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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朴:是张戎在写“小说”,还是章立凡无知?(之一)
(博讯2006年3月31日)
     自从英籍华人作家张戎与夫君哈利戴的新作《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问世以来,有关的评论数不胜数。无论是褒是贬,是捧是损,我还没见有哪个搞历史研究的人把这部书称作“小说家言”。唯章立凡先生除外。
    
     我把章立凡先生算作“搞历史研究的”,是据他自己称,“曾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十多年”。尽管他跟着又说,由于“厌烦历史研究的学术训练”,他逃了出来。就这么个对学术训练厌烦了的人,在一篇充满了“学术”“学者”字眼的文章中断言:张戎的书属于文学创作。 (博讯 boxun.com)

    
     这篇文章发表在近期的《凤凰周刊》上,题为《历史不是小说家言》。一开始,章先生先把各国媒体对张戎的书的广泛赞扬,讥为“连续炒作”。继而引用三位他认为够分量的中外作者的话,以壮声势。然后取张戎的书中内容为例,证明他的断言不是胡说八道。
    
     章立凡先生的举例共计有三:
    
     1] 宣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事件不存在;
     2] 蒋介石以放红军一条生路为条件,向斯大林换取儿子蒋经国的回归。
     3] 揭发中共打入国民党内的“四大间谍”──邵力子、张治中、胡宗南、卫立煌。宋庆龄被指为“苏联间谍”。
    
     章先生在文中说:历史研究要凭证据说话。妙哉此言。我想问的是:张戎的上述结论有没有证据支持?你看过英文原著(中文版四月下旬出版)的有关章节,以及附在书后的对资料来源的详细注释吗?张戎讲述的那些证据,如果在你看来既不真实可靠,又没有说服力,那就请拿出你的证据来反驳。
    
     先说泸定桥。
    
     凡是仔细读过张戎这段内容的人,不会看不到为什么张戎断定在泸定桥根本没有战斗。
    
     张戎首先引用了美国记者斯诺一九三六年采访毛泽东以后写的一段话:“在泸定桥的桥头,敌人的一个机关枪阵地正对着他们(红军),它的后面是由一团白军把守的阵地……头一个战士中了枪,掉到下面的水流里;第二个也掉下去了……大约有二十名红军战士用双手和膝盖匍匐前进,把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地扔进敌人的机关枪阵地。”
    
     接下来是张戎否定此事的根据。主要有三点:从研究国民党军队的大量来往电报、部署后发现,[飞夺泸定桥]故事中说的守桥的国民党24军第4旅李全山团,并不驻扎泸定城。驻守泸定的是步二旅旅部,在红军到来前就被派到五十公里外的康定。另一点是,当时的报纸以及国民党军之间无数通讯,都没有讲泸定桥打了仗。最后一点:红军没有一人伤亡。首批过桥的二十二名战士,在六月二日过桥后,每人得了一套列宁装、一支钢笔、一个碗和一双筷子。其他红军过桥时也没有伤亡。
    
     针对张戎的这些证据,章立凡先生没有做任何反驳,只写了一句“宣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事件不存在”,往下就再没词儿了!既然断定张戎是在虚构,为何不“凭证据说话”?作为学者,哪怕只是个半生不熟的学者,也不至于有论无据空口无凭吧。
    
     我有理由怀疑,章先生并没有研究过这段历史。很可能,连张戎的书都没看过,无非是从旁人的文章里摘些只鳞片爪。难怪写不下去,他的那点有关泸定桥的知识,恐怕是从大陆的小学课本里,或从官定中共党史中,得到的。
    
     前面提到的斯诺的话,大约是[飞夺泸定桥]的第一版本,出自他的成名作《西行漫记》。这本书为毛泽东重塑形象起了很大作用,它的内容至今很少受到质疑。我以为章立凡先生应该读过,但不知道他是否了解这本书的产生过程,而这个过程至今鲜为人知。
    
     斯诺的访毛并非偶然。当时是毛主动要上海地下党找一个可以为他做宣传的外国记者。毛之所以选中斯诺,是看中他是美国人,为有影响力的美国大报写文章,而且同情中共。毛为接待斯诺着实准备了一番,要求是“安全、保密、热闹、隆重”,政治局根据斯诺交来的问题单预备了答案。
    
     斯诺写的一切都经毛细细过目,改了又改。离开后的斯诺给尚在延安的妻子海伦写信说:“别再给我寄更多的谁谁谁要改他们的话的要求来了……就这样,砍了这么多东西,书读起来快像海外奇谈了。”
    
     章先生敢于断言张戎的书是“小说家言”,不是出于他的博学,恰恰表现了他的无知。连他所看重的美国汉学界,我看也难赞同他的看法。这些“重量级”或非重量级的汉学家们,曾专门在哈佛大学连续几个星期讨论张戎的书,据说眼下又要开一次更大的讨论会。他们不会是在讨论“文学作品”吧?
    
     在本文(第一部分)结束时,我还想引一份来自美国史丹福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Asia-Pacific Research Center, Stanford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材料,时间是2005年3月9日。
    
     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Brzezinski]与邓小平会面的谈话。布热津斯基对邓说,他去了泸定桥,这是个特殊的发生过重要的历史性战斗的地方,红军是在非常困难和危险的条件下过桥的。如果过不了桥,他们将被消灭。是英勇高超的战斗力使得他们过了桥。
    
     邓小平露出微笑说,这是我们的宣传,我们需要这样的宣传,以表现我们军队的战斗精神。
    (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我将着重谈章立凡的后两例)
    
    
    附章立凡文:《历史不是小说家言——谈张戎评毛新作之争》nesenewsnet.com)
    
    旅英作家张戎女士与其夫君J.Halliday的新作《毛,不为人知的故事》(Mao,The Unknown Story)2005年在英国出版,引来了西方媒体的热烈追捧,一些学者和政客也紧随其后。经过连续炒作,一时好评如潮,该书连续高踞于各种排名榜首位。
    
    但是,挑毛病的人很快出现了,中国学者金小丁写了《〈毛,不为人知的故事〉的17个问题》(后整理为《评张戎的〈毛,不为人知的故事〉》),对书中的多处“硬伤”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作家安替认为“此书基本上是一本文学作品而不是学术作品,纯粹是想证明毛泽东从生到死,时时刻刻都是恶魔。我特别看了注,张戎的确看了很多资料,但她对资料的引用基本上没有多少交叉论证,只是主题先行,选取各方最不利毛的资料”。
    
    出于政治、经济、情感乃至无知等多种复杂因素,这类批评不为多数海外媒体所重视。直到2005年11月,形势才开始改观,美国汉学界重量级人物、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在《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of Books)发表评论,认为“书中援引大量最近出版的回忆录,但往往没有求证确实”;“本书作者令其说法所可能发挥的力量大打了折扣。作者试图彰显毛一开始即是个恶人,而后一辈子为非作歹,但这么做却否定了人会改变的现实,不论是成长或堕落”。
    
    多年前,张女士的自传《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在西方也曾引起轰动,当年我读此书时,也深为主人公的故事所感动。后来方知故事只是故事,那位在女儿书中受尽“文革”迫害的高干父亲,竟也曾是一位整人高手……(chinese
    
    如今张戎又开始讲故事,我当然有兴趣。她的书中确有一些抢眼的内容,例如:宣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事件不存在;蒋介石以放红军一条生路为条件,向斯大林换取儿子蒋经国的回归,等等;其中最离奇的,莫过于揭发中共打入国民党内的“四大间谍”──邵力子、张治中、胡宗南、卫立煌,而宋庆龄则被指为“苏联间谍”。张女士俨然成为一个“抓间谍的人”,却并未公示这些指控的确凿档案证据。读了这些,已大致可判断出作品属于“小说家言”。t.com)
    
    导致战争成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在蒋介石戎马一生的不少战例上,军事指挥的失当曾使他屡受讥评,但这不能成为有意放走敌人的证据(胡宗南、卫立煌的战绩也是如此)。况且,他的老对头毛泽东,是一位从来不按牌理出牌的博奕高手;地方军阀保存实力的私心,也是蒋指挥失灵的原因之一。(chinesenews
    
    张女士只提及蒋介石曾向斯大林要求放儿子蒋经国归国的事实,却没有展示任何以放走红军为交易的档案证据。这样的交易也不符合蒋的性格,任何熟读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须分我一杯羹”的掌故,“为天下者不顾家”是政治超人的逻辑。固然,张戎身为一名母亲,也许会在子女被劫持时对绑匪作出妥协;如果按照她的“亲情逻辑”,小蒋自1925年起就成了斯大林手中的人质,老蒋1927年发动反共政变纯属多此一举,何须等上八年再唱“华容道”?看来,张女士确实是“大胆假设”,但没有“小心求证”。
    
    胡宗南之子胡为真曾为此书对其父身后名誉造成的影响,向张女士提出过交涉,牛津大学的华裔史学家曾锐生(Dr.Steve Tsang)也提出了质疑,《中国时报》记者傅建中曾以此为题发表了一篇综述。张戎之弟张朴(同时也是此书译者)立即撰文反驳,并公布了该书第29章的中译本节选作为佐证,指责傅先生是想赶在中文版问世之前,“‘抵消’这本书的杀伤力”。
    
    无知者往往无畏,弟弟的莽撞出手,不仅给人以捍卫商业利益的印象,更不幸“杀伤”了姐姐。中国读者会很快从他披露的内容中发现,张戎犯了常识性错误:在缺乏档案证据的情况下,穿凿附会一些公知的历史情节,按自己的臆测作出结论,暴露出作者没有受过史学研究的基本训练。对此,旅美学人侯一岳发表了《治史应有的态度:同张朴张戎商榷──对张戎“毛书”中关于胡宗南是“共谍”问题之我见》,也从史实和研究方法上对张氏姐弟的论据提出辩驳。
    
    历史研究要凭证据说话,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翻案文章”更是高风险课题,在价值中立的前提下,任何严肃的学者都不会在缺乏第一手证据的前提下妄作结论,至于访谈、回忆录之类的史料,一般也只能作为旁证。斯大林恐怖年代的“格别乌”倒是有各种捕风捉影的本事,成功地将大批党国军政要人打成“间谍”。
    
    张女士作品的中文版要到2006年初才能与读者见面,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大陆读者拜读的机会不大,以往李志绥医生的回忆录问世时,也遇到这种情况。大陆官方曾组织出版了《历史的真实》一书,对李大夫发起反击,但因李的回忆录无法与大陆读者见面,以致于这种反击变成了反宣传,令读者对看不到的东西大感兴趣。
    
    由于大陆没有开放与毛泽东有关的秘密档案,令张女士有机会造成这样一种声势:她说自己曾与丈夫查阅了前苏联、东欧以及英美等国的档案,搜集毛泽东的资料,并访问了大量当事人,以十多年的时间写成此书。这种说法令任何人不敢小视,使她俨然成为一个国外学界推崇的中国问题专家。面对张戎的挑战,大陆官方是继续保持以往的习惯,还是采取开放的做法,姑且拭目以待。但奇怪的是,张女士也同大陆当局一样,没有公布她所搜集到的原始档案,这些文献也许比她的故事更有价值。
    
    从海外汉学的研究环境来看,以英文发表的着作,即便有不少隔靴搔痒的成分,也容易先声夺人。张女士的长项或许是能以英文写作,在男性作家如林的西方世界里,华人女作家更是凤毛麟角。作为一位缺乏学术背景的作家,她利用了自己以往文学作品所带来的声誉,以迎合西方读者对中国历史的某些肤浅偏好。虽然获得了海外媒体几乎一边倒的捧场,但在BBC中文网的论坛上,中外网民对她的支持率似乎并不高,尽管其中许多人并不喜欢毛泽东。(chet.com)
    
    史景迁的结论性点评十分到位:“在我看来,即便毛泽东真是个病态怪物,历史学家也应对他持平而论。”笔者以两代人的痛苦经历,对此也深有体会:毛泽东的出现是一种历史现象。仅就毛这个历史人物的研究而言,需要的是将神还原为人,而不是将其妖魔化。凭政治口味或个人恩怨戏弄学术。以毛泽东之道还治毛泽东之身,无异于以暴易暴。
    
    本书以Mao,The Unknown Story作为书名,如果这是一部小说,或许有些须可读性。但Story毕竟不是History,《三国演义》也无法等同于《三国志》。“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笔法可以用于文学创作,在学术上却是容不得任何哗众取宠的,如今虽常有侥幸风光者,但最终难脱不良纪录。对于一位想要自我提升为学者的作家而言,发表这类习作更是十分致命的。
    
     张戎女士,可惜了!
    
    2006年1月8日 风雨读书楼\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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