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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诉乡土话贵州(之三),(之四)/康成
(博讯2005年9月27日)
    
    贵州汉人的反抗历史,大约又要从满清时代开始算起,因为在此之前的贵州历史上并没有汉人造反作乱的记载,而汉人在贵州进行的有组织、有规模的军事反抗也是从清顺治九年(明永历六年),公元1652年开始。这是由于“南明王朝”于此六年前,由“桂王”朱由榔率领,从广西退却到贵州的安龙县,这是汉人中央政府并所有军政人员和武装力量开天辟地以来,第一次移师贵州,省会贵阳竟用“南明河”命名该城市唯一河流以为纪念,尤见中央政府在边远地方人民心中的重要程度。尽管说此时的“南明王朝”已节制不了贵州的地方的官员、征纳不进黔境的粮棉税收,但出于对本民族的政治感情、贵州属地上的汉人决不会去仇视这样一个政府,反而会对清兵构筑起责无旁贷的武力抵抗,并激发起当地少数民族同仇敌忾的战斗热情,使这场国家危难情况下民族战争打响在最后一寸领土的保卫战场。可由于当时清军在“平西王”大汉奸吴三桂的亲率下急于向清庭效犬马之劳,对其所背叛的汉人政府竭力追杀,使这个在战乱之中不断流亡的中央政府于1658年被迫迁往云南的昆明,结束驻黔六年的反抗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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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次贵州历史上大规模、有组织的汉人政治反抗是发生在(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763年),由于清庭下令“撤藩”,触及了“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三藩”的政治利益,于是,吴三桂便联合尚可喜之子尚之信、耿仲明之孙耿精忠结盟造反,在清史上被称为著名的“三藩之乱”。上述三人虽不同辈份,但尚某之父、耿某之祖均与吴三桂同为大明的判臣,而历史正是让这些无耻的窃国小丑来开我们的政治玩笑,这些乱臣贼子当初胆敢背叛国家、出卖民族不外是为着各自门户的一己私利,现如今又被大清当猪狗一般宰杀时、竟然高喊出“反清复明”、“匡扶汉室”的政治口号,尤见正义在被利益盗用之下的不要脸。所以说历来中国的大军阀、大地主皆为政治赌徒,大肆用将山社稷来抬高赌注,甚至在自己输得精光的情形下(例如李志成的反抗)、拼死借匪徒之手(借清兵的军事力量)抢回赌本也在所不惜,因为他们的眼中只有既得利益,怎管你老百姓死与活!
    
    按理说,“三藩之乱”本不干黔人的鸟事,可坏就坏在贵州被归属在吴三桂的“藩地”之上,他老兄一旦改弦更张便把黔人也拉进“反清复明”的战船,“贵州督府”只能任由“吴总兵”调遣、黔省军民在不得已中充当了吴某人的政治炮灰。可待清兵杀来之时、黔境土地上到处是尸横遍地、血流成河……这种结局自然是表明了清庭的狠毒,但根源上是由于吴三桂的诱骗所致,简直就是让黔人蒙受无妄之灾。这是一次贵州在中国历史上被“政治绑架”的遭遇,类似于这样的胁迫和诱骗在贵州的后来历史上却屡屡发生,这并非是黔人看不懂“套路”或是政治判断能力比较迟钝,而实际的情况是川、滇两省的军阀和政治势力从来就干预、威胁着黔政,这就如同是有人天天拿着把刀架在你的脖子上、还一面和你大谈如何截道、如何分钱。如果有人不信这样的情况,我们稍后会拿出详尽的事例来予以证明。
    
    那为什么我们又会把吴三桂的“三藩之乱”当成“汉人的造反作乱”来进行对待呢?从形式上看,吴三桂不过一利禄之徒、为大清手上的“降将”、是不折不扣的汉奸,其得到的利益回报还是凭自己血腥征战换来的“平西王”,并未在清庭的卵翼下获得更高的利益和奖赏,这或许就是吴三桂后期要发动军事叛乱的真实原因;但从理论上看,不管“三藩之乱”的发动者是出于何种不可告人的私人目的,在政治上却是把矛头指向对一个国家体制的推翻,仅这一点来说是符合汉民族根本利益的;又从民族精神意义的归属上看,尽管吴三桂等人对汉民族是“罪不可赦”的恶人,但毕竟“汉奸”也只能算“汉人里面的奸细”,不论其怎样为谋求个人目的投靠满清、或者又为了利益不平反戈一击,都无从改变其身上固有的民族精神属性;这就好比一个期望嫁给洋人的汉人女子,即使是有一天她真嫁到外国去、过上了自由富足的生活,做爱叫春的呻吟只能够是用母语,改用英语就显然是拿A片里的对白和老外逢场做戏,如果背离一种文化价值就必然难以表述出自己的快畅心情,所以对汉人而言,嫁老外与做汉奸是同出一理。
    
    再说到(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当武昌城头兵变的枪声响起、西南边疆的云南昆明,清军第十九镇三十七协协统蔡锷、新军管带唐继尧便发兵起义,宣称“云南独立”。而同时活动于贵州省会贵阳的革命党人也迅速加入到“通电独立”的边疆省行列,使满清朝庭乃至云南军政府都感措手不及,惊恐之中的贵州抚台沈瑜庆即刻向当时远在黔西南的“乡勇”头目刘显仕去了封电报,以“省城告急”云云命刘显仕火速派兵增援贵阳,刘显仕接电后似乎也未明白事态会有怎样的严重,竟草草从关岭带上500个“徒手兵”往几百里外的贵阳赶,虽说这股部队来省的名义是“协防贵阳”,可一无装备、二无枪械,显然只想作清政府的军事快速反应力量震慑贵阳的军民,只可惜这支军队还未行进到贵阳,省城历史上第一次“独立起义”已大告成功!
    
    当时的贵州军民在中央集权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也想乘机谋求自己的政治独立地位,旨在否定大清、摆脱地方军阀对贵州的军事钳制,“自治党”人张百麟、黄泽林等人已收买了象贵州巡警道贺国昌、高等审判厅厅丞朱成侯等同情革命的官僚,发动驻贵阳的清兵兄弟作好了起义的军事准备,并信招“哥老会”七、八百人集聚贵阳,等待择日“举义”,幸好革命的形势在全国风起云涌、清庭在中国的灭亡已是人心所向,“自治党”人的成功起义因清政府的掉以轻心才没有遭遇血腥的屠杀。然而,正是这500名长途奔袭省会贵阳的“乡勇”、最后衍变成了首领刘显仕入主黔政的政治资本,由此开创了黔军互相争夺地方势力的杀戮历史,演绎出川、滇、湘、黔数省军阀二十余年的混战与掠夺。
    
    贵州独立起义的成功,得益于黔省军民的浴血奋战和共同努力,由地方历史的政治角度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政治意义,其深远影响足以改变我们对贫困内陆地方长期被遏制、被挟持的政治印象,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更进一步证明了贵州各族人民历来就不乏谋求独立自由的不屈思想,但这样的政治现实在残酷的外来力量干予面前也就是昙花一现。以当时省会贵阳的政治经济中心地位而言,刘显仕不过一外县乡绅竟能轻而易举的掌控贵州军政领导权,对其势力的最大支持者当然非云南军政府莫属,其曾在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就开始与云南方面勾结来往,其家以贵州兴义地方的富豪参办“团练”、组织“乡勇”,与清兵携手并肩镇压滇、黔边境的回民起义,并以战功卓著深得云贵军方的赏识、令贵州本地官方都不敢视之为等闲。而刘显仕这次虽初上省城,很快又在云南军政府授意下征募贵州新兵3000人、壮大了其对黔政的控制能力,云南军阀俨然要把刘某扶植成为在贵州的政治代言人,最终把贵州地方政府弄成了云南军阀统治下的傀儡政府,这同样属于贵州的“历史不幸”。
    
    1912年2月2日,手执重兵的贵州“宪政党”人刘显仕、任可澄等人制造了震惊贵阳的“二、二事变”,将“自治党”人张百麟逼逃出黔(张后来逃到广州投奔了孙中山)、另将彭尔坤杀害,致使贵阳的局势出现急剧动荡。此时的刘显仕由于担心“自治党”人组织反扑,竟差使同党周沆、戴戡到昆明乞求云南军政府蔡锷(都督)、唐继尧(总兵)发兵往贵阳“维持地方治安”,主动为滇人干涉黔政创造条件,可见象吴三桂类似的人物不一定仅中央才有,贵州这样的小地方也能造就这类龌龊人物。2月29日,唐继尧亲率滇军征讨贵阳,并于3月2日突袭贵阳城防、占据城内各要塞和军事机关,进入政府办公机构抓捕公务人员、枪杀新闻媒介记者,贵阳城区只有巡防统领李立鉴率部殊死抵抗,并因寡不敌众从西南面的黔灵山一线溃退出城。而滇军进入贵阳城之后、肆意屠杀贵阳军民,连未曾抵抗而投降的黔军数百人也被唐下令集体枪杀,进而又强奸民女、抢劫百姓财物无数,尤见滇军的残暴凶狠!
    
    刘显仕此次出卖贵州、引滇军血洗贵阳城所换来的是自己能座上统治黔省军政的第一把交椅,
    尽管他的头上还有自任“贵州临时都督”的大军阀唐继尧,但他深知唐氏这条“大鱼”不会在贵阳这个“小水池”里呆得太久,迟早贵州的军政大权会落到自己的手头。果然不出所料,到了1913年秋,唐继尧被召回云南独掌军政统率的大权,而蔡松坡(蔡锷)则欣喜若狂的奔向北平,蛮以为袁项城(仕凯)要赏他个“直棣巡阅使”的美差,可落地之后才搞懂是袁大总统以此为诱饵引他老兄当“肉票”,想来这被往后历史描写得英明神武的“蔡都督”,脑袋里面装的竟是一锅猪菜,奔来跑去不过还是为了这鄙俗的区区利禄。还是唐继尧比较有心计、眼看着袁仕凯在南方已渐渐失去支持,不等大都督逃出平津就自顾在滇、黔宣布“讨袁”发兵,目的是想借袁大头的黑手除掉搭档蔡锷。待到1915年12月,这不惜用暗渡陈仓之法潜回云南的蔡松坡到家时,连云南省主席的行政大权都让唐继尧培植的贵州亲信任可澄占去,而自己却忍气吞声的屈居在第三把交椅,最后是被唐继尧、任可澄包装成“护国讨袁军总司令”,充当职业杀手去征剿四川军阀,实际上是被两位用来当枪使。
    
    此时云、贵地方人民的起义和反抗,早已变成了由地方对准中央、由地方对准地方、由汉人针对满人、由汉人针对汉人的多种复杂政治形式,这种历史的变迁似乎正在告诉我们,千百年来的民族战争在进入到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时、已经演变为政治战争和利益战争,而当我们把这样的历史事实细化为对一个局部地方的政治文化关注时,显然更不能忘却来自本民族之间的屠杀仇恨,我们甚至希望有找一种理论可以证明同一国家、同一族群之间不会留下仇恨、不会发生屠杀、不会爆发战争,但在我们的历史观察视角还在不断的追索“民族仇恨”的原因形成时,尴尬的问题又在于:滇人与黔人只是分属不同行政地域的汉人。我们的仇恨精神到底该不该允许这种漠视本族群生命的行为被放纵在谴责的视角之外?但是,任何淳朴形式的政治独立要求在独裁专制踩蹋下都是显得十分脆弱的。
    
    2005。5。7。贵阳
    


倾诉乡土话贵州(之四)
    
    康成
    
    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贵州的历史上又爆发了一次以“推翻滇人势力”的武装兵变,以黔军少壮派力量为首的中、高级将领卢焘、谷正伦、孙剑峰、何应钦等人,于11月10日夜包围了刘显仕的警卫部队,杀死刘部郭重光、熊范舆、何麟书等人,迫使刘显仕仓惶逃回其老巢贵州兴义,这是贵州民国史上著名的“民九事变”,而这时近在昆明的唐继尧也同样被其亲信顾品珍、龙云搞下台,黔省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与四川“连手遏制滇人”的历史。对于黔人来说,川人与滇人在政治意义上有根本的不同,从1915年的第一次“护国战争”开始,黔军对川东南一线的军事作战已经显露出黔人在西南政治势力上的迅速崛起,这样的后起力量如果不能被有效的团结、必然要从根本上动摇四川在西南乃至于湖广和中原地区的政治地位,从政治地理的比较角度来看、云南并没有四川面临的这种深度危机,这显然也是川军为什么会在败北于黔军的前提下、与黔省进一步休好睦邻关系的原因;另一方面,由历史文化的渊源的牵连上说,黔北、黔西北的广大地区在历史上就是四川的地盘,几乎占到贵州版图的三分之一,是清代中期才划归黔境管理,川、黔两省的文化民俗如出一炉,这是滇、黔政治必然分裂的第二个原因;再从政治的统治意义上上说,滇人历来对黔政表现出来的不外是压制和干预、明显缺乏川人的现实和权宜,必然要形成冲突与对立,这些都是滇、黔政治不可融合的历史原因。
    
    而尽管说滇人在图谋独霸西南的政治进程上已经走到了末路,但到了1922年秋唐继尧重新执掌云南军政后、又一次派兵血洗贵阳,当时驻守贵阳的黔军彭汉章部因抵抗无力弃城而出,滇军又是一番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竟然又于1923年2月23日立刘显仕任贵州省长、由唐继尧之弟唐继虞出任“贵州军事督办”。但贵州这时候的局面已非往昔,黔军的主力由袁祖铭率领早就占据了黔北及川东南重庆、綦江以上的广大地区,大有称霸西南的图谋和动机,唐继尧这才反过来开始担忧云南的危局,并于1925年主动将贵阳“交还”给黔军,刘显仕也在交困中病魔缠身、两年后客死异乡昆明。
    
    1926年,“定黔军”总司令袁祖铭以“北洋政府”的名义任命黔军第三师师长周西成出任贵州省长、坐镇贵阳指挥全省的军政,这是贵州军政史上一个伟大的鼎盛时代,也是贵州脱离“滇人干政”以来谋求独立崛起的时代。周西成作为“亲川派”政治势力的代表、贵州“桐梓系”军阀的领军人物,在政治上显然要比“亲滇派”的“兴义系”人物刘显仕有更高的远见与卓识,其早年在贵阳从军、“护国战争”期间在第一军蔡锷手下黄道斌部当连长,是年随黔军戴戡部驻防四川成都,并在与川军刘存厚部的激战中一马当先、屡建奇功,为川、滇、黔各派军阀所赏识。之后,周于1922年投川军石青阳部、任第三混成旅长,曾得到广州国民政府及孙中山大元帅的通电嘉奖,尤其是在与吴佩孚为首的“北洋军阀”作战中,以四攻重庆、血战浮图关而名声大振,又被孙中山授予“四川讨贼军第三师师长”。
    周西成入主黔政以后励精图治,大力兴办教育、强化治安、整顿军务,在短短一、两年之间就使贵州的政治经济地位得到跃升,在民国历史上赢得“南黔北晋,隆治并著”的称誉,其人更是以廉政奉公、疾恶如仇、赏罚分明博得黔省人民的爱戴。然而,一个地方政府的如此政治作法必然会引来中央政府的怀疑和猜忌,1928年,蒋介石首先利用唐生智诱杀远在湖北作战的黔军首领袁祖铭,进而将袁部所属贵州子弟先行分散收编、再许以官职和重金收买黔军将领李小炎率部返黔争夺贵州的领导权,并在1929年5月由云南军阀龙云暗中支持(滇人实在是亡?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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