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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诉乡土话贵州(之一)/康成
(博讯2005年9月25日)
    
    
     康成 (博讯 boxun.com)

    凡国人大都有赞美各自家乡的习惯,山西老乡甚至还弄了首歌,叫《人说山西好风光》、大唱特唱,让我们这些西南腹地的山民老觉得愧对自己的家乡,可去到了晋中大地之后才明白,华西北界上秋风过后连草都不生,怎能与四季青山绿水的贵州堪比?真说起这本乡本土之上有什么美得不得了的东西,乡里乡亲的谁会不知道?全都拿来挂在嘴上唱自然是有点“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嫌疑,再把自己家乡的优势用来比别人家乡的短处、更显得有故意炫耀的俗气……为此,我总想找一些自己故乡的龌龊与不足,阐发些积怨已久的感慨,这一来是可以避免得罪外省人,二来还可以对固步自封的属地文化进行彻底的反省与批判。
    
    按照一般的叙述习惯,我们自当先从贵州的历史说起,虽然这地方历来被世人看成是“穷乡僻壤”,历史和文化名气远不如全国其他省份的大、行省的建制历史并不算长,民族与地理的构成因素也较为复杂,但正是由于这林林种种的原因交错,才使得我们对一个地方的特殊历史形成萌发无穷的追溯欲望。
    贵州地处中国西南内陆腹地,简称以“黔”或“贵”,与川、滇、桂、渝、湘五省区为邻而居。这里慨述的只是一个“已有年代记载的贵州”,而历史上最早的“贵州”甚至可能是一个被泛指的区域概念,既没有实地划定的边界、更没有权属独立的疆域,以我们所见到的历史材料来看,这里原为苗、彝、水、侗、布依、仡佬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地,文献能够记载的历史长度仅仅有2500年左右,只有5000年华夏亘古文明的一半遥远,其早期的地理版图位置在春秋战国时属楚国的“黔中”,秦朝时归“黔中郡”和“象郡”,到了汉代又隶属“荆、益二州”,唐朝时归“黔中道”、宋代为“ 夔州路”、元代又分割为云南、四川、湖广三省的“中书省”,直到明代才开设“贵州布政司”。也就是说,从这时候起贵州才作为一个单列的行政地方编制出现在中国的历史上,距今不过600余年,最后是到了满清的历史上才有了今天称为“贵州省”的行政建制。
    
    通过这一番对贵州历史的叙述,我们不难看出该地方曾经在中国史上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毫不掩饰的说:贵州简直就是被历代专制独裁统治任意拐卖的“政治弃婴”,时而被遗弃(分割)、时而被领养(归属),使得这一地域上生活的各个民族必然饱尝支离、动荡的政治苦难,并由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边远地方在中央集权肆意蹂躏下的不幸历史。而贵州在中国的历史上却是一个贫困的少数民族地方,全境1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几乎有一半是处在云贵高原的东北坡上,由于地势的陡峭、再加上常年受“印度洋暖流”和“西北尼亚寒潮”的夹击,使这里四季雨水不断,被人贯以“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地理气候现象,再由于贵州山高路险、交通不便,山区农民兄弟多以耕种坡地为生、粮食自给能力极低,甚至连温饱问题都难以为继,形成了这一地方贫困的历史特征,所以,有外省人在后面又加上一句:“人无三分银”,由此而来概括出几大贵州历史的人文风貌。
    
    正因为有了少数民族在黔境上的“原著聚居历史”,曾经有人以为贵州如同云南、广西那样,是少数民族占全省人口大多数的“民族省”,但实际从现有少数民族在黔境上居住、分布状况来看,早就超出了我们对一个传统民族地区的判断标准,至少在全省的主要地、州、市(包括标明的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绝少能有少数民族向我们充分证明他们区别于汉人的明显文化特征,因为这些地方早已为汉民族的聚集形式所占领,少数民族反而是散居在更为边远的贫困山区,有的甚至是倚黔境(当然是现代意义上的贵州边界)跨省而居,使“少数民族省”的称谓退化成历史现象。可正是这种历史的现象又在不断的告诉我们:少数民族曾经是由贵州境内的大、中城市、军事重镇向外围地方退却。这种情况是缘于战争?还是由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所造成?同样是我们想透过历史寻求到答案的原因。
    
    也许,在没有弄清楚众多历史状况的前提下,我们甚至怀疑过贵州的政治文化历史形成会有复杂的“原著民”成份,但现实的情形仍旧使我们感到莫名的沮丧,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基石早已在汉文化的历史冲刷下垮塌,尽管说在对边缘文化的挖掘中我们还能偶见到前者的残缺身影,可不论对贵州的汉民族后裔或是少数民族后裔而言,它终究成为了无法读懂的远古记忆。这样的现状无疑又为我们的上述说法提供了更充分的证据,这就是说:在贵州长期动荡的政治历史环境下面,作为这一地区的原著少数民族、已经在汉民族不断的扩张下沦为“离群索居”的“边缘政治群体”,演变成今天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而这一切都来自我们上面所说的“历史不幸”!
    
    但,反过来看这样的历史结局,我们肯定会联想到任何民族间征服都必然要沿用的残酷手段:例如战争,例如屠杀形式的秩序建立。所以,就贵州的政治历史形成来看,同样要经历这样的血泪历程。而令我们失望和庆幸的是,在如此复杂的民族交往(据不完全统计:贵州省的少数民族多达31个之多。)过程中,史料的记载上竟然也没有发现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在贵州爆发过大规模战争,尽管贵州本地的文化学者曾经挖掘出象《奢香夫人》这样的历史故事,每年苗历四月初八在贵阳市还有“纪念苗王殉难”的民族活动,我们的中学历史课文里也还有“张秀眉领导苗族农民起义”的记叙,但这一切用今天的政治尺度来进行衡量的话,仍然属于边远地方的“小规模民族叛乱”,中央政府更多是采取了后一种“屠杀形式的秩序建立”来书写镇压历史。
    
    因此,仿佛就现有的史料推断来看:历来的“汉人中央政府”与“少数民族贵州地方”之间是没有惨烈的历史仇恨的,汉民族更不会千百年“在别人的土地上”对苗夷等少数民族产生出象对蒙古人、满人那样的仇痛记忆,而作为对象一方的苗夷等少数民族同样也没有这种历史敌意,如果不是因为这“一团和气”的情况,恐怕苗族兄弟应该有理由首当成为中国的“第六大民族”。
    
    或许,正是由于我们在对待苗夷等少数民族的历史问题上不够诚实,这种少有的“民族团结历史”只是我们经过了政治加工之后的艺术文章,是不是可以从严肃对待历史的角度作另一种假设和悖论:汉人真正在征服贵州历史上,与苗夷等少数民族之间“确实出现过大规模的民族战争”,甚至是以汉人的绝对优势赢得了历场战争的胜利(在历史上汉国家强盛的时代,这种假设是足以成立的)。但按照汉民族以及今天所谓“中华民族”的心理习惯,他们不可能不对自己为数不多的“战争功绩”大书特书,何况他们针对的不过是“五大民族”之外的弱小民族。那为什么在如此漫长的历史进程里我们都未见到过这样的政治炫耀呢?我想,大概是拘于这样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汉人中央政府”在各个历史时期对“少数民族贵州地方”的入侵剿杀战争中,采取了灭绝人性的大规模屠杀,这样的史实必不敢昭然于后世,迫使汉人的文献记载故意“抹去了这历史的血腥”,而这种的假设的依据是来源于明、清两代中央政府在黔境大规模屯兵驻军的情况,发生这种血腥事实的理由是应该存在的;
    
    第二,是由于贵州的苗夷等少数民族文化传承自身没落的原因,从今天的实际情况上看、他们连语言文字都早已是支离破碎,多数是有语言失传文字、有文字不存语言,因而从这些弱小民族本身所处的历史绝境上讲,竟然是“在惨痛中自我消亡”,是岁月的无情灭杀了他们的“民族历史记忆”,所有的历史记载只是由汉语言“独当一面”来谱写,之所以要“隐去战争的仇恨”、把贵州少数民族当成中央政府的“良臣顺民”来描绘,不外乎是想从历史的角度奠定中央集权专制的“一贯正义性”。
    
    所以,不管我们为了现实怎样去美化从前,哪怕是剩下某种被篡改为“小规模的民族叛乱”的历史记载,都同样要把它理解是对“民族战争历史”的具体表现。
    
    而作为动荡的民族地方来说,历来的中央政府大概并不太重视贵州这样的边远贫困地方,长期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制肘了地方的经济和发展,在经济和社会福利方面反而成为中央政府的包袱和压力,这样的财力薄弱必然要造成地方对中央的过度经济依赖,使其很容易的就丧失掉生存发展的独立性,尤其在没有动荡事态的和平情况下、权力高层更愿意把这样的民族区域肢解为多个部分、交由不同的地方进行节制和管辖,这显然也是贵州从来未能真正走向政治独立的根本原因。至少说样的割治局面能有效遏制地方少数民族力量的长期聚集,降低因民族对抗带来的政治风险,同样是有助于中央政府减少战争成本的一个策略,但负面的情况却是:交叉管理的地方行政又难以对结合地域实行有效的权力覆盖,导致地方治安的不断恶化,使得少数民族间的局部利益矛盾冲突日渐剧烈。而只要这些纠纷和冲突不能演变为更大规模的武力争端,中央政府倒宁愿让其保持着这样“有限纷乱、落后”的局面。这一来是便于利用矛盾对有意投靠中央的地方政要、部族首领实施收买与拉拢,二来还可以乘机推进“移民措施”下的汉民族地方渗透,三则借助于经济、文化等非战争手段,达到对少数民族的族群分化,可谓是一举多得。这也可能是“汉人中央政府”与“少数民族贵州地方”没有在历史上爆发大规模战争的的另一种原因。
    
    综合这几方面的因素来看,最早的汉民族对贵州少数民族地方除了武力的进犯以外,经济、文化甚至于移民、迁徙等手段也同时在一并进行,而更具有政治色彩的入侵是来自中央政府对自己臣民的刑事惩罚手段,历史称之为“发配”或“流放”的情况,这实际上是把威胁皇权的异己政治力量驱赶到动荡的民族地方,以期减少社会反抗对中央权力形成的压力。又以历史的经验来看,虽然“发配”、“流放”仍具有相当程度的政治残酷性,但比较于直接对生命灭杀形式的手段还有一定的“仁慈”,而生命作为不屈的思想载体总会把反抗的精神传承下来,在漫长岁月的积淀中聚集为动摇专制独裁的反叛力量,这几乎是所有专制集权国家在边疆和民族独立问题上面临的通病。但贵州显然不具备一个边疆地方的地理要件,这里既不沿边也不靠海、更缺少外部势力的渗透与援手,比较于广西和云南有明显的区位优势不足,而相反的情况又是:贵州在这100多年的近代史上却屡屡有“谋求独立的政治冲动”,这之中的原因到底是由于“民族关系的深层对立”?还是来自于“异己政治力量的历史性聚集”?我们更愿意由此去探寻蕴藏在历史背面的根源。
    
    2005。7。2。贵阳
    
    倾诉乡土话贵州(之二)
    
    康成
    
    说起贵州的政治历史与社会的动荡不安,自然要深究黔人在历史上造反作乱,而远古的情况与近代有着性质的不同,例如说在汉代,我们不能认为黔境上的“古夜郎国”是中国的“民族判乱力量”,它的历史地位应该等同于当时的安南和高丽,是一个有行政垂直力量的附属国家,管理着黔西南的广大疆域。至于说他们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从战乱走向臣服,一直到国家形式的最后消亡,这种结果远不是由我们的个人意志所能左右的,我们显然也不能依据今天的现实就否定过去的历史存在,如果要以今天的政治标准来划定历史上贵州的哪些民族反抗是具有“民族正义性质”的、我们肯定会觉得非常困难。因此,就我个人的看法,以明、清两代的历史作为一个起点会更具有代表性与说服力:
    
    第一,强盛时代的汉民族政治力量。明王朝的崛起是汉民族遭受了蒙古人150多年的外来统治之后,由汉民族在政治与军事上的不懈反抗、并从根本上否定了异族统治,进而建立和恢复起一个完整汉主权国家,直白的说就是汉民族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历史以往的政治力量序列进行了重新的洗牌”。在这种情况下,到底是由于外来入侵力量消灭了中国疆域上的这些弱小民族国家?还是汉民族在收复失土的过程中连带扫平了这些弱小民族国家?似乎谁也扯不清楚。但有一点是极其重要的,在那种境况下各方政治力量更趋同于认定现实的格局。所以,不管是被明王朝收复的也好、还是被入侵的也罢,只要在资格主体上认同这个主权国家,此后再发生类似的武力抵抗,面对法理和道德来讲必然就属于“造反”、“暴乱”的性质;
    
    第二,利益的对抗与精神价值的对抗。朱元璋政权的根本民族属性是代表了汉民族的统治利益,他的政治军事战争与扩张目的无疑是为了稳定中国传统的历史疆土,尽管这些策略和手段会损害周边少数民族的利益、会引起边疆形势的动荡与武力对抗,但就民族之间的历史关系来讲,汉民族作为几千年中华文明的思想主流,其一贯对于社会的引导价值作用在各个少数民族中间是有不可颠覆的认同的,而“反抗”或“起义”的目的不外乎是为了利益分割的不平衡,一旦中央政府在属地统治利益上满足了他们的诉求底线,这种对立事态很快就能得到平息。这就是中央集权国家的“内乱”特色;
    
    第三,不可被忽视的地方独立权利。大明朝之所以会在其统治中国的政治时代,将贵州单列为一级行政区划单位,显然与那一个时期的少数民族频繁起义、反抗有关联:明洪武初年,(公元1377--1385年),有吴勉领导的侗族起义。明正统八年(公元1446年),有哈冬狗领导的布依族农民起义。明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有韦同烈领导的苗族起义。明正泰十三年,(公元1518年),有阿向领导的苗族起义。虽然这些起义的规模构不成较大的形势威慑、也没有相应的政治影响力,但却从另一个方面严重危害了地方的治安与稳定,这种动荡势力的盘剧竟然在几十年间频频出现、有的还盘据地方长达十余年,不可能不成为地方和中央的心头之患,“镇压”与“进摷”已是在所难免,而在这样的时候确立一个地方政府的领导地位就显得何其的重要,与其说这种结果是由于少数民族兄弟的反抗,还不如说是中央政府为了解决自身统治利益的需要;
    
    第四,两种不同的执政意义。满清的情况与明王朝在政治性质上有根本的不同,虽然他们各自都代表过中国的“中央政府”,可两种统治的民族属性应有着严格的意义划分。从政治上讲,满清是中国历史的外来入侵力量,他们首先是用军事扩张手段、用武力征服了汉人,并将代表汉人利益的明朝政府打倒,进而将汉国家的疆土纳入了自己的版图,使汉人变为沦丧了国土的“亡国奴”,因而在理论上讲不可能合法继承明王朝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地位;
    第五,被毁灭考验的民族忠诚信心。明王朝尽管在被入侵的军事战争中倒塌,但作为一个实际存在的权力政府并没有就此被消灭。从1644年李志成攻占北京算起,明王朝一直是在“内寇祸乱”与“外敌入侵”的双重夹击下不断往南退却,甚至有史学家考证:“南明王朝”自清顺治十五年底(公元1673年初)逃亡缅甸之后,直到了1836年才正式灭亡。在这将近200年的时间里面,明王朝曾在不断的调度官员、组织军队进行抵抗,并对南方及西南的某些地区行使过节制,这其中就包括了贵州的安龙、兴义一带,也就是说,贵州在接受“满清中央政府领导”的进程上,有可能比中国的其他省份晚了许多年,在认同“这个中央”和“那个中央”的问题上几经周折。但从汉人的精神思想深处来说,只要明王朝这个破败的“汉人政府”存在一天,他们就有可能在政治上认同一天,只可惜它今天早已不复存在……这种“怀念情结”更类似今天大陆的某些人对待“中华民国”与国民党,半个多世纪回过头来还有人欣喜若狂的点头认帐,难道我们就敢贸然断言“中华民国”已经灭亡?事实上这根本就有点不可理喻的荒唐;
    
    第六,两类不同性质的政治反抗。满清时期的贵州少数民族起义、反抗的政治意义与历史的以往有根本的不同,少数民族要对抗的显然不仅仅是一个被满人代替了的“国家中央”,而且是与自己毫无文化政治联系的“民族异帮”,尽管说任何民族形式的专制统治都不会比汉人专制有两样,但承认满人对汉人的主流地位代替也不是轻而易举,这让少数民族的反抗性质同属到汉人的政治立场上。最惨烈的情况还不在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共同抵抗,而在于汉人对少数民族的无情出卖,当大量的汉人在沦为了“亡国奴”的同时,又“认贼做父”般的甘为满清朝庭的马前卒,担当起镇压少数民族反抗的政治凶手,使得清朝政府对贵州的统治时期,各个少数民族的起义、反抗是愈演愈烈。其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为:清咸丰八年至同治七年(公元1858--1868年),由潘杰明领导的苗族起义。清咸丰六年至同治十一年(公元1865--1872年),由张秀眉领导的苗族起义。这两次声势浩大的起义都在清庭的镇压下毁灭,均留下了满人的残酷和汉人的歹毒,这是汉民族在与贵州2500年的接触历史上最为耻辱的一页。
    
    实际上作为汉民族的历史后裔,我们对贵州所产生的乡土感情和主人意识,完全是建立在对贵州原著民历史的侮辱和强奸之上的,不管我们今天是不是在有意无意的去回避这些历史事实,都无从改变我们耻于以“历史入侵者”的面目来承受这种精神伤痛,而尽管这样的伤痛在表面上早已为我们内心的“征服情结”所掩盖,但我们却难以发泄出另一种“被征服的苦楚”,比较于我们能够固守下来的精神文化价值而言,我们确实要感谢这块在世人眼中的“不毛之地”,毕竟我们现有的生命是得益于这方水土的养育,正如我们在谚语中所说的那样: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话真正的意思是想指明不同文化地域背后的“根”,即使我们的汉民族祖先曾经用武力和霸权占据了贵州这块“苗夷的领地”,并使我们在这土地上与少数民族同被外来民族入侵蹂躏,而经过了这千百年的繁衍与哺育,想来我们更加有理由去背负这一遍疆域的历史文化贯性,以一个“现代贵州人”的文化价值理念来诠释汉民族的不屈精神。
    
    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就颐养了少数民族的“精神根本”,毕竟汉民族的思想文化精神总是顽强的耕植在方块象形文字和孔孟之道的“仁义礼教”土壤中,虽经繁荣与昌盛、屡遭衰败和损毁,到今天为止我们也还得用它诠释过去和未来、用它诘问专制对生命的残害。而对于一个汉民族的后裔来讲,这种文化价值归属是不可以被挣脱的,我们甚至可以篡改历史、假借神灵、盗用广众的名义,但却无法用另一种语言和文化价值来把这种邪恶嬗变成美丽,这就好比我们永远不可以用满文写书去骂多尔滚,这一来是满人根本就读不懂满文,二来还让我们在忘乎所以之下丢弃了汉民族精神思想的“根”,所以,声讨这些与汉人有深仇大恨的敌人,历来就应该用美国普通话,保管奏效得很!
    
    而站在对历史的缅怀立场上,我们要讲述的贵州历史并不是独立在中国历史之外的异帮历史,而是“汉民族被征服驱赶的流落历史”和“汉民族对弱小民族的侵略扩张历史”,尤其从汉民族被欺压、侮辱的历史过程来看,我们所遭受的苦难与不幸同样是惨绝人寰,但回朔历史的风雨记忆,我们同样有不屈与抵抗、一样有流血与光荣,尽管300余年之后我们依然是“亡国奴”,而我们的精神梦想永远也不会灭亡!这样的不屈力量是汉民族以外所不能解读,就犹如是我们现在无法去理解虔诚的穆斯林一样。所以,牢记历史仇恨同样是我们的政治关注,更要对一切出卖汉民族利益的无耻政治制度、窃国小丑,进行历史道义的政治清算。
    
    2005。5。7。贵阳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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