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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黑暗—读廖亦武的《证词》(上)一平
(博讯2006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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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叫叔叔。”我笑道。
    “叫你狗屎,”为首的女孩骂道,“坏麻雀。”
    “投降!”我急忙高举双手。可弹药却纷飞而来,在监狱里长大的孩子是不信邪的。“你犯了什么罪?”为首的女孩叉腰审问道:“杀人?抢劫?强奸?贩毒?”
    “反革命。”我老实回答。
    “就是国民党。”女孩定性道,“枪毙你,服不服?”
    “不服。”
    “那就烧死。”女孩们乐坏了。为首的女孩突然用枝条叉起一团焦黑的宝物,遥遥发问道:“坏麻雀,你猜这是啥?”
    “我近视,认不清。”
    “就是你!”
    女孩们又乐得手舞脚蹈,争抢着把死雀当作足球踢。“我倒宁愿变成一个雀球,被孩子们踢着玩。” 我不无伤感地想。
    
     这是《证词》近结尾,作者和孩子们的一段“游戏”。读到这里,我脊背通寒。是的,“监狱里长大的孩子不信邪”,敌意、残酷对他们像刮风下雨一样自然,是快乐的一部分。《证词》充实容下所经的混浊和黑暗,但这里作者的心柔软清亮,经历至此,自身已不重要,但他为孩子们悲哀。这是中国的孩子,他们由我们这里得到了什麽?学会了什麽?什麽是中国的明天?此刻作者面对的不是残暴的权力和罪犯,而是天真的孩子们。但是她们已经是这部生活的一部分,由这里接受,由这里传递。有比此更无奈的吗?话到此,也就到了尽头。
    
     我想到那个房顶上18岁的持枪战士,他把下面的牢房当作痰盂和烟灰缸,想到4岁的“妙妙”对他父亲的那一口唾沫。好,这些都算是个别吧,可那一场红卫兵运动呢?首先,我们给予了孩子们什麽样的生活?再,我们教给了他们什麽?近百年前,那位作家呼喊“救救孩子!”今天,我们是不是也要呼喊:“救救孩子!”我们这一辈是毁了,喝狼奶长大的人是狼。但是孩子们呢?难道,他们也是要在“狗屎”、“枪毙”、“烧死你”中长大吗?
    
     鲁迅呼吁“救救孩子”,是说旧道德吞噬人,人要冲出铁屋。他有道理。可是那些被唤醒的孩子们,我是说那些最激昂最理想的青年,他们如何呢?“革命”、“新中国”、“跃进”,他们大有作为;而这些孩子的孩子就是我们:“文革”和“红卫兵”;再,我们的孩子就是那个战士和这群烧麻雀的孩子们了。“仁义道德”是废弃了,但人们被什麽所支配呢?“斗争哲学”,表层是至高理想,具体内涵则是:集体仇恨和暴力。这是“新中国”的思想和教育。当然,90年代中国有了进步,“主义”换成了“唯利是图”,孩子们再不会从“领袖”那里去学习“理想”了,但他们会在街头学习,那就是电影《任逍遥》。就某种角度,那部电影比《证词》冷酷,因为《证词》中还有“我”的抗争,还有“墙”的内外,有索尔任尼琴;但是《任逍遥》中孩子们则冷酷得彻底,在那座掏空了的煤城,他们的生存规则和监狱并没有什麽区别。媒体报道,四川万州街头发生一件小事,而引发全城暴乱。广东莞县一个湖南15岁的孩子偷了辆自行车,被村民活活打死,引发双方械斗,可以想象吗?仇恨和暴力以另外的形式积蓄呈现。
    
     2
     《证词》是一部记述残酷黑暗的书,作者经历这些,记叙这些,为之作证,他沉于其中,但终要抗议。人不能凶恶、残酷、龌龊至此。近两个世纪来,中国的苦难不幸,及其自身的野蛮残酷都已走到了尽头。对之我们说什么呢?“道义、仁慈、诚实、清洁、爱和尊严”,面对无数不幸,这些词语已难以启口。可是要继续下去吗? 让孩子们永久沉溺其中? 我们的民族已经习惯了仇恨和残酷了,开口另一批言语已经困难。
    
     《证词》的最后,作者提出了清洁和尊严,于是在地狱之上有了光亮。“感谢上苍让我一再经历劫后余生。…它在冥空中还有一位读者,我的姐姐飞飞。她有时就在我的血管里,在我的喃喃自语中。我必须时时自省,保持心灵的清洁和平静,姐姐漂泊了近十年的亡魂才会在此落脚。她喜欢有尊严的男子,而写作能使人不断地收获尊严。”这里他提到了“上苍”、“冥空”、“亡魂”,对姐姐的“爱”;“清洁”和“尊严”建立于此之上。这是穿透黑暗、残酷和苦难的声音。那些光亮、珍贵、可爱的东西并不只是生命外部的召唤,它们的根在生命的内部,是生命内部深处的渴求需要、不可抑止的翘望和等待。因此它们是生命的本质之一,是文明之所以建立的原因。此生命真理似乎显而易见,但需要经历种种不幸困境,穿越表象,在生命的极处才能触到。它们在黑暗的最下一层。这也就是蒙难的意义,穿越地狱方见星光。
    
     我感动作者磨难之生,在黑暗之底透出光亮。人很容易在黑暗中变得更黑暗更残酷。磨难,而不被苦难所吞噬,而得到光,这是不幸于文明的意义。我们自幼所读的那些民间故事,反复讲述此同一简单的真理。伟大的《神曲》就是这一小小的故事。即使基督受难,也是为了在高处显示他的照耀。文明中所有类似的故事,在真实中实际都非常残酷。文明之建立是被迫的,因为人太残酷太不幸。
    
     尽管我对作者敬意,但我需要指出,就《证词》的大部分,作者是沉溺于黑暗之中的,到最后方闪现微弱的光亮,几乎渊下的些许阴风便能将其吹灭。这与其说是作者的有限;不如说中国太黑暗,当代几乎没有人不为其所吞没——或毁灭或同一,无论是诗人、学者、贫民百姓,还是孩子。廖亦武甚强悍,否则难能坚持下来,他是凭体质血性做到尽头。“写作不何为。渺小的人不知道天有多大,地有多厚,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蠢人只能牢牢抓住一个东西。”王怡撰文说其是“肉体写作”,是赞誉,其实让人痛心。这让我们想到监狱雨水中那个裸身狂奔的男人和他的嚎叫。但能怎样? 面对这部残酷的生活,作者最终没能明确说出:不!没能发出:走向“光”的声音。他不甘,曾以死相抗,但终无奈。他见证了这部生活的黑暗残酷,却也默认它强大,无从改变,最终是放弃。“不投降/又如何”?“我倒宁愿变成一个雀球,被孩子们踢着玩。”
    
     郑义在《中国冤狱录》的序言中,提出了至关重要的命题: “拿什么去赎买凶手们残暴的灵魂和杨继年们仇恨的灵魂?”谁来给杨继年“那一对慈悲的银烛台”? 他引述了中国种种难以想象的残酷之后,说:“唯有爱”。感谢他在如此的残酷和苦难之后,对这个民族最终说出了这个词:“爱”。“我确信,奥斯维辛的罹难者,在他们自知必死而神智尚清之际的最后愿望,是祈求他们幸免于难的后代拥有一种爱的生活,即富于诗意的生活。”在经历种种灾难、倒塌、残酷之后,中国民族面临文明最基本的命题:走向对生的肯定,“仁”、“慈”、“爱”。我的困惑是,如果背后没有传统的力量,天地间没有绝对的一点,“仁”、“慈”、“爱”将怎样发生呢?善必须进入信仰与信念,才能确立并持续。
    
     3
     近两个世纪来,中国的苦难不幸,以及其自身的野蛮、残酷和暴力都已走到极致,我们需要穿破最后一点,见到光,或者说我们要在灾难的尽头重返文明的源头。
    
     人们批判共产集权制度,但同为共产制度,中国远比苏联、东欧残酷。《证词》作者熟悉《古拉各群岛》,索尔任尼琴激励他写下《证词》。但他清楚中国比《古拉各群岛》黑暗,《证词》中他对之多次提及。
    
     中国残酷于苏联、东欧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传统文明的截断。我们可以有千种理由批判中国传统,但是所有的文明都奠立于一个共点:向善,对人的肯定、同情和保护。在不同的文明系统中,其分别体现为“仁”、“慈”、“爱”。任何社会、制度的建立都需要以此为基础。无论以何原因,如果此基点被颠覆,文明之厦即倒塌,人即陷于赤裸的野蛮:恐惧、狂乱和暴力。人性彼此有亲和;但亦有恐惧、敌意和侵犯。于社会群体,文明的首要原则是“仁爱”精神,确立秩序,以前者抑制后者。
    
     比较中国的集权制度,苏联、东欧相对保有他们的文化传统。比如《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活着,但要记住》等文学作品承继了欧洲人道主义的传统。在苏联,普希金、托尔斯泰从来没有停止被阅读,不论国家权力如何,但在其社会和民众中,俄罗斯人文精神有其承继和传统。《证词》列举的一个俄国故事,当一个囚犯被被处罚劈木柴,他默受了,并且9个小时不停顿地劈下去,于是“惩罚者由惊愕到莫名的惶恐”。惩罚者惶恐,这来于文明传统的存在。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精神思想多处于激烈的否定和批判中。文明中要有批判,否则即失去活力。“五四”有很好的愿望和意义,但否定和批判推向极端,也就动摇了文明。当“仁”被砸烂,摧毁的也就不仅是中国文化,还包括其后文明之源。文明传统可以调整、改革、变化,但不可以截然中断或改换。因为传统的意义在于具体、日常,渗透于人精神和行为的细节;搭成仪式,使人与人默契。传统是文明的具体实施、保存和延续;经漫长的时间方能形成。“五四”运动后,激进青年之转向共产主义,投奔延安,由生命现象来说:秩序崩溃,破坏了“仁”,人也就置身荒野,恐惧、焦灼、孤零,由而转向敌意、暴力、虚妄和集权保护。
    
     中国近代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让极端的破坏力量掌握了权力。49年后,毛发动一次次运动,每一次都更深更普及地摧毁清除中国“文明”的因素。他的“阶级斗争”,即仇恨和暴力。请不要忽视中国几十年来批判“人性论”,对全民宣教敌意和暴力。其了培育了中国民族几代人仇恨和残暴心理,我特别要说这是全民性的。文革,全民——由少年到耆老——彼此仇视残害,即是宣教敌意和暴力的效应。就此,毛权力对文明的破坏和遗患怎样估计都不过分,即使他死后,乃至今天。毛的灾难不仅在过去,还在其给我们的遗产。最近朱成虎将军的核言论,引起悍然大波;无独有偶,911后,一个流亡的中国记者撰文,呼吁美国政府调整战略,为民主打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二者虽然立场对立,但心态同一:热衷毁灭,以人为刍狗。这是毛留给中国的遗产。由此当今中国的黑暗、腐败也就不足为怪,穷奢极欲是毁灭的另一面。没有“人”,就不会有“人”的生存。
    
     在任何国家、社会,监狱都是黑暗之地。就是美国监狱,就个别现象,有些事情也过于《证词》。监狱毕竟是特殊之地。阅读《证词》的悲哀是,其所展示的黑暗和残酷是中国的普遍之事,并非是特殊之地特殊之事。深入中国社会,狱墙内外彼此相当,文革中的群众专政不残酷于监狱吗?美国伊拉克虐囚事件震惊全美国;而对于有阅历的中国人来说,《证词》只是叙述了我们熟悉的中国人性和社会。我没进过监狱,但所经历的许多事情残酷于《证词》。比之土改、文革,《证词》当为逊色。许多老国民党老右派,文革能逃过一死,是因为他们当时在监狱。就是八十年代后,中国农村干部整治农民,也无所不用其极;吊打、扒房、裸身游街、跺脚筋、割睾丸…。迫害法轮功,最残酷的不是监狱,而是街道保安。我没把《证词》当做监狱之书,而是当作中国人性、社会之书来读。《证词》与作者的另两部著作《底层访谈录》、《中国冤案录》,它们展示了同一个中国,甚至可以说,某些事情,后者比前者更黑暗更残酷更恐怖。
    
     中国历史从来有其黑暗残酷性,《证词》列于其中不足为奇。但是毛时代,批判“仁”“爱”,鼓励仇恨;将残酷、暴力、“非人性”合法化高尚化;全民普及人对人的敌意和摧残、“群众专政”,这却是中国历史所没有的。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段历史;不要忽视其留给中国社会、民族,及我们心理的残酷和黑暗;不要小视中国“仁”的破坏和颠覆。“八亿人,不斗行吗?”想一想吧,没有“仁”,众人共处就一定是彼此恐惧和残害。戈尔丁的《蝇王》,用一群荒岛上的孩子,写了这个人类的故事。作者不熟悉近代中国,否则不用编故事,中国数亿人的经历,随手一二即寓意深刻。
    
     索尔仁尼琴激励作者写下《证词》。但在《证词》和《古拉格群岛》之间,有什么差异呢?《古拉格群岛》承继俄罗斯魂灵,由东正教到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其贯通正义凛然的人道精神。《证词》所记述的事情残酷于《古》,但其欠缺前者的精神。作者是沉于黑暗见证黑暗。我不是苛求作者,我感谢他,当一个民族蜂拥扑向财富、虚荣和时尚的时候,他转向被抛弃遗忘的一边,伏身真实地记述黑暗,记述那些悲惨和不幸,他已经做了。我要说的是,经过一个多世纪,特别是“新中国”,中国“仁”的浩然正气已中断,文明的基点被颠覆。无论作家、知识分子还是百姓,都没有内在精神足以对抗中国的残酷和黑暗。近二十年间,中国溃烂透顶的腐败,为什么?因为除了肉与欲,人再没有其它?中国骤然多了六、七千万基督徒,近乎一亿的法轮功学员,又为什么?其说明,中国大地文明的枯竭。
    
     “救救孩子!”一个世纪前, 意味走出中国旧文明“仁义道德”的束缚,给孩子新生命。今天如果重提这句话,那就是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灾难,在文明的绝境,我们需要穿透黑暗,重返文明的源头,把弃置于冷漠、仇恨和残酷废墟上的孩子们带向:“仁”、“爱”、“慈”的水源。
    
     4
     毛集权是中国当代灾难的根本原因。但是如果把中国的黑暗、残酷,一股脑地都推给制度,就会走向泛政治的简单化,这是近代中国的不幸。中国当代的黑暗残酷,起码包含几个层次:人性之恶;中国的残酷历史;近代战乱;外患;文明传统破坏;极度的贫困和压迫;封闭;缺少教育;集权制度;毛的偶然等等。
    
     由《证词》和《底层访谈录》、《中国冤案录》,我们需要看到集权制度的黑暗,但也需要反省中国的历史和民族。鲁迅对中国旧文明深恶痛绝,原因之一是他看到了其中的残暴;至于他走到极端,那是另外的问题。“千刀万剐”、“食肉寝皮”、“易子而食”并非只是词语。同为集权制,但波兰、匈牙利和中国不可同日而语,对于饥饿的中国农民,那里的集体农庄简直就是“天堂”。中国的文革、群众专政、清理阶级队伍,即使苏共也不能接受。文革广西吃人,不能说是社会主义的普遍问题。毛权力的残酷和四.一二屠杀、太平天国、曾国藩入“天京”、扬州十日、李自成、张献忠,直至汉末混战其间有传统的因袭。
    
     《证词》中狱吏文某说:“沒有規矩不成方圓,這套不成文的牢規大約有幾十或上百年歷史了吧,國民黨,甚至清朝的監獄也差不多。”松山一百零八道菜,有的是新中国的新发明,比如“斗恶霸地主”,“看电视”;但大多源远流长,“缠丝兔”、“磨子豆腐”没有上百、数百年的历史,不会那么精湛成熟,“艺术”化。《证词》的记录,与中国漫长的监狱史是一致的。看看中国古代酷刑的记载,可知古代监狱比现今残酷。可以预言,中国即使近年变革为民主国家,政府除了不再把政治犯、良心犯抓进监狱,中国监狱本身则不会有太大改进。
    
     抢劫杀人犯毛胜勇讲,“家里穷,妹妹读书,我就不能读了”,“还有父母和痴呆弟弟,全靠我一个人”;“在古代叫劫富济贫,梁山泊好汉哪个不是抢劫犯?”;“ 现在不是旧社会,可以投奔共产党,打游击,富人杀得越多革命功劳越大。” 他的大实话,讲述了中国的“真理”。极度的贫困,严酷的掠夺,使中国底层社会蕴含庞大暴力。在常态,其是犯罪和黑社会;非常时期,就是造反和革命。他们要是掌握了权力,就是张献忠、毛泽东
    
     作者有一节记述童年看杀人,“处决罪犯是全体人民社会生活中的大事”,“我混迹于一拨小屁孩,冒着被踩死的危险,从连绵不绝的裤裆下往前滑挤,一心只为了出头之日向敌人抛扔果皮和石块”,“人人都在喊‘打死他!’”“犯人浑身秽迹斑斑,脑壳被砸得一塌糊涂”,我“感到莫名的亢奋,小雀雀翘起来了”。你可以想到“药”,也可以想到《水浒》;沈从文记,儿时他们在河边用树枝拨弄被砍下的漂流的人头以为游戏。中国当代政治的残酷,有民族历史的延伸。
    
     我们可说,监狱将人变为禽兽,但也可以说,由于人性的黑暗和残酷成就了如此的制度和监狱。人、权力、制度,三位一体,彼此互为。权力是制度的实行,制度是人的体现,制度与权力亦支配人的生活。《证词》见证了监狱、狱吏,也见证了囚犯。其没有掩饰回避政治,但是也没由止于政治,而揭开更深入的一层:人与民族。由这点说,《见证》较《古拉格群岛》又有另一种意义。作者说,他已经读不了索尔仁尼琴大段的意识形态议论。当然作者与索氏的时代不同,索有其当时的意义;但是今天,冷战的思想已经远远不够了。任何事务的存在,都不是单元的,而有诸多因素。政治是重要的,但也是危险的,健全的文明不能丧失对政治的警惕和制约,避免简单地政治化。
    
     造反、清洗、战争、土改、镇反、反右、文革,这部残酷的历史,背后有黑暗人性的支撑。如果近代中国的情况好一些,民族性也不那么残酷,就不会发生如此剧烈持久的革命,毛也不一定能赢;就是建立了共产制度,罪过也会轻一些,比如波兰。这里我需要说明,毛权力是暴民权力,集中了中国民族性的黑暗,其不同于中国传统皇权。尽管中国民族有残酷的一面,但皇权有传统可以依——“仁”之精神,“礼”之秩序,以“仁” “礼”制约暴力,因此其是文明。而毛以“斗争”为宗旨,鼓励权力和民众双重暴力,给普遍暴力以合法性,由此它是非文明的。
    
     中国一向有史的记述,是为治世,因此中国的历史主要的政治史。《史记》记:“秦坑赵四十万”。活埋四十万人,一句话而已。在“人之初性本善”的传统中,我们缺少对于民族残酷性的正视。《水浒》记叙了残酷,但是作为艺术,将之审美化了。我们不苛求历史和艺术(艺术有将犯罪合法化的功能),但需要纠正。西方人文精神的进步,直接起于对不幸的记录。近半多世纪,世界反战、人权意识的普及提高,得助于犹太人对奥斯维辛的反复讲述。看到、认识,然后才能更改。
    
     《证词》写了作者经历的“六四”、《屠杀》的由来、他的恐惧逃亡,及案发、被捕、荒诞蛮横的审讯和判决。但这部书主要的价值是对监狱和囚犯的记述。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向现代化迈进,但是《证词》顽固地站在那,提示中国另一面的存在。《证词》所描述的黑暗残酷穿过监狱厚厚的院墙,既延伸到国家中心权力,也蔓延庞大的底层社会,而就基本情况其不只存在于当今,而有其历史,并且还将延续。
    
     阅读《证词》,我不断在想中国是怎样一个民族?什么是它庞大的社会的基本状态?如果我们对中国民族身上的残酷性缺少正视与认识,对之没有警觉,那么民族的残酷性会以其它的政治形式重蹈覆辙。
    
     在我们反省批评中国民族的时候,但不应忘记“中国”包含在普遍的人性之中。残酷是人性之一,无所不在,正视人性中的残酷,进而警醒制约,这就是文明的意义。回看历史,触目惊心。各文化的方式不同,残酷的体现也不同。中国的残酷多是内部相互残杀,因为其崇拜家族,而不是种族;而像德国、日本这样的民族,其残酷性多在对外的征服和杀戮,因为其崇尚种族;伊斯兰的残酷是宗教上的仇视和杀戮,十字军东征也属于此。当代西方文明可谓到达了文明的极限,但我们不要忘记两次大战和奥斯维辛。我非褒贬,而是提示黑暗残暴是人性的一部分,永在,所谓文明就是对之抵御和制约。这既是人类共同的危险,也是共同之责任。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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