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杂志:反腐败形式主义
(博讯2006年3月29日)
四川省卫生厅最近查处了36名院长、副院长、科（处）长，副厅长沈骥称，“我们反腐的行动早，力度和决心是逗硬的（四川方言，意即动真格）。”送回扣和拿回扣，可以说是医疗界的一个潜规则。许多案子，检察机关和监督部门睁只眼闭只眼就过去了。就拿去年闹得轰轰烈烈的商业贿赂案“德普案”来说吧，行贿者是中国人，受贿者也是中国人，到最后来处罚的，却是美国的司法部。在这些商业贿赂中，我们的司法界似乎很难找到应有的位置。
对于商业贿赂，1993年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已有明确的结论，“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在帐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回扣的，以行贿论处；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在帐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贿论处。”然而，法律是灰色的，现实之树常青，再好的法律也需要人的严格执行，否则就是一纸空文。
反腐为何总是来不了真的，这与我们法律制度运行的形式主义不无关系。当前的中国，一方面制度不断健全，专业机构业已建立，可以说在法理上、条文上有着完整的建制；然而，制度应然与实然的背离，使得制度在运行中往往被架空。制度的运行被形式化后，形形色色的“潜规则”作为“替代品”就应运而生。面对众多的潜规则，反贪机关只好抓几个“典型案例”来“从严查办”。难怪以“赣南第一腐败大案” 而“闻名”全国的李国蔚会说，查到我，算我倒霉。这话想来令人深思。 (博讯 boxun.com)
文化大师梁漱溟曾这样评价中国的传统劣根性：理想自理想，现实自现实，终古为一不落实的文化。意思是说中国人最大的特色是空谈。什么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都是ideal culture，而不是现实文化real culture。这种“不落实的文化”反映到决策领域，就是“政策”的空谈。对于“不落实的政策”，我们喜欢用“形式主义”来概括之。在反腐败的过程中，廉内助、廉政承诺、廉政账号等这些制度创新似乎“只见打雷，不见下雨”，口号喊过以后，谁都没有当回事。
怎样的反腐才算来真的？“来真的了”，是查处了多少个处级以上干部吗？香港卓有成效的反腐是从许多小事中体现出来的。几年前香港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因为在加税前买车而被迫辞职，这种“利用职务便利”在我们看来实在很一般。然而，香港的反腐成就正是体现在这些“小得要命”的事件中。要看我们的反腐有没有来真的，就要看我们的反贪机关能不能做到零容忍度，无论大贪小贪，100元、10元还是1元，都能 “不惧不偏”绳之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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