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連載﹕谢选骏《中國文明整合全球》(392)
(博讯2005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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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 中国模式
Part IV Chinese Model (博讯 boxun.com)
第四十四章 中国文明的普世功能
Chapter Forty-four The Universalit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五，书院与全球大学制度
5. Academy of classic leaning and global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
经典也好，人才选拔也好，都与教化、教育密切相关，而中国文明恰以重视教育和教化著称。早在其他文明处在神权政治的时代，西周的中国就设置了世俗性的学校，制定了与政治体制相关的教育制度，是为“官学”。过后不久，春秋时代民间也逐渐兴办各种教育机构，形成源过流长的“私学”传统。
世俗的国民教育，在古代中国特盛。在各种私塾、公学中均教以同样的社会教材与同等的精神规范。以社会的治理之道作为国民教育的基础，结果造就了社会共同观念的温床，因而形成了所谓“中华意识”这统一的心理、无形的纽带。
殷墟甲骨文上已有教育活动的记载，表明殷代已有学校产生，虽然具体学制已不可考。到周代则形成由中央王朝主办的国学与地方诸侯主办的乡学互相配套的制度。据史料记载，那时的政制二十五家为闾，闾有塾；五百家为党，党有庠；二千五百家为州，州有序；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乡，乡有校。塾、庠、序、校，盖属乡学范畴。至于京畿的辟雍，诸候国的沣宫，则属国学（大学）国学的小学，设在宫南。各国沣宫的形制与此相同而略小。
周代国学中，以吏为师，号称师氏、保氏，国学学生称为国子。乡校的教师则由地方长老充任。可见秦始皇以吏为师不是创造，而是复古。国学的教育以诗、书、礼、乐为主。据《周礼·地官司徒》：师氏教授三德，保氏教授六艺。乡学教育则以六德六行、六艺为主。
国学隔年考核，通过考试的给以小成或大成的评语，考试通不过的，则给予处罚。至于乡学，则选取优秀者叫选士；择选士之优者叫俊士，俊士中优秀不服徭役，叫造士；大乐正选造士之优呈报于王，叫进士；再选进士之贤者量才授官。
春秋战国降临，王朝的国学衰落，官学的教师们流散各国各地，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就是这种文明向周边辐射的结果。民间的私学就此兴起，据说孔子是其创始者，弟子多达三千人。其后，稍晚于孔子的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都曾广设私学，形成学派，与此新气象相比，诸侯国的国学还存在着，如鲁僖公的沣宫即是。同时，齐宣王创办的稷下学宫即是官学又兼容各派私学，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创举与尝试。民间的乡校也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例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郑人聚在乡校议政，宰相子产也并不禁止。战国之后的秦代是类似于“文革”的时代：教育沦为官府向民间传达圣旨的法制教育，而教师则是握有生杀大权的酷吏，类似于文革期间的军宣队和工宣队。但民间仍有诗书私下传习，可见文明很难被专制断绝。随着短命秦朝的覆灭，先秦旧制开始复苏，到文景之治时已具教育复兴的基础。
汉代太学创设于武帝时期，隶属于太常，为最高学府，太学教授号称《五经》博士。博士之上有仆射，东汉时改称祭酒。各经博士先设七人，汉宣帝以后增至十四人，每人专治一经，如孟氏《易》、严氏《春秋》、《鲁诗》、《齐诗》、《韩诗》、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记》等等。西汉时征聘或荐举名流学者任博士，东汉时则改行考试办法。年龄五十以后，身体健康，品行端正的方能入选。
西汉的太学学生称博士弟子，东汉则称诸生或太学生。太学的规模，西汉开始仅有学生五十名左右，王莽时多达万人。东汉迁都洛阳后，修学不断，汉顺帝时有校舍一千八百余间。汉质帝时，太学学生已达三万之多。太学教授儒家经典，弟子从博士专攻一经，但《论语》、《孝经》却是必修课。教学方法除正式上课外，高年级学生要充当小先生，辅导低年级学生。另依成绩优劣分甲乙两科。师少生多，加以自学。太学学习年限并不固定。东汉朝廷鼓励通才，通经越多，职位越高，所以不少人除攻一门专经外，也兼学他经，张衡（78─139年)，崔瑗（77─142年）等人还钻研自然科学。
崔瑗的《座右铭》十分著名：“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俗誉不足慕，唯仁为纪纲；隐身而后动，谤议庸何伤；无使名过实，守愚圣所臧；柔弱生之徒，老氏诫刚强；在涅贵不缁，暧暧内含光；（石径右）（石径右） 鄙夫介，悠悠故难量；慎言节饮食，知足胜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太学讲究家法、学派的师承，所以弟子不得兼师他家。经师为爱显示自己的学术渊博，有的经说竟达百万言，有时解释一个字即用数万言。太学生之间也常议论政治。哀帝时发生了中国王朝末期特有的学生运动。外戚专权，任人唯亲。太学生王咸为营救直言的鲍宣而汇集学生千人上街游行，拦截丞相专车，上书皇帝请愿，结果鲍宣免于死刑。东汉末期，太学生领袖郭泰、贾彪与知识精英陈藩、李膺等人评论国是，以期改革政治。他们受到一些公卿士大夫及许多郡国学生的支持，结果却被诬为“党人”，两次遭到残酷镇压，被捕入狱千余人，史称“党锢之祸”，这次事件种下了东汉政权覆灭的因子。以后历代的“党锢之祸”都是政权开始变更的重要契机，例如1989年的“六四惨案”也是如此。
汉灵帝所立的鸿都门学，专习辞赋、小说、绘画、书法、尺牍等文艺。学生毕业后，很快委以重任，在某种意义上，这开了唐代以诗文取士的先风。相比之下，郡国官学却不受重视。西汉时代民间的私学颇盛，有的学校学生竟达千人之众，有的相当于太学，叫精舍或精庐；有的相当于小学，叫蒙馆或书馆。私学教师多有受到官学排挤但精于古文经学的大学者，如马融、郑玄等人。他们的治学方法重视考据训诂，后世所谓汉学即以他们为代表。
魏晋南北朝社会大动乱、文化大革命，形成了中国教育史上官学与私学共同面临的低潮，但这个低潮中还是发生了几个意义深远的新生事物：
首先，西晋政权在太学之外另立国子学，录取五品官僚以上的子孙，于是太学便沦为六品以下的官僚子弟学校，后世所谓国子学的名称即由此始。
其次，宋文帝立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四馆，相当于现代大学下属的四个系科，构成了唐代分科教育的起源。后来北魏军事政权下令禁止民间私学，同时又严格限制大、中、小各郡的博士，助教及学生的数额，从而奠定了以后诸代地方教育的模式。
南北朝大乱初定，隋文帝倡学，置国子寺，相当于现代的教育部，这是设置教育官署的开端，其专辖五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但行之不久，这一试验即行终止，各学又告罢废。
短命的隋代试验之后，唐代迎来了教育的黄金时代。太宗、玄宗时期，首创分科办学，专业学科受到广泛重视。不再像汉晋时代那样局促于儒学，如书学以石经、《说文》、《字林》为专业，兼学其他字书。算学以《九章》、《周髀》、《缀术》等著作为教本。律学收学生五十，以大唐律令为专业。学习期限：律学六年，算学十一年，其他九年。入学年龄也制度化了：律学十八至二十五岁，其他为十四至十九岁。
除了这些普通教育机构，门下省还设有弘文馆，东宫设有崇文馆，聘请著名学者充任教席，收三品以上官员及贵戚的子弟六十名，以学习经、史、书法。弘文馆和崇文馆在教育职能之外，还负有专题研究之使命，做到孔子所说的教学相长。作为官学，太医署属下设有医学校，分为医科、药科、针科、按摩科等。司天台属下有天文学、历数学、漏刻学。太仆寺属下有兽医学。军队系统的屯营、飞骑也有各自的专业学校。
随着唐代国际性交流的频繁，以上各学还吸收日本、高丽、高昌、土蕃等方国的贵族子弟入学，并推行考试制度，如旬试、月试、岁试和毕业考等。唐代学校的风气，完全摒弃了汉儒的死守家法而富于创新的精神。至于地方官学，则有经学、医学两种，学生名额依各地人口多少而等差。
唐朝政府出于自信，还大力鼓励私人办学，民间教育相当普及。许多著名学者既做官又讲学，如柳宗元、韩愈等，或先讲学后做官，诸如颜师古、孔颖达；或退休后再讲学，如刘焯。他们设立的学馆虽然不能和近代的私立学校相比，但其推进教育之功终不可没。宋代官学大体沿袭唐代，保留了律学、书学、医学、算学，创立了武学、军监学、画学等，又为皇族子弟设宗学，在外侨集中的地区如广州、泉州官府还设立了蕃学。
宋代在中国历史上，可算一个相对自由的文治时期。因此官学总的来说处于不景气的状况，学者们更注重学术而不是利禄。为扭转这种分散化的趋势，力主中央集权的社会改革家王安石试图恢复一种更古老的传统，把学术重新纳入政治的轨道。为统一思想，他以宰相之尊亲自主编《诗经》、《尚书》、《周礼》三部古经的新义，为政治的变法制造学术的依据。他的国家主义试验遭到了抵制，但极力抵制他的人们却也自觉不自觉地受了影响，尊定了宋学紧密联系社会政治的基调。宋代的官学学生仍然保持着这一传统：关心并干预国家政治。钦宗时，金兵围困汴京，主战派李纲被和议派李邦彦所排挤，太学生上书斥李邦彦为社稷之贼，要求李纲复职，声援者达数万人之众，游行示威者围住皇宫请愿，钦宗鉴于民情激愤作出妥协，让李纲复了职。南宋国学生杨宏中等六人，上书批评权贵，结果被遣送远方，天下号为六君子。
在汉代的精舍、唐代的学馆基础上，宋代的新型书院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北宋有五大书院：
（1）庐山白鹿洞书院，前身是南唐的学馆，至宋初学生达数千人；
（2）登封嵩阳书院，建于后周，宋初赐名太室书院；
（3）长沙岳麓书院，宋初朱洞创建；
（4）商丘应天府书院，平民曹诚创建；
（5）南京茅山书院，仁宗时人侯遗创建。
南宋的书院更有蒸蒸日上之势，即使半壁江山之下也有五十余所，主持人有朱熹等著名思想家，其影响凌越于官学。主持人有山长、洞主等富于道教色彩的称号，招收学生不分阶级，因而吸引了大批平民子弟。这样的学院，多是某地区或某学派的中心，其教材常是重要的学术著作。这样的书院，经常展开学术观念的交流，谓之会讲。在对话中切磋砥砺，是一项珍贵的传统，值得后人纪念。
书院虽有学规，对学生要求颇严，但却大力奖掖后学，注重创新，鼓励独立思考，强调知行结合，倡导师生之间相互诘难，谈经之外，大量传阅与探讨当世之作。以书院为核心形成的知识体系，被史学家称为宋学，它缺乏汉古文经学的考据功夫，但继魏晋诸子而发扬阐发义理的风气，却大大推动了思想而不仅是学术的发展。
到明清时期，随着社会一元化的加强，教育也开始僵化，甚至萎缩。国子学和太学合并为国子监，但国子监的职能却缩小了，明代尚有北京、南京两个国子监，清代只剩北京一个国子监了。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可以作为荫监或荫生不必经过正式考试而被保送入学；甚至商人都可以买得入学资格。但同时，对入学资格的阶级限制也减弱了。不过，这种平民化倾向却不是西方第三等级兴起的结果，而是满清式的中央集权的结果，尽管二者都立足于“削弱贵族的特权”。
国子监的主要课程是钦定的宋代程朱注释的《四书》、《五经》以及各种律令，御制大诰更是必不可少。八股文成为必修课和学习目的。读书做官，成为知识的最高价值。学术完全政治化了。与此相一致，当局加强了对学生思想控制，历代（如汉代、宋代、明代等）相传的的太学生政治参与运动，终于在清代被扑灭了。历代相传的言论、结社、上书的权利被取消了。清代尚有八旗官学，通过教育八旗子弟来加强奴化统治，以镇压汉人的反抗，但这也未能阻止住清朝的覆灭。尽管满清政府只要俯首贴耳的奴仆，但最后还是爆发了另一种形式的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戊戍变法的前奏“公车上书”。不过其主角已不是官学学生，而是获得了功名的知识精英──举人了。
明清两代的私学书院仍有发展，但自由讲学、学派体系、议政之风却屡遭中央集权政府的打击。如明代嘉靖、万历、天启年间先后发生四起禁毁书院的事件。无锡东林书院的主持人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倡导士人的气书和独立的人格，批判指鹿为马的强权政治，这在专制政治视同鼓吹叛乱。由于宦官率先违法乱纪，所以士人对社会的批判，也就被认为是把矛头指向皇帝的亲信（宦官）。这格外遭到当局者切齿，被视为大逆不道，罗织成狱，成批的逮捕流放，各地书院也被乘机一扫而光。
入清以后，满洲人镇压书院教育的手法更为毒辣，他们指令各省统一书院，拨官费办学，实际目的是把八股文充作书院的专业。这样的书院退化为官学的附庸，与宋明时代的自由书院完全不同，只有少数私人书院还残留宋明的传统。一是颜元主讲的漳南书院，重视经世之学；一是阮元主讲的诘经精舍，注重考据；再有姚鼎的中山书院讲授辞章。直等到八国联军打破了满清朝廷的垄断，清朝才横下心来，废除八股，兴办新式洋学堂。尽管这对推延王朝末日已经无济于事，但却开辟了现代教育的通道。北京率先设立京师大学堂，各省则一窝蜂地把省会的大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府城的书院换上了中学堂的牌号，州县的书院改名为小学堂。如此改革，效果可想而知。实质性的教育现代化，只能是缓慢而迟滞的。
正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篇所说：“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书院制度对全球政府的提示是：随着文明的趋同，教育的多元化渠道日益壅塞，在全球范围建立统一的大学制度的良好初衷，最后可能被政治野心家利用成为洗脑的工具。然而趋向统一和垄断的步伐是不可阻挡的，正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事情最终不得不趋向另外一个极端。
2003年12月30日下午三时，随着湖南岳阳市平江县五峰私塾老先生朱执中的一声“封馆弃教”，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历经二千五百多个春秋的私塾教育，终于成为历史。据悉，中国最后一个私塾封馆的消息传开后，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反响。
岳阳平江是湘鄂赣三省边界的一个小县。据考证，此地私塾为中国最后一批，十年前仍十分兴盛。教学内容主要有学古文、习书法、做诗文等，先生都是当地有较深古文功底、德高望重的老者，学生多为二十岁以下的青少年。但随着从事私塾教学的先生近年来相继因年迈辞世或弃教，当地仍传承着这一春秋时期由孔子所创私学方式的就只剩下朱执中一人。当地教育部门非常肯定地表示：“朱执中的封馆意味着中国最后一个私塾也消失了。”
尽管八十三岁高龄的朱执中仍然硬朗，他封馆的理由却是：“老啦，教不动了！古语有云‘七十三、八十四’啊！”因孔子、孟子分别在七十三岁和八十四岁去世，中国有说法称这两个年龄是生命的两个门槛。回首自己的教授生涯，朱执中仍然记忆犹新：1939年的一天，教了自己多年的私塾老先生突然病倒，品学优良的他只好暂替其位，“谁料这根教鞭’竟然一执就是整整四十二年！”据称，朱执中督课极严，谆谆善诱，在当地享有很高声誉，门生已达数百人。朱执中所收的学生每个月只交四、五十元人民币的学费，家境实在困难的可免交，很多家庭也往往只是定期送些粮食来代替。对于朱执中的“封馆弃教”，当地不少人表示惋惜。“新书读了可以去搞事（工作）；老书读了晓得做人，当农民学会做人更重要。”这种认识在当地村民中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与农民们“学会做人”的中国思想相比，北京某大型电器公司行政总监刘先生不惜跋涉千里前来投师的理由则十分欧化──学好管理。去年12月上旬拜于朱执中门下的刘先生，目的是用一个月时间系统学习《论语》、《诗经》、《古文观止》等古籍。大学毕业的刘先生认为传统文化的不容小觑，在商言商有助于建立企业文化、领导团队发展、弘扬职业道德、增强员工的全局意识。平江县教育局对私塾的态度是“既不提倡也不明确反对”。最后一个私塾符合“自由发展、自由消亡”的方针，其自然封馆，使得尽力扫荡中国文明之残余势力的教育部门“欣慰地认为”，“这是九年制义务教育普及后升学机会大大增多的必然。”（参见《最后一个私塾封馆：2500余年的中国私塾教育终结》，余娅琳）
在我们看来，上述“最后一个私塾封馆”事件，象征性地凸显了中国文明的彻底死亡，尽管这次外来文化的征服是由信奉马列主义的“本族人”来执行的，不像拜占庭文明的死亡是由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带来的。拜占庭文明的灭亡，带来了西欧的文艺复兴，和随后到来的地理大发现和殖民主义时代。中国的文明的灭亡，将给全球化的世界带来怎样的契机？而中国文明是否会像希腊文明、拜占庭文明在本土死亡以后，由其他更有活力的民族集团或“全球融合集团”发扬光大？就像以往的日本所作的那样。这是一个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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