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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东欧新旧社会党的关系
(博讯2005年12月20日)
    作者:.金雁 秦晖.
      当代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承认自身的多元化,因而一国之内存在着两个或更多的社会民主派政党并不足怪,诸如日本的社会党与民社党、意大利的社会党与社民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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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象东欧剧变后各国那种社会民主派山头林立的状况还是很少见的,这些国家一般都出现了四五个乃至八九个或更多的社会民主派政党,如波兰除了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外,还有社会民主联盟、劳动联盟、社会民主运动、波兰社会党、波兰社会党——复兴派、大波兰社会民主同盟等。在捷克除了捷克社会民主党外,还有争取民主社会主义复兴俱乐部、民主论坛、社会党、独立左派党、左派选择、社会民主者联盟、民主左派等。在罗马尼亚除民主救阵——社会民主党外,还有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团结党、独立社会民主党、新社会党、社会民主正义党、社会民主工党、传统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康·迪·彼特列斯库党等。在匈牙利除社会党外,还有社会民主党、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修正党、社会民主党——蒂欧什德。在保加利亚除社会党外,还有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工党、社会民主党(库尔特夫派)、新社会民主党等。在立陶宛除劳动民主党外,还有社会民主党等。1
    
      而且,这些派别间的矛盾很少具有意识形态意义。如果说西方国家中两个社会党并立时一般都可以分为左、右翼(如日本社会党为左翼、民社党为右翼,意大利社会党为左翼而社民党为右翼)的话,那么东欧的这些党派在多数情况下难以以左、右区分,它们间的矛盾多属于历史旧帐、人事纠葛与政治操作中的利益问题,其中又以新、旧社会党之分野最为突出。
    
      所谓新社会党是指前共产党通过解散、改名、重建而形成的“后共产主义”政党,它们从意识形态到组织原则都已社会民主主义化了。这些党中有的极力把自己与历史上的社会党联系起来,如保加利亚社会党改建后即召开“第39次全国代表大会”,把1891年保社民党成立以来连同保共的历次代表大会累计,以显示其继承性。但多数党都自认是新党,已与原共产党决裂,脱胎换骨而新生,其成立大会称“一大”。而保加利亚社会党的那种“归宗”之举也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如社会党国际就仍把它看作是一个新党。
    
      所谓旧社会党即“重建”的社会党。它们与前共产党并无渊源关系,而是1945年以前“历史党”的“恢复”。剧变后它们中的许多党回国“重建”,再次成为各该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力量。另外还有一些国家,由与“前共产党”无瓜葛的人在剧变前后成立了“真正的”社会民主党,它们虽不是“历史党”,但与“历史党”一起得到社会党国际的承认,并以此有别于那些“前共产党人”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这是1994-1995年“左派复兴”前东欧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两大主流。
    
      1992年9月社会党国际第19次代表大会除了继续确认波兰社会党与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作为“中东欧社会党联盟”成员在国际中的资格外,还承认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捷克社会民主党、爱沙尼亚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和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为社会党国际的正式成员党,阿尔巴尼亚社会民主党、蒙古社会民主党为咨询成员党,匈牙利社会党、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和斯洛文尼亚社会民主党作为观察成员党。同时还邀请一些党的代表作为来宾列席大会,其中包括:亚美尼亚社会党、阿塞拜疆社会民主党、白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克罗地亚社会民主党、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匈牙利社会自由民主派、哈萨克社会民主党、吉尔吉斯社会民主主义者、摩尔多瓦社会民主党、俄罗斯联邦社会民主党、乌克兰统一社会民主党、乌克兰社会民主党和乌克兰民主革新党。
    
      这一长串名单中,除了作为“观察成员”的匈牙利社会党外,没有一个新社会党。这次代表大会的声明说:目前东欧“政党激增,政治术语经常含混不清。”“前共产党人自称为民主党人或社会党人”,但人们对此“普遍持怀疑态度”。声明宣称:“在这个混乱时期”,我们必须加强那些“与社会党国际抱同样见解和价值
    
      观的社会民主党”的团结。2显然,到此时为止,那些“前共产党人”建立的新社会党尚未被看作是“与社会党国际抱同样见解和价值的”真正的社会党。当然,社会党国际的这种态度有它自己的考虑。它这样做是怕在当时盲目的反共歇斯底里狂潮中造成对自己的误解,因为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也受到冲击,社会党国际急于与东欧的新社会党拉开距离,以图避免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应当说社会党国际的这种态度是十分狭隘的。实际上,东欧众多的社会民主派之间如果说有“见解和价值观”上的实质分歧的话,那未必是存在于“前共产党人”与“无瓜葛者”之间。“前共产党人”内部与“无瓜葛者”内部的分歧决不更少。然而社会党国际却采取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出身”至上的标准,盲目迎合剧变之初的反共歇斯底里,使东欧各国的社会民主派增添了许多内部纠纷,给“左派团结”和反对右派的斗争增加了困难。剧变后头几年东欧左派陷入严重的危机,与此不无关系。
    
      新社会党有前共产党的深厚根基为依托,社会影响、组织网络与从政经验都远非旧社会党可比,它们无一例外都是议会中的强大力量,1994-1995年又在东欧各国重新执政,应当说是东欧社会民主运动的主流。而旧社会党虽然有的也发展很快,但总的说来根基尚浅,在国内政坛影响不大。然而它们受到社会党国际支持,自居为“正统”,大吃历史老本,傲气十足。结果是阻碍了自身的发展,除捷克社民党外,其余均与政权无缘,而多数党因在该国选举中得票太少,甚至未能进入议会。
    
      因此社会党国际及其支持的东欧各国旧社会党对新社会党的排斥不能认为是基于意识形态的理由。实际上,社会党国际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避嫌”。因为东欧剧变后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方也处于低潮,而西方社会党不从自己方面寻找原因,却把这全归因于“人们把民主社会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混为一谈,分不清他们之间的差别,特别是在一些共产党更改名称后,二者就更加混淆不清。对共产主义的否定导致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贬值与摈弃。”3从而他们便要与“更改名称”后的“共产党”划清界限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而东欧旧社会党则出于更实际的考虑。其实,回国“摘桃”的“政治侨民”与国内“种桃人”之间的矛盾恐怕是各种意识形态的政治运动所共有的现象,正如当年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中也发生过这类冲突一样。“政治侨民”以及国内的“无瓜葛者”不愿屈居“前共产党人”之下,要争夺本国社会民主运动的主导地位,便揪住“出身”问题不放,以显示自己才是根正苗红!因此,实际上它们之间矛盾的政治操作意义远远大于意识形态意义,由于历史原因以及出于政治操作目的导致各种社会民主派之间的不合作乃至对抗,在东欧远比西欧明显。
    
      这种狭隘意识给新、旧社会党都造成了不利影响,而旧社会党所失更多,因为“出身”的“纯洁”并不能解决社会民主党派面临的现实问题。
    
      一些东欧国家的旧社会党为了显示反对“前共产党人”的立场,还加入了右派政党领导的反共统一战线,共同对付新社会党。然而,意识形态和党派利益的不同使社会党在这种联盟里大多处境尴尬,并往往因而发生分裂,一部分留下继续作联盟的小伙伴,另一部分最后不得不退出,沦为夹在右派(或中右联盟)与新社会党之间的无足轻重的小角色。如捷克社民党之退出“公民论坛”、保加利亚社民党之退出民主力量联盟。立陶宛社民党之退出“萨尤季斯”等等。其中以保加利亚的情况最为典型。
    
      成立于1891年、恢复活动于1989年11月26日的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本是东欧旧社会党中在本国较有影响的一个,它与其他12个政党发起组成民主力量联盟并向保共及其后继者社会党夺权时,本是民盟中在议会拥有席位最多的“大党”之一。但随着民盟日益激进化(实即右派化),它与民盟中诸右派党的分歧加深。而根据民盟章程,入盟党派不论大小在全国协调委员会中都是一党一票,因而右派诸小党虽在大选得票与国会议席上远不及社民党,却得以控制民盟全国协调委员会。在此情况下,社民党不得不退出民盟全国运动,并在此过程中发生分裂。“社会民主党(伊凡·库尔特夫派)”与“新社会民主党”一起仍坚持留在民盟中做右派的小兄弟,而退出后的社民党影响大为下降。到1991年10月大选时,民盟获胜上台执政,社民党却因得票极少未能进入议会。这样它便从一个“大党”沦为保加利亚政坛上的啦啦队了。
    
      在东欧各国中也有新、旧社会党关系较好的,如匈牙利社会党(新党)与匈牙利社民党(旧党)就较能合作。因此两党在社会党国际“19大”上都被吸收为观察员,成为东欧新社会党中被社会党国际接纳的第一例。新任社会党国际主席维·莫鲁瓦为此发表讲话说。“我们第一次有了这样的记录:一个伟大的前共产党承担了新的社会主义义务。必须说明,这个党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已走上它自己的道路。这一演变当然是富有象征意义的。但这已引起了关于我们以什么方式帮助那些不再与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党的演变的一些新问题。我认为我们对匈牙利的做法是实现了平衡的。但是有这么多的党在敲我们的大门,这显然将成为今后一个长期争论的题目。”4
    
      由于东欧各新社会党都在重塑形象、寻求盟友、争取加入社会党国际,因此解决新、旧社会党矛盾的问题主要取决于旧党的态度。由于新、旧社会党都因这种矛盾而遭受损失,并且旧党的损失更大,也由于剧变之初的反共歇斯底里已为公众对于转轨危机的忧虑所取代,一味标榜“根正苗红”而不能解决现实问题的人日益为社会所唾弃,因而这一矛盾已出现缓和趋势。在匈牙利、波兰与斯洛伐克,新旧社会党人的关系中合作已占优势,并“存在着合并的前景”。在捷克,原“复兴俱乐部”主席、1991年率该组织加入社民党的米洛什·哈耶克也以社民党活动家和“1968年人”(指1968年搞改革并在苏军入侵后受迫害的前捷共成员)的双重身份发表讲话,呼吁社民党放弃“非宽容的政策”,呼吁前共产党人向社民党靠拢,以实现左派团结。5 
    
      甚至连已经并入西德的前民德地区,德国社民党的东部组织与前共产党人的民主社会主义党的关系也在改善。尽管来自西部的社民党全国领导人仍称民社党是“主要敌人”,但东部社民党组织创始人之一S.赖歇却称民社党主席居西为“我的朋友”。两党的一些基层组织甚至已“打得火热”。柏林社民党市府委员克吕格指责该党全国机构敌视民社党的政策不利于该党摆脱反对党地位的努力,萨克森—安哈特州社民党州长表示“寄希望于民社党的善意”。民社党在这些人眼里已经从变相的共产党变成了“左派社会党”,而民社党心照不宣地支持社民党与绿党联合执政则被称为“马格德堡模式”而被引为经验。6在1995年德国民社党召开的第4次代表大会上,民社党已明确表示社民党“既不是主要的敌人,也不是次要的敌人,而只是政治上的竞争者”,民社党愿意与“它们进行实质上的合作”。
    
      到1995年社会党国际调整了策略以后,这种状况有了更进一步的改善。1995年12月社会党国际理事会特地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开会并发表“关于中东欧的声明”,表示“既支持已经成为社会党国际成员的那些党,也欢迎众多受民主社会主义原则影响并且要求与社会党国际建立关系的党派和运动”,以便“加快社会民主主义力量形成统一和有凝聚力的运动而进行重新组合。”这个声明显示出社会党国际经过几年犹豫后,决定向东欧各国新社会党敞开大门。从此,新旧社会党的关系有了进一步转机,矛盾逐渐淡化,不再成为社会民主派内部的主要矛盾,但左派阵营内的派别斗争并没有随着这一趋势而减弱,这自然另有原因。对此我们在下一节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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