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连载﹕谢选骏《中国文明整合全球》(410)
(博讯2006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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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 尘蒙之光
Part V Covered Light (博讯 boxun.com)
第四十六章 帝国时代诸子
Chapter Forty-six Scholars of Imperial Times
六，新儒学的准备阶段
6. Preparatory period of Neo-Confucianism
新儒学，是从“回到孔子”开始的，其最先出现的有意识的代表人物为隋末的王通（584─617年）。他梦想成为一代宗师，但最终失败，原因有三：
（一）在于过度刻意模仿孔子，损伤了自己的创造性。历史虽有可比之处，然而决不重复一遍。况且，王通与孔子所处时代，在历史周期的意义上本不相同：孔子为中国第一轮文明的初秋，王通为中国第二轮文明的初夏。王通的失败，不仅在于他个人不成熟，还在于其时代不成熟，不足以理解他，更不足以实现其理想。毋宁说，孔子的时代与王安石的时代有某些共通之处。所以他的同时代人常讥笑他冒充圣人，也就是说，当隋末那时，圣人的时代尚未来到。
既然需要圣人的时代（亦即“普遍信仰”即将确立的前夕，如先前的春秋战国和后来的两宋）还远未来临，那么王通这个孤零零的圣人又怎能不是“冒充”的呢？悲哉！文中子王通的事业，要在五百年后的宋儒手里得以完成。我以为这并不是说，宋儒就一定比文中子高明，而是因为圣人的时代已经临近了……此外，宋儒理学作为一个伟大的综合──儒佛道三教合一，当然也比文中子的儒家原教旨主义更合乎新的远东国际秩序（北宋、辽、金、元、西夏、南诏、吐蕃、日本、三韩）之需要，因其具有更大的民族跨度与精神深度。既然，文中子以儒学正宗的原教旨面目出现，自然不如宋人的三教合一，更能适应一个新的国际背景及其精神融合了。如此一来，甚至连文中子的著作，也都因为时空错落而造成的需求下降，而步步失传了。
（二）此外，自我封闭，忽略佛、道文化的要素，未能吸取民族精神之要质，也使王通不能完成集大成的工作，而过于注意体系性，结果忽略了原创的棱角与锋芒。可为万世师表的思想家，其原创的锋芒至少不应亚于体系的兼容。王通一味忽略佛、道，故自取其败。须知孔子也兼收并蓄，且曾发表过“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宣言（《论语·八佾》：“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作为民族的灵魂来说，圣人若未能吸取此民族精神的全部要质，则不能体现其集大的盛德。
（三）王通过于注意体系了，而忽略了创造的棱角与锋芒。无疑，作为一个经学大师而言，体系的完整性比之创造性的棱角与锋芒，更形重要。可是对于一个想成为万世师表的思想家，即造经者而非释经者，情形就大不相同了。至少，创造的锋芒性应该不亚于体系的包容性，才好。但王通既非经学大师，又不是创造性的思想家，高不成，低不就，呜呼。
唐代如何出现不了集大成式的大思想家？在那个文化鼎盛的时代？韩愈（768─824年）的出现，说明中国固有文化（汉学）已经开始对外来文化（佛学）展开反击战。这一历史的反动亦说明外来文化已经深不可拔了。当然，唐代的佛学思想是惊人丰富的。而禅宗尤其是以惠能为祖师的南派，更是中国佛学中的特立独行者，其成就分布在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人生哲学诸多方面。可以认为南派禅宗开始体现出中国式心学理论和心学实践……
陈子昂（661─702年）的思想是很复杂的，他既好纵横任侠，又好佛老神仙，但儒家兼济天下的精神，仍然是他思想的主要方面。其《修竹篇序》里，正面提出了诗歌革新的主张：“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做，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性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唐诗发展上，这像是一篇宣言，标志着唐诗风骨的革新与转变。而所谓正始之音、建安作者，与陈子昂的内在联系，显示中国精神继绝世的标志已经出现。因此从文明史的发展来看，不妨把唐朝视为一个获得了表面的政治统一的南北朝之延续！例如，我们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说明，所谓唐诗，不过是魏晋南北朝的新型诗歌，在更大规模上的一次更精彩的重演，同时也岔开了宋辽金元西夏南诏吐蕃日本朝鲜（直属于唐的越南就更加不在话下了）各种文化的流。
陈子昂的提倡正始之音、建安风骨，固然导其先；孟浩然王维的山水追踪陶渊明谢灵运则接其绪；高岑的边塞诗受北朝民谣的影响当不至磨灭──至少二者为一相近环境的写照，固不能无相似之处。可是为什么有此偶合呢？当然可以用战争来解释，但又何以解释那股豪气呢？王昌龄、王之焕颇受谢朓的感染，李白除了谢朓外还要加上一个鲍照的影响。李白具有的典型意义，在于他的综合能力确实是多方面的，符合那个广泛的国际时代的开放特性。
杜甫（712─770年）之作为诗人，伟大吗？他正好衔接了两个时代：安史之乱前面的盛唐，及战乱后的中唐衰世──这不仅是无机的衔接，还是有机的融合。因此在杜甫诗中，我们无时无地不能看见两股色调的交汇：悲观与希望、沉沦与奋发、红色与黑色……即使在他后期的绝望时刻，也还回荡着年轻时代的盛唐余音。由于杜甫的生活正好被安史之乱一劈两段（四十四岁）所以他的悲哀极为深刻，他的诗歌成为一个幻灭者的“泪花集”。从哲学的乃至玄言诗的角度看诗人，不通易理者谓之腐儒，杜子美之流实乃耳。通晓易理而悖逆于易理者可谓之贼儒，王临川之流实乃耳。知晓易理而绝口不言易理，更夸谈反易学思想者可谓理论家矣，二十世纪甚至二十一世纪初叶仍然纷纭杂沓的“主义者”实乃耳。
白居易（772─846年）正好与杜甫“生死相继”，他一面承继了盛唐的乐观精神与明快的格调，另一方面又是关心底层疾苦的新乐府运动的开先河者，所以算一个精神下坠运动的转折标志。元结顾况；刘长卿韦立物；可算是接下来的两大流派之代表。前者是写实主义；后者是写情主义（全盘西化者称之为“浪漫主义”）。如果我们正视现实，就会承认无论是写实主义抑或写情主义，都是一种“变风”──相对于盛唐时代的“正风”而言，因为它们都是乱离之世的岔流。
元结、顾况继承与发展了《诗经》、《汉乐府》的“刺世”传统，而刘长卿、韦应物的山水诗、羁旅诗则是明显的退避──不仅是身体的隐居，且是心理的畏缩。李益的《边塞诗》的退避倾向也显然是与这个时代比较合拍的……以李贺开其宗的晚唐诗派──杜、李、温等实为齐梁文学在新基础上的新创造；而唐末的皮日休、聂夷中一类人物，实际上是新乐府运动的回光返照。……这样，就有充分的理由说，所谓唐诗不过是把魏晋南北朝的诗歌发展再现了一遍：更新、更大、更灿烂、更协调而已。唐诗的意义，也在于它是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整个国际文化交汇运动中所开出的第一批花朵中最耀眼的一朵。唐宋文化，就是这样以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国际文化交汇运动的种种结果，开其绪的！
唐朝的古文运动，不仅是所谓散文（相对于骈文）的复兴，也是中国本土精神复兴的征兆。中国本土精神后人称为“儒”家，因为唐朝以后儒、佛、道并称之“儒”，已经括尽先秦诸子的思想精华。复兴的结果是，经学家王通的历史地位，竟然被韩愈（768─824年）这么一个经学背景不深的文人夺去，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理由，原来在这里。适应文明衰落大一统时代的赋、适应文明初起时代的骈文体，再也适应不了多元文化复兴时代的复杂需要。多元文化在六朝时代的复兴，尚不足以强大到突破文体的程度──这一突破点在唐代的实现，有如唐诗乃六朝诗的继续发展一样，故古文运动并非真正的复古运动，而是中国式的文艺复兴。
继古文运动起来的宋明诸子文体，则进一步解放为前秦诸子的语录体，而把模仿《尚书》的古文扔到一边，将新儒学的精神表达得淋漓尽致。这既是受到了孔墨孟庄等感化，也是古文运动的“逻辑结果”，从而形成一条有趣的弧线：王国诸子和帝国诸子的著作，以语录体《孔墨孟庄》始，以语录体《宋明学案》终。这样接续“古文”的运动，实际是中华精神复国运动的先驱。关于这一点，可以从骈文历史着手来看：
第一阶段：韩非子的对仗倾向。汉赋的风靡。《汉书》的骈化倾向。
第二阶段：《汉书》到《文心雕龙》。
第三阶段：《文心雕龙》到古文运动所代表的骈文解构。
上述线索的意义在于：所谓骈文，如果我们暂时忽略其在文学及修辞学上的价值、暂时不计较它的创造性，不妨视之为“文胜质则史”。可以说，所谓骈文化的过程，是与文明衰落的过程，前后相一致的。但由于这种“文胜质”只是表现形式，且遏止了文化创造力的精髓；所以骈文化的倾向，其出现要略早于文化的衰落，而骈文化的解构，也略迟于文明的复兴。语录体（《孔墨孟庄》）、严谨的散文体（韩非、荀子），骈体（汉赋），古文运动体（唐宋八大家），宋明语录体等等，上述线条好像太粗，难免有所纰漏，但仍不失其观念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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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 《中国文明整合全球》
（Xie,Xuanjun: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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