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韩非子》论稿（完整的）
(博讯2005年10月17日)
谢选骏更多文章请看谢选骏专栏
一、人格的矛盾
(博讯 boxun.com)
无文化者的反文化倾向是可以理解的：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同的群类以其不同的禀性去排斥异已。但是，当一位身负文化使命的人，把“反文化”作为自身活动的基本指向，就该另当别论了。文化人的反文化倾向表明：一个社会的文化机制本身遇到了某种重大的梗阻，犹如一个人的自身免疫系统出了毛病一样严重。
社会生活中的文化机能，仿佛人的生物循环中的免疫功能：帮助生活者克服天敌，发挥潜力，以此随时调整生态的内外平衡，创造并确保主体生存必要的条件。现代医学已经证明，最严重的人体疾病莫过免疫系统方面的混乱。癌病、艾滋病，都属此类。人类文化学的观察也一再揭示：最严重的文化疾，无不表现为社会的内乱，其典型事例则是来自文化机制内部的对文化的习惯性排斥，例如“文革”的指导思想就是如此。
此亡国灭种之恶兆乎！文化人的反文化倾向则更表明，此种文明实体的运行已陷入内乱状态，原先指向外敌的免疫机制，此刻开始转而杀害内部。社会性的自杀开始了。
反文化者的形态不一，但其最大共通点则是对于理性的怀疑与蔑视，是企图用暴力来改造社会（“愚公移山，改造中国”）、颠倒历史（“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扼杀人性（“狠斗私字一闪念”）的专政理论。这时，社会屠夫们常以大无畏的毁灭性热情，铲除文明的残余，结果使得大众未蒙其利，先受其害。
理性，曾是文明人引以自豪的特徵，是文明创造的经久业绩之一；但奇怪的是，在历史发展的关键处，理性却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决定性的挫败。理性的对话由于达不到社会性的成效果而遭到摒弃甚至奚落。尊荣与孱弱之间的这道鸿沟，虚名与实祸之间的这一对立，清楚不过地显示了生存的荒诞性质：理之所存与生之所存，其实是不可兼得的啊。人要么无理而生存，要么有理而死去！这是人的本能和理性之间的摊牌。
有幸进入中国历史殿堂的反文化者众矣；但同时兼有文化人的社会身份者，则寥寥有数。其中，以战国末年的集权思想家韩为最早、最典型，这也难怪韩非大得文革发动者的青睐，因为后者也曾一度挤入文化人的队伍。
一、人格的矛盾
韩非（约公元前二八０年──前二三二年），战国末年著名法家思想家，出身韩国贵，是所谓“诸公子”之一。曾受业于荀卿，集“法”、“势”、“术”三派思想的大成，又参合“刑名”，使法家思想从理论上进一步臻于成熟。与此相应，他用以表达思想的论理术，也深受三派思想作品的教益。应该说，在那个纵横家（这相应于古希腊世界的“诡辩家”）四出游说的大乱世，尽管有了论理术的大量操练，但把它纳入一个理论语言的思考范围的，却首推韩非，他的《说难》一文，讲的是游说理论，但却总结了论理术的历史经验，方便读者从史的角度去观察韩非的论理术，因此获得了重要性。
韩非学说的社会目的非常明显，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是为“治急世之民”而发的。（见《韩非子·五蠹》篇）
韩非是战国末期新兴的争霸阶级（相当于近代操持阶级斗争理论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红卫兵”和操持种族斗争理论的“雅利安人冲锋队”、“党卫军”）的代言人，他所从属的那个集团，具有一个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它是新兴的、有创造力的（对周天子的世界秩序而言）；另一方面，又带有不择手段的掠夺性（对失去庇护的下层大众而言）。这与近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颇为相似，在近代的社会革命中，这些革命者既要推翻传统的秩序，又要控制人民的不满，社会现实中反差式的压力，导致阶级斗争和种族斗争观念的崛起，如同在先秦时代是导致法家君主至上理论的完成。这种过程在韩非的学说中也得到充分体现──因此我们可以沿用孙中山关于“中国古代也有社会主义”的奇谈怪论，来说“韩非子实在称得上是中国最早的甚至世界最早的社会主义者”，是阶级斗争观念和种族斗争观念的同路人，当然，他的理想是消灭这些斗争（他称之为“乱”），为此他认为需要建立君主至上的全面专政（参见他的《五蠹》）。
《韩非子》的论理术，也受到这一内在冲突的制约。一方面，在论证社会现状需要改变时，作者能表现出摆事实、讲道理、吸取历史教训、结合时代现状等合理的学风与文风；另一方面，当他完全代表革命政权要求彻底控制奴化人民的新秩序要求时，就表露出武断的先锋队作风。两种倾向在《韩非子》中往往混杂一起。正是因为这种混杂，再加上法家思想特有的成见，作者常将统治阶级的贪欲和人民群众的谋生混为一谈，要求一并予以镇压，实行全面专政。
尽管有这样内在的矛盾，但无论作者的学说也罢，作品的风格也罢，还是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这是因为作者的全部学说和毕生活动正是在致力于解决这个矛盾，而且在韩非看来，他的理论已经解决了这一矛盾──即建立新国家的全面专政（既针对旧领主集团；又针对人民群众）。在那个“国家与革命”的主旋律控御人心的动荡世界里，韩非和受他感召的人们，怀着乌托邦的虔诚，去观世察人，为建立一种失去宗教信仰（“礼”）的政治信仰（“法”）而奋斗。在他们看来，政治信仰才是历史的必然性──他们通过自己“中国古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批判旧势力）、自己“中国古代的资本论”（建立新观念）和自己“中国古代的超人哲学”（神圣君主的全面专政），把信仰、真理、现实这三层存在，给搅到一起。十分明显，韩非主张消灭“五蠹之民”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宣传异曲同工。例如左翼社会达尔文主义（布尔什维克）的宣传鼓吹“消灭阶级寄生虫”，右翼社会达尔文主义（纳粹主义）宣传鼓吹“消灭种族寄生虫”，甚至连语言都近似韩非：蠹，不就是寄生虫吗？
在受到了韩非语言魔力的催眠影响的人们看来，韩非的理论集法家势家术家之大成，堪称“中国古代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资本论”，在“伟大的超人秦王嬴政”手中，似乎实现了全面专政。但在摆脱了这种催眠影响的后人看来，这一矛盾并未真正得到解决，反而导致了专政集团与无权群众之间矛盾的空前激化，使之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不仅导致秦王朝的最终崩溃，也促使韩非学说像近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那样在实践上趋于破产，不论其为阶级斗争型号的伟大领袖，还是种族斗争型号的伟大超人，都是回天乏力的。因为既然列国争霸的时代结束了，那么世界和平的仁政当然需要过滤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兽性宣传，再现中庸之道。
除了上述普遍的社会冲突外，四处谋生的“法术之士”还面临一个特殊的处境。他们非贱即疏，并不属于统治阶级的核心集团（像韩非这样的王族边缘人物少之又少）；正如中国近代的造反集团，其核心成员多是小老婆养的，所以虽然出身有钱家庭，还可以受到教育，然而心理变态、“苦大仇深”，急于摆脱另他们用永远感到耻辱的“旧社会”，是显而易见的。如此一来，他们的社会活动，既需要和社会名流交往，又可望摆脱这一交往带来的耻辱，而这种困难处境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实现！所以古代的革命家法家人物，即使取得了统治者的一时信任，但最后大都成为其牺牲品。对韩非来说，还有另一个矛盾，他渴望得到权力中心的重用，以实践自己的思想，可又始终未能如愿，最后在秦城监狱中被自己的亲密战友下毒害死。这些风风雨雨甚至雷鸣电闪（社会的，法家命运的，韩非个人的）交织在一起困扰着韩非，使之苦恼，并在他的著述生涯中得到了最终的表现，使他的作品蒙上了一层严峻色彩。
《韩非子》的文章因而具有鲜明的特色，以其纵横捭阖式的论理艺术，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占有特殊地位。清末人王先谦曾指出：“韩非处弱韩危极之时……故其情迫，其言核，不与战国文学诸子等。”（王先谦：《韩非子集解序》）
这一“迫”一“核”很能道出韩文的特点。从内容上看，它属于社会科学、政治哲学方面的著作，是“其身与国为体，又烛弊深切，无由见之行事，为书以著明之”（同上）的产物。但作者在表述自己社会政治思想的同时，施展的多种论理方法，也体现出的文字艺术的素养。尤其《五蠹》、《孤愤》、《说难》、《内外储说》等诸篇，更是脍炙人口，历来受到行家的重视。这样，作为形成风格的政论文，它们理应成为文化史的研究对象。
二、史、论结合的论证方法
《韩非子》包含了许多生机盎然的历史故事，记载和描绘了各类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他们各具个性的语言，形形色色的社会活动，五花八门的思想言行等等，在作者的精心安排、巧妙穿插之下，都成了论证韩非思想的插话与佐证。作者通过这些人物之口，或借助于这些人物的活动，有力地揭示了自己的思想与观点。在这些故事的前面或后面，作者又往往直抒胸臆，用以点破或阐发故事中所暗含的“微言大义”。我们把这种论理方法，叫做“史论结合法”。
史论结合法有多种表现形式，因内容的需要而在所变化，而每一类型又都有不同的用途，效果也因之而异。它把文学手法和历史题材杂糅在一起，冶文、史、哲于一炉，阐述了作者的社会改革观念。除了少数几篇笔记性的论文之外，史论结合法到处都有不同程度的运用。它活跃了文章的气氛，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也使作者的思想显得含蓄，从而获得普遍的社会历史意义。
史论结合法的第一种，我们姑且称之为“以论带史”。它的主要特徵是作者先道出自己的思想（即论，韩非自称为“经”），然后列举若干历史故事（即史，韩非自称为“说”）以为佐证，这些故事解释并深化了“论”中的思想，并用故事的生动性和读者群对故事的熟悉或是爱好，去增强文章的说服力。
例如《内储说下·经一》：
“权借──权势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下以为百。故臣得借则力多，外内为用则人主壅。”
这是“经”部中的“论”。接下来就是“经”部中的“史”，构成“经”部向“说”部的过渡：
“其说：在老子之言失鱼也。是以故人富久语，而左右鬻怀刷。”“其患：在胥僮之谏厉公。与州候之一言，而燕人之浴矢（屎）也。”
在“说”部中，用五个故事（即史例）连环来阐发经义（即论点）：前两个故事讲从“权借”受益，后三个故事讲从“权借”受害。而这五个故事分别采自以下的典故，造成人物寓言：
（１）《老子》上六章：“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这里借用老子的话说明统治者不可离开权柄之“渊”，否则权势即将枯败。
（２）靖郭君做了章国的宰相，他经常和以前的朋友聊天，朋友因此致富，因为能和宰相谈话这本身就是一种资本。另外，他也曾赐给侍从一些小礼物，但侍从因此权重，因为礼物虽轻，但却是宰相所赐，侍从可以仗势欺人了。韩非用这故事说明权势和“吏势”在生活中和政治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３）晋厉公为了夺回失去的政柄，听从胥僮长鱼矫的进谏，诛杀了■（谷阝）氏三卿。胥僮认为过于宽大，将招后患，劝厉公乘胜“尽之”，将栾书、中行偃等“分裂势力”一鼓荡平，但厉公却不忍下手，终为诸卿所害。
（４）佞臣州侯，做了楚襄王的宰相，权倾一时，独断专行，反倒引起君王的猜疑。襄王向近臣了解州侯的行径，但因州侯的威势太大，连近臣们都说他的好话，襄王因而为权臣所蔽。
（５）燕人李季经常出门旅行。他的妻子与人私通时，他却突然回来了。眼看奸情即将败露，他的妻子心生一计：令奸夫裸而出逃，却嘱咐家人都说未见有人裸体跑出。由于众口一词，又由于所见甚怪，李季竟中了奸计，相信自己所见不真，而为了祛除这“幻象”的不吉，他还心甘情愿地用“五牲之矢（屎）浴之”。整个故事富于戏剧性。
纵观五个故事连环，作者首先以《老子》“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的教义，说明所谓“权借”──权力的暗中转移，是当权者的最大危险。然后用靖郭君的故事说明“权借”现象的无所不，提请人们留意于此种危险的悄悄降临。接下来用晋厉公故事说明反“借”现象必须坚决、彻底，否则，当权者必将面临末日。最后，分别用州候和燕人的故事说明了“如出一口”的舆论，在权力争夺中的重要作用──具有倒是非、混淆黑白的语言魔力。作者以此明确地揭示了：舆论是权力的一种形态，权力可以制造舆论，而受到操纵的舆论也可以产生更大的权力。他用泼辣的笔调描述了“燕人”遭到众口烁金的谎言欺骗，并被浇了一头大粪的遭遇；指出舆论为政治家造福，同时却对人民构成严重危害，从而强烈地暗示：当权者应极度重视操纵舆论一如操纵其他权力工具，以免反过来被舆论伤害。
仅此五则故事作为连环，从不同角度阐明了“权借”现象的多方面特徵，对“权借”现象的审判，通过故事中的生动形象，得到了言外的宣读，从而使读者获得了身临其境的感觉，由此唤醒了生活体验方面的共鸣。这不仅使其理论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和广泛的启发，也给有意运用权借术或有意反对权借术的人们，提供了具体而详尽的历史经验。
《外储说》也遵循着这种论理方式。如《右下·经五》用了四个故事从不同角度来说明“因势之理，则不劳而成”的道理；从法家的立场尤其是从韩非自己的体验去阐发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权术思想。
第一个故事，用兹郑子“踞辕而歌”的轻松意态，说明“因势之理”包括“有术以致人”。第二个故事，用赵简主出税时“勿轻勿重”的决策，说明“因势之理”包括对“中庸之道”的善用，并用“薄疑问赵简主”时的巧妙对话方式，说明“因势之理”还包括察言观色，在人际交往中使用心理战术等权变。第三个寓言则以“齐桓公微服以巡民家”的故事，说明“因势之理”必须顺应自然规律才能缓和社会矛盾；当权者只有节制自己的奢欲，才能保持强大的内力。第四个故事，用“延陵卓子乘苍文挑龙之乘”而进退不得的窘态，说明“因势之理”应该勿使“民中立而不知所由”。作者于此，借善御者造父的口以圣人自居，叹息天下的骚乱失度。他暗示只有建立新国家的全面专政，以独裁君主的无上之境，才能消弥战乱。
这些例子告诉人们：“储说”中的历史故事，决非可有可无的装饰品，也不仅是某个论点的附注，故事本身已经化为系统论点的一部分。如果略去这些历史故事（史）不读，只读“经”（论），作者的思想脉络是难以捉摸的。思想的本质寓于语言的细节──许多重要的差异往往通过貌似不重要的细微差异显示出来。这一点在《韩非子》的史论结合法里体现得明显不过了。
史论结合法的第二种类型，我们姑且称之为“以史引论”。它的主要特徵是先描述一个历史故事，然后从中引出一个针对性很强的思想结论。这个结论表面上是针对故事中人物的思想、言论、行为而发，但却具有广泛的社会批评意味，这种类型主要出现在《难》篇中。
“难”，顾名思义是诘难，即反驳、批判。历来将《难》分成四篇，其实并不精确。在我看来，四篇《难》其实一体。它共含有二十八单元，每单元基本上独立，各由一“史”一“论”两部分组成。这里的“史”不是史家笔下的“信史”，而是思想家意欲一吐为快的那个结论的引子兼靶子。这里的“论”，亦不是史学家的客观评论，而是法家立场鲜明的政论。总之，目的不是论史，而是借史以寄寓作者自己的思想。于此，历史成了寓言，成了富于中国色彩的寓言故事。
例如：其中第一单元的前丰部分（史），以舅犯与雍季两人截然对立的意见为引子，导出晋文公的奇怪行为：“用其谋而后其赏，不用其谋而先其赏”。随后，故事结束于仲尼的议论中：“文公之霸，宜哉！既知一时之权，又知万世之利。”这史部算是后面论部的伏笔，整个单元的重心最终还是落在后来居上的论部上。
在论部，作者以独立而鲜明的立场展开了思想批判。首先，从逻辑上予以驳难：“季雍之对，不当文公之问。凡对问者有因，因大小缓急而对也。所问高大而对以卑狭，则明主弗受也。今文公问以少遇多，而对曰‘后必无复’──此非所以应也。”指出雍季的回答实为一种偷换命题的诡辩。继之又从思想上对文公展开诘难：“且文公不知一时之权，又不知万世之利。……万世之利在今日之胜；今日之胜在于诈敌而已──‘文公之霸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赏也！”明确指责了晋文公之愚，并批判了孔子对文公的赞扬，在锐利逼人的批判高潮中一举结束了论部。
可以看出，史论结合的驳难方法使文章的气势波澜四起，运用这个手法，作者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这样针锋相对的批驳，是有意识地利用驳论效果以强化读者的印象与感受。如果不用史论结合方法，而直接陈述急功近利的思想，那就不免显得浅薄、俗气，并失去其思想的尖锐性和针对性，也难于把法家重典治乱世的急迫感发挥到如此充分的境地。
被列入《难四》的那部分诘难文字另有一个特点，即每一单元都在一段史事之后发表议论。如最后一个单元，叙述一个侏儒见灵公并以“说梦”的方式劝其摒退雍锄、弥子瑕等佞臣，而起用司空狗一类的贤臣，结果获得了成功。然后，作者运用“炀己”的理论对这个受到称颂的故事进行反诘，所谓“炀己”是指臣下势力对君主地位潜在威迫。通过对“去其所爱而用其所贤”理想模式的深刻剖析，韩非指出，“用贤”有时不仅达不到好的效果，反会给当权者个人招致失去屏障的危险结局：“夫去其所爱而用其所贤，未免使一人炀己也。”这也许可以揭示，朝廷里为什么常常是小人得势。
第二段议论深化了而不是否定了这一主旨，进而揭示了一个新的命题：“不加知而使贤者炀己则必危；而今已加知矣，虽则炀己，必不危矣！”表明了作者的一贯思想：君主对臣下必须“有术以御之”。经过这样的转折利用，原有“炀己”倾向的臣下，对当权者个人的权位就不是一种威胁，而成为一种正面的辅佐力量了。
可以看出：这两段议论并非有人所认为的是两派后学的各自发挥，而是一种重重深化的论理术的实际运用。这种双层议论的否定之否定，较之单层议论的肯定或是否定，更显得曲折深入。它充分利用了“史”的部分所提示的启示力量，使同一个故事具有了更深一层的内涵。
特别有意思的是，第一类以论带史的故事，都是正面材料；第二类以史引论的故事，则作为反面材料来使用。作者对前者的态度是肯定的、赞许的；对后者的态度是否定的、非议的。基于这个区别，产生了一个微妙而深刻的差异：第二类型所援引的历史故事，几乎全部属于春秋时代或更古的时代。而第一类型所援引的历史故事,绝大多数属于战国当代。这标志着两种不同的“时代精神”，也表明韩非对后者有所偏爱。韩非，毕竟是战国精神的人格化身。
《十过》篇可能是个例外，从体例上说虽属第一类型，但其援引的十则故事却被视为过恶──因而竟有九则属于春秋时代。只有一则例外地属于战国时期，作者是借用它来批判自己祖国（韩国）的腐败现象，可算一个特殊的例外。对史料的这种精细选择，说明史论结合法到了韩非手中，已是相当完善、相当系统的论理方法，甚至在史料的取舍上也显得如此富于规律性。
史论结合法的第三种类型，也是运用得最多的一种，我们姑且称之为“以史入论”。它的主要特徵是用些生动妥贴、感染力强的历史故事，穿插于长篇政论之中，使本来平直刻板的政论波澜迭起，妙趣横生，仿佛令人感到了远古的智慧，在不知不觉中被引入作者早已为你安排好了的思路，只要一旦步入这思想的胡同，你就无法不走下去而一直走到作者构造的语言王国。
《韩非子》的长篇政论，如《说难》、《五蠹》、《显学》、《奸劫弑臣》、《说疑》等篇，都广泛采用了历史故事，它们与短篇政论极少穿插历史故事的特点，形成鲜明的对照。
《说难》在这方面成就更为突出。它的“论”部五百余字，而“史”部也有四百字左右。“史”部又有两段：第一段述“郑武公伐胡”的故事，辅之以“宋有富人”寓言；第二段述“弥子瑕有宠于卫君”的故事，两段之末都附有作者的议论，其效果是，在无形之中，将两个故事化作一个完整的论政过程。这种形式的史论结合法，似乎比前两种类型更为直接。它既非驳斥批判故事中人物的言行以显示自己的见解；也非借助于故事中人物的言行以建立自己的学说；而是使史论完全融汇贯通，从而形成一气呵成的整体。
《显学》第三大段的开头，就采用了这一手法：
“澹台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几而取之。与处久而行不称其貌。宰予之辞，雅而闻也，仲尼几而取之，与处久而智不充其辩。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
本段旨在说明片面性认识的危害。连孔子这样的智者，只凭一点片面的印象也无法对事物的真值作出准确判断（“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实之声”）这个故事穿插得是那样巧妙，以致使人难以分辨哪是故事，哪是议论。在《显学》的结尾处，作者又再次运用这一手法论证自己的观念：“昔禹决江浚河而民聚瓦石；子产开亩树桑，郑人谤訾。禹利天下，子产存郑，皆以受谤。”显然，这两个小故事只是为“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这一思想结论提供历史根据。先巧妙地埋设下两个“史实”，作为上述结论的有力伏笔。这种论理术造成的传统是如此强大，以致后人专门为此制作了一个名词以供概括之用：“借古讽今”。所谓借古，即借古之史事；所谓讽今，即针砭今之非理。二者合，即“以史入论”＝“借古讽今”。
《五蠹》的情形更其明显。除了开头长篇的历史追述外，还有三段史论结合的实例以资运用。第一段用“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的故事说明“世异则事异”的道理。
第二段用舜舞干戚而平服苗民，共工之战却要用武力争胜的故事说明“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的道理，并引出──“故曰：事异则备变”──的结论。读来很觉生动。
第三段用子贡为鲁国向齐国进行游说失败的故事，说明“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的道理──典型的以史入论、借古讽今。三段史实的后面都继之以作者的议论。和《说难》的情形相似，其作用是使故事情节化为论理过程。
《奸劫弑臣》中这类例子更多。最长的故事达二百八余字，零星的则不胜枚举。因为“奸”、“劫”、“弑”这类不幸事变在历史上的宫闱深处发生得特别频繁，古代史官又对此特别留意，故而引用起来俯拾即是。同样，里面的故事作为论证过程也达到了引人入于胜境的功能。《说疑》一气列数了五十四位历史人物，并根据论证的需要被分作五大类，以此“历史”作为其学说的注脚，言之凿凿，有根有据。
史论结合的论证方法由来已久。
《殷书·盘庚》中有“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动用非罚，世选尔劳，予不掩尔善”的记载，这可视作“史论结合法”的文献萌芽。《周书·无逸》追述了殷王中宗、高宗、祖甲勤奋兴邦的故事，并与后来诸殷王的故纵生活作了鲜明的对比，然后又援引周的太王、王季、文王“不遑暇食”的生活风范，说明“无逸”即力戒懒惰，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最后警醒当权者说：“呜呼！嗣王其鉴于兹。”显然，这已属于比较显著的史论结合法的例子。至于《孟子》“言必称尧舜”，《庄子》“以重言为真”、《荀子·成相》中大量的谈古道今……都可看做是史论结合法的较早试验。
本来，在言谈和文章中广用历史故事，是先秦诸子的普遍风尚，《韩非子》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传统，多方运用并非信史而是作者选择加工过的历史寓言式的材料，从而形成系统的史论结合法。和《韩非子》差不多同时问世的《吕氏春秋》也广泛采用了史论结合法，但它的类型基本上偏重于“以史入论”一种。
较之《韩非子》所具备的三大类型，显得颇为单调。这表明《韩非子》更寓于创造性。对这一创造的原动力的研究表明，《韩非子》有系统地以论为主、以史为辅地运用了这一论理方法，为的是迅速地创立鼓吹新中国专政的理论体系。
《韩非子》的这一经验，对后世政论散文的发展，有一示范作用。即如刘向的《说苑》、《新序》也采摭既成的历史故事，然后再按自己的思想意图分门别类：作者的思想由各类的标题表现出来。刘向的《说苑》、《新序》这两本书是把历史故事的寓言意向，全部溶化到故事的叙述中去，不再另用宣言。因而，从此演化出一种新的论理方法：“史中涵论”。而韩婴的《韩诗外传》则明确地用“传曰”来为历史寓言破解题意，这也是出于解说诗经的需要。因为所谓《韩诗外传》，正是对韩婴其人对《诗经》的系统解释，这种解释比毛诗更加接近修齐治平的政治挂帅。
当然这些形态不同的发展除了《韩非子》的影响外，也受到《吕氏春秋》、贾谊《新书》的影响，因此，我们应当把它看作中国论理术的历史发展中的一个趋势。韩非的历史寓言，则是扮演了一个承先启后的角色。
三、犀利精巧的寓言故事
从素材上看，《韩非子》的寓言故事大致有：
（一）主角都是经过拟人化处理的动物角色的动物寓言；
（二）主角是人，但不是特定的历史人物，而是些随意杜撰的“楚人”、“齐人”之类的社会寓言；
（三）主角是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但所载故事往往虚构、并不一定实有其事的历史寓言；当然，其中也有一些作品是作者用基本属实的历史故事来予以寄托特定的寓意。
这三类寓言都以各自的贡献推动了论理术的发展。动物寓言的文学意味比较浓厚，它以充分的童话色彩将动物世界拟人化，然后托以大义。例如，著名的《虫有■（虫鬼）者》（《说林·下》），只有十六个字，却说明了人与人之间的争权夺利、自相残杀而给自己的群体带来的危害性：“虫有■（虫鬼）者，一身两口，争食相龅，随相杀也。”（《说林·下》）尖刻地讽刺了那些贪得无厌之辈：眼光比一只虱子还要短浅，为谋取蝇头之利最终自取灭亡。《涸泽之蛇》（《说林·下》）描写两条蛇装神扮鬼，利用人们心理上对罕见事物的畏惧而成功地愚弄了世人，笔法辛辣、见地无情。
社会寓言的文学价值较之动物寓言另有一番意韵。由于韩非终生关注社会问题，自然也都写得比较充实，论证也更加直接。比如我们众所周知的《郑人买履》（《储说左上》），辛辣嘲讽了教条主义者的可笑：他在买鞋时竟然忘了脚就长在自己身上，还要回家去找鞋码的尺寸！《买椟还珠》（同上）则一箭双雕，既讥讽了卖珠者的本末倒置，又讽刺了买椟者的弃本逐末。作者沉痛指出了他置身其中的那个时代的心理现象：过于重视形式和外观，反而忽略了内容和实质。其实，这何尝不是各个时代人类的通病呢？
一般说来，《韩非子》中的动物寓言和社会寓言和我们今天对“寓言”的理解比较相近，而“历史寓言”就相对远离了寓言一词的“文学性”即编造性。《韩非子》所载的历史故事，有些见于史书；有些则无考。情况大体是这样：
见于史书的则为历史故事；无考的那部分则只能被纳入历史寓言。然而，即使是大体真实的历史故事，在韩非手下也往往被当作寓言来处理了。比如前面所举的靖郭君、晋历公、赵简子等故事，虽在历史上确有其事，但韩非是借用它们来说明和论证自己的某种观点的，在施行论理术的意义上，作用与那些编造出来的历史故事、社会故事、动物故事，功能相同。
正因为寓言的作用点在于论理的功效，因此，除了少数情况，真实的历史故事和编造的历史寓言之间的界限，在《韩非子》中并不清楚。我们之所以要列出“历史寓言”这一名目，既是为了解释某些不见于史书或与传统的记载相矛盾的历史故事，也是为了突出韩非“将历史故事予以寓言化”这一倾向。例如，相形之下，《庄子》的“历史寓言”是令人一望即知：他所采用的虚无主义和玩世不恭的嘲讽态度，使得他笔下的历史，尽为任意制作的荒唐寓言（他称之为“重言”）；其特点，主要表现为根据论理的需要去改写已有的历史故事，使之面目全非，荒唐可笑，例如关于孔子的种种寓言即是。而韩非的历史寓言，则比较缺少庄子式的反讽和调侃性质。
如此看来，《韩非子》的三种寓即动物寓言、社会寓言、历史寓言，只在素材的选择方面有所区别，就其充当论理的依据而言，并无二致。这些寓言也许其来有自，但如今已经成为《韩非子》文章的有机部分，并在运用过程中已被改造，赋予了鲜明的“韩非特点”：如透彻的社会观察力、深刻的社会批判性、对世态人情的尖刻无情的剖析等等。其叙事有如其论点一样，体现出韩非对人性的看法，带有强烈的“性恶”倾向。而与《荀子》不同的是，战国主义者韩非已经不再把“性恶”视为“恶”，反而认为这才是人性的本来状态和健康状态，因此，与其从道德上批判它，不如从政治上利用它。韩非鼓吹的这种人性观，与著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1844-1900）鼓吹的“超越善恶”，十分想像，都属兽行时代的兽性宣言，所以当韩非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兽性主导的文革兽行中，得到表扬和推崇，也就不足为奇了。
《韩非子》把寓言化为论理的方法，是因为一方面寓言本身有其独立性，大都比较完整，可以作为一单独作品来读。另方面，其作用又在于说明其政治思想，可以用一串寓言（从几个到几十个不等）来说明一个理论（见其《内外储说》）；也可以把一个或几个寓言穿插到文章中去，以增强其文章的说服力（见其《说难》、《五蠹》）。这些短小精悍的寓言，具有投枪般的功能，而并不同于一般意义的比喻（像《五蠹》中“今有不才之子”一节，只是比喻，不是寓言，因为它只是叙述一件事情），而穿插性的寓言大多有一定的故事性，读起来饶有趣味，足以启发人们广泛的联想，穿插在文章中的这些寓言并不需要很多，也不需要出现频繁，就可以画龙点睛、阐明观念。
《韩非子》的几个成熟的长篇政论都具有强烈的论辨性，但一味反复申述思想，可能会使普通读者感到厌烦；这时，恰到好处地用上一个寓言，既可以深化作品的思想，又能够增添读者的兴趣，使文章富于活力，这正是在政论中穿插寓言的妙处。
例如韩非最为成熟的长篇政论《五蠹》，系统地提出了历史、社会、政治方面的理论，基本层次是先谈历史发展的性质（像是马列主义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进而论述战国末期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像是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和形势报告），最后提出相应的政治解决方案：消灭五蠹，建立君主独裁（像是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纳粹主义的“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而其中《守株待兔》这个著名的寓言，则引起了承先启后、提挈全文的作用。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都知道“守株待兔”是何等愚蠢，但在政治生活中，人们却忘了“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正是“守株之类”。作者的用意，即在使用日常生活中的经验语言，去解说政治思想上的理论偏见，使之变得和日常经验一样浅显清晰，便于下层民众的理解，所以说，生活中的“守株待兔”仅是“身为宋国笑”；而政治的“守株待兔”则将“不免于乱”。
《说难》用“宋有富人”的寓言说明向独裁君主进言必须审时度势、权衡彼此的利害关系，否则难免大祸临头：宋国有家富人的墙，被大雨淋坏了，他的儿子和他的邻居都劝他修墙防盗，但他没有及时修补，到了晚上果然被盗。结果，他的儿子得到表扬；邻居却遭到猜疑。作者用这则寓言说明重要的不是知识本身，而是如何运用知识；不仅要说出正确的话，而且要在正确的场合、以正确的身份说出正确的话；“忠臣”的使命不仅是进忠言，而是要保证进言的成效。总之，“处知”比“知”更难。而从与整篇政论的关系着眼，这则寓言不及《守株待兔》来得直接。它不是全文纲要式的提示；只是一条生动有趣的旁注，用以阐明“说之难”的一个侧面。
《难》篇第二单元中的《矛盾》寓言尤为著名，同一个寓言还见于《难势》，用法及寓意也大体相同，“矛盾”后来被人们转化成为一个得到广泛运用的哲学概念，意在揭示人们生活和思维中一种不能自圆其说的现象。寥寥五十余字，就将“鬻矛与盾者”的窘态全部托出，他那难以解脱的理论困境足以引起人们的思索与深省，从而促使人们围绕“认识自己”进行反思。
这里，我们需要特别出来讨论的是，“矛盾”这则寓言本身虽很精彩，但它的运用却是失败的。它不仅没起到应有的论证作用，还给人以牵强之感，显得很不得体：
在运用这则寓言之前，韩非先讲了一个历史故事。大意是说在尧当政的时候，历山的农人、河滨的渔夫、以及东夷的陶匠中间发生了侵畔和争执，舜在各处生活了一段时间后，由于他的示范作用，这些地方的人民都趋于和平相处。于是孔子就称赞这是“圣人之德化”。韩非就是用“矛盾”寓言来驳斥孔子“圣舜”的言论，认为这与其“圣尧”的主张，属于“矛盾之说”。
其实，“矛盾”之间的关系，与“尧舜”之间的关系并非同一性质。前者属于对立关系；后者属于从属关系。用矛盾来比喻尧、舜，违背了形式逻辑，属于一种“无类比附”。韩非的上述论断建立在如此不可靠的错误比附上，他的论断就成了一种无法经受推敲的诡辩。由此可见，“矛盾”寓言很可能不是韩非的创造，而是出于某种抄袭和借用。
当然，这并不能否认韩非在记述方面是一高手，他经常无需着墨很多，寥寥几笔就能把整个故事的原委关节勾勒出来，并有效地烘托出立论所需要的那种气氛。如《内储说·下》在论述人与人之间同床异梦、极不信任的“战国关系”时，讲到一对夫妇一起祷告发财致富，妻子仅仅祈求神灵保佑她得到一百吊钱。丈夫问她为什么要求得这么少？妻子回答：“益是，子将以买妾！”寥寥三十余字，写出了妻子的猜忌、丈夫的不忠和夫妻关系的内在紧张。
这类寓言与韩非“斗争哲学”的世界观有密切联系，他把世界看得十分冷酷、人性天然自私，所以他的寓言难免尖酸刻薄，当然这种文风对于论证那些颇为激烈的政治学说却可谓恰到好处。
韩非的寓言善于在一些貌似平淡的叙述中蕴含犀利的讽刺。《内储说》中的《滥芋充数》说到，南郭处士钻了齐宣王好听三百人合奏的乐曲这一空子，明明不会吹竽，却乘着集体演奏的方便，冒充吹竽能手；直到爱听独奏的齐囗（汉左缗右）王继位，南郭处士才无法混迹，狼狈逃走。这个故事揭示了：冒牌货难得经受时间的考验；而那些不懂装懂的江湖骗子，又是怎样蛀食着社会的良心。
《外储说·左下》中《郑人争年》的寓言，也颇能代表韩非的风格──两个郑国人互争年长，一个自称“与尧同年”；一个吹嘘“我与黄帝之兄同年。”这真是战国末期的诡辩家们的一幅活画像：这些人一天到晚纠缠在毫无意义的问题上，争强好胜，“讼此而不决”，最后，只能“以后息者为胜耳”。这样的胜利又于事何补呢？作者的批判态度融汇于故事之中，暗示了理论斗争的没有意义，按照韩非思想，决定理论结果是强权而不是争论。
《韩非子》集中使用寓言，不同于其他诸子分散使用寓言。在《说林》和《内外储说》中，寓言一个接一个地涌现出来；而在其他诸子散文中，寓言基本上还都是穿插在论说文中。相形之下，《孟子》寓言的生活气息浓厚（如《离娄》中的《齐人有一妻一妾》）、平易通达（如《万章》中的《校人烹鱼》）。《庄子》的寓言富于隽永的反讽性（如《桓公读书》、《浑沌之死》、《罔两问景》等）,无拘无束，宛如漫天神游（如《鲲鹏》、《望洋兴叹》、《任公子钓大鱼》、《骷髅》等插话寓言）。这种差异，与各个作者的不同人格直接有关。孟子对社会政治中的道德修养问题较感兴趣；庄子喜从哲学角度观察自然、社会与人生。韩非则专注于统治权术和社会改革的方式方法等问题。这些不同的意向，很大程度上支配了寓言的写作。
四、各得其宜的体裁结构
文体的结构，与论理的方式也有关联。
《韩非子》的文章体裁不拘一格，显得丰富多采。它有独特的“储说体”、“辩难体”、“长篇政论”、“短篇政论”等，还有许多不同类型的文字，如奏折上书、韵文、注释－解说、对话等等。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在体裁多样化上极为突出，这是《韩非子》对先秦散文的一个重要贡献。伏尔泰曾说：“除了乏味的体裁之外，其余的一切体裁都是好的”。显然，这是由于各种体裁只要运用得当（不乏味），就有助于写出思想感情。而一般说来，韩非文章的种种体裁尽管不是无可挑剔，但都并不乏味。
史论结合法的运用，对于多种体裁和不同结构的形成，起了直接作用。
一、运用“以论带史”的方法，其体裁即为“储说体”，其结构如前所述是一经附系数说，数经合为一文。
二、运用“以史引论”的方法，其体裁即为“辩难体”，其结构如前所述，是先提出了政论，然后加以反驳，用这样一种“两段式”树立已论（包括某些“上书”），变得富于韵致，委婉中不失其气势一贯，也使其结构复杂多变。
可以思考一下，若无历史故事的穿插，渲染，仅有作者的议论直述，将使文体的结构较为简单──这是短篇政论的特点。储说体和辩难体的结构特点，前面论述史论结合时已经附带讲过，长篇政论和短篇政论，以及其它各类体裁的结构特点，情况则更为多样化。
长篇政论包括《韩非子》最著名的一些文章。如《显学》、《五蠹》、《孤愤》、《说难》、《奸劫弑臣》等篇，它们较系统地说明了韩非的社会政治思想。篇制宏大，内容丰富，论辩周详。而其结构则是复合的。这非常适于表现复杂的思想并展开详尽的论证。所谓“复合”有三种形式：
一、环环相衔；
二、并列相承；
三、首尾相顾。
这又与史论结合法的运用有关。
《显学》的结构即为第一种环环相衔型，从“世之显学，儒墨也”到“听行如此，其于治人，又必然矣”，为第一环。它由对儒墨两大显学的批判入手，归结到“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的结论，暗示有确立思想独尊体制的必要。
“今世之学者语治者”到“乱亡之道也”为第二环。从批判各派“杂反之学”入手，明确宣告了独尊体制的必要：“今以为是也，而弗布于官；今以为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乱亡之道也！”这也是文章的前半部分的中心思想。
“澹台子羽”到“王之道也”为第三环。从议论不能以言谈相貌为判断人物的标准着手，申明“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等用人原则的论旨，从而结束了文章的前半部分。这一环主论如何管理官吏的原则，并使全文进入一个新阶段，说明思想上的独尊，乃是出自政治上的压力，正如文革中确立马列主义的绝对思想控制，是为了巩固彻底的人身依附关系。
第四环主论如何管理人民的原则，“夫知祸盘石象人，而不知祸商官儒侠为不垦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类者也”，与《五蠹》对他们的声讨十分相似。这也表明，韩非是战国精神的真正代言人，他把一切价值都归结为战争的价值、兼并的功效。
第五环主论新型国家手中的有力武器──“法”的原则：“故有术之君，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鼓吹独裁君主应当充分利用“法”这一“必然性”武器实现全面专政，全文的核心思想至此已经披露。
第六环的论旨是：“明主举实事、去无用。不道仁义者故，不听学者之言。”从而再次肯定了第一、二环的论题：“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进而强化了这一论点。这正体现了环环相衔法的妙用。
最后的第七环，才托出全文的最后结论：
“禹利天下，子产存郑，皆以受谤，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举士而求贤智，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
《显学》一文的主旨，是号召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建立独裁国家的全面专政，并非仅仅是来考究一番儒墨两家显学的各自得失。这一产旨，到了全文的最后才得以揭晓：前面各环的展现，有如层层剥笋，十分自然地让读者在心理上走近并倾心接受这最后的惊人结论。无疑，这里包含着对人民大众的由衷藐视，也是法术之士的前述矛盾心情，在其作品中的又一次曝光──其思想也许甚不足取，但论理术水平仍然却给人深刻的印象。
这结构使我们再次认识到史论结合法的重要性：上述第三环几乎全部谈史，实际上是结合现实议题来承前启后──如果抽去这一段落，《显学》的文章必断成两半：前半论思想上的独尊，后半论政治上的独裁，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五蠹》的解构则属于第二种并列相承型。全文一分为二：
第一部分自启始至“私行立而公利灭矣”为止。其论旨为“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马旱）马，此不知之患也。”这一主旨位于第一部分的中心，是其核心主旨。以对历史的特定追述，来揭开关于历史发展的思想叙述，体现了论理术的纯熟境界。
第二部分自“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至全文结束。其论旨为：“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这是《五蠹》的关键结论，不仅论述五蠹之民的具体特徵，而且提出救治之方──通论世弊，为的是消除世弊、歼灭五蠹。相形之下，第一部分似乎只是这第二部分的导论了。然而，细细检查一下，第一部分其实也是第二部分的前提：前者是韩非历史观的系统表达；而后者则是韩非政治观的系统表达，政治观是从历史观引伸出来的。这样一来，无形中反倒使得韩非学说中的极端倾向得以缓冲。这仿佛告诉读者，韩非虽然号召不择手段地建立思想上、政治上的全面专政，但这个激进的学说只是针对乱世之弊而发，而非永恒的、普遍的真理。即所谓“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思想。也就是，在韩非的观念中，已经包含了这样一种认识：哲学只是工具，真理实际上是一种方法。否则，作者作为一个文化人，反而极力号召消灭文化、消灭文化人的言行──又该作何理解呢？
《五蠹》的结构是并立的，如将多用史论结合法的第一部分略去，第二部分的结论就未免太突兀、太偏激了。史论结合于此不啻是一种论证方法，也是广阔的历史视野的结果。表明韩非作为新国家的预言者，充满了自信，尽管这种信念已被后来的天下大乱证明是极其虚妄的。
《说难》“首尾相顾”的结构特点，也与史论结合法的运用有关，这使它有点近乎储说体。全文共两部分：论部与史部。论部在“此说之或也”截止；史部自“昔者，郑武公欲伐胡”一段史事启始。而它不同于储说体的则是：
一、论部很长而史部较短；
二、史部之末又附之以论：“故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鳞，则几矣！”
我们把《说难》列于长篇政论，就在于它结构上的复合性，使之属于第三种首尾相顾型。这种类型的政论利用历史故事，回环往复地一再申说法术之士这些“职业革命家”的困难处境和内心矛盾，说明他们正为建立新国家而战的极度苦衷。
长篇政论可代表《韩非子》散文的最高成就，也是先秦散文几百年发展的结果。很难设想，若是没有《荀子》中《劝学》、《不荀》、《非十二子》诸篇洋洋数千字的论理文章等一系列文范先驱，会有《韩非子》那些长篇钜制政论的诞生。但韩非文章的结构，较之先驱们则更显成熟，它专力于政治问题，不像《荀子》那样还把精力分散到多方文化问题的讨论上。从行文上看，《荀子》喜重复，有时不免拖沓；《韩非子》则干脆利索，深入极地，少有雷同之处。即使如此，二者之间的师承关系，依然是显而易见的。
短篇政论的情形与长篇政论正好相反。
如《心度》、《饬令》、《制分》等篇，未见引入任何历史故事，甚至没有援引任何史实。作者于此，只是一味地大发议论，它们的主题简洁明了，风格开门见山，全文往往一气呵成，也就很少长篇政论那种气势磅礴、前后呼应之妙。短篇政论因其篇幅较短，属于笔记式的短论，无法容纳，也许尚未补充进历史故事的素材以作为论据（《说林》就是这类素材。其本身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章，各故事间也看不出明显的联系，所以本文不拟对之进行分析），因此未能体现史论结合的一般方法。
还有一种体裁也很值得注意。它的前部是些提纲，分别标以“一曰……，二曰……”，它的后部对上述提纲进行总的解释，这和《内外储说》的分条处理大相异趣。凡属此类，不论它的解释性部分多么长，都未掺入一点历史故事。
就此言，它可算作短篇政论的特殊形态。我们姑且叫它“提纲体”。如《二柄》、《三守》、《六反》、《八说》等篇即是。提纲体可以算是一种“未采史论结合法的储说体”。其提纲部分相当于储说体的经部（论），它的总释部分相当于储说体的说部（史）。提纲体这一体裁，有效突出作者的思想，分别标列着数字的提纲式写法，具有宣言式的效果，它们在论证方面显得薄弱一些，可能还是未定稿，或是作者的笔记，因为仓促被害而嘎然中止了。
韵体通篇用韵，声情并茂，在《韩非子》中独树一帜。这或多或少是受了《老子》的影响。《主道》在这方面的表现格外突出。它基本上由四字句组成，通篇有律地用韵脚来增加文章的感染力。《扬权》还多用形象化的比喻：“斧”喻权柄；“弓”喻君权；“栖”喻国境；“木技”喻私门党羽等等。凡此，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印象，各个比喻还串成一体，用法颇为别致。这表明作者宣传自己思想的努力简直无所不至，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文体。
从某种意义说“注释－解说体”是《韩非子》的独创。例如，《喻老》与《解老》即是。这两篇作品也有所区别：前者运用了史论结合法而后者缺如。但是《喻老》与“储说”又不同，它用来阐明一层经义的，只有一个故事，而不象后者那样是一串故事。在思想领域中借用“注释－解说”来表现自己的思想，这是《韩非子》的特点，而在它之前的《易传》对《易经》的注释、发挥，基本上是按照《易经》本身的系统以及先后次序的来安排；而《喻老》、《解老》对《老子》的态度，则是纯粹从政治手腕的角度发挥权术主义，方式是以注释为形式，以自己的解释来挑明《老子》潜在的权术性。这样一来，也就完全打乱了《老子》原先的顺序，开辟了“六经注我”的先河。至于注解的段落也颇有选择，要合乎韩非自己的需要。例如，《解老》中《老子》原文出现的先后次序是：三十八章，五十八章，五十九章，六十章，四十六章，一段佚文（得之以生，得之以死，得之以败，得之以成），十四章，第一章，六十七章，五十三章，五十四章。除了以第三十八章论“德”开头这一点合乎地下考古新发现的竹简《老子》，其余的次序安排显然出自韩非自己的论理需要。
当然，这些创造不是凭空生出的，而是有所继承。就以储说体而言，它的形成就有受《庄子》影响的痕迹。《庄子》的文体，大多是几个寓言故事加上一段议论文字，故事的寓意和议论的主旨，相得益彰。在《庄子》中，那段破题式的议论文字的位置并不固定，有时在开头（《养生主》），有时在结尾（《人世间》），大多则是穿插于故事之间，这与《庄子》貌似游戏人生的态度是十分默契的。但韩非的“储说”则不同，它把议论文字全都移至篇首，从而形成“经”部；把故事放在后面，从而形成“说”部。这样，文章的天然之韵虽然差些，但却显得有条理，这和韩非讲究逻辑、过于认真以致失之执著、刻板的作风，同样是十分默契的。
先秦诸子的散文，从体裁上说，《论语》、《孟子》基本上属于语录体，大都是后人记录其先师言行的作品。思想家的个人创作起始于《老子》，发扬于《庄子》（《内篇》），完毕于《荀子》。《老子》大部分是韵文，《庄子》各篇的体裁也颇为相近（尤其《内篇》）。《荀子》以专论为主，还广泛运用了其它体裁，甚至民歌体的“成相”和新兴文体的“赋”──都被用来充当工具，表达政治学说。《议兵》一文，还有对话体的痕迹。《商君书》则辞简意赅，行文利落，对韩非短篇政论影响颇深（虽然现存的《商君书》可能出自伪托，但韩非当时无疑有真本流行于世）。
相比之下，《韩非子》的体裁结构则特别丰富，其所以如此，从主观上讲，作者在“预言家热情”的鼓舞下，努力利用各种文字手段极力宣传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从而有意识地创造了一系列的新文体。从客观上讲，这也是先秦散文各种体裁发展的集中表现和自然趋势。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固可把《韩非子》书中的各篇分列为各种体裁，不过就韩非本人而言，他当时运用这些体裁也不一定全部出于自觉。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有些文章形式比较成熟，如《五蠹》、《显学》、《说难》等长篇政论；有些则不太成熟，如反。如《心度》、《饬令》、《制分》等短篇政论；有些显然是未定稿，如《亡徵》、《八经》等篇；《说林》则只是资料汇编。结果，韩非在文体上的这种不规范性，使其文章体裁既有开创性，也有不成熟性，因此有些体裁后世很少有人效法。所以历来有这样看法：“求之战国之后，楚汉之先，体裁特异。”（明·门无子《刻韩非子迂评跋》）所谓“特异”，也就是很少有人能够效法他的体裁的委婉说法。但尽管如此，《韩非子》的多种文体却还是像是百川归海似地汇流于其论理术的运用之中。
五、独树一帜的语言风格
一部作品的文章风格或语言风格，是其作者的人格体现，直接的或间接的体现。由于风格是一种复杂得到了难以分析的事象，且被认为是无意识的产物，是一种很难模仿的东西，因此，风格也就常被排除于论理术的研究范围之外，因为对于后者，人们总是抱有某种偏见，似乎它纯属技巧领域，是小道，是可以任意学习和通过刻苦努力就可以达到登峰造极的圆满境地的某种东西。
其实不然。文体风格是带有某种生物属性的东西，它不是可以任意创造的，它只能从作者的天性中生成起来。法国作家蒲丰曾强调指出：“风格就是人。”因为“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所谓“精神个体性的形式”，在这里已经具象为作品的风格。而“精神个体性”，按我们的理解，则指风格藉以形成的那种特殊的思想感情。显然，不会有一种和作家的思想感情全无关系的“表现形式”（文体风格）。我们完全可以找到成批量的事例，指出历史上一切具有独创性的思想家，尽管他们并非狭义的文体学家，但是总能出人意外却又无一例外地开辟出某种独特的文章风格或语言风格。这是为什么呢？
严格讲来，这些风格并非有意识创造出来的；它们只是那些有创造性的思想家们在极力表达其思想感情和生活感受时，于不期然中流露出来，结果构成了打动人心的力量。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有充足理由说，风格，已经构成论理术的一个方域。尽管它对作者而言也许属于无意识的产物，但却直接左右着读者的意识，因此，“风格”应该成为我们这里的研究对象。
一种新的思想要求有一种新的语言风格、乃至某种新的文体来表述它，以强化它的特点。文章的语言风格、文体形式，与文章的思想倾向之间，从此有了亲缘关系，它们共同构成作品的总风格。所以，深入地探讨风格，还有助于对思想家的内在精神倾向，作出透彻的理解，有助于摆脱烦琐的章句之学的束缚，以更准确地把握思想的实质并深入体察其原始感情，从而真正弄清作者到底说的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样说。
《韩非子》文章的语言风格，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堪称独树一帜。它既不同于《论语》的安详裕如、谆谆教诲，《墨子》的平直枯板、喋喋不休，《孟子》的舒长迂回、滔滔雄辩，也不同于《老子》的精妙简赅、辞意深奥，《庄子》的荒唐无涯、汪洋恣肆。然而上述作品的风格和《韩非子》实际上也有不同程度的关联，这不能简单归结为“影响”，而是文化的总体背景使之然也。当然，如果局限起来看，作品之间的影响也不可谓全无。如《墨子》不仅在思想上对韩非影响甚巨，而且作为先秦时代较早出现的专门化的政论文体，《墨子》在文章写作方面对《韩非子》的潜在示范性，是不容低估的。主要表现为爱用逻辑推理、论辩时紧紧抓住一个题目不放，因此，二者的思想结果也就无不过激。从师承关系著眼，对《韩非子》论理术更为直接的影响，当然来自他的老师《荀子》，还有《申子》、《慎子》、《商君书》等术、势、法各家前辈们的作品，这与其思想来源的背景，大体上也是一致的。
对《韩非子》的文体在风格上的诸多特点，前人曾评论说：“顾先秦之文，韩子其的彀矣。……纤者，矩者，谲者，奇者，谐者，俳者，欷嘘者，愤懑者，呼号而泣诉者，皆自其心之所欲为而笔之于书，一开帙，而爽然，砉然，赫然，渤然，英精晃荡，声中黄宫，耳有闻、目有见。”（茅坤：《韩非子迂评后语》）这里诚然不乏溢美之词，但也确实点破了《韩非子》打动人心的力量与它的独特风格之间的内在关联。这总的风格包括文章风格和语言风格，文章风格除和语言风格有关，还和文章的层次、结构、论证的方法以及文体特点、思想内容等有密切的关系；甚至文章的感情色彩也和文章的风格有直接关系。因此我们只能说，所有这些都是韩非其人的人格体现。
韩非作为战国末年法家的集大成者，还有面对社会现实、迎接生活考验的勇气，他的理论是从对社会现象的细致观察中，通过缜密的归纳法建立起来的，具有批判精神，这是其理论中有活力的一面（它还有武断的一面，详下）。这些健康的因素，再加上作者所具有的较深厚的逻辑修养和较精细心理观察力，使其文体在风格上体现出严谨、缜密、犀利、雄辩等。在《说难》篇中，尤其以《论》部为然。
“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佚而能尽之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
文章起始直揭本题，但却采取了极富特色的迂回路线，首先排除了常人认为最有碍于游说的三个障碍：
一、知识不足，缺少谈资；
二，辞不达义；
三，态度上不够自如。
然后，趁读者尚未从正常的迷惑与疑虑中清醒过来，揭题之笔就点破了主题：“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说明心理观察和因势利导，才是游说成功的关键所在。因为，游说的对象不仅是客体，而且是主体，是形形色色且又变化多端的人，这使同一的说辞无所适从。三个“不可不察”，一步近似一步地申说了心理观察的重要性：
一，“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
二，“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
三，“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
综观此节，构造何其严谨，论辩何其犀利，可谓直指人心。最后一句“此不可不察也”上应第一句“凡说之难”；三个“非吾”连应三个“所说”。全段以“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为主轴。其余几个句子用以环拱、突出它，而九个句子所构成的全段，又是《说难》全文的重心，这就在迂回中见出了严谨、缜密的逻辑。
往下，从“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到“此说之成也”，用了近七百字，详细论证并发挥了“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这一核心思想，经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和对人情的刻骨洞察，震撼人心，说来有条不紊，序列井然。这也体现了当时还保有自由身份而非依附关系的社会活动家们，对于社会问题的讨论相当自由，敢于直面现实，不必顾虑后患。
从第一大段论“说之难”到第二大段论“说之成”；在曲折的迂回中不仅没有失落核心思想，反而有效地突出了“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这种风格非常有利于作者思想的层层展开。
除《说难》外，《难势》以及《难一》、《难二》、《难三》、《难四》也都各以严谨、缜密、犀利、透彻而耸人听闻。如前所述，这与韩非的驳论性质直接有关。驳论要求严密的逻辑性和尖锐的批判性，这一切都对韩非风格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辩难的进行，还使文章波澜壮阔，作者的思想一波一波地就此展开。
韩文风格上的这类特点还得力于作者极其善用对偶排比，这在先秦时代还远远没有形成一种风行的模式。本来，多用对偶排比易使文章显得富丽堂皇，但运用过度也会给人以雕琢、堆砌、生硬的感觉。可是韩非的文章却能避免这一弊端：它不像《战国策》那样铺张杨厉，也不同于辞赋的五彩缤纷，而表现为一种特有的响亮、练达。结构严整的文体，读来抑扬顿挫、琅琅上口。如“夫离法则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罪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子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五蠹》）“爱臣太亲，必危其身；大臣太贵，必易主位；主妾无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爱臣》）“内暴虐则民产绝，外侵陵则兵数起，民产绝则牲畜少，兵数起则士卒尽。”（《解老》）诸如此类的对偶排比，没有流为浮夸，反而使人觉得言之凿凿，仿佛掷地有声；而读者对它所作出的比较容易产生确定无疑的印象，从而使文章的说服力大为加强。“学者艳其文词、家习而户尊之，以为希世之珍”（明·陈深《韩文迂评后语》）的看法，大概就是从这些地方著眼的。
韩文中对偶、排比的运用，是大量的。例如《七徵》除末尾一小节外，通篇由一组巨型排比──四十七个排比句构成。《孤愤》、《显学》，《五蠹》以及《内外储说》的“经”的部分，也大多由对偶、排比构成。这种修辞方法不仅对韩文风格的形成，而且对秦汉散文的发展，作出了有力的推动。
韩非文章语言风格的一个基本特点，即是前人所说的“峭刻”。在我看来，“峭”指命题的峭拔、孤特、惊世骇俗；“刻”指论证的深刻、透辟、耸人听闻。形象地说，“峭拔”，就是用一道陡起的笔势引出一个惊人的命题；“深刻”则是用一针见血的笔触刻入一套透骨的论证──作者用这种大起大落的气势，给读者以鲜明的印象和严峻逼人的感觉。这不仅使得当世急寻治方的当权者们，难以拒绝他的论证，也使其命题超越时代的普遍含义得以凸现。
《孤愤》最能体现这一风格。
文章劈头是一个陡起的、醒目的命题：“知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犹如平地里突起了一道坚挺的峭壁，给读者留下怵目惊心的印象，仿佛世上尽是奸恶。这种表达不仅是修辞手段，也是作者毕生所思的基本命题，它在读者心中唤起了浓重的期待，而对当时朝不保夕的当权者们也会产生极大的诱惑力和震撼力，秦王政对此文赞叹不已、垂涎欲滴，就是一个明证。可见风格来自作者的精神，辞汇则是它的服饰。
峭拔之势由几个斩钉截铁的字字眼烘托而出：
“必……；不……不能……。”这种不容置疑的口吻，与峭拔之势一脉相承，像“远见”、“明察”、“烛私”、“强毅”、“劲直”、“矫奸”这类辞令，用其严整的搭配，尤能将峭拔之势大大拓展。峭拔不同于“汪洋恣肆”，它严峻，使人警醒，颇有危言耸听的效果。而角度的新颖和思想的深刻当是这类刀笔命题的先决条件。因此，它与法家严肃的、有时失之严酷、苛刻的思想倾向非常合拍。
随着峭拔、陡起的命题，是大段深刻严整的论证，对上段命题进行再发挥。它用“知术能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调和的对立，构成一个新的命题，从而完成了上面的深入论证。
命题之环，是韩非论理术的秘诀之一。韩非在这里论“非所谓重人”只用了“人臣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两句；论“重人者也”则连用“无令则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力能得其君”四句，从而著重刻划出了“重人”无法无天的品性。在这里，“非重人”只是“重人”的陪衬，“重人”才是著力刻划的对象，目的在于突出下面那个新命题：“不可两存之仇”──既然“知术能法之士”明察、劲直，而“重人”又如此违法乱纪，二者之间的生死冲突（不可两存之仇）就势在必然了。而这一新的命题则意味着新的峭拔之势，随之崛起。从上文说，这是总结，对下文言，则是开端，这种格局对读者的心理构成了圈套一般的吸引力，诱使人去探知这“不可两存之仇”之悬念的实况及其结局，从而达到某种潜在的、悲剧性的暗示效果，并为进一步地“深刻论证”，埋下了伏笔。
紧接着，“当涂之人擅事要，则外内为之用矣”──又是一个新的命题。“是以诸侯不因则事不应……明法术而逆主上者，不戮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矣”，是对这新命题的论证，这样，就构成了一个新的“命题──论证”。它以及后面三个“命题──论证”都是用来展开并论证上面“不可两存之仇”那一命题的。
这四组“命题──论证”就这样构成了“不可两存之仇”那一命题的论证部分，从而形成了一个更大的“命题──论证”。这样总视全文，《孤愤》共有五部分，每部分由一个“命题──论证”组成。第一部分又是全文的大命题，其余四部分是全文的总论证，环环相衔，构成一个严密的整体。
除了《孤愤》，“峭刻”的风格还分布在其它各类文章中。例如在“储说”里，峭拔的命题集中在经部，深刻的论证集中在说部。可以认为，长篇政论的复杂结构，实际上是多层的“命题──论证”所造成的。“环环相衔”类型中的一环，就是一个“命题──论证”。而“并列相承”中的前后两部分，也是两个较大的“命题──论证”。首尾相顾中的“首部”就是命题部分（尽管它本身也有论证），其“尾部”就是论证部分（尽管它本身也含命题）。如此看来，在韩非的各类体裁中，“峭刻”始终是一个共通的风格特徵。
不同体裁结构的文章往往涵有不同的语言风格。韩非的长篇政论，篇制较大，论辩周详，内容丰富，结构复杂，其语言风格因而具有激越、沉郁、气势磅礴等特点。例如《和氏》中一段著名的史论，它的几个关键之处仿佛道道堤坝截流蓄水，使整个风格步步升高，趋于激越，而且在激越的外观中，隐藏着作者对“法术之士”（也就是对他自己和他的同行）的悲剧命运的叹息、激愤与沉痛。
《五蠹》一文则波澜壮阔、气势磅礴。文章从中原文明的起源谈起，用发展的观点纵观历史，洋洋洒洒四千二百余字，几经起伏周折，揭开了“事异则备变”的核心思想：“故明主峭其法而严其刑也。”其中震荡着歼灭“五蠹之民”也就是文化阶层的号角声，令人不寒而栗。韩非的专政理论，从各个角度鼓吹建立“明主之国”即肃清腐败政治的新国家。作者大声疾呼，表示对这样一个国家及其严刑峻法的统治秩序寄托了终极的希望。最后，他甚至断言若不实现这一全面专政，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全文在高潮中突然收住，在不祥的预言（其实也是咒诅）声中结束，使人感到余波激荡不已。
前人曾比较说：“屈原怨而哀，韩非怨而愤，马迁怨而悲”（王道琨《重刻韩非子序》），进而又总结说：“韩非之书十万余言，皆成于发愤感怨。”（同上）这种评论在今天看来也许过于绝对化了，但若仅仅限用于《五蠹》，还是得当的。
辩难体的风格尖刻、细致、曲尽其妙，使人感到其作者执拗的性格。当（辩难体中）对立的两种思想发生尖锐冲突时，“发愤感怨”就不仅局限于言语、思想的组织表达，而是透现为整个文章格局的风格了。
韩非的文体在其总的风格中，还有一些次要的特点。如畅达。它出现在一些历史性的追述的文字中：要使追述变得条理清楚，畅达是必要的。在文体上，畅达风格大都混同在长篇政论的引子中出现，用以反衬随后出现的“峭拔的命题──深刻的论证”，给人以醒目的对比，从而加强了其论理术总的表现力。
《韩非子》中的问答文字，是给人以平易的感受。其行文接近当时的口语，因而较少雕饰，带有随意对答的自然气氛。
当然，《韩非子》散文的总体风格，首先受到作者人格的制约：是作者企图在理论上努力解脱他所面临的社会困境时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的论理术。正因为如此，在史论结合法与体裁结构之间、体裁结构与语言风格之间所产生的种种联系显示，作者为了阐述其思想，动员了可能动员的一切文学手段。而推动他多方运用论理术的动力，正是他急切表达自己思想意愿的渴望。这种渴望产自战国末年剧烈的社会矛盾。
例如，韩文短篇政论语言风格上的特点，是明快、醒目，基本手法就是直揭本题，提出宣言式的主张，这种文章的论辩性不强，论证不多。偶或出现也是言简意赅，语气专断。它们具有某种武断的、命令的口吻，有如官长在发布告示。作者似乎以一个大法官的身分在大声宣告着时代的判决和未来的宿命，与《论语》的教诲，《孟子》的游说，《庄子》的谈天，都大不相同。甚至比其师《荀子》的说教味道，更为专断而不容置疑，仿佛末日已近，没有时间废话了。此特徵在《心度》等篇最为突出，其中尽是些干脆利落的断言，不容异议的定论，已超出明快、醒目而近乎武断、严刻了。
司马迁说到“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史记·老庄申韩列传》）等特点后，明确指出“其极惨■（激，换水为石）少恩。”（《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刘熙载也说“韩非锋颖太锐”（《艺概·文概》主要是针对这些特点而言，也许正是这种末日风格为韩非招来杀身之祸，但也正是杀身之祸，成全了他那不朽的理论地位，得以与杀人的秦始皇比肩，成为那个“古代文化大革命”的标本人物。当然，这些锋颖太锐的特点并非短篇政论所独有，只是在短篇政论中表现得特别突出罢了。从论理术的角度说，其效果好的一面是“论事入髓，为文刺心”（明·门无子：《刻韩非子迂评跋》）；前人坦言“若非之辞辨锋锐，澜翻不穷，人以其故尤爱之”（卢文绍《书韩非子后》），当然是就其好的一面而论的。但是韩非的另面则给人以危言耸听、刻薄寡恩、难以置信的印象，这也是因为体系化的理论压力所造成的，为了达到观念的完满性和逻辑的绝对性，要求改变现状的革命家们往往不得不采用武断的理论甚至诉诸暴力，这也正是法家人物的作风。早在近代的暴烈革命之前，人们对此已经具有一定的认识：“《韩非子》之书，世多以惨刻摈之。”（周孔教《重刻韩非子序》）在韩非看来，人们终将被说服或压服，矛盾必然被解决掉；但实际上，这种解决只限于他的理论语言中。他的悲剧即在于此，其学说之所以无法用来长期指导社会生活，其论理术之所以难以效法，归根结蒂不在于他的理论语言的独特性，而在于他的生活境遇的独特性，以及他的陷于时代泥沼中的人格独特性。
六、《内·外储说》与《五卷书》──中印古代寓言比较
世界各民族的文学，竟相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时而迸发出缤纷的差异，时而折射出耐人寻味的相似──由此构成了文学比较研究的出发点。
中国古代寓言专集《内·外储说》和印度古代寓言专集《五卷书》作一比较，即可看出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东汉以后）之前，中印两国的寓言各自具有以下特点。
（一）《韩非子》善用语言说理，发人深省、趣味盎然，尤以《内·外储说》最为集中。《内储说》上、下两篇，《外储说》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四篇；统称《内·外储说》。其中收进了几百则历史故事、社会故事，大部被韩非赋予了某种哲理的、政治的训谕意义，是独具一格的寓言专集。因而，在先秦诸子寓言中，《韩非子》获得了特殊的成就，并且标志着先秦寓言的发展已进入成熟状态。这在中国民间文学史和散文史上都是一空前事件。
当其他诸子散文中穿插的寓言，还只限于助谈锋的时候，《内·外储说》的最显著、最基本的特点就在于──它是中国的第一部寓言专集。这部专集的根本目的，是用来总结、阐发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社会政治经验（即“统治术”）。这些基本特徵，均与《五卷书》不谋而合。
《五卷书》一开头就讲到，有国王生了三个愚笨之至的儿子，对读书毫于兴趣，对治国也无本领。一个大臣于是出了个主意：编成这部饶有趣味的故事集，藉以“教育王子”。季羡林先生认为：“这决不是随便说说，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真实情况”。（《五卷书译本再版后记》）《五卷书》的结尾处也明确提到：“叫做《五组故事》别名又叫做《五卷书》的统治论到这里结束。”由此可以得知：虽然《五卷书》的起源和编篡成书问题在学术界仍未形成一致的看法（这是由于它渊源古老，而印度的史学向不发达，因而也难以发现类似韩非的编集者），但就其创作意图而言，却与《内·外储说》所见略同，其中的故事也被用来阐述专供“王子们”参考的“统治论”，是一部专门用来“教育王子们”的寓言专集。
《内·外储说》与《五卷书》的成书背景，也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五卷书》的产地北印度，一向分裂成互相征战的许多小国，对“国君”、“王子”来说，要图存就得通晓“统治的艺术”。而《内·外储说》成书的战国末年，中国社会状况也大体相似，编集者韩非本人，就是韩国的一个“王子”。
《内·外储说》和《五卷书》收入的语言故事，其基本来源是民间创作。
本来，寓言是一些流传于民间的故事，包含着劳动人民的智慧。但在古代，创造寓言的劳动人民掌握不了书写、记载工具，因此民间寓言的记录、保存往往依赖统治阶级及其文人学士对它的利用，最后形成了这样的局面：故事是人民的，但对它的整理、编辑、修改、利用却与统治阶级的活动有关。
如“郑人置履”（《外储说左上》）的故事，讲一个郑国人事先画了尺寸，买鞋时忘记带上。脚明明长在自己身上，他却要回家再取鞋样，结果耽误了时间，鞋子没有买到。再如“买椟还珠”（《外储说左上》）的故事，讽刺一个“楚人”卖珠时着力装饰盛珠子的匣子，结果漂亮的匣子被人买走了，珠子却留了下来。象这类故事，显然是某种市场经验的产物，可能产自商人阶层。身为“诸公子”不事商务的韩非，把这些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四处流传的故事撷取下来，用以说明“宁信度（条条框框），无自信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危害。其根本目的则在于提供可为当权者借鉴之用的“明主之道”。
《五卷书》中的故事，作为印度古代寓言的集成之作，是民间智慧的产物。其中也混合着当权阶层的寓意。因此，同一故事在不同地方，常具有不同的训谕意义。不少道德教训与故事本身并无内在的必然联系，而是编纂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加上去的。同样的现象在《内·外储说》也存在着。
在《五卷书》与《内·外储说》中，都混合着两种因素：一是下层人民的智慧和艺术，一是当权阶级的道德和政治。
（二）
《内·外储说》与《五卷书》的体裁结构结构，既相似，又相异。
《五卷书》的文体，是一种诗歌与散文的混合体：诗歌部分大多用作提示全篇内容，有时渲染、强化某一章节的气氛，多有文人创作的痕迹；散文部分则接近民间故事的全貌。一般认为，这合乎印度的传统，如佛经也采用这种文体。
《内·外储说》也不乏类似倾向。“储说体”的基本结构是“经”（寓言、训谕部分）与“说”（寓言故事部分）的混合体：“经”部文字整齐、对偶化强，有时还用韵脚，概括性高；“说”部散漫一些，但行文生动，叙事有趣，保留了更多的民间传说色彩。“经”部往往位于“说”部之前，类似提纲；每一“经”文下面附属故事几则、十几则不等。“储说”的命名即由此而来，意谓储蓄故事说明寓意。
不难看出《五卷书》的诗歌部分与《内·外储说》的“经”部相近，而散文部分则与“说”部相近。如果从《内·外储说》中抽去“经”部或从《五卷书》中拿掉诗歌部分，也并不会在根本上磨灭二书寓言故事的艺术价值，不会降低这些民间寓言反映社会生活和人类精神的结晶度。
从《内·外储说》和《五卷书》的整体结构上看，相异之处则多。
《五卷书》由一个总故事贯穿始终；每一卷又以一个骨干故事贯穿本卷，构成总故事的最大片断；许多大故事分别插入这五个（五卷）骨干故事（《五卷书》的命名即由此而来），大故事里面又套上许多中、小故事，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连环网络。阅读时，只要稍有不慎，就会失去故事的总线索。但全书结构则是由故事本身联系、勾搭而成，在艺术上有独到之处，显得雄伟壮观、波澜迭起。
《内·外储说》中的故事则是各各独立。它们相互结合到一起，意在从不同的侧面说明同个训诫的道理，全书的结构由寓言、训谕方面的考虑构建而成，故事本身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从艺术上看，全书的故事性因素因此而降低，缺乏整体感。因此，人们易把此书与韩非的一般理论著作等同视之，而忽视了它是一部寓言专集。
《内·外储说》与《五卷书》在结构方面的差别表明，《内·外储说》的文人创作因素，比《五卷书》更浓厚、寓意、训谕的地位更加突出，占有主导地位，是决定全书结构的基本因素。而《五卷书》毕竟是以故事本身的线索来组建全书结构的，寓意、训谕等内容的从属性质令人一目了然。因此，人们早就把它归入古代世界寓言专集的伟大之林，倍加推崇。
长期以来，人们忽略了《内·外储说》的寓言专集特点，更深的原因则是──只把《内·外储说》大量故事的一小部分算作“寓言”，其余都当作一般的“历史故事”来处理理解了。诚然，《内·外储说》是有不少故事取材于《左传》、《国语》、《晏子春秋》、《战国策》等史书，但《内·外储说》并不是一部史书，也不是史论著作。相反，它对纳入其系统的历史故事作了通盘的寓言化处理，使之化为历史题材的寓言，以说明作者的思想训谕。例如，韩非对于“历史故事”的选择是很严格的：完全从阐明统治术的角度去利用故事，而不是从历史故事本身出发去讲述历史。
从上述所举《内·外储说》与《五卷书》在结构与取材上的差别，还可以看出，韩非甚至不仅仅是从历史故事本身的系统出发去“借题发挥”、塞入寓意，而是直接以自己的训谕体系为基本框架，随意援引寓言化的历史故事以资阐明所谓的“统治术”。
《内储说》全集开宗明义地宣布“国君”所用的“七术”（七种统治术）和“六微”（运用统治术，体察出六种微妙幽隐的事端），然后分别从全面考察、严惩不贷、精神刺激和物质鼓励、批判地对待情报、不能信赖他人、恰当地运用智谋、装糊涂诈死的欺敌术等方面讲述了五十三则故事，生动说明国君应如何运用权术谋略来进行统治，构成《内储说上篇》。
《内储说下篇》则运用五十六则故事说明，需要预防“权借”（权柄旁落）、“利异”（利害不同）、“似类”（事物的两面性）、“有反”（似是而非）、“参疑”（受到迷惑）、“废置”（离间君臣关系）等六种特殊情况所造成的危险。
经过这番处理，历史故事就包含明确的训诫性寓意，不再是单纯的故事，而成为别具一格的寓言了。除了直接运用历史故事，韩非还改造了相当一部分历史故事的情节，以增强其寓言性质，加强说服力量。这一部分的故事，来源相当广泛，进至从《庄子》、《墨子》等书中吸收了不少故事原型或异文，以资发挥，在先秦寓言中具有相当代表性和集大成性。
《内·外储说》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先秦寓言发展的自然结果。《韩非子》中，类似《内·外储说》这样以成套寓言作为论据的作品，还有《解老》、《喻老》、《十过》等篇，只是规模较小，这也体现发展的线索确实存在。
《五卷书》寓言，作为故事看，与《内·外储说》相反，缺少历史素材，多取社会题材与动物故事，情节曲折、描写细腻，具有丰富的小说因素。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大种姓，以及农夫、猎人、苦行者、小偷、妓女、国王、帝师……各阶层人物的音容笑貌和苦辣酸甜，尽都跃然纸上，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五卷书》中更有丰富的动物寓言，其中的鸟兽鱼虫的形象与性格，无不活灵活现，既保持自己的本性，如狐狸的狡猾，驴子的愚笨，豺狼的凶残，兔子的软弱等等，又具鲜明的拟人化倾向。它们都用人的声音说话或“咆哮”，用人的头脑思考，富于人类的感情。这些具有持久感染力量的故事，形象生动，寓意深刻，早已家喻户晓，具有广泛的世界影响。象薄伽丘的《十日谈》、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拉·封丹的《寓言》、格林兄弟的童话，都可以找到一些《五卷书》中的故事原型。
《五卷书》中的寓言故事更接近现代西方意义上的“寓言”概念，因为它们同为“雅利安原始共同体”的派生物，它们的幻想性质较之《内·外储说》里的历史寓言，更为浓厚，至少就现在看，在目前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下，影响也要大些。
（三）
《内·外储说》的寓言故事和《五卷书》寓言故事，在题材、故事性、风格、叙述方式、表现手法以及篇幅、整体结构诸方面的差异，并不是孤立现象。而是中国和印度两个文明古国之间文化差异的一种表现。有学者曾指出《五卷书》与史诗《罗摩衍那》之间在艺术手法方面的相似性（《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方集》，１９８２年三联版第４７７页）。
但是，类似《罗摩衍那》的史诗在古代中国是没有的。同样，在《内·外储说》与先秦诸子散文、历史散文（包括《尚书》这类古代经典）之间，我们倒能发现不少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首先体现为对“历史”而非对“故事”的浓厚兴趣；以及语言的简炼，叙述的简略等等。另方面，中国文明中的“历史”也不同于希腊或是西方意义的“信史”和“历史科学”，而是演义式的野史和“历史艺术”，在远古是“历史神话”，在中古是“历史传说”，在近代则是“革命历史”，所谓“革命历史”，也就是历史记载为政治宣传服务的演义、野史、历史神话、历史传说大杂烩起来的的历史寓言。
反观《内·外储说》里的历史寓言故事，反倒简略而质朴，极少近代革命历史式的雕饰渲染。当然这些质朴的东西其实是民间传说与故事寓言，但是被披上了“历史”的面纱，致使人们误以为那就是“历史真相”。这同样不是孤立现象。我们知道，即使像《史记》这样的史学名著，也采纳了相当数量的民间传说和野史故事以充实自己；司马迁就曾公开承认过，“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报任安书》）是他写成《史记》的一项重要准备工作。所谓“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意思就是搜集、整理甚至改编民间传说。
在中国文明的传统中，这种以民间传说来充实历史记载的现象十分普遍。古代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发达甚早，以致许多古代的神话人物转化成“古史人物”，神话演化为“古史”。这为后来民间传说大量涌入历史记载开辟了道路。
相反，古代印度的神话意识过强而历史意识相当薄弱，故古代印度虽拥有首屈一指的神话、史诗、故事作品，却缺乏联贯、清楚的历史记载。中印古代文化这一差别，鲜明地反映到它们各自的寓言专集中来了。中国式的寓言专集（《内·外储说》）里的故事，采取了民间传说，甚至是历史故事的形式。印度式寓言专集《五卷书》里的故事，则更多采取了动物故事和一般社会故事的形式。
中印寓言故事在题材上的这一差别，造成了它们各自的不同命运。因为，现代人关于“寓言”的概念，是从欧洲寓言现象里提炼出来的，而欧洲寓言（《伊索寓言》、《拉·封丹寓言》）等的形成又曾受到印度寓言中的动物故事的深刻影响──这致使人们在谈到古代世界的寓言专集时，首先想到的是《五卷书》和《伊索寓言》这些动物寓言，具有特异色彩的人物寓言《内·外储说》，反而受到忽略甚至鲜为人知了。
１９７８年初稿，１９８８年定稿，１９９６年匿名“玄峻”出版。
(博讯 boxun.com)
博讯相关报道（最近20条，更多请利用搜索功能)：
谢选骏：１９７２年的《读书论》
谢选骏：协和万邦的艺术观念——《乐记论稿》
谢选骏：我们要不要现代化？
《中国文明整合全球》简介/谢选骏
谢选骏：文体论
谢选骏：衰颓时期的思想丰碑—
谢选骏：衰颓时期的思想丰碑——《周礼》论稿
谢选骏: 道与术, 哲学的两系统——孙子论稿
谢选骏: 写作论
谢选骏：乱世的哲学及哲学家（老子论稿）
曹思源谢选骏２００５年中秋问答
谢选骏：道与术，哲学的两系统
有关谢选骏著作的问题答读者问
谢选骏：理与文──两种表述的汇聚
谢选骏：思想家与民间文化
谢选骏：反文化者的论辩术
谢选骏：中华精神复国宣言
谢选骏：古代中国没有奴隶制社会
谢选骏： 诺贝尔文学奖的神话与现实
特别连载：谢选骏《中国文明整合全球》(3)
特别连载：谢选骏《中国文明整合全球》(2)
特别连载：谢选骏《中国文明整合全球》(1)
谢选骏《中国文明整合全球》[前言]
谢选骏新著《中国文明整合全球》
谢选骏《天子》一书的文化哲学意涵
点击这里对此新闻发表看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