民全部、可以代表生產力、可以代表文化的謬論再次破壞社會的自然生態，蓄意抹殺階級、階層、個體及其權益和生產關係的現實存在。中共由昔日強調一分為二永遠斗爭的哲學轉而今日的抽象合二為一混淆邪黨與人民同體的哲學。中共採用黨的社會科學家的這一理論產品，在經濟上使公有制時期（靠剪刀差，低工資剝削）積累起來的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虛化，成了事實上的沒有人所有制，連同國家的土地資源-農民的生產資料任由中共政府各級權力長驅直入，大肆貪污盜竊、生活靡爛，順利達致官僚資本的積累。在政治上使人民的維權意識失去理性的升華，整體的覺悟和法理的支持。從根本上阻止了本可代表民眾政經權益的各種政黨、社會團體的合理產生。使個體陷入任黨宰割的無奈甚至自盡！
中共的四代領導人一路走來都以最大限度的保留以往的政治遺產，實現一黨之私利的最大化。漠視人權這個人類文明的普世價值，排斥世界社會科學的民主結晶，偏要去淌那不知名份的渾河去摸那不知有無的濁石，說到底只有一個硬道理：“老子從不認罪，老子決不下崗！”為了與剛性殘忍的專制在民心中取得平衡，中國的總理大臣必是善當“親民”角色的演員，溫總理自稱是“人民”的兒子，其實他是“黨”的兒子，請不要冒認人民為爹娘。
長期受台灣社會詬病的國民黨黨產問題，在海峽彼岸黨國不分的高手們眼裡不諦是一個十足的笑話，中共在陽光下的罪惡居然可以發揮到如入無人之境的水平。既無法律可以阻擋，也不曾有過文化上的抵抗。
當權益直接遭到侵犯和掠奪的法輪功學員、失地農民、下崗工人、動遷居民等出於自衛本能地上訪、集會、請願，其中不乏高智晟等律師為代表的在蒙受曲辱，千忍萬難之中還理性運用法律和村民選舉試圖合法達致個體表達的努力。均遭到黑社會式國家罪行的鎮壓，還發生了繼“六四”之後的第二次開槍。
最近釋放出獄的喻東嶽，八九民運時出於心靈的自由從湖南來到京城，以象徵性的方法表達了對毛個人崇拜的不滿，卻被當局在長達17年監禁的危害中“制作”成一個恐怖的示眾物件。這是一個時代民族之無奈的縮影。
六年來法輪功學員們堅毅地表達自己信仰和練功的自由，已以三千多血肉之軀的犧牲和六千餘名被關押在蘇家屯等變相集中營裡遭受凌遲和出賣他們器官的現代酷刑，每一個稍有良知、正義的中國人都應該明白：這是中共一小撮邪黨對我全體中華民族的血腥挑戰。法輪功的流血抗爭也包含了我們每個人應有的自由和權益的空間。法輪功的精神是全民的，法輪功的勝利和痛苦也是全民的。
個體是專制的天敵，對於個體自由的追求歷來為封建皇朝和專制政權所不容。
執政前的中共，在以延安整風運動為代表的殘酷鬥爭中，已暴露出其黑色野蠻的基因。中共乘全民抗戰之機，發展自己武裝力量的史實也早已表明了它是愛己不愛國的機會主義者。中共在奪權內戰圍困長春的戰役中，迫使三十多萬長春市民餓斃的實例，就已顯示出政權和人民在它心目的地位。中共在東北戰場陳屍遍野的人海戰術足以說明了它對生命的漠視。中共以大屠殺開始的執政繼而陽謀反右，荒唐文革，鎮壓學生，群體滅絕......每次都是其本性的必然，邪惡的納新。人民已給了中共無數次機會，為此我們每個人都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人民的解放和幸福終因沒有一個好的制度而付諸東流。
中共以執政黨地位所擁有的全部國家人力、物力資源高屋建瓴全面徹底地掃蕩著人民的個體觀念和民主意識。所有人民立場的思想、言論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右派份子、壞份子、顛覆政府罪；被妖魔化成動亂、反華勢力、不穩定因素；被界定為禍從口出的是非之地。連同黨內的良心同情者也不得安生和善終，即使已身處天涯海角的大陸移民還不敢放牧心靈於自由。
除了在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領域裡對民主的堅壁清野。中共“先進”的執政能力還表現在：它創造性地發展和利用了所有自然人、社會人的人性弱點和邪惡。以利誘和恐怖編造出全民的皈依和自制。使個體放棄表達的自由，使個體喪失表達的勇氣和能力，使個體違心地做出虛假的表達，甚至積極地參與對他人正當表達的壓制、圍剿和迫害。這種婢奴式的生命形態尤其突出地表現在當代知識份子階層，首當其衝地他們只能有順從而簡單的幸福。可以說，人民的“九評”做了中國知識份子所應該做的事，說了中國社會科學工作者所應該說的話。這是中國知識份子的恥辱。
中共“先進”的執政能力還表現在：它一貫堅持反人民的歷史哲學。在它一手操控的黑箱作業中，以黨綱充實憲法，以政策取代法律，以文件運動群眾，以黨員冒充民主黨派，以指定人選組成“人民”代表，剝奪人民的知情權、發言權、組織權、財產權和監督權。從今天的“新聞”開始著手，已譜寫好了明天的“歷史”，再以這樣的教科書哺育黨的每一代新人。這正是時下為正直的“冰點”主編李大同和史學家袁偉時所擊中的要害。在這種謊言可以重複成真理，歷史可以有一黨預制的歷史哲學之牽強下，我們幾代人被留身在“假、大、空”的黨世間。時至今日這個世界歷史上殺人(同胞)最多的大獨裁者還符在天安門城樓上虎視眈眈，還賴在天安門廣場中萬壽無疆。有誰可以相信：從慈禧到江澤民一百年地訴說著我們人民的素質太差，至今真的竟然連一個村的選舉都學不會，搞不好!
離開了個體表達和保障這種表達的民主制度，人民形同一盤散沙，離開了個體表達自由的人權、民權只是一句空話。我們的人民在中共的毒害下對於民主還沒有天真過就已經衰老了。我們往往在偉大面前失態，在權力面前失聰，在恐懼面前自律。往往從自身的卑微而放棄對權力的起碼要求和應有的制約。往往輕信於一次又一次的許願和欺騙。往往以沒有整到自己而明哲保身，默認罪行。往往以既得利益而心安理得，漠視他人的痛苦，無視子孫後代的命運。往往對民主缺乏民族自信，依賴威權於自卑、自賤，誤把中共的被迫收斂解讀成進步、改良並由此而心生期待，誤把中共一黨之私利所需要的“穩定”訴說成是大多數人民的利益所在。甚至以自己對中共愚昧的忠誠為愛國的光榮。
基於人權平等思想的民主制度，也可以說是個體全面有序的表達，是構成全體國民的每個個體表達的合理化、規范化、制度化。不論貧賤富貴，每人一票，這個建立在個體對他人的尊重，對群體的敬畏上的機制，阻止了那種“小小老百姓，大大野心家式篡權人物，也使執政者無法借助權力，經營私利，擴張自我。從根本上保障了個體表的永遠自由和有效。一個好的制度勝過一個救世主，勝過任何一項政策，勝過任何一個政黨，是穩定和諧社會的屏障。我們所親歷的紐西蘭大選就是人手一票地對未來三年政權之組成的個體表達，這是人類社會迄今能找到的最為公平的方法。十幾個政黨只能在民意(個體表達的匯集和合成)中才能找到他們生存的地位。眾多的在野黨、獨立而自由的媒體無孔不入地監視著權力的運作。政府在任何時候都負有資助社會團體、群眾組織產生及活動的職能。政治家的個人品質、私人生活受到社會普遍的關注和民眾特別的操心。顯示了真正的主權在民。
最近流傳著這樣一句名言：“給中國十五天，還中國五十年。”指的是一屆奧運會主辦權。如果說國際能夠給中國在2008年有一場十五天的全民大選，那倒真是還了中國五十年。如上溯至1911年辛亥革命勝利的民國歷史，還可稱得上還中國以百年了。然而要在中共的鐵板下產生代表民意的、成熟的政黨尚不知還要奮鬥幾年？當我們從這個美好的聯想中抽身不得不回到嚴酷的現實中時，法學家袁紅冰的怒吼 - “千年易過，共產黨的罪孽難消”，正在今日的深山峽谷裡久久回蕩。
(七)矛盾的存疑
縱觀中共以軍隊為權力基礎的政治力量，在中國歷史上所起的作用，可劃分為前後兩個自相矛盾的階段。前期在馬列主義旗幟下的無產階級革命，實際上是煽動、利用社會上的平均主義思潮為動力，以無政府主義思想為依托的對中華民國的分裂，對民國政府的奪權和對地主、富農、資本家生產資料與財富的掠奪。毛和中共所打造的這支“矛”，對中國社會和民族文化的破壞是無可估量的，幾乎是尚未重建就又遭摧殘。有小罵幫大忙的文章稱此為毛式“群氓民主”。把民眾馴化成群氓，少不了魔主，是毛式的，沒錯。在黨魁威權的旋渦裡喪失了人類靈魂、良知、情感的氓民，顛覆了社會秩序，瓦解著社會的規范也是事實。但這一切均不在民主，氓民已失去身份之真實和訴求之正當。民主不屬於這樣的群氓更不委身於魔君。再者，馬列毛的專政思想在蘇俄、中國的社會實踐，從一開始就具有出賣祖國的特點，和破壞民主革命成果的反動。“群氓民主”的創意旨在以群氓醜化、沾污、否定民主化的意義，以氓民的劣跡承載彌彰魔主的罪惡。好在八九民運時，已有學生請毛面對面地見識了代表民主精神的自由女神，以示真假。主民與民主，運動群眾與群眾運動，野心家與民主制度，撒但與上帝有著本質的區別。人民不能因為是中國的就沒有資格享有人權、自由、平等，人民不能因為一次上當受騙就此放棄自主的選擇，人民不能因為一時的盲目追隨而永遠地不得翻身。
毛和中共把自己推上了神壇，卻把人民送上祭壇。毛的政治目的、權謀，毛的個人品行、操守如此直接地影響到每一個人的身心和命運，如此廣泛地輻射到世界，尤其是柬、越、朝、尼泊爾等國。評論毛是歷史永遠的重任，是人民應享有的自由和權力，沒有什麼資格、身份的門坎。這個刻意神化而又不為人知的故事應該更早面世十年、二十年。獨裁永遠自稱偉大，不負責任地把一切錯誤和後果留給人民承擔。五十年代中懷著戰略宏願的毛把提出科學人口論的馬寅初打成右派，這一陣學習蘇聯大媽媽的超生，不僅低消了二十年間全部GDP增長，更使強制性的一胎化政策緊迫地成為了長期的基本國策。造成獨生子女的社會問題和將至的人口老齡化，廉價勞動力過剩，四五十歲就提早退休，更殘酷地中止了4億生命的自然生育。這僅僅是隱藏在GDP光輝背後的罪惡之一。而打開GDP上升之門的是已被中共封殺的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牽引GDP上升的更是在被掠奪和剝削的傷痛中奮鬥著的偉大的中國人民。為黨主胡錦濤所賞識的朝鮮，正是我們“三忠於”、“大饑荒” 年代的活標本。過去在相似的自然條件下，在那番人為的共產風、瞎指揮的干擾折騰下，餓死四千多萬農民以及各種糧油、工業品購物票證才是中共所代表的生產力。由此毛的不吃肉改吃魚，毛的四百元人民幣捐款，怎麼能兌匯得了民族付出的巨大痛苦和不幸？怎麼能補償得了個人權力挑戰自然、生產規律的愚蠢？如果歷史是公正而又有記憶的，毛應該領略一句他自己說過的話：“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他個人的紀念堂理應讓位於全體人民，實現千萬人民經歷文革苦難後的訴求，成為兩百萬冤魂歸宿的“文革紀念館”。
毛後的時期，中共黨內代謝出的接班人，在相繼完成了其原定社會革命對象和階級地位之置換的同時，又自覺地鑄造了一面“盾”，用來守衛已經屬於自己的私有制和這個制度下的私人資本。中共在鼓勵全民追求物質財富，官僚忙於貪污盜竊，使思想荒蕪、道德低下的穩定中，與國際資本共享中國農村殖民化的成果，也使江得以接班後長達十三年地位的穩固。並非鄧或他的智囊缺乏能力，而是確實沒有什麼信仰、主義、理論可以充當橋梁跨越這兩種社會之間的鴻溝。所以只有抱出黑貓、白貓來追逐經濟這隻可以過街的老鼠，並冠以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來迷惑人心。看看，七億多貧困的農民、人民在號稱改革中的教育、醫療、衛生、住房等方面普遍的慘烈遭遇，大陸還有什麼來自於社會，服務於社會的社會主義因素和精神？比較一下，社會福利保障如此成熟、完善、至上的紐西蘭還從來沒有掛過“社會主義的羊頭”。如今作為封建專制、官僚資本、農村殖民化三個代表的中共獨裁利益集團還有什麼資格標榜 “社會主義”，奢談“人權”狀況，和“愛國主義”教育？
同樣評論鄧小平，揭露江、胡也沒有時間的禁區，如若假以理由拖延時日等到親歷和見證這個時代的人都已作古的百年之後，那意味著什麼？封閉民主的資訊，阻止人民的思考和覺醒，將簡單的事物複雜化，把權力的事情神秘化，把愛國的熱情中共化，讓民主的宣傳妖魔化，使領導的個人神聖化，是黨所豢養的知識份子們的專長，富有精神，追求智慧的人們，應該踏平這些故設的岸崖。
中共在這個矛與盾的政治輪回中，徹底暴露出機會主義的本質和貪權、奪權、唯權、極權、戀權的反人民本性。已經殘害了上億同胞生靈，經歷了八十多年血與腥風日趨衰竭地步入了老年的中共，還想重拾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來延年益壽。不過，這次如不加修正篡改的小心，再次搬起這塊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的石頭就意味著砸自己的腳了!那國歌不還是在這樣地唱著嗎？--“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八）權力的主體
第二次世界大戰十五年後有《第三帝國的興亡》面世，隨後有美國影片《辛格勒名單》。八九年東歐共產集團崩潰後八年出版了《共產主義黑皮書》、蘇聯改革領導人的《古拉格群島》，2005年羅馬尼亞上映了新影片《共產黨是搶劫犯》。中國人民仍然處在專制暴政的壓迫下終於展開了自己的《九評》。這是人類對極權主義的清理和反省，以億萬人民悲慘遭遇的事實，刻錄了專制極權種種反人類、反文明的罪行。地球上凡是有納粹黨和共產黨的地方就有人民的恐怖和災難。當權力的主體不是人民時，極權不僅不能實現人類所希望的發展和進步，相反，納粹黨屠殺了1200萬人民，列寧屠殺了百萬紳士，布爾布特屠殺了二百萬同胞。在中共執政時期，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達至四千多萬。中共對權力的集中，對無辜的濫殺更甚於封建時代。在人類有記載的幾千年歷史上，大部份的災難都是由當時偉大的君主或所謂的精英們造成的。歷史已經昭示了我們如何看待極權，如何處置這個已成為邪惡之溫床而又賴著不走的專制制度。
很自然地世上沒有人喜歡侵犯自己的自由，也沒有人會贊成侵犯自己的權益。然而專制制度讓一小撮人擁有這種侵犯的自由和合法。專制制度下社會斗爭政治活動的全部內容就是從各方面保障這種對全體人民實施欺詐、掠奪、使役、殘殺的特權。不斷調整平衡這個階層內部的利益和矛盾，最大限度地提高社會對於這種侵犯的容忍度而達至這種制度的穩定延續。它只知道邪惡手段的與時俱進卻從不知什麼叫懺悔。文革中的群眾在“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號召下卷入中共沒有窮盡的斗爭。先有“三家村”、“劉、鄧、陶”後有“王、關、戚”、“楊、余、傅”，再有“九.一三”、“四人幫”......。改革後在全民追逐富裕小康中，工人看著國企官僚資本化，大批下崗失業，農民任由土地被貪官黑市交易失去生機，賣兒賣女.....人民被屏除在權力之外所以國家窮也苦，國家興也苦。
在全民維權的抗爭中，公開上書胡、溫為法輪功申張正義的律師高智晟自去年10月20日起至今已連續五個多月不得安寧地遭受中共百餘名特務、軍人、幾十輛警車以及北京、陝西等地方部門配合實施的24小時全天候、全方位、全家屬、全家族、全朋友、全行程的跟蹤，騷擾、毆打、車禍暗殺。他和馬文都百餘天的歷程以及胡佳、齊志勇、歐陽小戊等的失蹤，使人們再一次認證了《九評》所揭露的中共的特務、流氓、黑幫真面目，清淅地表明“道德治國”之虛偽和不可靠。
以中共為主體的權力表現在專制體制中政治、經濟、司法、教育、軍隊、信訪、等所有社會機構中階梯形的職位中，權力因利益而壟斷，權力因利益而尋租，而權力越集中受到制約的可能性就越小，營私舞弊的安全性也越高。這就是制度性腐敗根源所在，社會結構至此，其民主化的成本已很高。要民主只能靠斗爭，而不能乞求、等待。香港人民成功阻止二十三條惡法就是一例。
在人類歷史上那些愈能控制，愈易剝奪，以到摧殘人的價值的社會就愈存在集中而巨大的權力。中共自最擅長於奪權的毛開始其黨主已集黨政軍、國家權力於一身。對於權力，我們不能像對神一樣地供著、拜著、送著，應該像賊一樣地防著。是讓中共的權力擁有人民，還是人民成為權力的主體，這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是一個涉及到每一個人和子孫後代的命運問題。是真正關係到人民幸福和祖國和平統一的關鍵問題。
民運就是要使在千年專制酷桎裡生活的中國人民與現代先進國家的人民一樣，享有民主的權利。讓我們從認識目前的、個體的、實際的權益開始對抗專政的壓迫、掠奪，分割瓦解這個腐敗、殘酷的專制權力，推翻萬惡的專制制度，使人民成為權力的主體。毫無疑問這是一場從一開始就是反對中共的群眾運動。為此，我們唯有深入前驅地學習民主，以民主的精神改變自身的思想觀念才能徹底告別中共的專制教育、專制社會，產生出民主精神主導的文學、藝術、歌曲、影視作品。在權力制衡的民主制度的建設中還必將遇到形形色色專制思想及其社會勢力的反抗、回潮甚至復辟。所以民運所涵蓋的內容又遠遠地超過和高於反共，這是一個任重道遠的使世界上許多偉大都要相應失色的人民的事業。
你們要紀念被捆梆的人，好像與他們同受捆綁，也要紀念遭受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內。希伯來書《結束的勸勉》
人世遠不是公平的，歷史也就不是道德。對權力認識的盲區，使人類深受極權這個罪魁禍首的擺布，在對利益的隨波逐流中自相殘害，於是勇敢地實現真誠、善良的道德就成為一種可貴的能力，成為每一個人的尤其是擔當社會良知的知識份子們應有的能力。人生中極權與人權，權勢與自由，理想與現實，道義與利益、跟隨還是告別中共的矛盾，誰也無法避免，也典型地貫穿在“五.四”運動代表人物巴金衝突的百年人生中。
很清淅地由上帝放牧的民族首先擁有了平等、民主-優良社會制度的母親，蒙受到作為權力主體的幸運。高於人治的信仰神聖的社會具有抵禦共產黨及其思想的免疫能力，那裡沒有馬、列、毛的市場。美國法學院圖書館刻有這樣的格言：“不服從於人，只服從於上蒼與法律。”
人民的維權、民運、民主制度一定意義上說，就是要馴良權力的獸性，抑制權力的野性。“道德治國”這條中國傳統的皇道與“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宣傳一樣，都遠離了人類有限的道德能力、有限的生產能力。兩者都成了被野心家們充份利用社會和人性複雜的現實。一小撮取代上帝，僣越國權，荼毒人心的中共在本質上該有多麼的孤立！作為自然人，生命是尊嚴的，作為社會人堅守自己的四大自由和相應的知情權、組織權、話語權、財產權、自衛權是份內之事，只要有一個人的缺失就是整體的受損。民主與人民同體、同在，社會的民主思潮、民主人士、民主運動不可能被剿滅，專制暴政卻總有一天會被歷史徹底埋葬。
中共為了在海外擴展其紅色勢力，常常大做“政治”貿易，不顧國情地大搞海外援助，也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會如此地代表祖國 “關心”海外僑界的思想輿論和組織活動。最近，紅衛兵外長李肇星在新西蘭對中文媒體說：“新聞是沒有國界的，但新聞工作者是有祖國的。”他真是大大地低估了海外民主社會裡生活的華人們的資訊流通和審辨能力。應該更明確地說新聞是沒有黨界的，媒體是社會公器並不為黨的需要而存在，更不能為中共之利益而彎腰。新聞工作者是有祖國的。但他們的祖國是屬於人民的。一個政黨是代表不了祖國的，更何況視一黨之私利高於一切的中共。
與宗教信仰的社會道德規範不同，無神論者專制社會的道德要求更是一種統治工具。中共從號召“學習雷鋒”、“堅持四項原則”、“兩個凡是”、 “五講四美三熱愛”、“提倡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均是在以人民的道德，強化掩蓋服務於專政的刻毒陰私。最近胡錦濤提出的“八榮八恥”繼續玩弄著認知權力和動機權力，使中共等於祖國，中共等於人民，達到愚弄行為者的知覺，使其理解發生畸變，反復灌輸錯誤的論理思想從而影響行為者的意願。令人扼腕的是至今不少同胞對於這個不自覺的思維定勢還從未經過獨立的心識流動。
我們中華民族的每位成員都不可以忘懷民族先驅孫中山的一生才是對人民真誠而偉大的貢獻，不可以忘記以民主制度為歸依的中華民國才是中國革命的碩果僅剩。已進入新世紀的中國當以如下八榮八恥為是：
以崇尚民主為榮 以一黨私利為恥；
以維護民權為榮 以為虎作悵為恥；
以人民立場為榮 以愚忠無知為恥
以膺服法制為榮 以貪贓枉法為恥；
以舉報貪官為榮 以依附權勢為恥；
以善良正義為榮 以冷漠自私為恥；
以尊重他人為榮 以驕橫霸道為恥；
以保護環境為榮 以破壞生態為恥。
中國的民運在這樣一種艱難中推進：
一方面民運的鬥爭分散在揭露、請願、絕食等手段的道德能力內，歸範在民主的方法而長期處於缺乏物力資源的弱勢的被動。另一方面中共又長期對民運實行收買、滲透、離間、控制，以“紅色民運”消耗民運的力量和時間，誤導民運的方向，消磨民運的意志，降低民眾對民運的信任，甚至在危急中可能轉化成中共的第二替代。
為了民運的有效和純潔，任何時候、任何大會、任何活動都必須直接針對暴政極權，描准專制制度，徹底避免容易引起內外爭議的涉及民生利益的以及其他外圍、外延性議題（如台獨、世貿、奧運等）。改良本是體制內的語言，不僅缺乏鮮明的立場還帶著對舊體制的溫情，更錯看了中共這個對象，完全不適宜作為一種戰略。當然鬥爭是此消彼長的互動，瓦解中共、推翻專制已囊括改良，並不影響改良乃是最有效、最高度的改良。
我們並不反對和平演變，假如真有這等好事，也樂見其成，但決不寄希望於此，更不抱此幻想。相反海外民更應說出國內人士更應不便說的話，做他們力所不及的事，因由更主動的戰略高度，和更自覺的理論建設。所提倡的民運的競爭應該是就如何促進和實現諸如以下這些初步而具體政治目的的力量和智慧的競爭：
（1） 從建立追究違憲機制的高度，由解決高智晟等維權律師的人身權益問題入手，首先奪回人民的信仰權、知情權、話語權，實現信仰、新聞、言論自由，讓民主資訊、社會真實暢通無阻，建立起民主社會的框架。
（2） 立即實行軍隊國家化，使這支由人民供養的軍隊從黨軍轉而真正成為國家的防衛力量。盡早歷史性地結束這個落後的軍伐政治現實，以確保中國的真正和平崛起。
（3） 取消勞改制度，這個罪惡的設置從一開始它就是中共針對人民，懲戒思想政治異見份子的法外之法。
（4）迫使中共直接而公開地宣布放棄對台灣人民的武力威脅，消除海峽兩岸的戰爭危機和軍備競賽，停止在國際上打壓台灣。從根本上停止中華民族內鬥自耗的陋習，落實相信台灣人民的承諾。
民主革命不可能一夜成功，解決所有問題，但不能沒有明確具體而集中的目標，首選若干主要而易行（為社會所廣泛接受）的，基礎而關鍵（足以振動舊體制）的，普遍而敏感（可最大程度發動群眾）的，平凡而典型（有普遍指導意義）的議題，以期務實地打開中國民主化運動的勝利之門。
僅以此提議，獻給本次歐洲民運大會。
僅以此全文獻給一黨專制下的祖國人民。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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