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温新政”为何聚焦天津？
(博讯2006年4月19日)
天津是一座伟大的城市。尽管它只有600多年的历史，但却在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中树立起一座不朽丰碑。1860年开埠以后，天津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第二大商业城市和北方最大的金融商贸中心。“南有上海，北有天津。”曾几何时，天津是全国公认的北方经济中心。天津与上海，北南辉映，相得益彰，长期引领中国城市发展的新潮流。然而，建国以后，上海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迅速发展成为毫无争议的全国经济中心，而天津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却不断下降，甚至全然无力成为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中心，更遑论中国北方的经济中心？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格局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天津面临的形势却更加严峻。作为三大直辖市之一，人们自然要把天津与北京、上海这些直辖市进行比较；作为沿海开放城市，人们自然又会把天津与深圳、珠海那些在改革开放中发展起来的新兴城市进行比较。然而，无论是和北京、上海这样的超级都市相比，还是和深圳、珠海等这样的新兴城市相比，天津都显得力不从心，步履维艰。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了十多年，中央的领导班子换了一茬又一茬，天津迟迟难以找到自己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位置。 (博讯 boxun.com)
天津市民的失落感是极为强烈的，并且以一种极为特殊的现实表现了出来。无论在全国哪个城市行走，人们一般都不原意当着那个城市市民的面，直言不讳地数落那个城市的不是。毫无疑问，这种做法很容易招致当地市民的强烈反应。哪个城市的市民不热爱自己的家乡呢？面对别人对自己家乡的数落，有的人会立即反唇相讥，有的人会尽量自我辩护，有的人选择王顾左右而言他。只有在天津，当你委婉表示对天津的不满时，很多天津人不仅不会勃然大怒，而且往往兴高采烈地欣然和你一起扒刺天津。也许因为天津是个曲艺之乡，说起尖酸刻薄的话，好比大河奔流，滔滔不绝；又似春蚕吐丝，绵绵不断。走遍中国，很难再找到第二个这样的城市。不是天津人不热爱自己的故乡。所以如此，无非表达了他们对故乡发展的殷切希望而已。另外，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那就是在中国的影视作品中，凡是操天津口音的角色，几乎没有一个是好人。改革开放以后，天津继续在逆境中苦苦挣扎，负重前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全国经济发展的总体布局中，天津始终处在一个相对次要的位置。
中共十六大后，天津逐渐引起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尤其重要的是，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要推动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带动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发展。通过大力发展天津滨海新区，带动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掀起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第三轮高潮。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又一篇。
在邓小平时代，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样板；在**时代，上海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典范。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正式提出和“胡温新政”的全面推行，天津迅速成为观察和解读“胡温新政”的焦点。
“胡温新政”聚焦天津，显然不是因为温家宝是天津人。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社会需要培育和树立新的符合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要求的样板城市。从这个角度讲，无论是深圳的经济特区发展模式，还是上海的经济中心发展模式，或者北京的政治中心发展，都无法给中国六百多个城市和两千多个县城提供多少可资效仿的发展思路。这些城市太特殊了。只有天津，不仅长期承受了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我国大小城市都必然面临的各种艰难与困苦，而且逐步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具有天津特点的成功发展道路，完全符合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从计划经济的重镇，到市场经济的典范；从闭关自守的桥头堡，到对外开放的急先锋；从政治典型的专业户，到和谐社会的探路者，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20 多年中，天津不仅曾经承载了无数的重负与无奈，而且终于焕发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审视天津，就看到了科学发展的关键。读懂天津，就理解了科学发展的重要。走进天津，就触及到科学发展的脉搏。聚焦天津，就是要展示科学发展的魅力。
天津就是“胡温新政”的窗口。
“胡温新政”的全面推行，使天津站在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起点之上。滨海新区不仅是天津的滨海新区，而且是全国的滨海新区。长期默默无闻、甚至有些土里土气的天津，从此一跃成为国际瞩目、国内关注的焦点城市。然而，天津之所谓能成为“胡温新政”的焦点，确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必然结果。
一、“胡温新政”聚焦天津，是进一步完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客观需要。
中国的改革开放采取了从点到线、再从线到面的战略。在邓小平时代，通过大力发展深圳特区，顺利启动了改革开放，带动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掀起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轮高潮，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在深圳经济特区发展模式的带动下，中国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外围，扶植和培育了中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带。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振兴中华的强国之路。经济特区的飞速发展，极大地增强了中共中央领导的信心，坚定了加快改革开放的决心。
毋庸置疑，随着深圳模式的风靡全国，经济特区发展模式的边际效应也逐步显现。经济特区发展模式的成功，不仅使“深圳速度”很快风靡全国，而且也使“孔雀东南飞”成为八十年代中国社会人才流动的基本趋势。相形之下，中国大多数地区仍然被笼罩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并且因为市场经济的猛烈冲击，显示出严重的下滑趋势，引发了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从而埋下了1988年经济波动和1989年政治风波的种子。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及随后全面展开的治理整顿，固然有力遏制了中国经济的严重过热，也确实带来了市场疲软的巨大苦恼，并且使中共十三大确立的基本路线受到了严峻的考验。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以势不两立地姿态，对那些企图变相放弃中共基本路线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们，发出了极为严厉的警告，并且旗帜鲜明地提出了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口号。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鼓舞下，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进行了新的调整和完善。通过大力发展上海浦东新区，继续深化了改革开放，带动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掀起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轮高潮，续写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浦东新区的开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经过九十年代的持续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也再次遇到新的发展瓶颈：一方面，中国经济继续保持着高速发展的势头，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却遇到了越来越多的棘手难题。根据一些国家和地区发展的经验教训，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增长的时期，通常也是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如果将社会发展简单等同于经济增长，必然使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矛盾不断激化，从而危及到社会的稳定。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我国潜在的各种社会矛盾开始逐步显现，并且呈现出不断加剧的态势。稳定形势严峻，贫富差距扩大，社会治安恶化，腐败现象蔓延，低俗文化盛行，道德标准混乱，各种问题接踵而来，不仅让人眼花缭乱，而且让人心烦意乱。要想从根本上化解这些矛盾，就必须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格局。
在调整和完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整体格局的过程中，中共中央相继提出和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东北振兴战略，然而，当务之急还是如何将中国经济整体中的环渤海地区板块全面活跃起来。环渤海地区是中国第三大经济板块，迅速搞活环渤海板块对于克服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继续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天津处在环渤海地区的核心地带。从这个意义上讲，“胡温新政”聚焦天津，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二、“胡温新政”聚焦天津，是天津全市上下多年来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结果。
在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格局中，环渤海经济一体化提的最早，进展却最为缓慢。尽管天津曾经长期是全国公认的北方经济中心，但是由于建国以后天津地位的不断衰落，随着改革开放的潮起潮落，时过境迁，即使是在环渤海地区里，天津也不是公认的经济中心。要想重振昔日中国北方经济中心的辉煌，当务之急是首先将自己发展成为环渤海地区公认的经济中心。天津要想力挫群雄成为毫无争议的环渤海经济中心，必须审时度势，超前谋划，因势利导，积极应对。实现这个目标，对于天津来讲，并不亚于完成一次凤凰涅磐式的历史跨越。
中国有句俗话叫“找不着北”。凡是来过天津的外地人，无不被天津的街道搞得晕头转向。即使那些多年生活在天津的人，也很少有人能分清楚天津道路的东南西北。“天津人找不着北。”用这句话来形容建国以后天津在全国的发展定位是最合适不过了。不光天津人找不着自己在全国的准确位置，事实上，中央政府对天津的发展定位也长期摇摆不定。建国初期，天津继续保持了以往中央直辖市的地位，但是到了1958年，却改为河北省的省会。河北省省会迁到石家庄以后，天津已经沦落为河北省的专区。只是到1968年，才重新改为中央直辖市。
北京市是中国的脸蛋，上海市中国的屁股。天津市中国的什么？没有人能够讲清楚。
建国以后，国家基本上没有在天津进行重大工程的建设，而是让天津立足于挖掘原有潜力，并且承担了N个支援中西部地区的光荣任务。可以说，从1949年到 1976年，天津基本上一直在给其他地区输血。这种支援很光荣，也很辛苦。天津距离首都很近，不仅没有沾到多少容光，反而因此受到很多限制。
1976年的大地震，可以说是让天津元气大伤。当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初次涌动的时候，天津最宏伟的建筑，竟然还得数大清国时代西方殖民者留下的西洋建筑。 “一张白纸，可以写最新最好的文字。”然而，改革开放之初的天津，却俨然一张班驳陆离、甚至发黄发脆的旧纸片。天津头上顶着直辖市的光环，很多市民居住的房间却比现在建筑工地的简易工棚好不到那里去。由一个名词叫“临建”，就是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天津的不少人还住在这样的建筑里面。还有一个术语叫“三级跳”，这里的居住环境甚至还不如现在农村里的猪圈。电影《没事偷着乐》反映了天津市民的窘迫的居住环境。其实，真的情景要比那个恶劣100倍。
直到1994年，天津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达到1000美元，正好进入社会矛盾凸显期。当时的天津既有沉重的历史包袱，又面临着突出的现实矛盾，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严重制约：一是国民经济起步较低。“七五”时期，天津国民生产总值年均递增5.2%，低于全国2.7个百分点。财政年收入徘徊在50亿元左右。全国第一个翻番用了7年，天津用了10年；二是国企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天津国有企业比较集中，设备老化、工艺落后、结构不合理、缺乏活力和竞争力等深层次矛盾非常突出。1993年，40年以上的老企业占80%，50年代以前的生产设备占60%以上，资产负债率平均75%，亏损面高达31%；三是基础建设和社会事业历史欠账较多。老城区承载能力基本饱和，发展空间不足。1993年，市区成片危陋平房有738万平方米，居住着近四分之一的人口，老百姓要求改善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的呼声强烈；教育卫生事业发展相对滞后，老百姓要求享受更好的教育条件和医疗条件，更好地满足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呼声强烈；四是社会利益关系日趋复杂。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由于下岗失业等原因引起的低收入人群也在增加，特别是山区库区还有十多万贫困人口，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加大；五是社会组织和管理面临新的问题。随着天津的社会组织形式、就业结构、社会结构变革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员流向社区，由单位管变成了社区管。许多复杂的社会现象，大量的思想认识问题，在社区反映得最突出，社会管理难度增大。“人必自弃而众人后弃之。”面对严峻的形势，天津没有一味沉迷于追忆近代天津的辉煌历史，强烈的危机感、使命感和紧迫感，迫使天津上下自加压力，负重前行，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和一天也不耽误的精神，艰苦奋斗，负重前行。
其实，天津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出手不凡。尤其是天津开发区建设取得的成就，使邓小平深受鼓舞，欣然为天津题词：开发区大有希望！然而，由于当时国家总体发展布局的限制，天津长期没有引起中央的必要重视。
中央第一次选择深圳，绝对不是基于深圳的发展成就。除了深圳独特的地利因素，还充分考虑到维护全国的经济稳定。当时广东在全国经济总量中占有的比例不是很高。当时的崇明岛也是作为经济特区的备选。但是考虑到开放的风险太大，万一失手，影响到上海的经济，后果就不堪设想。于是崇明岛被划掉。深圳的发展，带动了珠江三角洲的崛起，作为珠江三角洲的经济中心，广州迅速超过了天津实在是无可奈何的现实。
天津的第二次落选也是必然的。上海不仅具有强大的经济优势，而且具有丰富的政治资源。既然实践已经证明对外开放是阳光雨露，那么通过大力发展浦东新区，带动长江三角洲，掀起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二轮高潮，就自然成为中央的首要选择。所有的城市都得给上海让路，这就是中国！一时之间让其他城市羡慕不已。北京人最明显！连坐公共汽车时，也要以北京特色的方式调侃一下上海人。（大家别挤了，首都人们要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让上海人先上吧！）北京人也有北京人的精明。他们扬长避短，将自己的独特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东边不亮西边亮。北京的河太小，没有三角洲。我们开会！开奥运会！北京是全国人民的首都啊！奥运会关系到中华民族的面子！全国人民都要支持啊！于是，一次不行，两次！申办下来奥运会，还怕没有银子建设北京吗？结果大批的资金源源不断，以至于连国际奥委会都看不过去了！最后不得不紧急瘦身。
形势逼人！天津怎么办？古人云：“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经过深思熟虑，天津写下了城市发展历史上最大的以一个手笔。天津人的智商是毋庸置疑的！天津是直辖市，这决定了天津不可能成为中国推进改革的领头羊，而只能在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探路者。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天津在全国最有影响力的资源，还是1986年邓小平在天津写下的那金光闪闪的大字：开发区大有希望。1993年12月，天津市长张立昌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努力做好对外开放这篇大文章》的文章中，对天津未来的主攻方向进行了明确的宣布：“哪个国家、哪个地区实行开放，那里的经济就活跃，生产力发展就迅速。历史告诉我们，封闭就要落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天津能不能在对外开放上取得实质性突破，关系到天津的今后发展，关系到天津在全国的地位。”
天津对外开放的这篇大文章，它的文眼就是曾经让邓小平激动不已的滨海新区。随后，1994年3月天津市人大十二届二次会议通过决议，明确提出了要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成滨海新区的奋斗目标。1997年12月，经过三年的苦干，中央开始对天津有了初步的发展定位：“天津是环渤海经济中心，要努力建设成为现代化港口城市和我国北方的经济中心。”尽管这时有周围很多城市都对此都不以为然，然而，天津人有自己的主意。正是基于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天津的领导班子才能咬定目标、沉下心来，耐住寂寞，埋头苦干，既不随波逐流，也不邯郸学步。经过长期的奋斗，顺利实现了“三五八十”的奋斗目标，为以后成为带动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掀起改革开放第三轮高潮的发展样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努力和积极探索，到２００４年，天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３８００美元，天津的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城市地位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实现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实现了天津的历史性变化。天津顺利度过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危险期，在体现科学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方面，逐步摸索出了一条成功的道路。
环渤海地区的城市强手如林，天津最终能脱颖而出，后来居上，并非主要得益于中央政府的照顾和其他城市的谦虚。2005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5年城市竞争力蓝皮书》指出：天津综合市场占有率居第五位。在可综合市场占有率这样高的基础上，天津的综合经济增长率和综合就业增长率都表现较好。但是很多人都注意到，天津的综合收入水平却处于第24位。原因很简单。天津“三五八十”四大奋斗目标的顺利实现，是全市1000多万市民20年来一直勒紧裤腰带、自强不息、艰苦奋斗换来的结果。
寅吃卯粮、竭泽而渔，固然可以赢得一时的喝彩，牟取廉价的掌声。但是，迟早要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窃以为，当代中国最需要大力弘扬的，却是天津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这种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它不仅为天津在逆境中实现历史跨越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而且也给科学发展观增添了理性的光彩。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依然有几千万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依然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的民族来说，鼓励炫耀财富、一味粉饰太平，不仅是可笑的，而且是可耻的！
三、“胡温新政”聚焦天津，是新一届中央领导深思熟虑的慎重选择。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是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上到中共中央，下到基层单位，每一届领导班子都会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实际的需要，提出自己任期内的奋斗目标和工作重点。当他们卸任以后，人们也主要是根据他们制定的奋斗目标和完成情况对他们加以评价。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何尝不是一场漫长而艰难的接力赛。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启动了改革开放，树立了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样板，通过大力发展深圳特区，带动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起飞，从而掀起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轮高潮。接着，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了改革开放，树立了上海浦东新区的发展样板，通过大力开发浦东新区，带动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起飞，从而掀起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轮高潮。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和丰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认识的深化，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发展的指导方针。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树立起符合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先进典型，实现环渤海地区的经济起飞，掀起改革开放的第三轮高潮，这是历史赋予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神圣使命和光荣任务。
作为中国经济的第三大板块，环渤海地区却长期难以产生一个地区公认的经济中心。北京、天津、青岛、大连，无不跃跃欲试，争当环渤海经济中心。选择哪个城市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先后发生过多次激烈的争论。当然最艰难的抉择，还是在北京与天津之间。
天津最终力挫群雄，脱颖而出，是因为经过十多年精心打造，天津滨海新区已经初步具备了担当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龙头的能力。滨海新区位于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交汇点上、海河流域下游、天津市中心区的东面，渤海湾顶端，濒临渤海。它拥有中国最大的人工港、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和最完善的城市配套设施。以滨海新区为中心，方圆500公里范围内还分布着11座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对外面，滨海新区雄踞环渤海经济圈的核心位置，与日本和朝鲜半岛隔海相望，直接面向东北亚和迅速崛起的亚太经济圈，置身于世界经济的整体之中，拥有无限的发展机遇。滨海新区自然资源丰富，这里有大量开发成本低廉的荒地和滩涂，具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原盐、地势、海洋资源等，同时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是国内外公认的发展现代化工业的理想区域。
昔日的荒滩，如今已初步建成了以外向型为主的经济新区。形成了电子通讯、石油开采与加工、海洋化工、现代冶金、机械制造、生物制药、食品加工等七大主导产业。建立起多层次科技创新体系和科技人才创业基地，一大批国际知名的企业落户新区，一栋栋的高楼和工厂不断建成，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正在迅速完善，一个现代化海滨城市的面貌正在展现。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滨海新区对外辐射和服务功能也不断增强。2005年，天津开发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42.2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25.2%，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完成541.28亿元，可比增长29.3%，第三产业增加值完成101.02亿元，可比增长 4.1%，二、三产业比例为84.3：15.7。全员劳动生产率24.11万元，可比增长13.2%。天津港2005年完成货物吞吐量2.4亿吨，完成集装箱吞吐量480万标箱，近70%的货物和60%的集装箱来自全国各地。新区与国内各省市共签订经济合作协议2000项，吸引投资200多亿元。上千家企业为新区产业直接配套。滨海新区产业传递、对外服务和辐射功能日益增强，与周边地区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正是因为天津滨海新区独特的优势，则进一步坚定了新一届中央中央领导集体的决心。2005年6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津考察工作。他在考察过程中指出: “加快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是环渤海区域及全国发展战略布局中重要的一步棋，走好这步棋，不仅对天津的长远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实施全国总体发展战略部署、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宏伟目标，都具有重大意义。”2005年10月，胡锦涛专程到天津滨海新区进行实地考察。他希望滨海新区牢牢把握难得的发展机遇，坚持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开发建设的整个过程和各个方面，不断增强创新能力、服务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把滨海新区建设成为依托京津冀、服务环渤海、辐射“三北”、面向东北亚的现代化新区。胡锦涛要求天津滨海新区在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实现又快又好发展，发挥带头示范作用，不断创造新的业绩。2006年3月，温家宝在和天津代表们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再次强调指出：“天津滨海新区开发，不仅关系天津的长远发展，而且对于振兴环渤海区域经济有着重要作用。”
如果说，环渤海地区是一片充满希望的沃土，那么天津就是推行“胡温新政”最理想的试验田。
尽管和上海、北京等城市相比，天津确实还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差距，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想见，在未来的五到十年期间，随着“胡温新政”的全面推行，天津将会带动环渤海地区经济的全面起飞，掀起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三轮高潮，并且在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方面为全国其他城市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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