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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一丁:巴黎骚乱的表象和本质
(博讯2005年11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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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文评新闻(72)
       (博讯 boxun.com)

    法国首都巴黎,由于两名青年在一次警察的搜捕行动中意外触电死亡,引起部分民众的不满,导致发生大规模骚乱。在随后的十多天时间,已经有数千辆汽车被焚毁, 一人死亡,包括华人在内的商店仓库起火燃烧,造成财产的重大损失。 其实这不仅是对法国,也更是对当前所鼓吹的所谓“民主”理论概念的极大讽刺和致命打击。尤其对经历过文革年代的中国人来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这活脱脱就像是一个文革的“西方版”!那么,如果将文革归咎于毛泽东的专制独裁,那法国的这次岂不是要把责任推给“民主”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完全是因为在西方绝对错误的社会理论误导下,我们迄今为止还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民主”的本质,更不知道“民主”是所有人类社会的一种像空气一样,知道就有、不懂则无的,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阐述请查阅拙文“论民主”http://www.newmilestone.org/02/czl0522.html)。反而以为这个“民主”玩意儿,是什么“先进、优秀”文化发明出来的专利。于是所有荒唐、不理性的行为(比如这次的巴黎骚乱)就在“民主”大旗的掩盖下发生了。
     
    其实毛泽东本人也不知道民主的本质,自己反而成了错误社会理论的受害者,他以自己过人的天才魄力,和功能强大的中国文化赋予的能力,所发动的灾难性无与伦比的文革,就是他上当受骗的证明!
    
    请看三年前发表的老文:
    
    毛泽东文革是一次“给民主”的实验
    
    毛泽东曾经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这是非常有道理的,今天有很多时髦、流行的概念都是如此,要是认真一想,说不定反而会不好意思的。比如现代女时装设计展览的趋势,是用料越来越少、越透明。所谓的“现代、前卫”,明摆着要向“一丝不挂”的极限挑战。但是,当初我们第一位女祖先夏娃,不就只有用一片树叶吗,而再早一点的女猿人连树叶都不用,这个“步”到底在往哪里“进”?
    
    再有,现在好象认为言论自由就是“想说什麽说什麽”,居然甚至法律都要站出来保护(如把在网路宣传儿童色情都要当成“言论自由)。但是想想要是以这样的理解来定义“言论”,不难发现那些树林里的鸟,它们的“言论”就从来没有受到过“鸟王国、鸟社会”的限制。更不要说那些深夜在屋顶上、房子外扰人睡梦的猫叫,更绝对是刺激情欲的“淫声浪语”(不信的可以学“狗仔队”去“偷窥”一下,看看那以後的猫男女在干什么)。这些东西难道是上帝给人准备的学习“榜样”、还是“进化论”学者考察出来,那是它们“後来居上”,在“鸟权”和“猫权”上上比人更为“进步”了?居然始终没有人愿意进一步想想,言论和包括猫鸟叫在内的语言(文章是语言的书面形式)的区别,象对待自然科学概念一样地,赋予“言论”一个准确的定义,然後再来讨论应该不应该有“自由”。以免象现在这样,最後会发现,真正算得上“言论”的东西反而到处被限制(不是真正西方人,最好不要用美国为例来反驳,省得把“秃驴”跟“和尚”的问题搅和到一块打混仗),而实际得到的,原来就是猫和鸟之类,任何会叫的动物从来没有被限制过的那些东西。更不去想想,各民族的先人们当初之所以要限制这些东西,是否有其道理?而现在遇到的许多社会问题,是否恰恰和我们追求许多象猫鸟之类的不是“言论”的“言论自由”有直接的关系?
    
    “民主”问题也一样,笔者不敢肯定毛泽东是否是否认真研究过民主,但却觉得今天许多大谈民主的人,实际上根本不知何为民主?人云己云地将“民主”去和选举、法制及没有科学定义的“言论自由”之间划上等号。结果不是把民主当成一定要达到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达到某种目的(如想用一种政治取代另一种政治)将它当手段。
    
    其实,民主就象日蚀、月蚀或食物链那样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可以说自从人类形成自己的非自然生态环境—社会开始,这个事实就同时开始生成而再也没有消失过(详细说明情查阅拙文《论民主》)。一个社会是一片大地,生活在那个社会里的人就是土壤,社会的上层结构就是上面长出来的庄稼,而且完全符合“什麽样的土壤长什麽样的庄稼”的主从互动关系。只是人是有创造性思维的,会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一旦上层结构中也有比较优秀、能力强的领袖,就会将其付诸实现来“改良土壤”。当然也会因为来自当时社会的领袖,感染的是社会的不良的风气习惯,结果起推波助澜的作用让“土壤退化”。但是不管进步还是退步,都一定可以从那个社会本身找到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任何上层结构表现的行为,整体而言都是直接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普遍意识,而这样的意识更和民族的文化有密切的联系。所以可以认为,文化决定民族的行为和意识,民族的普遍行为意识又决定了那个社会的上层结构。不是由个别领袖或集团可以任意改变的,真正优秀杰出的领袖,只不过是能够认识那种文化的特点,因势利导地驾驭民众,去做出一些有历史影响的大事而已。任何个人主观的想当然,都只能以失败告终。这就是为什麽中国历来极权腐败往往得逞,而客观判断属于进步的改革(如商鞅、王安石的变法,和光绪皇帝的维新等),却总是遭遇失败的原因。也是为什麽毛泽东号召“学雷锋”,中央领导人都提词鼓励,各级领导出动花了大把人、财、物力,却收效甚微,最後还不了了之。而文革打砸抢,只要发表一篇老毛几十年前的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再由几个高干子弟带头一“示范”,马上全国自觉跟进,一个比一个更过分。以及现在的干部贪污腐败和民间的假冒伪劣坑懵拐骗的遥相呼应,无一不都可以发现这样的联系。只要用简单的统计、归纳原理就很容易发现,在制度、民族和问题三者之间,不仅换过无数朝代,连制度都已经从王朝到三民主义到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换了一圈,但是问题一点没变,要是现在还一个劲地鼓吹“制度决定论”,尤其还在嚷嚷要“民主”,实在令人有理由怀疑其水平或者动机了。因为事实上人民从来没有失去主人的地位,只是不知道罢了,不承认也没用。有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那就是世界上古往今来的任何社会,其政府和领袖的失误造成的後果(战败赔偿、天灾人祸处理不当的损失),最後都是由人民承担付出代价的责任,而从法律角度,这个主人的身份就非人民莫属,赖都赖不掉,只是不知道而已。还用得著去要、又向谁要呢?
    
    要是再认真想想,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不正是一次“给民主”的实验吗?因为在运动一开始,毛就提出要人民“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这怎麽说都是符合现在所谓的“民主”的精神的。以後的一段时间里,党和政府的功能已经几乎全部瘫痪,每一个人(包括开始受到冲击的一些人)自己决定成立政治团体(当时有很多一个人的所谓“独立寒秋造反队”)、写大字报发表自己的观点、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更可以随时自由退出或改变自己的观点。在那样的组织中,大家都可以自由发言,推选领袖,共同决定行动,……,总而言之,只要想到的事自己就可以去做,没有任何政权或政权派出来特务爪牙的监督或干涉。“主人”做到这个地步,还有什麽说的呢。
    
    再从法律常识角度来看,这次运动造成许多严重後果,如对不能挽回的历史文物、古迹的严重毁损破坏,民众的经济财产损失、工农业生产停顿,国民经济下降等,其规模和损失程度,大概也只仅次于大型战争破坏损失了。特别是那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在运动中遭到有意无意的歪曲、破坏。浩劫过後剩下的已经惨不忍睹,其生命力和抵抗力都大打折扣。今天那里社会呈现的许多问题,之所以比过去更严重就是这个原因,而且这样的负面影响,即使不是致命的,起码也是极为严重的,并且肯定要延续相当长的年代。而所有这些损失和後果,无一不是最後都要由那个民族整体来承担,没有任何可以推卸、逃避的余地。要是还不承认自己是客观上真正的“主人”,从主人的立场加以检讨、设法亡羊补牢,就只能认为是“凯子”“冤大头”之类的“劣等民族”了。
    
    可以肯定的是,这次实践是以彻底、绝对的失败告终。从民主的角度,没有经验、只有教训。说它没有经验,是因为至今没有任何人将它跟民主加以联系,反而总是把这段历史,当成今天鼓吹的那种“民主”的“俊友(法国作家莫泊桑的一篇著名小说之名)”,以那个时代制造的许多灾难和丑陋,来掩饰或冲淡自己鼓吹的那种经不起推敲,不可能在大多数地方实行,或实行起来的问题比原来更多的“显性民主”可能产生的问题。而教训就是应该认识到任何一个社会的表现,都只能决定于那里大多数主人(民众)的文化背景和素质,制度只是结果而已,任何想当然强行实施的制度,最後总是以社会基本层面一点没有变,而制度本身被改得面目全非为止,毫无例外(包括台湾在内)。
    
    当然,很多人会反驳说,那是受骗或被迫的。笔者无意反对这样的说法,因为起码对大多数人而言,这是事实。但是问题是,怎麽会受骗和被谁所迫?
    
    从生活常识中可以知道“骗”和“抢”的根本区别是,前者一定要取得“受骗人”的主观认同,在没有强迫下自愿进行,文革就是如此。当时根本没有下发文件,命令由各级政府或党委布置执行(要是这样也就发动不起来了),而只是靠报纸发表了一些煽动性文章和社论,再由北京少数学生带头示范,就立即在全国蔓延。就是因为许多民众(包括笔者在内)看了那些文章,结合当时的社会现象,觉得批评得是有道理的。所以当各级领导由于自身利益而加以抵制时,就自觉自然地站到造反派的立场上来,让那些甚至已经拟订了秋後算帐名单的人,自己先低头下台,在这一个阶段是最好地体现了民主的威力。只是接下来从上到下的各种不可告人的私心,让运动走上了邪路,终于从此走向失败的结局。就算开始毛为了达到他的某种政治目的,以合理的理由“骗”民众站到他的一边,但是接下来事态的发展,就只能认为他和民众一起在自欺欺人了。而受骗不受骗只能跟当事人的水平有关,跟是不是“主人”没有必然联系,事实上“主人受骗”的情况,无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在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例外),或多或少都一定会发生的。
    
    说到强迫的问题,尽管当时毛和国家的确还牢固掌握着可以实行强迫的工具—军队,但事实上在打砸抢和造反的过程中,根本没有动用过。只看到高干子弟带头兴起打人、武斗之风,以及北京的红卫兵到各地兴风作浪,却从来没有看到有上级或中央派来的“督战队”去强迫别人打砸抢的。这根本就是中国历代起义造反的经典传统的表现,只要出现某种无政府状态,就一定会自发的发生,这实际是那些主人潜意识中的习惯。
    
    还有人会说,没有法制保护的民主不能算真正的民主。这又是一种因果颠倒的观点,因为法是死的人是活的,只有当活的人本身普遍具有守法的概念时,法律才能起作用。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发动文革,就是利用那里民众法律意识淡薄的传统,轻易解除了政府的权威。这只要看看那个社会现在的表现就知道了。可以认为,那里现在发生的绝大部分被人垢病的现象,都是有法不依而不是无法可依。这也可以从信誓旦旦要在中国推行“民主”人的说法和行为上反映出来。他们因为反对现在的合法政府(不服气的可以去问问美国政府承认不承认其合法),就可以在那个政府的管辖范围内公开挑战其法律,这和当初国民党的合法政府统治大陆时,共产党发动的学生运动的做法和理由完全一样。我们怎麽能够相信一个普遍没有遵守法律习惯,不承认法律权威的组织和个人,能够靠法律来保障“民主”呢?
    
    既然中国人已经有过一次利用被给予的“民主”的机会,却没有带来好的效果,实在应该先总结一点经验教训。何况就世界现实而言,“民主国家”的确越来越多,但是前景却未必越来越乐观。为什麽还又马上要去“要民主”呢?
    
    也许倒是可以认为那个文化的确不适合实行当前西方这样的“民主”,但绝对不是因为其“落後”。恰恰相反,很可能那种文化根本就不是为处于“高等动物”阶段的人使用设计的。就象Windows2000不是为286电脑设计的一样,要是免强去用,难免出问题甚至“死机”,我们能因此怪操作系统“落後”吗?中国人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愿意全民学英语甚至“全盘西化”,他人无权置喙。但是千万不要为此去贬低中华文化,以说它“落後”来为自己找借口,将来必定自取其辱,不相信就走着瞧吧!
    
    (其它相关文字,请浏览网站《新里程碑》,从同名文字的链接中查阅。http://www.newmilestone.0rg/)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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