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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理想的灰色——读胡平《犬儒病》
(博讯2005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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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人如果关心国事,而又不困于文字封锁,大抵都读过胡平的文章。尽管在大陆,他的名字还不能提及,但其思想还是渗入了中国知识界。他说,“我被称作持不同政见者,算来已经有二十四、五年了。”于人的一生,这算是漫长岁月了。回头想想,一个人带着自己的信念,在种种困境中不懈地做下来,也真是了不得。
    
    前两年李慎之先生去世,国人有一阵热潮。李先生敢思敢言,信守良知,特别是以他的年龄、经历和位置,其精神人格,就更让人尊重。但客观地说,当时人们对他的赞誉过高了些。可以理解,因为中国的语境中毕竟还矗立着庞大权力,词语的发生不可能不包含其因素。积极地说,肯定的增强,是为了对抗。今年赵紫阳先生去世,加倍地重复了这个例子。但我要提醒,此必要的“夸张”中,本身包含有对象所占据的权力和位置的因素。
    
    有关当代中国自由民主思想,胡平无疑比李慎之先生思考得更多,有更多的阐述和贡献,但人们称他为民运分子,却不说他是思想家。我这里不是一比高低,而是例述权力给人精神思想造成的障碍。极权社会,权力是词语发生的前提,只有通过权力,词语才能进入公共空间。胡平幽默地说,我是“持不同政见者,难道还有无不同政见吗?在今日中国,还有谁能过无不同政见呢?”。虽然国人都是“异见者”,但是大陆不同政见依然是只有通过权力,才能进入公共空间——成为公言,有语言之效能。否则就是私言,不见天日,地下流转。
    
    极权社会,有害权力的异见怎么才能通过权力,进入公共空间呢?严格地说,完全性极权社会没有可能,比如毛时代;异见不仅成不了公言,连私言都很难发生,因为有肉体惩罚或消灭,不要说言,还要制止自己去想。但是后极权社会则不同,因为权力中心发生分歧,绝对极权蜕为相对极权,而发生变化,其包括:中心权力分歧斗争,各方为增强自己的力量会接纳某些异见;权力斗争产生裂痕,就会张开一定社会空间,于是某些异见就趁虚而入;经过种种运动,权力内部一部分人成为异见者,他们利用所掌握的权力,迂回表达异见,并推动社会异见发展;后集权社会是变革型社会,变革本身需要异见,调整人们的意识;再,中性的思想文化在相对开放中,顺势生长,催化变化。80年代所谓的思想解放运动,主要是在这个范畴发生的。以上这些都是需要的,也是有意义的,推动了进步。
    
    但应该看到,尽管这些是重要的,但同时也是有限的。因为最终有个权力允许的程度,底线是不能动摇权力。在此限制下,许多根儿上的命题不能触动。而绕开这些,中国思想的阐述就不能彻底。(90年代末,网络兴起,随之中国出现非官方的社会亚话语公共空间,此中国后集权社会甚为重要的事情,这里暂不谈。)进而,这个 “允许”范畴内的言说,其思想的价值很小,因为作者主要的努力并不在思考,而是如何把已有的想法,挑挑拣拣,删删改改,改头换面,以通过权力许可,进入权力控制下的公共话语。一般地说,这些“思想”出现,要比当初的思考晚一个年代。例如80年代所谓的新思想,在70年代一些青年人便已完成。比如胡平的《论言论自由》完成于1975年,1979年发表于民主墙《沃土》,1986年转载于官方改革派刊物《青年论坛》。
    
    思想的前提是自由,但如果是权力,那么思想就将受阉割。中国思想的障碍在权力,其导致中国精神之萎缩。因此,中国需要独立思想者。其分离于权力,不接受其的限定,也不求进入权力掌控的空间。在政治思想领域,他们从所禁止所掩蔽的命题开始,而求对中国当代政治彻底阐述。而绕开这点,就不可能有中国政治学。同时,在权力控制之外,争取、建立自由言说的空间,无此,思想将窒息,并且也产生不了思想的效能和活力;这是复生中国精神的根本之途。
    
    继遇罗克之后,胡平是中国当代最早的一批独立思想者之一,在70年他的自由民主、反极权的思想便已成熟,《论言论自由》是之体现。78年,他参加西单民主墙运动,办《沃土》、《北京之春》,作为一个思想者,他的目的是明确的,那就是开创一块真正自由的言论空间,这是改变中国极权制度的根本所在。他说:民主墙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中国 “一块真正的自主性的公共交往空间。它是对极权主义的社会结构的一种具有实质意义的突破,构成了对极权统治的最深刻的挑战。”(胡平“ 民主墙:十年后的反思”)
    
    80年,他参加北大竞选也是出于此。几十年来,胡平致力于两件事情:独立思想,及为中国开拓自由的公共交往空间。
    
    民主墙后,中国丧失了建立“自主性的公共交往空间”的可能,知识分子尽可能地寻求“体制内”言说。比如《今天》成员相继加入作协。“体制内”这个词值得琢磨,其是中国后极权社会之特色。当然我们可以宽容地看待,其毕竟不同于毛权力,人们有了一定的自由和言说的空间,是进步。现实、妥协、利用,都是需要的,但也是有代价的。我们不能忽视“体制内”的极权性,否则精神思想的真正价值就将扭曲颠覆。 “体制内”是一定宽松的权力控制,但依然是“权力”是“控制”,因此某些思想、思想者注定是异类,被挤到边缘、地下或界外。当中国知识分子整体划归“体制内”后,那一部分边缘的、地下的、界外的思想者也就有了他们特别的担当和责任。流亡是这种状态之一。
    
    胡平87年到哈佛攻读哲学博士,89 年后,便成了不能回归的流亡者。流亡意味许多个人困境,但是中国精神思想不可缺少的角色。广阔的视野,丰富的信息,自由之思想之言说,这些是中国尚缺少的,充分地利用这些,自由完整地阐述独立思想者的思想,使之跨越海面折射回大陆,这对中国尚有控制的思想精神,是必要有利有益的。胡平看到了这点,尽力地发挥它。如果将胡平于美国二十年的所为和文字汇集起来,可以看到这一份特别的意义。
    
    2
    
    《犬儒病》收了胡平近年较重要的文章,可算是他的代表著作之一。胡平思想敏捷,出手也快,其文字短文居多。但这本书都是重头之作,从各个角度论述了当今中国重要的问题。这里,我着重谈“犬儒病”这一篇。
    
    “犬儒病”是这部书的重要文章,其是中国精神现状的批评。中国历史,大灾大难总是周期性地发生,但总体而言,中国民族的精神和道德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糟糕,过去怎么乱也还有孔孟的延续,就是水浒梁山也还有“忠义”。但现在中国,种种文明正值都被颠覆了,唯坏是好。这是一种什么状态?是怎么形成的?胡平诊断为 “犬儒病”,其是极权制度的必然演变。如果说共产党理想起始就有犬儒的毒素,其权力也始终黑暗,但只是到了后极权时期,犬儒病才全面泛滥。因为早期,人们还相信谎言;但进入后期,谎言只是谎言,人们不再相信。欧文分析极权的三个阶段:一、狂热的乌托邦,二、大规模恐怖,三、玩世不恭,即犬儒主义(胡平多加了一个阶段:恐怖之后的反抗)。可以说,“犬儒”是后极权社会的典型特点:权力依然主使社会,但所有的理想、原则、道义统统放弃,人唯利是图。“犬儒病” 标志极权社会已经进入晚期。
    
    胡平这篇文章先从古希腊哲学讲清了什么是犬儒。他指出,和现今人们理解的相反,“早期的犬儒是极其严肃的”,他们愤世嫉俗,是激烈的社会批评家,极端的理想者;但后来,犬儒转为玩世不恭,成为彻底的非理想者。前者是理想的、原则的;后者是非理想的、功利的。“世界既是一场大荒谬、大玩笑,我亦唯有以荒诞和玩笑对待之” ;“犬儒主义者对各种事物的价钱(PRICE)一清二楚,但对它们的价值(VALUE)一无所知”。伶牙俐齿、讥诮嘲讽本是用来批判社会寻求公义的;但反堕落为瓦解社会原则、道义,唯势为是唯利为是。
    
    说共产党犬儒,人们不大理解,共产党出生入死铁面无情,怎么是犬儒呢?但是如果我们说“厚黑”,就更清楚。厚黑是充分发展的犬儒,无原则无廉耻无信义,只求目的不择手段。文章例举:大革命失败嫁祸陈独秀;鼓动民众要民主要自由,但打定主意,搞垮国民党,更专制地统治中国;提倡大鸣大放,但转手就反右。这些都是厚黑流氓行径,毛说称赞是“革命的两手”。按照汉娜的洋葱比喻,作者说共产党“越是核心的人越是犬儒”。这和阿克顿说的“绝对权力,绝对腐败”一致。共产党由两套系统维持:“高尚的谎言”和“赤裸的暴力”。毛的话就是:枪杆子和笔杆子。谎言唬弄老百姓,暴力归自己行使。胡平说:“中共是经过二十多年的武装斗争才夺得政权的”,“暴力革命经历的时间越长,斗争越残酷”,“革命党人就越容易把革命的初衷置于脑后,越是把胜利、把权力当作狂热追求的最高目标,以至到后来,他们不再把权力当作实现理想的手段,而是反过来把理想当作夺取权力和垄断权力的手段。”读李志绥回忆录,我们看到外面红海洋铺天盖地,而毛在内宫昼夜颠倒,读古书、搞权谋、淫乱,他是大犬儒。
    
    权力才是共产党的本质,胡平引用“六四”后某共产党元老的一段话: “共产党的江山是三千万生命换来的,谁要想推翻它,也得付同样的代价”。赤裸到这种程度,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江上台后也有一句名言:“闷头赚大钱”。意思是:你们撒开了赚钱吧,怎么来都行;但有一样,别说闲话别管闲事,也就是别涉及我们的权力。深想一下,中国谁能赚大钱?怎么才能赚大钱?钱从哪赚呢?这一段加起来,就是中国后极权社会。
    
    人们还有一重困惑,如此“高尚”的共产主义理想怎么就转为了犬儒?按说“高尚”和犬儒毫不相干。但世上许多看来截然相反的事物,事实上常常同一。作者指出:“犬儒病的发生并非只在共产专制末期,早在共产革命之初,犬儒的病毒便已侵入其中。”他分析:“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极其高调的理想主义,但与此同时,它也是一套相当阴暗的犬儒主义。”“一方面,共产党把人的理想悬得极高,另一方面,它又把现实的人看得极低。”“共产党立志要一劳永逸地结束世上一切苦难和罪恶,在人间建成天堂”,而又认为“既然他们的目的如此崇高,还有什么手段是不可以采取的呢?” 话说到此,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共产党那么残暴?
    
    作者的这个思想很重要,因为人们一向认为共产党的理想是高尚的,即使发生了种种暴行,也只是犯了错误,而理想、目的本身是好的。但事情的危害就在这,共产党的所有暴行都根据这个逻辑:为了“崇高目的”,因此只能……,不得不……,这就是那句话:“以革命的名义”。如果没有“高尚”的支持,残酷就到达不到那种程度,也有不了那么大的规模。“高尚”为大规模杀戮迫害提供了合法理由和道德依据。我们想想文革红卫兵,是什么能让十几岁的孩子勇敢地杀人、往人脖子上浇开水呢?
    
    作者指出共产主义是悬空的理想,其“在看待世界时缺少程度意识”,“对他人缺少设身处地的同情和理解”,“不承认各种价值之间的紧张和冲突”。高调理想是对具体人和人性的否定。从这点看,共产党意识是非人性的,本身蕴含残暴,其从高不可及的理想否定人的现实性、具体性、血肉性、有限性。在其“高尚”之下,人不是人,无足轻重,可以随便牺牲、消灭。文明与极权,说到底是人性和反人性的对立。这个教训值得人们永远记住:真理、理想、政治需要与具体人性呼应,最终是对人的维护。
    
    这篇文章还有一个思想很重要,极权和犬儒主义相互依存,后者是前者的结果,但同时也维持了前者的统治——“犬儒主义提供了极权国家今天的稳定”。极权制度的本质是暴力强制:你们必须如此,否则就是监狱或其它。因此极权下人们一定是深怀恐惧的,胡平说;“一般人常常高估了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欺骗作用”,实际人们知道“反抗必将招致镇压,所以才出于恐惧不敢抗争”。如果仅仅是恐惧那还好,因为恐惧是被迫的,而且“正视恐惧必然会刺激良知,会导致良知的觉醒和反叛。”但这太危险了,人们宁可将顺从自觉地接受权力。他说:“回避恐惧”,“假装没这回事,宁可让良知处于糊涂状态。这就叫难得糊涂”。当人们都甘愿“糊涂”,极权统治也就有了保障。“极权统治靠人们的狂热而建立,通过大规模的恐怖而得以巩固,最后是靠着人们的消沉与冷漠,极权统治才得以维系。”“皇帝的新衣”是童话,安徒生毕竟写给孩子的,实际上皇帝、大臣、裁缝、百姓都心知肚明,他们共构“新衣”——指鹿为马的谎言。那个孩子的天真不在他看到皇帝没穿衣服,而在他不知道这人们共构的谎言,而这就是成人的“游戏”。
    
    “六四”后,“党”要求所有人都要在所在单位公开表态“拥护平暴”。他们知道这是指鹿为马,也明白人们的“拥护”是假话。但是,权力不在乎人说假话,关键是你要服从,为服从而放弃。只要你开口“拥护”,你就是接受了他们的暴行,接受了其对你的蛮横,就是放弃“真实”、“道义”、“良心”等等。你阉割了自己,丧失“人”的准则,成为犬儒。犬儒主义是“对理智的背叛”,也是对道义的背叛。极权要求人们做犬儒,其如果不做,就强迫你们做,如此其统治才安全。这一手很卑劣,但也很奏效。中国的精神思想能到今天这种地步,是极权统治的结果。
    
    90年代,中国的犬儒主义更上一层楼。小说家汪建辉有部新作《彼此》,前言是首诗:“这个时代惟一的出路就是堕落……/所有成功依靠的都是堕落/越堕落越快乐”,“这是一个精神比矮的时代/比一比/谁更矮/尽可能地匍伏下身子/像狗一样”。这可算是90年代后中国的一个极好写照。胡平例喻为玩主,“只要你自己不把自己当人看,就没有人把你当人看,你就痛快了,世上没有翻不过去的坎。”(王朔)
    
    玩主挺迷惑人,因为它嘲讽说教,求自我。王朔的小说风行,因为其有调侃、消解“新华语”的功能。但胡平尖锐地指出:“玩主的冷嘲热讽,是连澡盆带孩子。它使官方的说教可笑,同时也使严肃的抗争可笑。”共产党说教早就是假的,谁都清楚,嘲不嘲讽没用,权力不在乎嘻皮笑脸,因为这本身包含对他的惧怕和谄意。权力要的是统治和利益,他怕你严肃地说:不!而严肃抗争所靠的恰恰是理想、道义和原则,但玩主的嘲讽瓦解这些,这正是权力所期望的。胡平不客气地说:“犬儒是知善而不善善,知恶而不恶恶”,“他们不但不反对恶,他们还要迎合恶,只要恶有权有势。”玩主是以无权势的姿态迎合权势。
    
    如果我们将90年代前称为消极犬儒主义;那么之后就是积极犬儒主义。所谓消极,是指自保;而积极就带有明显的侵犯性,胡平说是“富于进攻性
    ”。“只要你自己不把自己当人看,就没有人把你当人看,你就痛快了
    ……”,这段话还有深一步的潜台词:如果我不把自己当人看,那么我也就不受“人”的限定和制约,因此也就无需道德廉耻,没有什么是不能、不可以的。犬儒变成了流氓主义、牛二主义。反正世界是个大泥塘,谁也别装蒜,能拿就拿,能抢就抢,自己合适就得。这是中国当前之精神。流氓主义是攻击性的具有伤害性的犬儒主义。
    
    但是玩主惹不了权势——权势是更大的玩主,对之只有屈从,于是就欺凌更弱者。他们属于权势一边,在不同层次上,强词夺理,欺人欺世,巧取豪夺。说来说去他们还是权、势、利的追逐者,但以玩世不恭的方式。最近李敖在大陆诸大学的讲演典型地说明了这点。他骂了什么?迎奉了什么?他与权力什么关系?什么是他要的?需要警惕那些亵渎理想、道义、不把自己当人的人,他是说“我不是人,你别用人要求我”,因此他可以随便掠取践踏欺骗。当社会理想、道义、公德全盘颠覆之后,“得到”(中国传统是“得道”)就是真理;而要“得到”,要么你有权力,要么你得是玩主——是无赖、是流氓。一句话你什么也别信也别想,活着得像动物。可是,这个世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权力,都能当得了玩主和流氓。就是动物,多数也都是被吃的小动物。阿星案、王斌余案,他们都是本分人好人,只想踏踏实实靠劳动吃饭,但是不行,非逼他们走上暴力。大批的农工、失业者、上访人、牲畜般的矿工,他们叫天天不应,能奢侈地去嘲讽人权、道义和公正吗?事情提示,如果我们不走出犬儒,积极建立道义与公正,中国将走向普遍的暴力与革命。
    
    人的社会建立和存在,必须依靠信念、道义、原则。最近,广州太石村农民绝食维权是之证明,必要时候人们可以用生命抵换。其是生命的真理,而不是言辞的真理,其有生存实在的要求和内容。而没有这些,对多数人来说就意味生的剥夺——压榨、抢劫、践踏。怎么能说一个上访者要求的“公正”是屁话呢?谁能这么说呢?为此,胡平倡导理想主义,他说:“除非人们在自己的利益横遭侵犯时,敢于不惧风险起而抗争,否则就不可能形成公正的秩序……。”
    
    极权制度消灭人心,犬儒就是人心的消灭。“我们要拨开灰烬”,让人心重新燃烧。“人心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专制对人心的扭曲是后天的……;灵魂的自由却是先天的,每一次新生就是一个开端,就是一种希望。”
    
    3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在给胡平的授奖辞中说:“胡平先生的贡献是独特的,也是多方面的。他创造了‘胡平体’政论风格是对毛体文字、新华体风格的真正消解和正当置换。其论述不仅为五十多年来汉语世界极为重要的政治学,而且代表了汉语对世界的正当性命名和再造理想。”
    
    汉语的政治论述是很弱的。首先这和中国的专制传统有关,一言九鼎,用不着无休的讲述争辩。“半部论语治天下”,“政”、“制”、“体”都是定好的,执行就是,“行难而知易”。中国古代政论多是策论,几千字就是大著,文情并茂,多可当文学来读,可谓文政一体。而西方民主政体,从起始便是争辩。古希腊演说之发达,因为政治是辩论。西方的政治思想、演讲、论争、文章,够我们长久学习。
    
    汉语政论不发达和语言也大有关系。作为象形文字,汉语是很好的文学语言,生动形象,富于想象,多文化积蓄;但由于抽象性不够,逻辑不严谨,又过于简练,汉语不善说理。中国古代思想多要揣度,没注释大概读不了。《老子》有多少歧义?中国人好概括,却拙于分析,这和中国社会的金字塔结构有关,也由于象形文字抽象性不足,少逻辑。林琴南用文言翻译西方小说,但翻译黑格尔的哲学试试。
    
    白话文兴起,是对汉语的解放,大大促进了汉语的发展。语法的引入和建立是现代汉语理性与逻辑发展的标志。白话文写作,白话文翻译,各种政见的论争,极大地促进了汉语的丰富和表达,这些都是好兆头。汉语的灵活性很大,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但49年后,中国突然就无理可讲了,语言成为了权力。
    
    极权思想、极权政治给汉语写作带来极坏的影响。其中,最典型的是以笔为枪。远一点有“投枪匕首”,近一点有“拿起笔做刀枪”。鲁迅是天才的作家,但他的某些部分颇不足取。极端思想是极权主义的精神根源之一。党先用笔服务于夺取政权,进而用笔服务于巩固政权。毛体、新华体、大字报,统治了汉语数十年。极权作为政治很容易看清;但极权在精神上、思维上、语言上的体现,人们则不很注意。长期的极权制度会给人们的心理、性格、精神、思维方式刻下长久的痕迹。今天中国的异见者当然是反极权的,但是有些人的思维和表述方式却又是极权主义的。人们在不自觉中,承继了极权政治的遗产。这需要我们警惕。民主理想从一开始就要注意建立于理性、宽容、求实、人性的基础上。民主不仅是政治制度,也是精神和言说方式。
    
    胡平不是书斋里的学者,他参与政治;他的文章大多也不是纯思想纯学术,而多关涉中国时政大事,可谓是 “风口浪尖”,按说他的文字应该充满“火力”。但恰恰相反,他的贡献之一——从民主墙开始,是在极权话语笼罩中,他在政论领域提供了“新”的言说方式—— 说“理”:不以“权”而说,也不为“权”而说;而是以说求“理”。这就是把“枪”还原为“理”
    。当时文学杂志《今天》,其重要价值也在“新”的文学语言方式。所谓“新”,是由在极权统治下恢复了中国三、四十年代的文化语言。“胡平文体”实际是有传统的——胡适传统。人们可以不同意胡平的某些见解,甚至对之批评,但他的言说方式却是求理的,可以与之论辩。这是民主政治的言说方式,是走出极权政治的重要一步。
    
    专制与民主的区别,关键所在:是权力;还是原则?在言说上,权力体现为占据:“我”说“我”支配。其抢占语言空间的中心、至高点,“我”代言真理,不可置疑。“我”说“我”审判“我”发令。“我”即中心,“我”与“理”不分——我即“理”,专断,居高临下,不容异己,一言九鼎。一位作家说:“他们说得高尚,但把别人都留在阴影中。”这个阴影就是“我”对他人的精神占有和笼罩。实际这是“我”在言说空间的权力占据。
    
    而民主是以原则为尚。它不是“我”说,而是说“理”。可以说民主是说理主义。首先,“我”与“理”相分,“我”不是理,只是求“理”。再,其尊重语言公共空间,“我”不是中心,也不代表真理;此空间是开放的,容异的;每个言说者是平等的,被尊重的,“我”是一个,而不是“一”的整体。因此,“我”的言说是参与的,而不是占据的;是可质疑的、有原则可参照衡量的,而不“我”说即“是”。说理主义是理性的、逻辑的、分析的、求根据的;反之则是专断的、情绪的、空泛的、概念的;民主言说是从容的,容纳的,而不是偏执极端的。
    
    胡平以分析见长。比如,“不少人至今仍强调文革的所谓反官僚体制的积极意义”,胡平指出:“这些人不知道,大独裁者都是不喜欢官僚体制的……
    ,正像大资本家不喜欢中间商”,“一个人不断地造反、反权威,其逻辑后果是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走向最高程度的独裁。”他分析:“红卫兵运动貌似反叛权威的运动,其实它恰恰是权威主义的运动”,他们“自称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注意这个‘小’字,……它表示对‘大’的依赖,并以此为荣。”中国人有许多糊涂的政治观念,比如人们常将共产极权当为封建专制,说毛是五千年的封建传统。其实共产极权和封建专制截然不同,差距有文明和反文明之别。在“解读晚年周恩来”一文中,作者通过周恩来分析了这个问题。他指出,传统封建专制有君臣共遵的“道”——仁义原则,且而“君”“道”分离,“违上顺道,谓之忠臣;违道顺上,谓之谄臣”;而“共产极权制度则不然”,其“最大特点是道君合一”,“领袖是真理的化身”,“党和领袖为了确保自己的权力不受威胁,……禁绝一切不同的力量乃至不同的声音”。由此,封建专制和共产极权的文明与反文明之别就界分出来。进而“周恩来是忠臣”,这样一种糊涂想法也随之瓦解。极权制度无道义原则,人必须“违道顺上”,其“根本不允许有忠臣”。
    
    在“比赛革命的革命”一文中,他对民众政治的心理分析可谓精彩。作为极权社会,“革命者掌控了一切资源,……革命被确立为人生唯一的价值标准”,权力按照人们的革命程度安排其命运。革命常常有利可图,而不革命或反革命则注定吃亏倒霉,因此 “到头来,不管你是什么人,……都会卷入到比赛革命的革命中去。”毛时代的“宁左勿右”,文革的群众暴力,都来于“比赛革命”。胡平说:“文革中的狂热行为,十之八九时装出来的,是故意给别人看的”,“打人证明你阶级情感太深,深到了你的理智无法控制的程度。反之,则有立场不稳,阶级感情有问题的嫌疑。” “打人貌似非理性行为,其实却是十足的理性行为。”中国当代历次运动,所谓“过火”现象,群众暴力,此是根源之一。假如人们对之都有了认识,以后即使再闹运动,人们想装“狂热”也装不了了。这是思想的力量。
    
    胡平的语言平实,但他能将复杂的问题说得清楚明白。汉语欠缺说理传统,而中国与现代国际政治甚有距离,中国社会本身的冲突和矛盾又极为复杂;在这种情况下,能做到这点,需要很好的理论素养,清晰的思辨力,精通政治和中国社会,同时也需要娴熟的汉语。胡平语言功底坚实,读他的散文“戒烟”“吾五五悟”,颇显出他的语言功力和风格。在胡平的文章中,很少看到别扭的句式和生涩的词汇,而这是许多理论者的通病,甚至可以说是当代汉语的病症之一。他的文体平实,但耐读,除言之有物,亦能引经据典,也常有生动的口语和比喻,如:“请将不如激将”、 “理他算输”、“不痴不聋,不做阿加翁”、“正打歪着,歪打正着”、“脸澡盆带孩子”等,后两者是俗语的进一步创造。他在严肃中,不失幽默。
    
    人要求生存是本能;人如何生存则受观念支配。人的意识有限,因此权势很容易利用意识形态对人操纵,这是思想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也是言论自由所以重要的原因。思想的意义是以观念改变观念。自由是言说的前提,在此之下我们还有说什么?怎样说?前者是向权力争取来的,而后者则是思想者自身的问题。这二者都是重要的。
    
    5
    
    “米奇尼克:人、角色、思想”一文写于1996年,而作者了解米奇尼克是在1984年。应该说米奇尼克对胡平的影响很大,我想胡平许多方面是以之为范。当然中国的事情远远比东欧复杂困难得多。研究胡平,这篇文章应该注意。
    
    胡平倡导理想,这在他的文章中反复强调。但理想有危险性,因为人的社会理想很容易导向乌托邦。中国共产主义之悲剧有乌托邦的因素。毛后,中国犬儒精神盛行,这和深受乌托邦之害有关系。现今中国实需要理想精神,否则社会秩序和原则无法建立,因为秩序和原则的持守依靠人的精神和道德。但需要警示,当社会瓦解进入危机状态,人又很容易产生乌托邦幻想。因此,既坚持理想,同时又有对现实、社会、人性的清醒认识,接受局限和欠缺,这对中国非常重要。
    
    胡平坚持民主理想,此不必言,要注意的是他民主社会的清醒认识。在“米奇尼克:人、角色、思想”中,他对米奇尼克的引述也就他的思想。他提醒,不要由反共产制度“ 堕入另一种乌托邦——民主乌托邦”。“人性本身不完美,因此不论什么制度都不可能使人类社会完美”。民主是灰色的,是“永远的不完美”,“民主就是恶棍小人加正人君子加猴戏的大杂拌”。的确,民主不好,但“专制更百倍可恶”,因为“只有民主制才具有自我怀疑、自我批判的能力,……才能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
    
    如果理想建立于对现实的充分理解、接受人性和现实的局限与欠缺的基础之上,那它就是坚实有力的,切合人的需要与存在的。
    
    2005年7月-9月 于伊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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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ursday, October 13, 2005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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