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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成:倾诉乡土话贵州
(博讯2005年10月06日)
    
    凡国人大都有赞美各自家乡的习惯,山西老乡甚至还弄了首歌,叫《人说山西好风光》、大唱特唱,让我们这些西南腹地的山民老觉得愧对自己的家乡,可去到了晋中大地之后才明白,华西北界上秋风过后连草都不生,怎能与四季青山绿水的贵州堪比?真说起这本乡本土之上有什么美得不得了的东西,乡里乡亲的谁会不知道?全都拿来挂在嘴上唱自然是有点“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嫌疑,再把自己家乡的优势用来比别人家乡的短处、更显得有故意炫耀的俗气……为此,我总想找一些自己故乡的龌龊与不足,阐发些积怨已久的感慨,这一来是可以避免得罪外省人,二来还可以对固步自封的属地文化进行彻底的反省与批判。
     (博讯 boxun.com)

    按照一般的叙述习惯,我们自当先从贵州的历史说起,虽然这地方历来被世人看成是“穷乡僻壤”,历史和文化名气远不如全国其他省份的大、行省的建制历史并不算长,民族与地理的构成因素也较为复杂,但正是由于这林林种种的原因交错,才使得我们对一个地方的特殊历史形成萌发无穷的追溯欲望。
    
    贵州地处中国西南内陆腹地,简称以“黔”或“贵”,与川、滇、桂、渝、湘五省区为邻而居。这里慨述的只是一个“已有年代记载的贵州”,而历史上最早的“贵州” 甚至可能是一个被泛指的区域概念,既没有实地划定的边界、更没有权属独立的疆域,以我们所见到的历史材料来看,这里原为苗、彝、水、侗、布依、仡佬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地,文献能够记载的历史长度仅仅有2500年左右,只有5000年华夏亘古文明的一半遥远,其早期的地理版图位置在春秋战国时属楚国的“黔中”,秦朝时归“黔中郡”和“象郡”,到了汉代又隶属“荆、益二州”,唐朝时归“黔中道”、宋代为“ 夔州路”、元代又分割为云南、四川、湖广三省的“中书省”,直到明代才开设“贵州布政司”。也就是说,从这时候起贵州才作为一个单列的行政地方编制出现在中国的历史上,距今不过600余年,最后是到了满清的历史上才有了今天称为“贵州省”的行政建制。
    
    通过这一番对贵州历史的叙述,我们不难看出该地方曾经在中国史上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毫不掩饰的说:贵州简直就是被历代专制独裁统治任意拐卖的“政治弃婴”,时而被遗弃(分割)、时而被领养(归属),使得这一地域上生活的各个民族必然饱尝支离、动荡的政治苦难,并由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边远地方在中央集权肆意蹂躏下的不幸历史。而贵州在中国的历史上却是一个贫困的少数民族地方,全境1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几乎有一半是处在云贵高原的东北坡上,由于地势的陡峭、再加上常年受“印度洋暖流”和“西北尼亚寒潮” 的夹击,使这里四季雨水不断,被人贯以“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地理气候现象,再由于贵州山高路险、交通不便,山区农民兄弟多以耕种坡地为生、粮食自给能力极低,甚至连温饱问题都难以为继,形成了这一地方贫困的历史特征,所以,有外省人在后面又加上一句:“人无三分银”,由此而来概括出几大贵州历史的人文风貌。
    
    正因为有了少数民族在黔境上的“原著聚居历史”,曾经有人以为贵州如同云南、广西那样,是少数民族占全省人口大多数的“民族省”,但实际从现有少数民族在黔境上居住、分布状况来看,早就超出了我们对一个传统民族地区的判断标准,至少在全省的主要地、州、市(包括标明的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绝少能有少数民族向我们充分证明他们区别于汉人的明显文化特征,因为这些地方早已为汉民族的聚集形式所占领,少数民族反而是散居在更为边远的贫困山区,有的甚至是倚黔境(当然是现代意义上的贵州边界)跨省而居,使“少数民族省”的称谓退化成历史现象。可正是这种历史的现象又在不断的告诉我们:少数民族曾经是由贵州境内的大、中城市、军事重镇向外围地方退却。这种情况是缘于战争?还是由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所造成?同样是我们想透过历史寻求到答案的原因。
    
    也许,在没有弄清楚众多历史状况的前提下,我们甚至怀疑过贵州的政治文化历史形成会有复杂的“原著民”成份,但现实的情形仍旧使我们感到莫名的沮丧,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基石早已在汉文化的历史冲刷下垮塌,尽管说在对边缘文化的挖掘中我们还能偶见到前者的残缺身影,可不论对贵州的汉民族后裔或是少数民族后裔而言,它终究成为了无法读懂的远古记忆。这样的现状无疑又为我们的上述说法提供了更充分的证据,这就是说:在贵州长期动荡的政治历史环境下面,作为这一地区的原著少数民族、已经在汉民族不断的扩张下沦为“离群索居”的“边缘政治群体”,演变成今天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而这一切都来自我们上面所说的“历史不幸”!
    但,反过来看这样的历史结局,我们肯定会联想到任何民族间征服都必然要沿用的残酷手段:例如战争,例如屠杀形式的秩序建立。所以,就贵州的政治历史形成来看,同样要经历这样的血泪历程。而令我们失望和庆幸的是,在如此复杂的民族交往(据不完全统计:贵州省的少数民族多达31个之多。)过程中,史料的记载上竟然也没有发现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在贵州爆发过大规模战争,尽管贵州本地的文化学者曾经挖掘出象《奢香夫人》这样的历史故事,每年苗历四月初八在贵阳市还有“纪念苗王殉难”的民族活动,我们的中学历史课文里也还有“张秀眉领导苗族农民起义”的记叙,但这一切用今天的政治尺度来进行衡量的话,仍然属于边远地方的“小规模民族叛乱”,中央政府更多是采取了后一种“屠杀形式的秩序建立”来书写镇压历史。
    
    因此,仿佛就现有的史料推断来看:历来的“汉人中央政府”与“少数民族贵州地方”之间是没有惨烈的历史仇恨的,汉民族更不会千百年“在别人的土地上”对苗夷等少数民族产生出象对蒙古人、满人那样的仇痛记忆,而作为对象一方的苗夷等少数民族同样也没有这种历史敌意,如果不是因为这“一团和气”的情况,恐怕苗族兄弟应该有理由首当成为中国的“第六大民族”。
    
    或许,正是由于我们在对待苗夷等少数民族的历史问题上不够诚实,这种少有的“民族团结历史”只是我们经过了政治加工之后的艺术文章,是不是可以从严肃对待历史的角度作另一种假设和悖论:汉人真正在征服贵州历史上,与苗夷等少数民族之间“确实出现过大规模的民族战争”,甚至是以汉人的绝对优势赢得了历场战争的胜利(在历史上汉国家强盛的时代,这种假设是足以成立的)。但按照汉民族以及今天所谓 “中华民族”的心理习惯,他们不可能不对自己为数不多的“战争功绩”大书特书,何况他们针对的不过是“五大民族”之外的弱小民族。那为什么在如此漫长的历史进程里我们都未见到过这样的政治炫耀呢?我想,大概是拘于这样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汉人中央政府”在各个历史时期对“少数民族贵州地方”的入侵剿杀战争中,采取了灭绝人性的大规模屠杀,这样的史实必不敢昭然于后世,迫使汉人的文献记载故意“抹去了这历史的血腥”,而这种的假设的依据是来源于明、清两代中央政府在黔境大规模屯兵驻军的情况,发生这种血腥事实的理由是应该存在的;
    
    第二,是由于贵州的苗夷等少数民族文化传承自身没落的原因,从今天的实际情况上看、他们连语言文字都早已是支离破碎,多数是有语言失传文字、有文字不存语言,因而从这些弱小民族本身所处的历史绝境上讲,竟然是“在惨痛中自我消亡”,是岁月的无情灭杀了他们的“民族历史记忆”,所有的历史记载只是由汉语言“独当一面”来谱写,之所以要“隐去战争的仇恨”、把贵州少数民族当成中央政府的“良臣顺民”来描绘,不外乎是想从历史的角度奠定中央集权专制的“一贯正义性”。
    
    所以,不管我们为了现实怎样去美化从前,哪怕是剩下某种被篡改为“小规模的民族叛乱”的历史记载,都同样要把它理解是对“民族战争历史”的具体表现。
    
    而作为动荡的民族地方来说,历来的中央政府大概并不太重视贵州这样的边远贫困地方,长期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制肘了地方的经济和发展,在经济和社会福利方面反而成为中央政府的包袱和压力,这样的财力薄弱必然要造成地方对中央的过度经济依赖,使其很容易的就丧失掉生存发展的独立性,尤其在没有动荡事态的和平情况下、权力高层更愿意把这样的民族区域肢解为多个部分、交由不同的地方进行节制和管辖,这显然也是贵州从来未能真正走向政治独立的根本原因。至少说样的割治局面能有效遏制地方少数民族力量的长期聚集,降低因民族对抗带来的政治风险,同样是有助于中央政府减少战争成本的一个策略,但负面的情况却是:交叉管理的地方行政又难以对结合地域实行有效的权力覆盖,导致地方治安的不断恶化,使得少数民族间的局部利益矛盾冲突日渐剧烈。而只要这些纠纷和冲突不能演变为更大规模的武力争端,中央政府倒宁愿让其保持着这样“有限纷乱、落后”的局面。这一来是便于利用矛盾对有意投靠中央的地方政要、部族首领实施收买与拉拢,二来还可以乘机推进“移民措施”下的汉民族地方渗透,三则借助于经济、文化等非战争手段,达到对少数民族的族群分化,可谓是一举多得。这也可? 苁恰昂喝酥醒胝庇搿吧偈褡骞笾莸胤健泵挥性诶飞媳⒋蠊婺U秸牡牧硪恢衷颉?/DIV>
    
    综合这几方面的因素来看,最早的汉民族对贵州少数民族地方除了武力的进犯以外,经济、文化甚至于移民、迁徙等手段也同时在一并进行,而更具有政治色彩的入侵是来自中央政府对自己臣民的刑事惩罚手段,历史称之为“发配”或“流放”的情况,这实际上是把威胁皇权的异己政治力量驱赶到动荡的民族地方,以期减少社会反抗对中央权力形成的压力。又以历史的经验来看,虽然“发配”、“流放”仍具有相当程度的政治残酷性,但比较于直接对生命灭杀形式的手段还有一定的“仁慈”,而生命作为不屈的思想载体总会把反抗的精神传承下来,在漫长岁月的积淀中聚集为动摇专制独裁的反叛力量,这几乎是所有专制集权国家在边疆和民族独立问题上面临的通病。但贵州显然不具备一个边疆地方的地理要件,这里既不沿边也不靠海、更缺少外部势力的渗透与援手,比较于广西和云南有明显的区位优势不足,而相反的情况又是:贵州在这100多年的近代史上却屡屡有“谋求独立的政治冲动”,这之中的原因到底是由于“民族关系的深层对立”?还是来自于“异己政治力量的历史性聚集”?我们更愿意由此去探寻蕴藏在历史背面的根源。
    
    说起贵州的政治历史与社会的动荡不安,自然要深究黔人在历史上造反作乱,而远古的情况与近代有着性质的不同,例如说在汉代,我们不能认为黔境上的“古夜郎国”是中国的“民族判乱力量”,它的历史地位应该等同于当时的安南和高丽,是一个有行政垂直力量的附属国家,管理着黔西南的广大疆域。至于说他们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从战乱走向臣服,一直到国家形式的最后消亡,这种结果远不是由我们的个人意志所能左右的,我们显然也不能依据今天的现实就否定过去的历史存在,如果要以今天的政治标准来划定历史上贵州的哪些民族反抗是具有“民族正义性质”的、我们肯定会觉得非常困难。因此,就我个人的看法,以明、清两代的历史作为一个起点会更具有代表性与说服力:
    
    第一,强盛时代的汉民族政治力量。明王朝的崛起是汉民族遭受了蒙古人150多年的外来统治之后,由汉民族在政治与军事上的不懈反抗、并从根本上否定了异族统治,进而建立和恢复起一个完整汉主权国家,直白的说就是汉民族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历史以往的政治力量序列进行了重新的洗牌”。在这种情况下,到底是由于外来入侵力量消灭了中国疆域上的这些弱小民族国家?还是汉民族在收复失土的过程中连带扫平了这些弱小民族国家?似乎谁也扯不清楚。但有一点是极其重要的,在那种境况下各方政治力量更趋同于认定现实的格局。所以,不管是被明王朝收复的也好、还是被入侵的也罢,只要在资格主体上认同这个主权国家,此后再发生类似的武力抵抗,面对法理和道德来讲必然就属于“造反”、“暴乱”的性质;
    
    第二,利益的对抗与精神价值的对抗。朱元璋政权的根本民族属性是代表了汉民族的统治利益,他的政治军事战争与扩张目的无疑是为了稳定中国传统的历史疆土,尽管这些策略和手段会损害周边少数民族的利益、会引起边疆形势的动荡与武力对抗,但就民族之间的历史关系来讲,汉民族作为几千年中华文明的思想主流,其一贯对于社会的引导价值作用在各个少数民族中间是有不可颠覆的认同的,而“反抗”或 “起义”的目的不外乎是为了利益分割的不平衡,一旦中央政府在属地统治利益上满足了他们的诉求底线,这种对立事态很快就能得到平息。这就是中央集权国家的 “内乱”特色;
    
    第三,不可被忽视的地方独立权利。大明朝之所以会在其统治中国的政治时代,将贵州单列为一级行政区划单位,显然与那一个时期的少数民族频繁起义、反抗有关联:明洪武初年,(公元1377--1385年),有吴勉领导的侗族起义。明正统八年(公元1446年),有哈冬狗领导的布依族农民起义。明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有韦同烈领导的苗族起义。明正泰十三年,(公元1518年),有阿向领导的苗族起义。虽然这些起义的规模构不成较大的形势威慑、也没有相应的政治影响力,但却从另一个方面严重危害了地方的治安与稳定,这种动荡势力的盘剧竟然在几十年间频频出现、有的还盘据地方长达十余年,不可能不成为地方和中央的心头之患,“镇压”与“进摷”已是在所难免,而在这样的时候确立一个地方政府的领导地位就显得何其的重要,与其说这种结果是由于少数民族兄弟的反抗,还不如说是中央政府为了解决自身统治利益的需要;
    
    第四,两种不同的执政意义。满清的情况与明王朝在政治性质上有根本的不同,虽然他们各自都代表过中国的“中央政府”,可两种统治的民族属性应有着严格的意义划分。从政治上讲,满清是中国历史的外来入侵力量,他们首先是用军事扩张手段、用武力征服了汉人,并将代表汉人利益的明朝政府打倒,进而将汉国家的疆土纳入了自己的版图,使汉人变为沦丧了国土的“亡国奴”,因而在理论上讲不可能合法继承明王朝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地位;
    
    第五,被毁灭考验的民族忠诚信心。明王朝尽管在被入侵的军事战争中倒塌,但作为一个实际存在的权力政府并没有就此被消灭。从1644年李志成攻占北京算起,明王朝一直是在“内寇祸乱”与“外敌入侵”的双重夹击下不断往南退却,甚至有史学家考证:“南明王朝”自清顺治十五年底(公元1673年初)逃亡缅甸之后,直到了1836年才正式灭亡。在这将近200年的时间里面,明王朝曾在不断的调度官员、组织军队进行抵抗,并对南方及西南的某些地区行使过节制,这其中就包括了贵州的安龙、兴义一带,也就是说,贵州在接受“满清中央政府领导”的进程上,有可能比中国的其他省份晚了许多年,在认同“这个中央”和“那个中央”的问题上几经周折。但从汉人的精神思想深处来说,只要明王朝这个破败的“汉人政府”存在一天,他们就有可能在政治上认同一天,只可惜它今天早已不复存在……这种“怀念情结”更类似今天大陆的某些人对待“中华民国”与国民党,半个多世纪回过头来还有人欣喜若狂的点头认帐,难道我们就敢贸然断言“中华民国”已经灭亡?事实上这根本就有点不可理喻的荒唐;
    
    第六,两类不同性质的政治反抗。满清时期的贵州少数民族起义、反抗的政治意义与历史的以往有根本的不同,少数民族要对抗的显然不仅仅是一个被满人代替了的 “国家中央”,而且是与自己毫无文化政治联系的“民族异帮”,尽管说任何民族形式的专制统治都不会比汉人专制有两样,但承认满人对汉人的主流地位代替也不是轻而易举,这让少数民族的反抗性质同属到汉人的政治立场上。最惨烈的情况还不在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共同抵抗,而在于汉人对少数民族的无情出卖,当大量的汉人在沦为了“亡国奴”的同时,又“认贼做父”般的甘为满清朝庭的马前卒,担当起镇压少数民族反抗的政治凶手,使得清朝政府对贵州的统治时期,各个少数民族的起义、反抗是愈演愈烈。其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为:清咸丰八年至同治七年(公元1858--1868年),由潘杰明领导的苗族起义。清咸丰六年至同治十一年(公元1865--1872年),由张秀眉领导的苗族起义。这两次声势浩大的起义都在清庭的镇压下毁灭,均留下了满人的残酷和汉人的歹毒,这是汉民族在与贵州2500年的接触历史上最为耻辱的一页。
    
    实际上作为汉民族的历史后裔,我们对贵州所产生的乡土感情和主人意识,完全是建立在对贵州原著民历史的侮辱和强奸之上的,不管我们今天是不是在有意无意的去回避这些历史事实,都无从改变我们耻于以“历史入侵者”的面目来承受这种精神伤痛,而尽管这样的伤痛在表面上早已为我们内心的“征服情结”所掩盖,但我们却难以发泄出另一种“被征服的苦楚”,比较于我们能够固守下来的精神文化价值而言,我们确实要感谢这块在世人眼中的“不毛之地”,毕竟我们现有的生命是得益于这方水土的养育,正如我们在谚语中所说的那样: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话真正的意思是想指明不同文化地域背后的“根”,即使我们的汉民族祖先曾经用武力和霸权占据了贵州这块“苗夷的领地”,并使我们在这土地上与少数民族同被外来民族入侵蹂躏,而经过了这千百年的繁衍与哺育,想来我们更加有理由去背负这一遍疆域的历史文化贯性,以一个“现代贵州人”的文化价值理念来诠释汉民族的不屈精神。
    
    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就颐养了少数民族的“精神根本”,毕竟汉民族的思想文化精神总是顽强的耕植在方块象形文字和孔孟之道的“仁义礼教”土壤中,虽经繁荣与昌盛、屡遭衰败和损毁,到今天为止我们也还得用它诠释过去和未来、用它诘问专制对生命的残害。而对于一个汉民族的后裔来讲,这种文化价值归属是不可以被挣脱的,我们甚至可以篡改历史、假借神灵、盗用广众的名义,但却无法用另一种语言和文化价值来把这种邪恶嬗变成美丽,这就好比我们永远不可以用满文写书去骂多尔滚,这一来是满人根本就读不懂满文,二来还让我们在忘乎所以之下丢弃了汉民族精神思想的“根”,所以,声讨这些与汉人有深仇大恨的敌人,历来就应该用美国普通话,保管奏效得很!
    
    而站在对历史的缅怀立场上,我们要讲述的贵州历史并不是独立在中国历史之外的异帮历史,而是“汉民族被征服驱赶的流落历史”和“汉民族对弱小民族的侵略扩张历史”,尤其从汉民族被欺压、侮辱的历史过程来看,我们所遭受的苦难与不幸同样是惨绝人寰,但回朔历史的风雨记忆,我们同样有不屈与抵抗、一样有流血与光荣,尽管300余年之后我们依然是“亡国奴”,而我们的精神梦想永远也不会灭亡!这样的不屈力量是汉民族以外所不能解读,就犹如是我们现在无法去理解虔诚的穆斯林一样。所以,牢记历史仇恨同样是我们的政治关注,更要对一切出卖汉民族利益的无耻政治制度、窃国小丑,进行历史道义的政治清算。
    
    贵州汉人的反抗历史,大约又要从满清时代开始算起,因为在此之前的贵州历史上并没有汉人造反作乱的记载,而汉人在贵州进行的有组织、有规模的军事反抗也是从清顺治九年(明永历六年),公元1652年开始。这是由于“南明王朝”于此六年前,由“桂王”朱由榔率领,从广西退却到贵州的安龙县,这是汉人中央政府并所有军政人员和武装力量开天辟地以来,第一次移师贵州,省会贵阳竟用“南明河”命名该城市唯一河流以为纪念,尤见中央政府在边远地方人民心中的重要程度。尽管说此时的“南明王朝”已节制不了贵州的地方的官员、征纳不进黔境的粮棉税收,但出于对本民族的政治感情、贵州属地上的汉人决不会去仇视这样一个政府,反而会对清兵构筑起责无旁贷的武力抵抗,并激发起当地少数民族同仇敌忾的战斗热情,使这场国家危难情况下民族战争打响在最后一寸领土的保卫战场。可由于当时清军在“平西王”大汉奸吴三桂的亲率下急于向清庭效犬马之劳,对其所背叛的汉人政府竭力追杀,使这个在战乱之中不断流亡的中央政府于1658年被迫迁往云南的昆明,结束驻黔六年的反抗历史。
    
    另一次贵州历史上大规模、有组织的汉人政治反抗是发生在(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763年),由于清庭下令“撤藩”,触及了“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三藩”的政治利益,于是,吴三桂便联合尚可喜之子尚之信、耿仲明之孙耿精忠结盟造反,在清史上被称为著名的“三藩之乱”。上述三人虽不同辈份,但尚某之父、耿某之祖均与吴三桂同为大明的判臣,而历史正是让这些无耻的窃国小丑来开我们的政治玩笑,这些乱臣贼子当初胆敢背叛国家、出卖民族不外是为着各自门户的一己私利,现如今又被大清当猪狗一般宰杀时、竟然高喊出“反清复明”、“匡扶汉室”的政治口号,尤见正义在被利益盗用之下的不要脸。所以说历来中国的大军阀、大地主皆为政治赌徒,大肆用将山社稷来抬高赌注,甚至在自己输得精光的情形下(例如李志成的反抗)、拼死借匪徒之手(借清兵的军事力量)抢回赌本也在所不惜,因为他们的眼中只有既得利益,怎管你老百姓死与活!
    
    按理说,“三藩之乱”本不干黔人的鸟事,可坏就坏在贵州被归属在吴三桂的“藩地”之上,他老兄一旦改弦更张便把黔人也拉进“反清复明”的战船,“贵州督府”只能任由“吴总兵”调遣、黔省军民在不得已中充当了吴某人的政治炮灰。可待清兵杀来之时、黔境土地上到处是尸横遍地、血流成河……这种结局自然是表明了清庭的狠毒,但根源上是由于吴三桂的诱骗所致,简直就是让黔人蒙受无妄之灾。这是一次贵州在中国历史上被“政治绑架”的遭遇,类似于这样的胁迫和诱骗在贵州的后来历史上却屡屡发生,这并非是黔人看不懂“套路”或是政治判断能力比较迟钝,而实际的情况是川、滇两省的军阀和政治势力从来就干预、威胁着黔政,这就如同是有人天天拿着把刀架在你的脖子上、还一面和你大谈如何截道、如何分钱。如果有人不信这样的情况,我们稍后会拿出详尽的事例来予以证明。
    
    那为什么我们又会把吴三桂的“三藩之乱”当成“汉人的造反作乱”来进行对待呢?从形式上看,吴三桂不过一利禄之徒、为大清手上的“降将”、是不折不扣的汉奸,其得到的利益回报还是凭自己血腥征战换来的 “平西王”,并未在清庭的卵翼下获得更高的利益和奖赏,这或许就是吴三桂后期要发动军事叛乱的真实原因;但从理论上看,不管“三藩之乱”的发动者是出于何种不可告人的私人目的,在政治上却是把矛头指向对一个国家体制的推翻,仅这一点来说是符合汉民族根本利益的;又从民族精神意义的归属上看,尽管吴三桂等人对汉民族是“罪不可赦”的恶人,但毕竟“汉奸”也只能算“汉人里面的奸细”,不论其怎样为谋求个人目的投靠满清、或者又为了利益不平反戈一击,都无从改变其身上固有的民族精神属性;这就好比一个期望嫁给洋人的汉人女子,即使是有一天她真嫁到外国去、过上了自由富足的生活,做爱叫春的呻吟只能够是用母语,改用英语就显然是拿A片里的对白和老外逢场做戏,如果背离一种文化价值就必然难以表述出自己的快畅心情,所以对汉人而言,嫁老外与做汉奸是同出一理。
    
    再说到(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当武昌城头兵变的枪声响起、西南边疆的云南昆明,清军第十九镇三十七协协统蔡锷、新军管带唐继尧便发兵起义,宣称 “云南独立”。而同时活动于贵州省会贵阳的革命党人也迅速加入到“通电独立”的边疆省行列,使满清朝庭乃至云南军政府都感措手不及,惊恐之中的贵州抚台沈瑜庆即刻向当时远在黔西南的“乡勇”头目刘显仕去了封电报,以“省城告急”云云命刘显仕火速派兵增援贵阳,刘显仕接电后似乎也未明白事态会有怎样的严重,竟草草从关岭带上500个“徒手兵”往几百里外的贵阳赶,虽说这股部队来省的名义是“协防贵阳”,可一无装备、二无枪械,显然只想作清政府的军事快速反应力量震慑贵阳的军民,只可惜这支军队还未行进到贵阳,省城历史上第一次“独立起义”已大告成功!
    
    当时的贵州军民在中央集权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也想乘机谋求自己的政治独立地位,旨在否定大清、摆脱地方军阀对贵州的军事钳制,“自治党”人张百麟、黄泽林等人已收买了象贵州巡警道贺国昌、高等审判厅厅丞朱成侯等同情革命的官僚,发动驻贵阳的清兵兄弟作好了起义的军事准备,并信招“哥老会”七、八百人集聚贵阳,等待择日“举义”,幸好革命的形势在全国风起云涌、清庭在中国的灭亡已是人心所向,“自治党”人的成功起义因清政府的掉以轻心才没有遭遇血腥的屠杀。然而,正是这500名长途奔袭省会贵阳的“乡勇”、最后衍变成了首领刘显仕入主黔政的政治资本,由此开创了黔军互相争夺地方势力的杀戮历史,演绎出川、滇、湘、黔数省军阀二十余年的混战与掠夺。
    
    贵州独立起义的成功,得益于黔省军民的浴血奋战和共同努力,由地方历史的政治角度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政治意义,其深远影响足以改变我们对贫困内陆地方长期被遏制、被挟持的政治印象,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更进一步证明了贵州各族人民历来就不乏谋求独立自由的不屈思想,但这样的政治现实在残酷的外来力量干予面前也就是昙花一现。以当时省会贵阳的政治经济中心地位而言,刘显仕不过一外县乡绅竟能轻而易举的掌控贵州军政领导权,对其势力的最大支持者当然非云南军政府莫属,其曾在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就开始与云南方面勾结来往,其家以贵州兴义地方的富豪参办“团练”、组织“乡勇”,与清兵携手并肩镇压滇、黔边境的回民起义,并以战功卓著深得云贵军方的赏识、令贵州本地官方都不敢视之为等闲。而刘显仕这次虽初上省城,很快又在云南军政府授意下征募贵州新兵3000人、壮大了其对黔政的控制能力,云南军阀俨然要把刘某扶植成为在贵州的政治代言人,最终把贵州地方政府弄成了云南军阀统治下的傀儡政府,这同样属于贵州的“历史不幸”。
    
    1912年2月2日,手执重兵的贵州“宪政党”人刘显仕、任可澄等人制造了震惊贵阳的“二、二事变”,将“自治党”人张百麟逼逃出黔(张后来逃到广州投奔了孙中山)、另将彭尔坤杀害,致使贵阳的局势出现急剧动荡。此时的刘显仕由于担心 “自治党”人组织反扑,竟差使同党周沆、戴戡到昆明乞求云南军政府蔡锷(都督)、唐继尧(总兵)发兵往贵阳“维持地方治安”,主动为滇人干涉黔政创造条件,可见象吴三桂类似的人物不一定仅中央才有,贵州这样的小地方也能造就这类龌龊人物。2月29日,唐继尧亲率滇军征讨贵阳,并于3月2日突袭贵阳城防、占据城内各要塞和军事机关,进入政府办公机构抓捕公务人员、枪杀新闻媒介记者,贵阳城区只有巡防统领李立鉴率部殊死抵抗,并因寡不敌众从西南面的黔灵山一线溃退出城。而滇军进入贵阳城之后、肆意屠杀贵阳军民,连未曾抵抗而投降的黔军数百人也被唐下令集体枪杀,进而又强奸民女、抢劫百姓财物无数,尤见滇军的残暴凶狠!
    
    刘显仕此次出卖贵州、引滇军血洗贵阳城所换来的是自己能座上统治黔省军政的第一把交椅,尽管他的头上还有自任“贵州临时都督”的大军阀唐继尧,但他深知唐氏这条“大鱼”不会在贵阳这个“小水池”里呆得太久,迟早贵州的军政大权会落到自己的手头。果然不出所料,到了1913年秋,唐继尧被召回云南独掌军政统率的大权,而蔡松坡(蔡锷)则欣喜若狂的奔向北平,蛮以为袁项城(仕凯)要赏他个“直棣巡阅使”的美差,可落地之后才搞懂是袁大总统以此为诱饵引他老兄当“肉票”,想来这被往后历史描写得英明神武的“蔡都督”,脑袋里面装的竟是一锅猪菜,奔来跑去不过还是为了这鄙俗的区区利禄。还是唐继尧比较有心计、眼看着袁仕凯在南方已渐渐失去支持,不等大都督逃出平津就自顾在滇、黔宣布“讨袁”发兵,目的是想借袁大头的黑手除掉搭档蔡锷。待到1915年12月,这不惜用暗渡陈仓之法潜回云南的蔡松坡到家时,连云南省主席的行政大权都让唐继尧培植的贵州亲信任可澄占去,而自己却忍气吞声的屈居在第三把交椅,最后是被唐继尧、任可澄包装成“护国讨袁军总司令”,充当职业杀手去征剿四川军阀,实际上是被两位用来当枪使。
    
    此时云、贵地方人民的起义和反抗,早已变成了由地方对准中央、由地方对准地方、由汉人针对满人、由汉人针对汉人的多种复杂政治形式,这种历史的变迁似乎正在告诉我们,千百年来的民族战争在进入到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时、已经演变为政治战争和利益战争,而当我们把这样的历史事实细化为对一个局部地方的政治文化关注时,显然更不能忘却来自本民族之间的屠杀仇恨,我们甚至希望有找一种理论可以证明同一国家、同一族群之间不会留下仇恨、不会发生屠杀、不会爆发战争,但在我们的历史观察视角还在不断的追索“民族仇恨”的原因形成时,尴尬的问题又在于:滇人与黔人只是分属不同行政地域的汉人。我们的仇恨精神到底该不该允许这种漠视本族群生命的行为被放纵在谴责的视角之外?但是,任何淳朴形式的政治独立要求在独裁专制踩蹋下都是显得十分脆弱的。
    
    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贵州的历史上又爆发了一次以“推翻滇人势力”的武装兵变,以黔军少壮派力量为首的中、高级将领卢焘、谷正伦、孙剑峰、何应钦等人,于11 月10日夜包围了刘显仕的警卫部队,杀死刘部郭重光、熊范舆、何麟书等人,迫使刘显仕仓惶逃回其老巢贵州兴义,这是贵州民国史上著名的“民九事变”,而这时近在昆明的唐继尧也同样被其亲信顾品珍、龙云搞下台,黔省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与四川“连手遏制滇人”的历史。
    
    对于黔人来说,川人与滇人在政治意义上有根本的不同,从1915年的第一次“护国战争”开始,黔军对川东南一线的军事作战已经显露出黔人在西南政治势力上的迅速崛起,这样的后起力量如果不能被有效的团结、必然要从根本上动摇四川在西南乃至于湖广和中原地区的政治地位,从政治地理的比较角度来看、云南并没有四川面临的这种深度危机,这显然也是川军为什么会在败北于黔军的前提下、与黔省进一步休好睦邻关系的原因;另一方面,由历史文化的渊源的牵连上说,黔北、黔西北的广大地区在历史上就是四川的地盘,几乎占到贵州版图的三分之一,是清代中期才划归黔境管理,川、黔两省的文化民俗如出一炉,这是滇、黔政治必然分裂的第二个原因;再从政治的统治意义上上说,滇人历来对黔政表现出来的不外是压制和干预、明显缺乏川人的现实和权宜,必然要形成冲突与对立,这些都是滇、黔政治不可融合的历史原因。
    
    而尽管说滇人在图谋独霸西南的政治进程上已经走到了末路,但到了1922年秋唐继尧重新执掌云南军政后、又一次派兵血洗贵阳,当时驻守贵阳的黔军彭汉章部因抵抗无力弃城而出,滇军又是一番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竟然又于1923年2月23日立刘显仕任贵州省长、由唐继尧之弟唐继虞出任“贵州军事督办”。但贵州这时候的局面已非往昔,黔军的主力由袁祖铭率领早就占据了黔北及川东南重庆、綦江以上的广大地区,大有称霸西南的图谋和动机,唐继尧这才反过来开始担忧云南的危局,并于1925年主动将贵阳“交还”给黔军,刘显仕也在交困中病魔缠身、两年后客死异乡昆明。
    
    1926 年,“定黔军”总司令袁祖铭以“北洋政府”的名义任命黔军第三师师长周西成出任贵州省长、坐镇贵阳指挥全省的军政,这是贵州军政史上一个伟大的鼎盛时代,也是贵州脱离“滇人干政”以来谋求独立崛起的时代。周西成作为“亲川派”政治势力的代表、贵州“桐梓系”军阀的领军人物,在政治上显然要比“亲滇派”的 “兴义系”人物刘显仕有更高的远见与卓识,其早年在贵阳从军、“护国战争”期间在第一军蔡锷手下黄道斌部当连长,是年随黔军戴戡部驻防四川成都,并在与川军刘存厚部的激战中一马当先、屡建奇功,为川、滇、黔各派军阀所赏识。之后,周于1922年投川军石青阳部、任第三混成旅长,曾得到广州国民政府及孙中山大元帅的通电嘉奖,尤其是在与吴佩孚为首的“北洋军阀”作战中,以四攻重庆、血战浮图关而名声大振,又被孙中山授予“四川讨贼军第三师师长”。
    
    周西成入主黔政以后励精图治,大力兴办教育、强化治安、整顿军务,在短短一、两年之间就使贵州的政治经济地位得到跃升,在民国历史上赢得“南黔北晋,隆治并著”的称誉,其人更是以廉政奉公、疾恶如仇、赏罚分明博得黔省人民的爱戴。然而,一个地方政府的如此政治作法必然会引来中央政府的怀疑和猜忌,1928 年,蒋介石首先利用唐生智诱杀远在湖北作战的黔军首领袁祖铭,进而将袁部所属贵州子弟先行分散收编、再许以官职和重金收买黔军将领李小炎率部返黔争夺贵州的领导权,并在1929年5月由云南军阀龙云暗中支持(滇人实在是亡黔之心不死)、从贵州镇宁一线向贵阳进攻,周西成亲自率部与李小炎在关岭县境决战、不幸在鸡公背一战中弹身亡……6月18日李小炎占领贵阳、自任贵州省主席,7月16日又被黔军毛光翔、王家烈部赶出贵阳,当时的贵阳有首童谣这样唱:“有个十八子、坐了十八天”,说的就是李小炎。
    
    尽管说后来主导黔政的仍然是周西成的亲信、“桐梓系”的中心人物,但毛光翔、王家烈二人身上的政治智慧远远不够领导一个正在崛起的贵州,反而是不断的陷入到被蒋介石利诱、分化的矛盾中去,使黔军乃至于黔政从来之不易的统一又退回到崩溃、纷乱的局面,这种情况甚至维持到了1935年,蒋介石又一次利用“追剿中央红军”的机会对黔军下手,最终将贵州的地方政治军事力量全部瓦解,从而结束了黔人几百年追求独立自由的反抗历史。因此说从唐继尧到蒋介石,他们对贵州的统治觊觎不过是为张显独裁集权的政治需要,当这种需要满足了他们的势力配重法码时、不论是 “大中央(中国意义的中央)”,还是“小中央(地方势力的中央)”,任何于这种统治形式上的当权者都不会给贵州地方民众应有的关怀和体恤,这是造成贵州在历史上不断反抗、不断贫穷的政治原因。
    
    如果能总结黔人的政治反抗特点,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黔人的所有政治反抗都隐藏着必然失败的根源与祸端。这是由于黔人总是过于的藐视周边的政治势力、企图跻身于独立在中央之外的各省平等行列,甚至是在这样的立场上还以桀骜不驯的态度威胁中央,尽管说周边势力的觊觎和干涉使黔人饱经祸乱、但黔人向来不会引以为戒、而是把什么矛盾都全盘的拿来指向中央,这是黔人历史以来在政治上遭受灭顶之灾的根本原因。这种原因与黔人的秉性密切相关,作为山民、他们认为只有占领了山巅才能有坚守和进攻的主动,所以黔人历来是“只反皇帝、不反贪官”,由此造成某些看似不大不小的地方官僚都敢作乱黔省,特别是在近现代的贵州历史上,黔省频频滋生“大贪官”、让外省人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这样的贫困地方那来雪花银钱中饱官僚的私囊,而实际的情况是:所有黔省造就的“大贪官”序列里面,竟无一人是本土生长的贵州人。而当我们面临贵州历史的贫困与现实的“贪官”现象时,总想弄清里面的根源是属于历史的性质还是属于政治的性质?为此,我们又来翻开贵州的历史搜寻贪官,得到的答案应该会令人一目了然。
    
    明、清两代的贵州贪官还暂时未找到历史记载,估计或大或小的贪污行为必然不会在官场绝迹,但从民国开始之后的贵州地方官劣迹暴露就有记录,以在上面提到的刘显仕为例,1919 年,以黔军统率王文华为首的军官就曾以刘“克扣军队粮饷”对其发难,逼迫当时的贵州财政厅长张协陆公布收支帐目,张自知心中有鬼脱不了干系、竟以自杀避罪,想来这顶头上司刘显仕的屁股也不会干净。但,如果又从反面来推测刘显仕的个人贪污动机,其家是富甲一方的大财阀、是先成为富人才投身于军政的人物,所以在钱财上不会显得贪心不足,即便是在政府的财务上有某种程度的不清不楚、也还不可能贪污个千万、百万,毕竟又要养兵又要养政府,搞得太多会让上上下下都揭不开锅,岂不是给自己难堪吗?因此来说,刘显仕就算再无耻、再坏都不能是“大贪官”。
    
    第二又来说周西成,其一生征战川黔数省、最后又入主贵州省长,直到战死在鸡公背时、有记载说其“家无隔夜之财”,最后办丧事都是由民国政府拨款。尽管我们还有些怀疑这种传说的真实性,但贵阳百姓却在周西成死后自发捐款为其铸铜像、安放在贵阳市中心的“铜像台”(今中华路上的喷水池)供世人缅怀,想来贵州的老百姓还不会愚蠢到为“大贪官”立碑造像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老百姓心里有杆称!至于说后来的民国贵州官员,大体上都未能成为“大贪官”的,就连蒋介石派来的吴忠信、杨森都没能在贵州做成“大贪官”。
    
    再数到1949年共产党执政以后也有贵州本地人当政,贵州第二任省长周林(以杨勇为第一任算)也是贵州仁怀人,早年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是民国“戡乱时期” 有名的“学运”领袖,还有象秦天真、陈真固、王朝文同样是共产党历史上的贵州省主要领导,皆能以个人品格区别于中央政府派来的官员(如刘芳仁),而象闫建宏、卢万里、刘长贵、刘芳仁这几位“大贪官”之中,竟没有一位是土生土长的贵州人,因而有外省人说“贵州出大贪官”实在是于理不平,准确的说法是:“贵州出外省来的大贪官”才对!黔人虽说从来就处在贵州的历史贫困之下,生活贫穷但尚不会对钱财显露出贪婪、卑微,这是黔人孤傲的性格所致。那位不信尽可到外省走走看看,腰缠几千万的大老板见到利益就点头哈腰,而黔人就算是身无分文也一样面不改色、气宇轩昂,这对于今天社会所缺失掉的汉文化精神来说、是何其的难能可贵。
    
    这黔人不但不做本地的贪官、而且还不做外地的贪官,这是由于贫穷的生活经历朔造了黔人的政治思想品格,所以黔人历来对后代有一句教育格言叫:人穷志不短!因此从大山里走出来的贵州人总是凭籍着一种自信与刚强、珍惜每一份来之不易的奋斗果实,兢兢业业恪守理念和道义。这显然不是从美化的角度来看黔人,而是他们身上确实能拿得出实例来佐证这种赞誉,例如民国九年被贵州军阀孙剑峰逼出贵阳的黔军师长何应钦,本想到昆明效力于云南军阀唐继尧、偏偏遇上冤家对头刘显仕刺杀和暗算,伤痛之下带着一腔悲愤投奔远在广州的孙中山,并以踏实努力的作风赢得孙大总统的信任,最后担任了国民政府的“军政部长”、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家高官,甚至象谷正伦、韩文焕两家都是“一门三杰”的国民党高官,竟也无一人成为贪官,这便是铁证。
    
    看来这贪官的形成不仅有政治制度的成因、还有地域对人格的培育因素,但愿能苟同这种观点的黔人若有一天能致力国家公务、从事社会公益时,拿出点贵州山民的财富价值观念来维护这近乎绝迹的“黔人精神”,也不枉对我这番处心积虑的言论。
    
    2005。5。7。贵阳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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