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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耀洁:我为何退出“108名中国妇女争评诺奖”
(博讯2005年11月24日)
     今年10月6日和18日,我就退出所谓“108名中国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活动在网上发布了两次严正声明,此后有数十家国内媒体参与报道,揭露其中的重重疑云,但也有少数个人和媒体,反复强调该活动对挑战男权社会、反对精英主义的伟大意义,指责我歧视基层农村妇女、带有明显的等级观念等,甚至有人扬言要追查出协助我记录整理声明的助手身份并威胁其人身安全。看来这场闹剧比我原先的想象要复杂得多。因此有必要将此事的前后经过和我坚决退出的原因作一交代,以澄清事实并表明我的态度。
    事件经过
     大约在2005年5月间,我收到香港岭南大学刘健芝、陈顺馨教授寄来的信件,通知我入选“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活动名单,称该活动总部设在瑞士,由刘健芝担任统筹人的中国区负责推选108名中国妇女。出于对香港岭南大学的信任,加之我完全认同该活动提出的关注底层妇女、争取妇女权益等理念,于是填写了表格同意参加。此后便是该活动“大陆地区联络人”韩晓宁与我联系,她向我自称北京教育学院的副教授,我一直没有怀疑。 (博讯 boxun.com)

     直到今年8月6日,我突然收到岭南大学发来的通知,邀请我参加2005年12月17日至20日在云南昆明举行的“中国和平妇女交流大会”,食宿费1000元,交通费另付,会后将赴云南丽江“参观旅游”。通知还称“以我们非常有限的营运经费,不足以支持交流会的各项费用”,询问每个代表是否愿意另行赞助,每赞助一名经济困难的和平妇女的交通食宿费为2000元,还要求填写“愿意捐助和平妇女(中国地区)故事集印制费用”的具体金额。
     我便开始有所怀疑,一个正规的评奖活动,怎么会向入选者要求赞助?这不符合国际国内一切正规评奖活动的常规。加上此后陆续发现的大量疑点,我向韩晓宁发信要求退出。当时我还不想将此事闹大,故而仅称身体不好无法参加活动,只希望退出后彼此相安无事。不料10月5日我接受一电台采访时表示我早已退出该活动后,韩晓宁多次打来电话严厉指责我严重干扰了她们的工作,既已参加就不可能退出云云,迫使我不得不借助网络发布声明,表明自8月6日之后,“108名中国妇女争评诺奖”活动与本人概无关系。
    疑云重重
     在该活动的种种真实情况被媒体披露后,公开为之辩解的文章仅有两篇:汪晖的《现实的幻想与幻想的现实》(《东方早报》2005年11月18日)和吕频的《关于“千名妇女争评诺奖”风波的思考》(《中国妇女报》2005年11月16日)。汪文主要从理论上阐发该活动的意义,吕文则除此之外,还点名指责“高耀洁那样对活动的观念拒斥的人”。除了对组织者将一名鼓吹卖淫合法化的妓女列入名单作为中国优秀妇女参评诺贝尔和平奖的行为颇感不解外,我对整个活动的宗旨和理念是完全认同的,引起我的怀疑并最终决定退出的是该活动中经费使用、入选者资格、评选程序等的严重混乱状况:
     第一,冒充公益活动。组织者向多名评委宣称该活动为公益活动,《中国妇女报》的文章也强调是公益活动。但据《南方都市报》2005年11月11日的调查《高耀洁质疑“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发表声明高调“退出”》,刘健芝从瑞士总部领取了8500美元酬金(尽管她称已将酬金捐出用于活动),而大陆地区联络人韩晓宁向《东方今报》宣称是志愿者(《高耀洁质疑并退出全球千名妇女争评诺奖活动》,载该报2005年10月15日),却领取了极高的工资,刘称相对于大陆比较高,但在香港不算高,不过刘拒绝透露具体金额。在我的概念里,公益活动的参与者应该都是义工性质。
     第二,联络人身份涉嫌造假。该活动大陆地区联络人韩晓宁,多次向我宣称她是北京教育学院副教授,这点我可以用自己的人格担保。《东方今报》记者向该校人事处核查教职工名册却查无此人,韩此后竟公然说谎,称自己从未在任何场合说过是北京教育学院的副教授。
     第三,大量经费去向不明。根据该活动志愿者、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刘扬的网上自述,每采访一名入选者的差旅费是800元,写出“和平妇女故事”则再付100元,用于一名入选者的费用为900元,108人总计9.72万元,约合1.2万美元。而据《瞭望东方周刊》2005年11月10日的调查《千人争评诺贝尔和平奖疑云》,刘健芝称该活动总计支出已达5.92万美元,可是该活动一直称财务紧张,以至要向入选者要求赞助,已召开的两次发布会和座谈会均要求与会者自己掏钱,那么,剩下的约4.7万美元即高达38万元人民币究竟如何使用了?刘健芝一再强调财务公开透明,却拒绝将财务报表向记者出示。
     第四,多名评委未参与评选。刘健芝和韩晓宁均反复强调入选者名单是由18名评委反复讨论、仔细研究后才确定的。但上引《南方都市报》的调查表明,评委董月玲、王永昌早期做了一些工作,后期就没有再参与,而作家莫言则从未参加过任何具体评选。董月玲选择“疏离”,原因是“评选标准令她困惑”,感觉“挺乱的”。
     第五,评选程序违反自己的规定。该活动瑞士总部英文主页上明确规定:“地区联络人及顾问委员会负责当地和平妇女的预选。联络人及其助手将不会成为获奖者。”但据《瞭望东方周刊》调查,“在评选过程中,有两名评委称被多次提名因而退出评委委员会”,但刘健芝拒绝透露具体姓名。而北京师范大学2003级硕士生赵玲,根据其自述,“(写优秀妇女事迹的)大学生志愿者几乎都是我找的”,评委名单等资料也是由刘健芝通过她公布的,却列名入选者名单。
     评选程序还规定提名人提出人选时,必须确保获得被提名人的同意。但早在今年1月,王安忆作为中国区108名和平妇女之一已提交瑞士总部,而直到7月20日,王安忆接受《中华读书报》采访时对被提名仍一无所知。我也是直到5月才收到通知。
     第六,部分入选者介绍夸大乃至造假。该活动志愿者赵玲同学有资格参评诺贝尔和平奖的原因是,“从2002年起参与大学生支农调研活动,影响和感召了一大批青年大学生关注三农、打工群体,使这些活动逐渐成为全国性的活动”,大学生关注三农怎么可能是由2002年才涉足的赵玲而成为全国性活动呢?
     而另一名入选者梁军,据本人所知,她曾担任“郑州大学国际联谊女子学院常务副院长”,该学院1993年5月5日成立,全部招收自费生,1995年2月20日即被当时的郑州大学校长曹策问解散,存在时间不到两年。妇女博物馆则是梁军在河南省妇女干部学校时与该校老师共同筹办的,但早在1997年就随馆长李小江女士调到陕西师范大学而搬迁至该校。而梁军早已从省妇干校退休,目前居住在郑州,省妇干校原校长孟玉英可证实原博物馆中属于梁军收集的物品仍堆在妇干校内,并未迁去陕西。梁军介绍中对此只字不提,组织者解释是有300字的限制,但梁军介绍包括空格也仅215字。这显然有误导评委的嫌疑,让他们以为女子学院和妇女博物馆目前还存在于河南,梁军还在其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第七,采访写作闭门造车。该活动宣称由著名作家和记者采写和平妇女事迹,但除极少数外,基本上都是由赵玲同学找来的志愿者负责采写的。但即便如此,组织者也从未派人采访过我,只是向我索要过资料,上引刘扬自述承认她采写李春霞和黄淑华时并未采访本人,而是整合现成资料。而根据《南方都市报》调查,这种情况并非我们三人,相当一部分北京以外的入选者的介绍都是这样写成的!那么,其采写成本更应低于800元,这些钱究竟到哪去了?
    我的态度
     我完全认同该活动提出的宗旨与理念,我对名单中的黄淑华、王选、高金素梅等人的正直和勇气深感钦佩。我与刘健芝等人的分歧在于,刘认为上述问题只是“工作上的疏忽和遗漏”,而我认为这已经严重损害了活动的严肃和公正,使其蜕变为一场闹剧。
     我只希望组织者能够正面地、直接地对下列疑问作出回应:一、公布活动期间所有收支账目,如果属于公益活动,这是活动的义务之一;二、公布投票过程,究竟哪些评委参与了投票,哪些以书面形式提交,哪些根本没有参与;三、公布评选过程中两名因被多次提名而退出评委成为入选者的姓名。
     我希望汪晖、刘健芝等人不要再高谈该活动的伟大意义,因为对此我并无异议。但是,假借公益活动的崇高名义,却干着追名逐利的勾当,这样的例子现在又何止一二?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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